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同盟体系的裂痕与困境

美国同盟体系的裂痕与困境 2014-08-14 13:05:24 归档在 中国与世界 | 浏览 23601 次 | 评论 7 条

在北约“进化”为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安全合作机制时，欧洲却出现了传统安全威胁。当美国想把亚太同盟体系升级为赢得大国竞争的工具时，亚太格局又不具备泾渭分明的冷战式对抗的条件。

作者：本刊记者 雷 墨来源：南风窗

9月4日至5日，2012年芝加哥峰会之后的首次北约峰会将在英国新南威尔士举行。英国常驻北约代表亚当·汤姆森此前对媒体表示，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俄罗斯开展的网络信息战富有成效，令北约深受震动，而俄吞并克里米亚让北约“真正警醒”，“如何反击这种媒体攻势将成为北约峰会的几个议题之一”。

如果北约反击俄的媒体攻势也算“真正警醒”，那美国肯定不会答应。美国已将俄罗斯因素视为施压北约成员国尤其是英法德等提高军费的强有力筹码。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要求欧洲的北约盟国“强军”，寄望一个更“欧洲”的北约能独立解决区域问题，并承担更多的全球安全责任，但发生在北约“家门口”的安全问题最终还需要美国来主导应对，说明美国对北约的“改造”远未如愿。

亚太的情况与欧洲明显不同。作为美国东亚辐轴同盟体系的关键角色，日本的安倍政府主动实现了美国多年的“夙愿”：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为美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防”铺平了道路。美国强化双边同盟，夯实了自己重返亚太战略的基石，但这些基石也是美国“被牵连”的定时炸弹。美国肯定不担心北约盟国挑衅俄罗斯，但不会不警惕日本、菲律宾与中国在争议岛屿问题上擦枪走火。

北约演变与欧洲“去军事化” 如果说美国通过打造北约赢得冷战是战略胜利，那么苏联解体后北约依然存在则可以视为美国创造的战略奇迹。在美国主导下，北约成功从主要负责共同防御的军事集团，转变为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的安全管理机制。 1994年，北约通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将包括俄罗斯以及中、东欧国家在内的30个国家纳入伙伴范畴。这是北约首次将“和平”橄榄枝伸向前华约组织成员国。1997年，北约与俄签署文件，明确不把对方视为潜在敌人。在2012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宣布建立“欧洲大西洋安全共同体”，改变美国、北约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关系，使其非军事化。

乌克兰危机无疑会对北约的这种“进化”产生影响，美国和北约都将更加重视传统安全威胁。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尤金·鲁默看来，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战争并没有在欧洲大陆永久禁绝。他认为，乌克兰危机提醒美国和欧洲，北约依然需要在欧洲发挥军事作用；同盟不仅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还应有共同的利益和军事能力。“北约的目的不仅在于推广民主原则和市场经济，如果需要的话，还应使用军事实力进行威慑和劝阻。也就是说，北约的优先考虑还是其成员国的安全。”

应对传统安全威胁涉及军费开支，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的军费落差，不仅拉大了双方军事能力的差距，也成为同盟间政治分歧的一个焦点。2007年美国在北约防务开支总额中占比68%，2013年这一比例增加到73%。同一时期欧洲盟国这一比例从32%降为27%。而冷战时期，美国的这一比例曾多年保持在50%。更为关键的是，欧洲盟国军费开支的降低并非始于欧债危机。在1991年至2006年这个时间段，美国的军费开支增长27%，而英国、法国、德国则分别下降2%、8%和33%。也就是说，冷战结束以来，欧洲的“去军事化”是北约“进化”的结果之一。

美国对这种“进化”显然不满意。美防长帕内塔去年针对北约内部责任分担问题曾表示，在关键能力上过分依赖任何一个成员国都会带来危险，我们必须更公平地分担安全责任。美国前防长盖茨2010年甚至警告称，欧洲的“非军事化”已经从20世纪的一个福音，变成了在21世纪获得真正和平与安全的障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罗伯特·卡根曾对欧洲的“去军事化”分析称，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下，欧洲才“进化”到如今的状态，是美国的强权使得欧洲人“认为武力不再重要”成为可能。

美欧之间的军费问题分歧，已经成为北约内部裂痕的催化剂；乌克兰危机是否会成为裂痕的粘合剂，目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卡根的分析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行为变化的背后是认知的变化。尽管有西方媒体把普京描述成希特勒，但在欧洲的27个北约成员国中，有多少国家相信普京会重演希特勒的历史？

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怀特认为，世界局势趋向多极化，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中心转向太平洋，两者导致的结果就是跨大西洋联盟在美国战略考虑中被边缘化。“北约继续存在是确定无疑的，但美欧关系的价值如今正不断遭受质疑。”

美国亚太同盟的困境 根据格伦·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理论，任何结盟国家都要在“被抛弃”和“被牵连”之间寻求平衡。但美国和欧洲的同盟困境并没有那么简单。从乌克兰危机可以看出，美国不是担心“被牵连”，而是“想抛弃”而不得。虽然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因恐惧俄罗斯而呼吁北约在其领土上驻军，但并非所有欧洲的北约盟国都担心被美国“抛弃”。至少默克尔不担心俄罗斯的军队挥戈西进、威胁柏林。

