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王土

天下王土 1 突厥汗国垮台后，契丹“小猎物”不但没有因此获得喜悦与庆幸，内心潜藏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促使其“移情别恋”，迅速投靠中土，盼望李唐将“奴役之鞭”尽快打在自己的小屁股上。

那么，窟哥作为摩会之子，是通过各部首领考察，在摩会归天后才被推举出来担任临时联盟首领的？或者在松散性的契丹联盟内部，眼看有的部落已经投唐，南边与契丹时有合作，并保持政治婚姻的库莫奚人，也与李唐帝国眉眼传情……鉴于当下形势的复杂，局面的紧迫，长老们被迫推举窟哥出任大贺氏联盟领袖，窟哥临危受命，于是才开始接替其父继续与长安交涉？

要不就是两年前，李唐大军远征高丽，窟哥办事得力，被天可汗相中，与奚帅苏支一同成为中土红人（征高丽时，李世民曾驻跸奚王牙帐），长安直接操控契丹选举，将窟哥钦定为松漠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窟哥深感知遇，对契丹投唐持观望态度者反复引导，做通工作，这才有了契丹的集团性投唐？ 摩会与窟哥新旧更迭，历时20多年。其间，因文献散乱，让阅读陷入泥淖，可谓常有常见。但据《辽史》记载：李唐灭突厥之后，公元628年，大贺氏首领在松漠都督任上“率众内降”，白纸黑字地写着，这个倒也毋容质疑。

2 较之古八部前古时期的“初兴本末”， 公元628年后， 契丹文献记录逐渐清晰起来。然而，由于深受以论代史古已有之的意识形态干扰，北方与中土的历史关系，大多也只能属于“自说自话”，一段历史“双方各表”。

以史观中立著称的《剑桥辽宋夏金史》认为：契丹在政治经验成熟的突厥汗国影响下，较之《隋书》所载的组织松散，经过窟哥治理，八个部落已经更加凝聚有力，并开始显露一个民族的“国家化雏形”。在期待“奴役之鞭”打小屁股——契丹集团性投唐这事儿上，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看法粗看没有问题，但一琢磨，就不难发现：《辽宋夏金史》与国内历史文本竟然也颇类似。 首先：契丹从突厥身上得到国家凝聚力启示的可能性不大。突厥与大贺氏，一个是曾经部落众多，疆域庞大，军力雄厚的“北亚王国”，并是契丹的“老东家”；一个是突厥被长安剿灭，周边“力量天平”的“库莫奚砝码”已经附唐，怕遭到因“老东家”倒霉引发的连带打击，部分首领绕过大贺氏联盟，直接与长安接触，“松散性”联盟名存实亡，即将坍塌……两种明显不同的组织形态，民族生存境遇，可比性根本无法同构。

契丹人的明天与未来，窟哥一想脑袋就炸。出于对失去突厥袒护的民族命运担忧，不得已，窟哥才在联盟长老们支持下，号召各部落互相联络，彼此抱团。“老东家”已经翘辫子，死悄悄，“凝聚力”是否还带国家化启示？答案本身可以暂且不论。但在“后摩会时代”大贺氏治下，契丹迫于生存的“凝聚力”，明显带有仓促性、不确定性和“走一步看一步”的临时组织性倒是一看就会有答案的。

复次：长安剿灭“北亚王国”，契丹转投“天可汗”，相对往日的“松散性”，虽带有一定集团性，属于亚组织的归唐行动，但出于对民族生存的委曲求全，所谓集团性——可能往往也只是召集性、集体性导致的盲从性综合。这也需要加以确认。

失去“老东家”依附，翘着屁股到处找人打的“小猎物”，对部落民族国家化理应具备的组织、意志、文化，包括国家观念，白得比白纸还白。说它有多集体，多国家，其实，还不如举起契丹人的小屁股，干脆把中土的“奴役之鞭”直接予以痛击。

因为这样，“小猎物”针对中土，毕竟就有“屁股可以抽打鞭子”的国家主义主动诉求。而在李唐羁縻州松漠都督府治下，寻求北方与中土“华夏一家”关系的观点支撑，倒也会有一些民族反抗的国家化追求主动。

那么，契丹国家化雏形倒底有不有？有。肯定有！但还不是公元628年这种时候。628年就断言契丹已有国家化雏形，很明显，这是对后古时代契丹叛唐、反唐，争取部落民族向城邦国家转型的独立战争的有意漠视。

或者基于长安李唐符号的叙事强势，这是费和助手对整个契丹民族依照“华夏一家”的话语模板直接进行的学术套用。以至于结果是否具有学术洞见，作为叙事裂隙，并不是费和他的助手有意忽略，而是在庞大的“华夏中国”文本内部，因为历史的吊诡，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于有意无意之间，毫无知觉地放弃了学者前提下的学术洞见。 第三：突厥被李靖剿灭，主要因其盟属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等部落酋长群反，作为与其同为“突厥兄弟”的契丹盟属，这些林林总总，窟哥不是不知起因结果。狙击李靖的远程突袭没展开前，“老东家”就已陷入败局，国家意识形态突然之间毫无预兆地纷纷崩析。这时，说突厥对契丹具有国家主义启蒙，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观点与国家常识赋予读者的国家历史想象显然已经严重错位。

第四：颉利可汗被李靖“斩首行动”捕获，李世民加冕“天可汗”后，找边州首领谈心，摩会的契丹身份，由联盟负责人被迫转为松漠都督，其所仰望的精神领袖，应该是不可一世的“天可汗”。这种时候，摩会如果还坚持向颉利可汗学习，敬祝颉利无疆万寿，除非他的脑子已经长虫。

