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督商办企业模式的制度缺陷与企业制度思想的嬗变

制， 政府官员或官方代理人控制企业， 使他们缺乏投资安全感， 并担心政府抑勒和官僚舞弊 损害自己的切身利益， 对只给予少数大股东参与经营活动的 权限感到不满， 要求切实保护股 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利。企业经营管理者因具体组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对企业营运 中的种种弊端感受更深， 从谋求企业自 身发展的愿望出发， 他们也希望合理限定政府在企业 中的 权力范围， 要求政府不要干预企业的 微观经济活动， 并希望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为企业 发展创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 要求政府合理分润企业盈利， 以利企业的长远发展。思想精英们 大都有接触西学、 亲身游历考察西方的经历， 他们或者以在野之身， 或者以幕僚之身， 畅言企 业制度改革问题， 深刻揭示官督商办企业模式的弊端， 批评洋务官员的政策导向， 大力宣传 介绍西方企业制度， 要求进行社会政治改良 或法律建设， 为企业制度的变革和完善奠定基 础。 甚至清廷中央政府也迫于中外形势巨变的压力， 也不得不对官督商办企业体制进行变 革， 午战后大力推行原有官办、 在甲 官督商办企业的招商承办， 从而推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自
鸦片战争以 林则徐主张银矿民营， 后， 借助清代长途贩运贸易中的“ 朋资” 资本筹集形 式， 在官方督率之下开发矿产。同时期的魏源介绍了西方的公司制度， 粗略地比 较了其筹资 和分配方式与“ 散商” 别。 的区 魏源还主张民办采矿业和机器工业， 发挥民间投资者的积极 性。近代思想家开始思考学习西方发展新式工矿、 交通等企业时， 就表现出以政府为主导还 是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导两种不同的路径。 在洋务企业出现之前， 晚清民间社会就开始了零星的创办资本主义企业的活动， 这些活 动无疑为晚清企业制度思想的擅变奠定了实践基础。诚如汪敬虞先生所言: “ 在中国资本 主义现代企业产生阶段的舞台上， 主角好像是发动所谓洋务运动的洋务派官僚， 实际上， 如 果追溯它的最先尝试者， 那就轮不到洋务派官僚， 而是在洋务派官僚集团形成以前即已在通
[ 关健词」 官督商办;制度异端;企业制 度思想;企业实 戏活动
【 中图分类号」 256. 1 K 「 文献标识A l A
晚清企业制度思想的擅替， 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 思想主张与制度实践之间相互 激荡， 形成其演化更新的独特历史轨迹。本文将对官督商办企业模式的实践活动与晚清企 业制度思想演变的相互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商口 露头 岸崭 角的、 有资 带 本主义 倾向 商人。川西方在 的 ” 华新式企业的 经营活动， 吸引了
洋行买办和买办商人， 通过附股西方在华新式企业， 这批新式商人积累了投资自 办企业所需 的巨额资本和新式企业的管理经验。不过， 新式商人的这类自办企业实践活动一方面受到
。【 收稿日 2005 - 01 一 期1 巧 [ 作者简介」 产亚明( 1965 一 ， ) 湖北汉川人， 韩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剐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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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来讨论企业制度安排问题， 其中的主线是如何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合理的权利界限。 如果政府在企业中有股份或有借款， 那么政府应通过什么方式来保证自己作为股东或债权
人的利益;如果企业中没有政府提供的资金， 政府是否有权利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
动， 政府应通过何种方式保证对企业的宏观监控;纯粹由民间投资兴办的企业是否就在体制 上能完全避免官权干预企业的弊端， 对商办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尤其是损害国家全面利 益的问题， 政府如何采取相应政策进行干预。 楼诸史实可以看出， 与官督商办企业相关的各个社会群体， 随着这一企业制度模式实践 活动的展开， 都开始对之感到不满。商人投资者抱怨 自己参与经营管理活动的权利受到限
重企业 自 身的发展和民间投资者的合理收益。他们希望保持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面控
制， 不愿意为私营工商业活动让渡自由发展的空间， 鄙视民间投资者的求利活动， 更惧怕经 济上的自由观念会衍生出政治上的民权、 民主意识， 由此动摇其统治权威的合法性。因此，
制定企业制度模式时， 他们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的轨范， 不可能逸出主流政治意识及经济观 念之外。相反， 他们会改变移植而来的西方制度模式， 使之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 这就
西方商人在华洋行的盈利状况， 加之洋行在中国经商贸易享有种种特权， 买办商人等在丰厚 利润的引诱下， 或附股洋行企业、 或诡寄经营， 藉此托庇洋商， 买办化商人和洋行商人相互结
合， 避 ， “ 华商 捐”“ 洋行图 [z1。 商 所以 创造出 股 利” 买办 人之 能 附 经营、 经营 类非 式 诡寄 这 正
定的。官办军事企业因 其国防军事的重要性， 及防范人民危及统治， 以 采取了政府严密控制 的直接经营方式， 此举显然与历朝封建统治者害怕人民揭竿而起的政治心理一脉相承。民
用企业采取官督商办股份制组织形式， 是为了 对业已 大量出 华商附股和诡寄洋行行为 现的
