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文化分析

62590 电视电影论文 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文化分析

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虽然处处充满了出人意料、匪夷所思的段子，但电影的制作者们（包括周星驰本人在内）显然并非仅仅意在逗乐观众。作为喜剧作品，不仅要逗乐观众，更要打动观众，这就对影片本身的意义和深度提出了要求。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风格运用了后现代式的搞笑片段制造了出人意料的喜剧效果，同时，其影片中深深隐藏着的传统主义因子更赋予了影片可贵的意义。本文的分析主要侧重于演员时代的周氏“无厘头”作品，对其浓厚的后现代主义特质及深藏其下的传统主义因子进行分析。

一、周星驰“无厘头”电影中 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体现 “无厘头”作为公众对周星驰电影风格的一种代表性的评判，其原出自广东佛山等地的一句方言，意思是一个人做事、说话都令人难以理解，无中心，其语言和行为没有明确目的，粗俗随意，乱发牢骚，但并非没有道理。[1] 而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来反映这个时代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2]“无厘头”的表演风格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典型特征有着惊人的吻合。

其一，“无厘头”式的夸张搞笑：后现代主义文化“反理性”特征的体现。

后现代理论家德里达有一句名言，即“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就是说在文本与文字之外没有、也不显示真理，一切仅是游戏而已。[3] 另一理论家詹姆逊也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肤浅和缺乏深度感。[4]

在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中有很多内容都是为了搞笑而搞笑的，大都过于夸张，毫无理性可言。如在《国产零零漆》中，零零漆大腿中枪，阿琴居然用锤子和螺丝刀帮他把子弹“挖”了出来；《九品芝麻官》中包龙星能把死人骂活，把弯曲的钢柱骂直；《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作画的方式、手段、速度，等等。这些大胆得近乎荒唐的桥段完全不符合甚至直接违背了理性原则。 其二，粗话的频繁使用：后现代主义文化“大众性”特征的体现。

詹姆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已不再有高雅与通俗之分，有的只是文化的彻底大众化，文化成为一种大众参与的大众消费品，显示出强烈的大众性。其表现就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往往充斥着大量日常生活中的粗俗语言，甚至在严肃的作品中也出现这种粗俗语词的拼凑现象。[5]

周星驰的电影就经常出现正式电影文本中少有的粗俗骂人的台词，如他最著名的口头禅“靠”，意即“操”，是句不折不扣的脏话。另外，《大话西游Ⅱ》中至尊宝对喋喋不休的唐僧说：“On你妈个头啊！”《鹿鼎记》中韦小宝则跟陈近南说：“要反清复明抢回我们的钱跟女人，是不是，复不复明根本就是脱裤子放屁，关人鸟事呀……”《九品芝麻官》中更是“公你老妈”“阴阳人”“烂屁股”等粗话连篇，不绝于耳。粗话经过这种频繁的随意运用，竟然带上了些许天真无邪的味道，更接近市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反面角色们被骂得狗血淋头无力还击，不但博得观众的开怀一笑，更迎合了观众的心理需求。

其三，拼贴复制的运用：后现代主义文化“断裂性”特征的体现。 “拼贴”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典型的艺术技巧。它是“一种关于观念或意识的自由流动的、由碎片构成的、互不相干的大杂烩似的拼凑物”[6]。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就运用了大量“拼贴”复制技巧来制造新奇的喜剧效果。

如在《唐伯虎点秋香》里，唐伯虎和华夫人本来正在恐吓对方自己的毒药有多厉害，可说着说着竟然对着镜头做起了现代味十足的药品广告。《大内密探零零发》中，最后在揭露事情的真相时，居然复制了当代影视界里颁奖典礼的形式，评出了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主角，还像煞有介事地对“演员的演技”进行了点评。

电影中还有无数对经典电影直接戏仿和近乎粗暴的挪用，比如那段著名的“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其实是拷贝自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原版是：“如果记忆也是一罐罐头的话，我希望它永远都不会过期；如果真的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还有著名的“I服了YOU”以及唐僧改唱的经典英文歌曲Only You等语言方面上的拼贴。它们打乱了事件发生的时空顺序，虽然很出乎观众的意料，但它们既加快了故事情节的推进，又收到了很好的搞笑效果。

总之，周星驰电影的喜剧特点所采用的表现手法某种程度上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相吻合，其被披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外衣也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在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后现代主义”外衣下面，深深隐藏着诸多传统主义的因子。

