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民：中国近现代建筑教育名师

高福民：中国近现代建筑教育名师杰出的建筑教育先驱柳士英柳士英（1893-1973），又名飞雄，江苏苏州人。

童年家境贫寒，就读于地方善堂附设小学。

光绪三十三年（1901）考入公费的南京江南陆军学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其兄柳伯英受同盟会派遣，领导了苏州光复。

柳士英也返回故乡，组织革命新军，担任北伐先锋营营长，参加会攻南京之役。

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兄逃往日本，于1914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预科一年后升入本科。

“五四”运动前以满腔爱国热情积极响应，参加留日学生回国请愿代表团，主办《救国日报》。

国共合作北伐时，其兄柳伯英与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汪伯乐因秘密组织策划事泄，惨遭军阀孙传芳杀害。

柳士英义愤填膺，在北伐胜利及1926年苏州各界追悼柳伯英烈士大会上高呼：“柳伯英没有死，他回来了，他还要为苏州民众做事！”柳士英1920年从日本毕业归国回到上海。

1922年与留日同学、挚友刘敦桢、王克生、朱士圭诸先生创办“华海建筑事务所”（一说“华海公司建筑部”），为我国建筑师早期在上海创办的建筑事务所之一，任设计部主任。

参与的第一个设计工程是一个规模很大、全套美国进口设备的现代工业——杭州武林造纸厂，30岁的柳士英从一开始就显露了他的建筑设计才华。

1923年受其兄柳伯英（曾在上海、苏州开办体育学校）积极主张兴办教育的影响，回到故乡，参加了著名的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创办建筑科，担任科主任、教授，并邀请刘敦桢、朱士圭诸先生共同办学，开创我国现代建筑教育之先河。

1927年，苏州筹备建市，柳士英被委任为苏州市政工程筹备处总工程师，并首任苏州市工务局局长。

在任期间主持苏州市城市建设与规划，近现代苏州第一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城市规划《苏州工务计划设想》于1927年底诞生。

制定三横三竖六大干道和外围循环线，整理拓宽旧城街道，修复城内三横四纵河道系统，开辟金门、平门，修筑城市中心通往火车站、通往虎丘风景区的交通大道，为苏州市现代城市建设奠定基础。

柳士英回忆道：“凡市区的勘测、工程的视察、计划的拟定、民情的调查，我都日夜不倦地工作着，我是将此作为我终生可以尽瘁的地方事业。

”1928年苏州建市，1930年撤市，与吴县合并，此计划夭折，但以后苏州城市建设许多方案的实施多可在其中找到雏形。

这是柳士英对故乡苏州建设的贡献。

1934年，由刘敦桢力荐，柳士英应邀赴湖南大学，任湖南大学土木系教授，在湖大创设建筑组，开创了湖南建筑教育。

并先后兼任长沙楚怡工业学校、长沙高等工业学校、长沙公输学校教授、长沙迪新土木建筑公司总建筑师、湖南克强学院建筑系主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大学土木系主任，创办建筑学专业，应当时国家建筑急需人才，又创办建筑专科和土木专科。

1952年受命筹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任筹委会主任，一年后任中南土木建筑学院院长。

1958年后，先后任湖南工学院院长、湖南大学副校长、高教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62年担任导师，为新中国培养建筑学研究生最早的导师之一。

曾著有《西洋建筑史》、《五柱规范》、《建筑营造学》、《建筑制图规范》等教材。

设计作品有湖南大学校园规划和大礼堂、图书馆、工程馆，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校园规划及建筑设计，以及一批现代工厂、医院等。

其设计作品体现了他执着追求的精神，体现了他的品格和文化素养，有一种清新雅朴、融汇中西的内涵，具有鲜明个性和时代性。

如湖大校址位于著名的岳麓书院原址，经柳士英、刘敦桢等设计，有“山灵虽奇，得人文而显”之盛誉。

新中国建立后，柳士英于195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民革中央委员和湖南省委员，并历任湖南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1年筹建湖南省土木建筑学会，首任理事长。

1973年病逝于湖南长沙湖南大学，终年80岁。

与梁思成并称为“北梁南刘”的刘敦桢在中国建筑学界的开山宗师中，梁思成、刘敦桢是典型代表，二位先生不仅分别是东北大学建筑系和苏工专建筑科的创始人之一，而且都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开拓者，中国古代建筑科学研究的先驱者，中国现代建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据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刘敦桢问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应该从何处入手？”梁思成没有马上回答，顺手从桌上拿了一张纸，写了两个字，刘敦桢也拿起一张纸写了两个字，当两个人把各自手上的字亮出来，竟发现不约而同地都写了“材契”二字。

意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应特别注意研究它的用材规范。

刘敦桢（1897-1968年），字士能，湖南省新宁县人。

父亲在清末一度任江苏东台县令。

刘敦桢在1913年刚满16岁时考取了赴日本的公费留学，1916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机械科，次年转入建筑科。

1921年毕业后回到上海，不久与同窗柳士英等在法租界霞飞路创办了第一所完全由中国人经营的华海建筑师事务所。

1923年9月，又与柳士英、朱士圭等共创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培养当时建筑业急需的技术人才。

1925年6月一度回长沙在湖南大学（时名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任教并设计项目，次年重返苏州。

刘敦桢在苏工专有极好的口碑，他的授课，有令听者“神驰内外，心旷神怡”的美誉。

据后来的校长邓邦逖回忆：刘先生的课余时间全部用在读书上，每次讲授中、外建筑史前，总要细细备课，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力求完美。