予以控驭， 在接受和规范新式商人的投资行为的同时， 将其纳人政府的监控之下。可以说， 华商附股及诡寄洋行的企业经营实践活动， 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晚清新式企业制度的产生。 在西方公司企业制度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资本主义原 始积累时期的公司是特许贸易公司， 是以承担某些义务换取政府特许状成立起来的。特许 贸易公司聚敛财富的示范效应， 使公司数量迅速增长。在役有获得特许状的情况下， 商人们 开始模仿特许贸易公司的组织形式， 通过发行股票吸引投资者， 组建合股公司， 其股票可以 自由 转让， 股东只负有限责任， 公司由 被股东集体授权的经理人员来经营。 尽管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 合股公司仍被视为合伙制企业， 但由于其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具备制度上的 若干优势， 而得到投资者的 认可和欢迎， 最终各国政府通过立法赋予合股公司以法人地位， 公 司的设立由特许主义转向准则主义。政府确认合股公司的法人地位， 通过立法来规范公司制 度， 无疑离不开长期公司实践活动经验的积累， 如此才可能将商事习惯上升为法律规范。 在洋务官员筹组轮船招商局、 设计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模式的过程中， 买办商人的作用 并不比 洋务官员逊色， 轮船招商局创办过程本身就证明了 这一点。只是在唐廷枢、 徐润等人 进人招商局后， 制订了切合买办商人附股经营习惯的招商政策， 轮船招商局才能招致买办商 人的资本， 顺利投人运营。但洋务派参与并主导新式企业的创建活动， 必然要贯彻其政治利 益， 他们可以凭借其政治特权满足其对新制度安排的需求， 而无需通过国家立法加以硬性约 束。而且， 传统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等都为其在新的企业制度中申张官权提供了合法性支 持， 使之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缺乏独立人格和意志的私营工商业者的认可和赞同。 洋务官员在设计制定新式企业的模式框架时， 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政府以及官僚集团的 利益， 追求利润的动机倒是第二位的， 要服从于富国强兵的目 必然要在企业制度安排中 标， 作出有利于政府控制和官方利益的选择。他们在移植仿效西方新式企业制度时， 一是比较 重视生产技术， 二是看重股份制的筹资功能， 而忽略了组织制度和产权制度， 至于企业管理 制度 面则只能依靠商人的经验或直接搬用衙门行政管理模式。由此可以看出， 股份 西 制企业制度移人本土后， 一开始只能采取官督商办的 式， 让根本不拥有股权的政府能掌握
(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1 期
晚清官督商办企业模式的制度缺陷 与企业制度思想的擅变’
严亚明
( 韩山 师范学院， 广东 潮州， 521041) [摘 要的 绕政府主导的官替商办企
业制度实践活动展开的， 人们对这一模式的创立与运行进行了 反思， 探讨知何革除其制度异端。 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主张更是与其经历的官替商办企业制度实践活动息息相关， 企业实践活动 是推进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不断嫂变的原动力。
意 形 性、 僚 识 态刚 官 政治、 利 集团 益冲突和 社会科学知 局限 ”〕 识的 性。[’ 官督商办企 业制度
模式作为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 亦源于上述各个方面的影响。如洋务官员和清政府当局 追求的是富国， 亦即统治者利益的最大化， 除了经济利益的考虑外， 他们更注重政治利益、 军 事利益;即以经济利益为言， 他们更希望能在短期内 从新式企业中获取大量收益， 而不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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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股企业的约束和压抑， 另一方面又疏离了与政府当局的关系， 未能获得清政府的 合法性认 可， 因此缺乏独立发展的生存空间。
19 世纪60 年代前后， 通商口 岸的 新式商人与洋商合伙经营的现象已十分普遍。由于 清政府对当时民间投资新式企业缺乏政策规定， 有些投资行为在政府禁止之列， 而华人目睹
的制度安排， 是因为此种安排既为其提供了投资谋利的机会， 又能绕开政府的禁令及干预。
通商口 岸的买办商人在缺乏国 家正式经济制度安排的条件下， 与在华洋行企业洋商共同创
造了附股及诡寄企业经营方式， 这是为了抓住获利机会而自 发倡导、 组织和实行的一种制度 安排， 它是由于在清政府现行的经济制度安排下无法满足商人的赢利需求而引起的。 洋务运动时期企业制度模式的选择， 显然是由传统经济政策及当时的企业实践活动决
虽然官督商办企业制度模式称不上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但是， 晚清企业制度思想 主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围绕这一模式的创立、 运行、 反思、 改进和展开的， 举凡官商合办、 官倡商办、 绅领商办、 以及官办及官督商办企业的招商承办等等， 都与之密切相关。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 晚清企业制度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就是由 这一企业模式的实践活动决定的。 从史料文献中可以看出， 晚清人士颇为频繁地使用官办、 商办、 官督商办、 官商合办、 民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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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最终控制权， 这取决于官督商办企业体制的创新者洋务官员的需求。洋务官员制定 的官督商办企业制度模式虽然不是以立法的形式出现， 但它是一种具有政治权威的强制性 制度变迁， 是洋务官员以政府命令的形式引人并实施的， 政府的行为是这种制度安排迅速进 人实践阶段的决定性因素。洋务官员作出这种制度安排是有其内在动力的， 藉此可以增加 政府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 并加强其对新式企业活动的控驭， 一定程度上抑制西方经济 势力的扩张， 并可将新的社会资源纳人其手中， 使其从新式企业中获得最大的效用。 然而， 洋务官员制定的官督商办制度模式并不是一种能有效满足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 在实际操作中并未能充分发挥其“ 商为承办”“ 、官为扶持” 的作用， 而演变为“ 官督商办势如 虎” 的虐政。制度经济学者认为，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