二、周星驰“无厘头”电影中包含的传统文化因素 其一，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宣扬。首先，在亲情方面对孝道的弘扬。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在周星驰的影片中，只要有父母角色，无论周星驰最初的德行是多么的不堪，品质是多么的恶劣，最终他必然会变成一个孝顺之人。如《百变星君》中他由一个挥霍无度、认钱不认父的纨绔子弟，变成了为保全生父性命而牺牲自己的孝顺儿子；《整蛊专家》中古晶片尾立场的转变也是由于他孝心的发现。其次，在友情方面对道义的宣扬。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中，对道义二字赋予了厚重的价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舍生取义”，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先贤们对道义的看重。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往往是看似荒唐，但却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如在《审死官》中的宋世杰、《九品芝麻官》中的包龙星等起初虽都是见钱眼开、不顾正义，但都很快就幡然醒悟、“浪子回头”。再次，在爱情方面对纯洁爱情的追求与赞美。作为永恒的话题，爱情的主线也一直贯穿于周星驰的电影。其最为人称道的经典爱情电影《大话西游》中，至尊宝先后真心地爱上两个女人，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上天安排姻缘的无奈与对纯美爱情的追求使得他最终只能戴上金刚圈，踏上取经路。最后，大量宣扬“善恶有报”的伦理思想。纵观周星驰的电影，只要有反派人物出现，其结果一定是被主人公狠狠地修理甚至消灭掉，而正面人物一般也都有较好的结局。而且，只要有过必改，也一定有好结果。在后期的《西游降魔篇》里，唐僧以“儿歌三百首”作为“降妖利器”，实质上是用荒诞的手法为“大爱”作了完美的注解。作为喜剧片，这种善恶有报的结局安排能让人比较轻松愉快地接受。 其二，对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这点可在影片对中华武术精神的追求和弘扬中得窥一斑。武术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画卷中厚重而华丽的一笔，而周氏的“无厘头”电影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对武术的弘扬都可谓登峰造极。在形式上，周星驰本人对武术的热爱使得他的作品经常出现武术的影子，如其打斗中经常发出的“啊达”及摸鼻子的动作被许多人解读为其对功夫前辈李小龙的致敬。而《食神》里的烹饪绝技“倚天切、屠龙斩、降龙十八炒、打狗铲、黯然销魂饭”，《武状元苏乞儿》中的“降龙十八掌”，《功夫》中的“蛤蟆功”，《大内密探零零发》中阿发最终练成的“天外飞仙”，全是借用当代武侠名著中的武功套路。在内容上，最为典型的例子要算周星驰自导自演的《功夫》，整个电影落脚点就是武术的精神――“恕道”上。片尾男主角那句“想学啊？我教你”尽显了中华武术精神中的宽恕与原谅，这也正是传统中华武术“仁者无敌”思想观点的继承和发扬。

其三，影片里体现的封建文化因素的残留。囿于篇幅，这里仅就影片对女性角色的传统定位与刻画进行分析。有人评说周星驰的电影中唯一的主角就是他本人，这种女主角的缺失现状其实也正反映了影片对女性附庸角色的定位。周星驰的影片中，女主角无论是美（如《大话西游》中的紫霞仙子、《唐伯虎点秋香》中的秋香、《大内密探零零发》中的妻子等）还是丑（如《食神》中的火鸡姐、《少林足球》的阿梅），她们的共同之处是最终都掩映在男主角的光芒之下，受男主角的庇佑。女性在影片中对男性是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依附，实际上这正是封建思想中男尊女卑观点的延伸。

由此可见，周星驰的电影中其实处处蕴涵着传统文化因子，只不过在喧闹嬉戏的外衣下，人们更多地关注于他所运用的搞笑伎俩，关注于他令人瞠目结舌的叛逆性表演，却忽视了电影中无处不在的传统价值理念的流露和宣扬。

三、两种文化因子的社会功能分析 其一，影片后现代主义文化因子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后现代文本的特征使得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身具疯狂娱乐的功能，它对传统的颠覆能使相反或不同的意见和情绪得到暂时释放，使人们陶醉于颠覆所带来的乐趣中而并不具有真正的颠覆企图。而人们在嬉闹的同时又消耗了这些负面情绪，起到了科塞所讲的“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有利于正常社会秩序的维护。

但另一方面，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中许多内容颓废而放任，语言粗鄙恶俗，经常通过对传统的反叛乃至歪曲以达到搞笑目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与原著大相径庭，甚至丝毫没有关系。如《鹿鼎记》中对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刻画，《唐伯虎点秋香》中对江南四大才子的歪曲等，既违背原著更背离历史，客观上对社会尤其是年轻受众的价值观会产生一定的误导作用，带来负面影响。

其二，影片传统文化因子的社会影响。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中传统文化因子对社会的影响也是有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