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启蒙教育研究状况

ｌ６　中国史研究动态　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家族”（小功至缌麻同出曾高之祖而不共财）与“宗族”（五服以外共远祖之同姓），因此，本文有关家族史研　究的介绍涵盖了家庭、家族、宗族三个层次。　②１９９０年以前的宋家族研究状况可参考如下文章：王善军《近代古代封建宗族制度研究管窥》（《中国史研究　动态》ｌ９９１年第３期）、王玉波《启动·中断·复兴——中国家族、家庭史研究述评》（《历史研究）￣９９３年第２　期）、徐扬杰《中国家庭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明代启蒙教育研究状况　李成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０１０２）　目前，学术界对明代教育研究颇多，如明代的教育制度、官学教育、书院教育、教育思想等　等，然而这些多是对成人教育的研究，而对启蒙教育的研究却仍然很薄弱。　有关明代启蒙教育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社学和启蒙教材两个方面，对启蒙教育思想也　有少量研究，其他的如在对家庭教育、族学、义学和私学的研究中也稍微涉及到了对明代启蒙　教育的研究。　

有关明代社学的研究　２Ｏ世纪３Ｏ年代前后学者开始关注明代社学问题，并有了最初的一些研究成果。王兰荫　《明代之社学》（《师大月刊）１９３５年２１期；１９３６年２５期）首先对明代社学进行了颇为详细系统　的研究，对明代社学的由来，社学的校园，设立社学的目的，社学的经费，社学的教师、学生以及　社学的教材、教法一一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明代社学的学校总数，社学的管理，社学的校舍、　校产、经费、教师、学生进行了详细的列表统计。盛郎西《明清之社学》（《江苏教育》１９３６年５　卷７期）考察了明清社学的设立、兴废及其在当时的作用。　２Ｏ世纪８Ｏ一９Ｏ年代，对明代社学和社学教育的研究相对多了起来。吕达《元明清三代社　学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６年３期）对元明清三代社学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社学　这种组织是从元代开始建立的，其目的是对广大的农村实施教化，明代更加重视，采取措施使　之巩固和完善，并对社学活动的内容也规定得越来越具体详细。池小芳《明代社学兴衰原因初　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１９９３年２期）探讨了影响明代社学兴衰的几个主要因素，认为各　级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经济因素、学术的影响和小学教育自身的因素等四个方面导致了明代　社学的兴衰。陈宝良《明代的义学与乡学》（《史学月刊》１９９３年３期）利用地方志考察了明代　明代启蒙教育研究状况　１７　义学和乡学的设立及其三种形式，即一是由地方官出资兴办的，二是由乡绅创办的，三是由科　场失意的儒生创设的，并对其作用进行了探讨。池小芳《宋明时期的小学经费管理》（《辽宁教　育学院学报１１９９８年４期）对宋明时期的小学经费管理进行了研究，认为宋明时期的小学经费　管理趋于规范化，其经费的来源不尽相同，宋元时来源于学田，明代除了学田外，商税和租赁房　店也是其主要来源之一。董倩《明代社学述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４期）介绍了明　代社学的建立、兴衰和生员情况、教师的资历以及学校的教材、考课制度，并分析了社学制度对　维护统治的作用。陈时龙《论明代社学性质的渐变与明清小学学制的继承》（《教育史研究》　２０００年３期）、郭丽明《明代初级教育——以社学为中心》（《中兴史学１２００１年４期）以社学为　中心考察了明代的初级教育。林吉玲《明代的府州县学与乡村社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１年５期）则考察了明代府州县学与乡村社学的建立及其目的，并简单介绍了社学的教学　内容，分析了乡村社学兴盛的原因。李绪柏《明清广东的社学》（《学术研究１２００１年３期）探讨　了明清时期广东社学发展的概况及其在建制规模、经费学田、教学内容、教师遴选等方面的特　点及其在广东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和贡献。张羽琼《论明代贵州社学的兴起》（《贵州文史丛刊》　２００４年１期）对贵州的社学进行了研究，考察了贵州地区社学的情况，以及社学对贵州地区社　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关于明清社学是官办还属私立，史学界也在争论。陈剩勇《清代社学与中国古代官办初等　教育体制》（《历史研究）１９９５年６期）认为社学与义学是官学，王日根《社学即官办初等教育说　质疑》（《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６期）则以为明清的社学与义学并不是官学，它们是由官府倡导的，　但并不是由官府来办，特别是社学与义学不像州县学那样在各州县都有较固定的设置，而是显　示出较大的地域差异性，表明这些社学与义学决不是官学。　另外，对于社师也有研究。刘晓东《明代的“社师”与基层社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　心》（《东北师大学报）２ｏｏ４年５期）根据《泰泉乡礼》对明代的”社师”与基层社会的关系进行研　究，认为从《泰泉乡礼》来看，明代的社师主要是由以“生员”阶层为核心的基层士人群体所构　成的。其生计的维系主要来源于“束修”所得，并在相对低下的经济待遇中承担起了“启养蒙　正”的社会基础教育职责。同时，作为基层文化人的代表，社师通过其“导风化俗”的社会活动，　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基层社会生活的管理，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教化与管理职责。　总之，从上世纪３０年代至今，学术界对有关社学的研究比较全面，既有从教育史角度进行　的研究，也有从制度史角度进行的研究；既有对社学的内容和数量的研究，又有对其作用和功　能的探讨。然而，何以会出现社学，为什么会在明代达到鼎盛？它们在明代的兴衰说明了什么　问题？这是教育发展使然，还是另有原因？学术界对此缺乏探讨。　