更何况，在突厥的国家主义诉求上，摩会、窟哥父子，除了吸取失败者的教训，要获得“国家化雏形”的正面启示，历史时空与历史论点的依托，根本也不具备逻辑条件自洽。

因而，当历史文献乏善可陈时，窟哥无论在哪种前提下出任大贺氏首领，并与长安开启政治蜜月之旅，各种学术也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因为文献匮乏，轻易就去附和带有历史局限，乃至书写者文化利益的“权威之说”。 3 628年秋天，李唐帝国的边州羁縻方略，在参考前隋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培植忠于长安的世袭领袖来控制契丹。“培植”成本与“世袭”待遇，开始决定“忠于”唐朝的“目标人选”。李唐要在松漠实现利益最大化，这才是中土羁縻契丹的本来面目。

台湾唐史学者李树桐有“羁縻政策始于唐代”之说。可什么才是“唐朝羁縻州”呢？大陆史学家、回族史、伊斯兰教史专家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做过一个客观公正，但却不能代表“历史本来就是如此”的概括：

“隋唐两代，周边各族种类既多，分布地区亦广。各族情况不尽相同，其所设施，亦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大抵以游牧为生涯的民族，皆随畜迁徙，居处靡常。有的虽有城郭庐舍，也往往未能经常居处，与以农耕为生涯的民族迥异。这些以游牧为生涯的民族也曾分部落治理其疆土。如突厥就有别部，契丹分其国人为八部，靺鞨亦有数十部。由于没有固定的住处，因而难于备悉其中的具体区分。 “唐时，这些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在内降之后，唐朝就按照内地久己通行的制度，在它们的疆土上设置州县，并设置都督府以统辖所设的州县。当时在迴纥的土地上曾设置过六府七州，在党项的土地上曾设置过四州，都是具体的例证。这样设置的都督府和州县，一般都用本部落的人为都督、刺史、县令，这是和内地的州县不相同的，为了互相区别，这样的设置一般称为羁縻州。这是唐代特有的制度。

“《新唐书?地理志》论羁縻州的设置，谓始于太宗平突厥之时。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被灭，唐因分其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可是在《地理志》中就有不同记载。《地理志》中所载的以奚族土地所建的羁縻州中有鲜州和崇州，以契丹土地所建的羁縻州中有威州和慎州，皆谓在武德时就已经建立。并谓鲜州和崇州乃是由饶乐都督府析置的。而饶乐部督府始置于唐初，中间曾经废止过，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复置。如所言无讹，则羁縻州制度自唐初即已有之。核实而论，若追溯其渊源，还应上及隋时。”

可见唐帝国的羁縻州，较之隋朝，体现的依旧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权意志。但诸多学术研究偏偏却要强加“华夏一家”的历史意识形态。其实，从松漠都督府20多年的存在与沿革中，一点都不难以想象“一家说”与摩会、窟哥当轴的历史本身的确相差甚远。

按“华夏一家”说，李唐与松漠都督府，二者荣辱与共，呼吸命运相同。其实际情况，往往又龌龊不断，又水火不容。据此，不难看出：唐帝国羁縻州，是中土对北方的强悍侵入，政治利益高于契丹实际生存需要，倒也毋容质疑。

4 在历史国家主义的话语诉求中，唐朝羁縻州背靠中土，不断向北方“边州蛮夷”输入“先进文化”。契丹内降，除了不再遭受李唐的战争威胁，还以接受中土文化熏陶，羁縻政治，无论怎样，那都可是一件富有成果的美好事儿。

“先进文化输入”的意思是：天下都是人老李家的，人比你强，想啥时sexual abuse你就啥时sexual abuse你；你比人弱，想啥时被人sexual abuse就等人啥时sexual abuse罢。对此，不但你要心怀感恩，而且还要笑颜如花地迎合着，让人随时随地都能把你sexual abuse到位！

因为sexual abuse，自从长安羁縻契丹松漠都督府开张日起，契丹民族的谋国或者更大一点的生存空间，都将遭到长安极权sexual abuse 你“都是为你好”的严格话语控制。北方与中土的合作，松漠地界虽是李唐委托的契丹大贺氏打理，但自从摩会、窟哥父子与长安的政治蜜月保鲜期结束后，松漠边州与帝国中央就一直都在各打各的算盘。凡此这些，皆无不与国家主义的表述大相径庭。

退一步说，就算对中土羁縻契丹，导致契丹谋国举步维艰可以不计，仅以国家主义标榜的“文化输入”就事论事，所谓输入，导致北方契丹“吃错药”，以至于文化因水土不服，无法在西辽河落地生根的事儿，其实也不算少。

比如大贺氏垮塌后，遥辇氏联盟当轴，耶律阿宝机学习中土皇权主义，将契丹原始民主“推举制”，强行改为帝国君主世袭制，结果导致中土皇权与本土民主发生剧烈冲突，致使契丹9帝200多年王朝，中土与契丹文明，始终没将“华夏一家”与契丹个案的叙事裂隙进行缝合。所以，一道文化伤口，因此伴随原本充满生机的北方帝国的死亡历史的始终——这也并非谁在唐朝的鸡蛋里面专挑契丹人的骨头！

925年，耶律阿宝机远征渤海，班师途中驾崩扶余。（今吉林扶余县）根据中土皇权规定，储君东丹王耶律倍可以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