美国和东亚国家的同盟困境，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构建双边而非多边的“辐轴”同盟体系，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维克多·查的研究，这不仅是为了遏制冷战对手，还有约束潜在“无赖盟友”冒险的考虑。维克多·查特别提到美国通过缔结美韩同盟成功约束韩国李承晚政府“继续北进”的例子。通过双边同盟的双重作用，美国竭力避免在东亚陷入同盟困境。而对日本来说，则是要克服传统的“双重担心”—既担心美国把日本作为可牺牲的筹码而“抛弃”，又担心受美国“牵连”而被迫卷入地区冲突。

时移世易，同盟困境的理论依然成立，但“双重担心”的主角不再是日本。美国公开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因为这有利于美国利用美日同盟提升对中国的威慑力；与此同时，美国又担心军力提升后的日本搞军事冒险。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说：“从美国的立场看，确实存在关于安倍对中国或韩国做出挑衅性行为的担忧。”哈佛大学另一位学者约瑟夫·奈说得更直白，“安倍的全面改革是坚定的，但方向错了。这些改革让邻国感到不安，最终使东京与华盛顿的同盟关系复杂化。”美国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毕竟，与冷战时期不同，如今美国对安倍政府的掌控力，远不及对当时的李承晚政府。 美国不担心被日本“抛弃”，但并不意味着其放心日本对美日同盟的忠诚度。美国战略大师乔治·凯南曾把美日同盟称为“反常的亲密关系”，建议这种“建立在冲突与痛苦基础上”的关系不要走太远，也别走太快。安倍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似乎在印证凯南的政治远见。美国亚太事务专栏作家彼特·恩尼斯在今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称，奥巴马政府对安倍形成了某种“模糊共识”，比如安倍的“美国观”非常复杂，远非单维度的“亲美”立场；安倍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在于恢复日本的荣耀，重获日本在安全事务上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能否把美日同盟的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还真不好说。

奥巴马政府亚太同盟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同盟机制化、网络化。比如与盟友建立一系列外长、防长“2+2”会议，构建美日韩、美日澳三边同盟等，同时在同盟外围打造“合作伙伴关系”。但这项努力并未完全达到美国的预期。一方面，安倍政府让美日韩三边同盟的构建，几乎变成了同盟危机管理。另一方面，美国强化同盟体系，导致中美关系与美国所称的“建设性”名不副实。打消中国的安全疑虑，需要美国弱化安全同盟；打消盟友的疑虑，需要美国给予盟友更多承诺。在亚太同盟战略与对华战略之间谨慎地保持平衡，成为美国同盟困境一个独有的特点。

同盟战略的思维困境 从广义上说，美国的同盟体系涵盖了全球近60个国家，但与美国正式签订同盟条约的对象只有7个，分别是北约、英国、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泰国。虽然没有人怀疑美国与以色列之间事实上的同盟关系，但决定美国未来同盟战略走向的地区无疑还是欧洲和亚太。

奥巴马曾把同盟体系作为美国权力的“倍增器”。可以想见，美国将继续强化、升级同盟体系。但如今，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同盟体系都不同程度出现问题。在北约“进化”为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安全合作机制时，欧洲却出现了传统安全威胁。当美国想把亚太同盟体系升级为赢得大国竞争的工具时，亚太格局又不具备泾渭分明的冷战式对抗的条件。

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在《同盟的维持与解体》一文中指出，同盟解体的原因有三：威胁认知变化、可信度降低以及国内政治变化。从美国的欧洲和亚太同盟体系来看，这3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虽然俄罗斯在东欧有军事冒险行为，但这本质上属于苏联解体的“余波”，欧洲大陆不具备出现大规模军事对抗和重新陷入冷战的可能性。这是欧洲改变威胁认知的根本原因。无论在欧洲还是亚太，奥巴马出访都不忘重申美国对盟国的安全承诺，这本身就反映了美国作为同盟体系主导国可信度在下降。对波兰来说，奥巴马今年6月访问华沙时的安全承诺，肯定不如向波兰派驻一个美国空降师来得可靠。

目前学术上对同盟并没有确定的定义，但都包含安全互助和武力使用。由此可见，同盟本质上具有排他性、对抗性的特点。美国的同盟体系面临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用本质上排他性的制度安排，去解决需要包容性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在亚太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辐轴体系、三边同盟，还是没有签订盟约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都具有排他性的特点。美国升级同盟并不顺畅，根本原因还在于排他性的制度安排与东亚区域融合的趋势不完全合拍。中美之间真正的建设性关系，肯定不会是以两国背后的军事同盟做支撑。

捷克文学家米兰·昆德拉说“人们被囚禁于后的墙是由诗歌筑就的”。美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同盟缔造者，不能简单地说美国打造的同盟体系是好还是坏，对其进行道德评判更不可取。但不可否认，二战后美国的联盟史，折射了西方文明中“形而上的道德感”。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都是这种“道德感”的具体体现。在全球化时代，“同盟”这个概念似乎也成了“诗歌”，构筑了禁锢西方人思维的墙。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1996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西方应该承认有超越西方价值观的价值观存在，应该找到与其他文化中共同的东西。“西方应该与其他文明一道，寻找那些指引我们前进的共同的、最低的道德标准。”这里的“最低道德标准”是什么目前还没有答案，但肯定不是缔造排他性的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