二、对启蒙教育思想及蒙学教育和私塾教育等的研究　蒙学思想方面主要是对王守仁童蒙教育思想的研究较多，程龙生《试论王守仁的童蒙教育　思想》（《教育探索１２００２年２期）认为王守仁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儿童教育的弊端，主张儿童教　育的内容应该是“歌诗”、“习礼”、“读书”。在教育方法上，王守仁主张采取“栽培涵养”的“诱”、　“导”、“讽”的方法，在教学程序上，则要动静结合，体脑交叉。并提出“随人分限所及”的施教原　１８　中国史研究动态　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则。钟坤杰《顺应性情，鼓舞兴趣——王阳明蒙学教育观》（《云南教育））２０ｏ４年１期）则肯定了　王阳明对儿童的“顺应性情，鼓舞兴趣”的启蒙教育观。他的《中国古代蒙学教育文化散论》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２ｏｏ４年２期）则认为中国古代蒙学教育文化，发端于西周，至秦汉之际　渐成规模，经唐宋时期的发展演进，直到明清时期，经由朱熹、王阳明、李垛等思想家、教育家的　培育，使古代蒙学教育文化从形制到内容都臻于完善，为后世之启蒙教育提供了诸多参考与借　鉴，其中也涉及到了明代的启蒙教育思想。　另外，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书店１９３６年版）以简练的笔墨介绍了明清时期的儿　童教育，叙述了儿童教育的理论、状况及其教材。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编《中国古代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简单介绍了元明时期社学的设立，着重介绍了元明启蒙阶段的教　育内容及其教材。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以一节的　内容介绍了明清的社学、义学和私学教育，介绍了社学、义学和私学的发展，蒙学的教材、教法　及其教师。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则简单扼要地介绍了明代社学　的设立、兴废以及社学的教育内容，还简单介绍了义学、私塾的设立及其教育内容。陈学恂主　编《中国教育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专门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明清时期的　蒙学：明清时期的蒙学教育制度（包括启蒙教育与明清蒙学，蒙学的任务、办学体制及管理制　度），明清时期的蒙学教育理论，明清时期的蒙学教育实践，以及明清蒙学教育的内容、教育的　方法、少数民族的蒙学教育、明清时期蒙学教育实践的得失评价，明清时期蒙学的教材和教师。　刘祥光《中国近世地方教育的发展——徽州文人、塾师与初级教育（１１００—１８ｏｏ）））（台北《中研　院近代史所集刊））１９９７年１２期２８卷）探讨了徽州文人对当地初级教育的作用。池小芳《中国　古代小学教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对中国古代的小学教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其中有关于明代小学教育的研究。李琳琦《明清徽州的启蒙教育述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０年３期）探讨了明清徽州启蒙教育机构的演变与发展，明清徽州启蒙教育的特色及其发　达的社会历史原因。文中认为随着明中叶以后官办社学的衰落，徽州民间自行创设的义学和　私塾等启蒙教育机构蓬勃发展起来，明清徽州启蒙教育有明确的层次之分、高度普及和开创塾　讲制度，是其三大特色。而崇儒重教的文化传统，徽商的经济资助，以及强宗固族的宗法观念，　这三者的相互作用，则是明清徽州启蒙教育发展的主要社会历史原因。孙华莹《论明清商人重　教兴学及其特点》（《安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Ｏ年４期）利用谱牒和地方志考察了明清商人立家　塾、置族学、兴义学，重视让子弟从小就接受教育的情况。周愚文《中国教育史纲》（台北正中书　局２００１年版）也涉及到了明代启蒙教育。李琳琦《明清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发展》（《安徽师范　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５期）利用谱牒和文集对明清徽州宗族重视家庭早期教育和宗族蒙学教育　的规范化，力图使子弟“养正于蒙”作了考察。　近些年来，史学界有几十篇关于私塾、私学研究的文章，在如何给私塾定位、私塾改良及其　影响、私塾长期存在的原因、塾师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吴霓《试述中国古代私学类　型的历史演变》（《江西教育科研》１９９５年６期）探讨了中国古代私学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认　为在穷乡僻壤，唐朝出现了乡学，宋有冬学，元明清有社学，另有义学、义塾、私塾等，还出现了　家学。他的《私学的社会化，蒙学化——宋元明清时期私学初级形态的发展特点》（《教育科学》　１９９６年１期）认为宋元明清时期私学出现了社会化、蒙学化的倾向，蒙学化的倾向首先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