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文学批评(一)

论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文学批评(一)
论文关键词：妇女的文学批评；《与妹刘氏书》；“以诗论诗，卒章见志”
论文摘要：妇女的文学批评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了初创时期。

首要表征在于从“人物藻鉴”发展为专门的文学批评，并出现了如《与妹刘氏书》等一批论着。

特征之二是确立了一种明显具有女性特征的批评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志”：东晋才女谢道韫以其形象化的批评方式深远地影响了时人及后人；早见于《诗经》的“卒章见志”在这一时期有了质的飞跃，两相结合，成为了一种时代风尚。

经历了从先秦至两汉的漫长滥殇阶段之后，妇女的文学批评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了初创时期，特征有二：其一，“文学批评”在“人物藻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初期带有较多的“人物藻鉴”的痕迹，后期则转向专门的“文学批评”，出现了如《与妹刘氏书》、《答程骏表上(庆国颂)令》、《答程均表上(得一颂)令》等一批论着；其二，确立了一种明显具有女性特征的批评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志。

”
一、从“人物藻鉴”到“文学批评”
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文学批评，其中夹杂着相当多的“人物藻鉴”，更确切地说，“文学批评”就是在“人物藻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就具体发展过程来看，则大约经历了一个从“纯粹的人物藻鉴”到“在人物品评中包含对被品评者文学成就的评价”再到“专以文学批评为宗附带藻鉴人物”直至最终独立为专门的“文学批评”的过程。

汉末以降，女学渐衰，惟晋代稍隆，六朝妇女能文者多出缙绅之家，尤以两晋为最，如：晋左思妹左棻、谢安侄女谢道韫、卫展女卫铄；齐鲍照妹鲍令晖；梁刘孝绰妹刘令娴等；皆出缙绅之家，从父兄受业，并有才名。

藻鉴人物的风气既在社会广为流传，受父兄影响，女子也多有浸染，如：韩氏之观狐赵，钟琰之相兵儿，卫铄之赞曦之，道韫之叹王郎……眼观口赞之外，更有一些妇女干脆书之文字：左棻有《孟轲母赞》等十余篇关于贤妇人的赞辞，王绍之有《姜螈颂》、《启母涂山颂》，孙琼有《公孙夫人序赞》其中的佼佼者当属左棻，她大概是第一位专事人物品评的女性，写作了《巢父惠妃赞》、《虞舜二妃赞》、《周宣王姜后赞》等十余篇赞辞，用于歌颂、评价自古迄晋素有才德的名女。

虽然基本上是从道德的角度着眼，但她对班婕妤所作“恭让谦虚”的评价却已经被后人视作了文学批评。

清人陆昶在其辑录的《历朝名媛诗词》中评论班婕妤时说到：“声口怨慕而不露，止在抑扬之间。

晋左贵嫔(左棻)称其(班婕妤)恭让谦虚，可谓知己。

”这虽然说的是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但显然更多是从文学的角度着眼的。

左棻之后，晋代最为有名的“妇女藻鉴”当属“济尼论两家妇”。

济尼失其姓名，其说得以保存乃在于所论为东晋两大才女：谢道韫和张玄之妹。

此事两见于《世说新语，贤媛》和《晋书，谢道韫传》，稍有异同。

前者为：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

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

人间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晋书》记载略有出入：
初，同郡张玄妹亦有才质，适于顾氏，玄每称之，以敌道韫。

有济尼者游于二家，或问之。

济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
《世说》的记载中，济尼所论基本上仍属“人物藻鉴”，《晋书》则明确指出济尼所论实为“才质”，这实际上已经是后世所谓的“作者论”了。

谢、张皆文学名家，王、顾二妇又俱有才名，遏、玄各称其亲，不知孰胜，在盛行人物品评的时代中，难免有好事者想弄个清楚明白。

问及游于两家的济尼，高下立判：张玄妹可以算作“闺房之秀”，谢道韫却不仅为女界之雄，甚至还超出了一般的男子。

“林下风气”之赞已经把她和“竹林七贤”并列了起来，可谓评价甚高。

如果说左棻之赞更多地属于“人物藻鉴”，济尼之论开始涉及对被品评者文学成就的评价，晋都水使者徐藻妻陈氏的《与妹刘氏书》则不折不扣地算是中国古代妇女见诸载籍的一篇较早
的文学批评专论：
伏见伟方所作《先君诔》，其述咏勋德，则仁风靡坠；其言情诉哀，则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执咏反复，触言流泪，感赖交集，悲慰并至。