他与执苏州“香山帮”工师牛耳的姚承祖老先生结为“忘年交”，经常偕同踏访苏州的古建、园林、老宅，相互析疑辩难，切磋研讨。

1927年底，他率苏工专建筑科部分教师、全体学生去南京，从此揭开了中央大学建筑教育新的一页。

1928年刘敦桢发表了首篇研讨中国古建筑的论文《佛教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1931年他翻译了日本学者《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二文，并作了大量订正及补充，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一期，其精辟论述引起了中国营造学社社长、上世纪最早的中国古建筑专家朱启钤的极大关注。

于是，他应邀前往北平参加中国营造学社的专门研究工作。

他任学社的文献主任，梁思成任法式主任，从此两人通力合作，携手并进。

1932年9月至1937年7月的五年中，他与梁思成等人用科学方法对北平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等省大量的古建筑尽心“法式”（形制、结构、材料和工艺技术的考证、测绘）。

发表了总量达50万字的30余篇论著。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社从北平南迁昆明和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写出有关云南、四川、西康等古建筑的调查报告等共10篇、20余万字。

揭示了中国古建筑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广泛进行宣传，唤起了社会对古建筑的重视，提出了对古建筑的保护要保持其历史原貌，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临近的环境，对古建筑的维修要“整旧如旧”等观点。

由此，为中国古代建筑这一新开拓的学术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3年刘敦桢应中央大学之聘，离开李庄，来到重庆沙坪坝，再度走上讲台。

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深入研究的成果使他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因此被誉为“沙坪坝黄金时代”。

这时期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我国建筑教学、工程和科研领域中的精英。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

至1949年他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系主任、工学院院长。

他在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建系方针为：综合欧美和日本等国建筑学专业之所长，培养以建筑设计为主，加强建筑结构和建筑营造等工程知识，使其成为既具有广泛的科学知识和较好的设计与表现能力，又能解决我国建筑业实际问题的建筑师。

新中国诞生后，刘敦桢先后任南京大学和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系主任，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主任、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兼南京分室主任。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展了对全国重点地区的民居调查，其研究成果《中国住宅概说》，之后转向古典园林，选定苏州为重点，此两项工作很快在全国推广，成为全国性建筑科研的高潮。

其专著《苏州古典园林》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园林的经典著作。

《苏州古典园林》中的许多文字和绘图他都经过反复检查和修改，凡是不符合高质量、高标准的就不能通过而且必须返工。

即使从事具体工作的当事者内心一万个不愿意也不行，因为这是从工作出发，对事不对人，不能讲任何情面。

后来事实证明，严格的要求和审核，造就了该书的极高质量，其水平在同类书中至今尚无出其右者。

1960年南京市政府任命他主持瞻园（明中山王徐达府园）的修缮和扩建，他运用了苏州园林研究的成果，取得了圆满成功。

1959年起，参加了对中国古代、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尤其是所主持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为国内外学术界提供了当时资料最为详实、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

他1955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学部委员和一级教授。

195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又先后选为南京市、江苏省和全国人大代表。

“文革”中被污以“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1968年5月1日卧床不起而逝世，享年71岁。

他把毕生精力和生命都贡献给了我国建筑教育、科研和工程事业。

他毕生创作的有关古建筑论述与专著以及建筑工程设计等，共一百三十余项，现编辑为《刘敦桢全集》十卷。

姚承祖与《营造法原》北宋时期编撰的《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官方名义刊行的最为系统、完整的建筑规范典籍。

主持编修的是李诫，字明仲，元佑七年（1092）任将作监（负责朝廷的建筑工程的机构）主簿，历任监丞、少监，升为监。

在建筑规划、设计以及建筑施工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当时著名的建筑专家。

李明仲广阅前人典籍，“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元符三年（1100）成书。

”书成后，进呈宋徽宗，宋崇兴二年（1103）经御审后“敕令公诸于世”。

宋徽宗御笔绘制的一幅典雅庄重的《瑞鹤图》，描绘京城汴梁（开封）宣德门房顶上飞翔的仙鹤，由此可看出宋代宫殿的构制宏丽，气象辉煌。

而《营造法原》，仅一字之别，是800余年后清末民初苏州民间香山帮名师姚承祖的著作。

据后来增编此书的南京工学院著名建筑学教授张至刚（镛森）于1956年出版序言中介绍：姚承祖二十年代在苏工专执教授课时，根据家藏秘笈和图册，编绘讲稿，1929年年已63岁的他，委托已调往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科的古建筑专家刘敦桢帮助整理成书稿。

刘敦桢于1932年将书稿推荐给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亲自校阅，但由于书中所用术语与北京官式建筑不同，其它图说难解之处也多，想进行商榷，改订图释，但靠信札往来不好解决，因此，迁迟数载，没能付印。

之后，因张至刚也是苏州人，苏工专建筑科1926级学生，193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科留校，人地、专业两宜，刘敦桢便将整理《营造法原》之事交给了张先生。

张至刚先生利用课余假期，着手编撰、测绘、摄影，并不断与姚承祖商讨书中有关问题，至1937年夏脱稿。

全书共24章，12余万字，图版52幅，插图71幅。

杀青之后，刘敦桢携稿北上，不幸日寇侵华，营造学社内迁，由滇而川，颠沛流离，且因经费与印刷等关系，仍未能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