保护方言

方言的保护 [摘 要]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今天,方言虽然表面上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而实际上很多方言却濒临消亡。方言和普通话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具有自身的价值。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要给予方言一定的话语空间,实现方言与普通话协调的共存与发展。 [关键词]普通话、方言、现状、价值、保护措施 [正 文]

一 方言形成的原因 方言，英文dialect，是语言的变体。一些语言学者认为，所谓“方言”和“语言”的区别基本上是任意的，遭到其他很多语言学者激烈反对，并提出种种不同的判断标准予以佐证，这些不同的判断标准又常常会产生不一致的结论。一般来说，所有的方言实际上都可以被称作或视作语言。但方言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缺少适当的书面语，并且，语言未达到准确描述的程度；语言使用者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 就拿我们汉语的方言来说。汉语方言是汉民族语言的地域性变体。汉语方言的内部发展规律服从于全民族共同语，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方言的特征，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作为汉语的不同方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分布在不同地域；是古代汉语的发展结果。汉语方言与汉语的关系是个别同一般的关系。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密切联系汉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才能了解汉语方言形成以及发展的详细过程。 汉语方言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 社会原因 （一）人口的迁徙 原来居住在同一地方、使用同一语言的人，由于战乱、垦荒、戍边等原因向其他地方迁徙，是方言形成的主要原因。 汉语方言就是历史上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人向四周迁徙形成的。 在远古时期，汉语是在比今天小得多的范围内使用。当时汉族居住的中心是黄河流域陕西、山西、河南一带，周围是使用非汉语的其他民族，这些民族主要有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到了周朝，汉语显然已扩散到边远的地区了。以后的几个世纪，说汉语的人一直向外扩展，渐渐分布到了今天这样广阔的地域。 汉族历史上有三次重要的人口迁徙。首先是北人南下，其次是东人西徙，最后是中心区向边疆移动。 先说北人南下。北方汉族向南的大迁徙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西晋末年至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陷入兵荒马乱之中。黄河中下游一带的汉族人开始扶老携幼纷纷向南迁徙。他们渡过淮河、长江，来到江西中部一带。第二次是唐代末年至五代十国时期，黄巢起义的战火迫使河南西南部、安徽南部以及南迁江西的移民继续往南迁移，到达福建西部及江西南部一带。第三次是宋末元初，蒙古元人挥戈南下，北方人再一次向南迁徙。这次南下的人进入福建、广东、广西，甚至有人渡海来到海南岛、台湾。这三次主要是北人南下，把汉语带到了南方原来使用非汉语的地区。 再说东人西徙和中心区向边疆移动。明清两代，东部的人向西部的四川、湖 南、湖北、云南等地迁徙；山东东部（胶东半岛）和河北的人向东三省迁徙（即闯关东），山西和陕西人向内蒙古迁徙（即走西口）。 由于汉族这几次大迁徙，汉语就从原来只使用于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一种语言变为今天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语言。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汉语方言就此形成了。 （二）民族的接触 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也会导致产生方言差异。 汉族在迁徙到新居住地之后，与原住民族相互接触，导致语言的接触。语言接触最常见的是词语的借用。 例如，壮侗语言称“屋”或“家”为“栏”[ran2]。作为壮侗民族传统房屋的栏，是用竖立的木桩构成底架，建成高出地面的一种房屋，屋内住人，屋下的空间养家畜。这种形式的房子被称为干栏式建筑。 在现代汉语的南方方言中，虽然没有把人住的房屋称为“栏”的，但牲畜的住处仍然沿用称为“栏”，如“牛栏”、“猪栏”。 又如，现代有些壮侗语言把集市称为“墟”，现代的粤语还是把集市称为“墟”的。东北话把面包叫做“裂巴”，这是从俄语中借来的。 二、语言自身的原因 汉族带到新居住地的汉语，在各地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也是造成汉语方言差异的重要原因。官话在学术里就叫官话方言，也分了很多种，中国自古以来疆域就大，而且古人往来之间并不象现在这样方便，所以基本上各地都以自己当地语言为交流语言，这种语言是随着历史变迁、地理环境等因素行成的，并没有完全统一的一个标准，现在的八大方言形成是因为使用这些方言语言的人相对形成区域，某区域内的大部分人都使用这种语言交流，就形成了现在的八大方言，但如果细究，就同一方言区域，各区县语言都可能不一样，这就是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以方言没有人规定，只是大家习惯约定俗成的语言。官话是因为各地区之间需要交流，大部分人都能听懂的语言就逐渐成为了大家共同使用的语言——官话。一般来说官话都是统治者所在区域的语言。比如现在为什么国际通用英语，就是因为英国的殖民主义时期形成的，汉语开始热，是因为中国逐渐开始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重要力量。所以，是先有方言，后有官话的。