元方伟方，并年少而有盛才，文辞富艳，冠于此世。

窃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陈所怀，庶备起予。

先君既体弘仁义，又动则圣检；奉亲极孝，事君尽忠；行已也恭，养民也惠，可谓立德立功，示民轨仪者也。

但道长祚短，时乏识真，荣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标方外迹也。

老庄者，绝圣去智、浑齐万物、等贵贱、忘哀乐，非经典所贵，非名教所取，何必辄引以为喻耶?可共详之。

文章从评论妹妹陈弦(伟方)的《祭父文》人手，先是高度赞扬刘氏诔文的文学成就，“其述咏勋德，则仁风靡坠；其言情诉哀，则孝心以叙”，发出“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的感叹；然后详细描述自己“执咏反复，触言流泪，感赖交集，悲慰并至”的读后感，对诔文的情感力量作了生动刻画；最后论及父亲的生平行事“体弘仁义，又动则圣检；奉亲极孝，事君尽忠；行已也恭，养民也惠，可谓立德立功，示民轨仪者也”，指出诔文动辄以老庄为喻的特点，质疑其不合“经典”与“名教”。

可谓“专以文学批评为宗附带藻鉴人物”式的“文学批评”。

撇开陈氏和刘氏对老庄思想认识上的差异不论，应该说，前述三点都颇为中肯，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

晋代妇女能有这样精彩的批评文字，实属难能可贵。

南朝妇女善辨已然不争，而北朝亦有妇人能论，北魏文成文明冯后即为代表。

据《魏书》记载，冯后“性聪达，自人宫掖，粗学书计。

及登尊极，省决万机……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

这又是一个聪敏博学的多产作家，《魏书》以其文多不载，故而散佚。

冯后文论见于答程郡的两篇《令》文：
省诗表，闻之。

歌颂宗祖之功德可尔，当世之言，何其过也。

所箴下章，戢之不忘。

(《答程骏表上(庆国颂)令》)
省表并颂十篇，闻之。

鉴戒既备，良用钦玩。

养老乞言，其斯之谓。

(《答程均表上(得一颂)令》)
在前后相趁的两篇《令》文中，冯后表达了一个观点：“颂”之为体，若用于“歌颂宗祖之功德”，则不妨尽量夸张；但如若用于“当世”，则不能太“过”。

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把握“颂”体在“颂祖”与“当世”上的分寸。

冯后之前，已有批评者涉及了“颂”体，如：《荀子·儒效》以为‘《颂》之所以为至者，取事而通之也”；《诗大序》给“颂”下定义为“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陆机《文赋》分文体为十类，认为“颂”的特点是“优游以彬蔚”……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到了“颂”这种文体的某个方面，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看法。

冯后的颂论则是在“颂”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出现了期待解决的新问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颂”最早是用于祭祖的，有所谓“取事而通之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颂”在社会生活中的用途也越来越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颂”，如：东汉以前有周公“哲人之颂”、左丘“变体野诵”、三间“细物之颂”、秦政“矜德之颂”、惠景“述容之颂”；至东京一代则有班傅之“变为序引”，马融之“雅而似赋”，崔(瑗)蔡(邕)之“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之“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以及魏晋有所谓“末代讹体”之“杂颂”。

在这个“杂颂”盛行的时代，冯后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如何把握“颂祖”之别“当世”的分寸问题。

通过回答程骏所上表《庆国颂》和《得一颂》，冯后指出，“颂”用于“颂祖”和用于“当世”是有所分别的：“美盛德之形容”的“颂”尽可“敷写似赋”、“敬慎如铭”，怎么样赞颂都不过分。

但是，当其用于“当世”用于庆国时，还是应该有所收敛、言称其事，否则只会给人留下“何其过也”的不良印象。

当然，如果已经“鉴戒既备”，只是“良用钦玩”，那么也是可以容忍的。

应该说，这一见解颇为深刻，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

后来刘勰撰《文心雕龙·颂赞》亦称：“容德底颂，勋业垂赞。

镂影摘声，文理有烂。

年迹愈远，音徽如旦。

降及品物，炫辞作甑。

”观其论，与冯后之《令》何其相似!我们不能肯定刘勰一定受了冯后的影响，但至少可以确
定这一点：对在“杂颂”时代如何把握作“颂”的分寸这一问题，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都名不见经传的北魏文成文明冯后先于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享有盛誉的刘勰，明确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伴随着这些专门批评论着的出现，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文学批评彻底脱离了“人物藻鉴”，而呈现出自主自觉发展的欣欣向荣景象。

至此，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妇女的文学批评作为一个整体已初具规模，此后则伴随着文学史和整个文学批评史而发展，并以其独有的女性视角构成了对男性批评的有力补充。

二、“以诗论诗，卒章见志”的女性批评范式的确立
从体式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在于确立了一种女性批评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志”。

这既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先秦诗歌中常见的“卒章见志”，也不等同于后世的“论诗诗”，而是一种以“诗”的面目出现于文末的“片言只语”式的批评。

其确立大约是经过了“卒章见志”和“以诗论诗”两个独立的阶段，最后合成为一种在文学批评史上颇为独特的批评范式。

先说“以诗论诗”。

东晋“以一句诗名千古”的才女谢道韫不仅对文学有着独到的见解，还以其形象化的批评方式深远地影响了时人及后人，成为“以诗论诗，卒章见志”批评范式的一个源头。

身为东晋著名文学世家谢氏集团的一员，谢道韫受家学浸染，对文学颇有领悟，并以其独树一帜的见解为后世所称道。

据《世说新语，文学队《晋书·列女传》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