二 方言面临的危机 如今的濒危方言早已经不局限于使用人数少的语种,而是已经扩展至全部汉语方言。城市规模越大,方言受到的冲击越大。其中以上海话和杭州话表现的最为明显。 (一)方言濒危的第一表现,就是语言环境的极度收缩。近几十年来,由于地方戏曲的走下坡路,影视事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语言规范化方针的贯彻,方言最先退出的是文化生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方言区的人交往愈来愈多。加以政治宣传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方言正逐渐退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家庭生活成了方言最后的活动空间,甚至有些青少年掌握不好方言,将普通话也带进了家庭,方言已经带有残存性质了。 表面上看,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说上海话,而实际上,使用上海话的范围越来越窄。任何来自书面或者媒体的信息,都要用普通话表达。上海话只能用在几乎没有文化层次的吃饭、睡觉之类日常生活狭小的范围内。上海话正在走向名存实亡的不归路,长此以往,将会 造成上海方言的词汇日趋贫乏。专门研究上海方言的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举出了佐证,根据他的统计,上海话中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话中没有的单音动词,其中有74个词在现今大学生一代中已消失不再用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闽南话、粤语,以及其他几乎每一个应用方言的环境。 (二)第二个困境是年轻一代的疏离。越来越多的年轻的上海人,他们的普通话已说得相当纯熟,纯熟到日常口语中普通话的比例已占到二分之一左右,他们可以把普通话和上海话说得一样流利,甚至更流利。他们在学校里无论上课下课,是回答提问还是同学间交谈、打闹,基本上说的是普通话。只有回到家里,才用上海话,这个上海话也不纯粹。普通话的影响,已在今天的上海话中潜移默化的显露出来。例如今天的青年将“为什么这样”说成“为啥格样子”,而不是说“为啥迭能”,并且将“为”念作去声,而不是像以前的上海话那样念成阳平。 很多小孩子已不会说上海话。就拿最简单的“我”来说,很多人吐字不准,变成了“吾”或“窝”;在一个连贯的句子中,常常上海话夹杂着普通话;一些沪语俚语年轻人根本听不懂,如“鸭屎臭”“到铁板新村去”等。事实上,年轻一代使用普通话的熟练程度早已超出方言。 不仅仅上海话正在被遗忘、异化,这种语言要素的流失还殃及了地方文化。专家指出,沪剧、昆曲、评弹说书等原来在江浙一带广为盛行的地方曲剧,越来越边缘化;就连曾一度被全国人誉为海派特色的上海滑稽戏,也正在逐渐丧失它的文化地位,甚至与年轻一代“绝缘”。

四、方言消失的原因 方言之所以出现上述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政策。①当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的方言译制片在全国热播时,国家广电总局针对这种用方言配音的境外动画片的播出日渐增长的趋势,出台了《广电总局关于加强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管理的通知》,以“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为由,紧急叫停了这种方言版本动画片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播出。②针对有些官员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使用方言,教育部有关官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样做影响不好,将和有关部门进行磋商,提出要求让官员说方言不要出镜”。 方言译制片叫停与说方言的官员不得出镜接受媒体采访让方言似乎成了“过街老鼠”。 第二,社会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这使得普通话成为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集中了从全国各地涌入的人群,普通话就变成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主要语言,方言的使用场合越来越小,语言环境极度收缩。 第三,思想观念。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普通话意识已深入人心,人们往往按照普通话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的方言。特别是年轻人,在思想上排斥自身的方言,认为自己的方言很“土”,从而不愿意说方言。有些年轻的父母有了孩子之后,就一直用普通话和他们进行交流,这使得这些小孩子根本不会说方言。

四、方言的重要作用 (一)方言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多元性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而这些特有的地域文化都是以方言为载体的。在这些地域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楚文化,楚文化的代表作品《楚辞》就是用楚地方言写成的,“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中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惯等,都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 此外,富有代表性 的还有客家文化。客家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古时候由中原迁到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后,由于与原居住地长期分隔,他们的语言逐渐发生变化,但却彼此互通,这就是客家话。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就是以客家话为载体而存在并不断发展着的。方言代表的是文化的多样性。方言消亡了,表面上看来是无所谓,对民族文化的沟通不会有影响,甚至这种沟通会越来越顺畅。但是一旦方言丢了,一个具备特点的文化载体就消亡了,这牵涉到文化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的消失,跟物种灭亡一样,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二)方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 中国是一个曲艺之乡,有很多的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戏曲有京剧、越剧、楚剧、汉剧、黄梅戏、粤剧等,说唱艺术有东北的二人转、陕西的秦腔、苏州的评弹等。其实不管说唱艺术也好,还是地方戏曲也好,它们都是方言的一种延伸。如果没有这么丰富的方言,我们很难想象中国有这么丰富的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 地方戏曲,由于受到独特的方言的限制,使得不掌握这种方言的人无法独立从事这一剧种的剧本创作。同时戏曲在几十年前的中国曾独步一时,培养出一大批发烧友。由于在正统传媒和文化教育中一味的杜绝方言,事实上就是在一刀切断戏曲传播的血脉,使之萎缩并最终走向衰亡。这一点无论是从戏剧作为“土特产”,还是从生产者的角度———它的消费群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作为雅剧的昆曲的发展和衰亡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过度规范化和统一化带来的萎缩,昆曲由于经过文人介入,给它带来了很多繁琐的条条框框,同时它的背后依托脱离了方言,使用一种所谓中州韵来押韵,最后沦为少数文人的游戏,不断衰落,虽然清朝一些文人企图复兴,已无回天之力。 另外,中国很多传统文化名著也是用方言写成的。据研究,中国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和《水浒传》就是用方言写成的。 (三)方言是普通话的源泉方言是最贴近生活的,语言中最鲜活的成分还是蕴涵在方言当中。普通话中很多鲜活的词汇来自于方言,没有方言,普通话也就不复存在。 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敬文东就说,四川方言天生的能力是,不用我们费力,就能把我们领进锣鼓喧天、锅碗瓢盆、家长里短的沸腾生活,那是茶馆与火锅代表着的人间事件。胡适明确地把中国的语言分成三等,方言土语是最自然的语言。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在《〈吴歌甲集〉序》中,胡适又说:“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诗集里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是用硖石的土话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学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尝试。.……凡懂得吴语的,都可以领略这诗里的神气。这是真正的白话,这是真正活的语言。”老舍之所以能将老北京的百姓生活写的活灵活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完美地运用了北京方言。 正是因此,过去很多方言词汇,如大排挡、便当、银楼、写字楼、垃圾等正不断地进入普通话之中,为普通话增添了不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