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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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三化”协调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对策研究》

《我国“三化”协调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对策研究》

《我国“三化”协调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对策研究》一、引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

本文旨在评价我国“三化”协调发展水平,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二、我国“三化”协调发展水平评价(一)城市化发展水平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比例持续上升。

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城市发展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地区存在过度扩张、资源浪费等现象。

(二)工业化发展水平我国工业化进程迅速,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然而,工业结构仍需优化,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比重较大,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压力较大。

同时,部分地区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三)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了一定成果,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然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农村环境改善等问题依然突出。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持尚显不足。

三、对策研究(一)加强规划引领,优化空间布局为推动“三化”协调发展,应加强规划引领,优化空间布局。

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规划,推动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同时,加强区域协同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二)推进产业升级,提高经济质量为优化工业结构,应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推动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

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同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三)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应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同时,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持。

(四)加强政策支持,促进“三化”协调发展为推动“三化”协调发展,应加强政策支持。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三化”建设。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及其对政府和农民的影响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及其对政府和农民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显著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存在虚高成分;城市区域布局不合理,城市人口集中度不够,大中小城镇规模一等级结构有待优化;城市发展模式粗放,日益不适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城乡关系不协调,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60年前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面对贫弱的局面,首先升腾起的是工业化的梦想。

正是工业化的发展,带动着城镇化的进程。

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大项目带动了城镇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了5个百分点。

而在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的步伐明显加速,关于城镇化路径的选择也成为议论的焦点。

60年来,作为政治、经济和人民精神生活中心的城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是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

20世纪19年代末以来,由于各地加快了推进城镇化的力度,加上在宏观政策上大大减少了城镇化的阻力(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城镇化的速度空前加快,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

城镇化过程给国家带来了GDP的增长,同时也给政府带来了一系列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以城市为主,还是以小城镇为主的问题。

正确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稳步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这样才能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第二,要坚决防止大城市病的发生。

城市管理者,一定要作好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扩大城市容量,积极开辟就业渠道,给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条件;做好宏观调控,使城市人口的机械增加与城市公用设施、教育、服务、生产和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要克服和防止盲目扩镇、建镇热潮。

在城镇化过程中,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一部分转移到镇,这是必然趋势。

但是全国1.9万个建制镇不可能全面扩容,不能一哄而起,必须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做好统筹规划,选择少数有发展条件的镇有重点地扩建和发展。

切不可形成扩镇、建镇热潮。

对于农民来说,城镇化可以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启动城乡居民消费品市场,创造最大增长空间,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推动农民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转变,促进农民消费结构升级;可以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带动整个国民消费。

新型城镇化——绿色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绿色城镇化
的专题讲座,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当前我国推进城镇化所面临的问 题与挑战.并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应对策略。我提出的核心观点
2年5月财政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加
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之后,国家发改委和住房 城乡建设部又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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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1月联合发布了《绿色建筑行动方
就是以六个转变推进新型城镇化: 一、从城市优先发展的城镇化转向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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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转变城镇发展方式.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集约紧凑的绿
2.从重末端治理向侧重源头治理转变:3.从开发——排放单向利
用向循环利用转变:4.从简单地对洪水截排向与洪水和谐相处转 变;5.从水环境低冲击向综合性低;中击模式转变:6.从城市低冲 击向区域整体低冲击发展模式转变。这些就是城市水环境方面的 绿色转型。在谈到“从放任式机动化的城镇化转向集约式机动化
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城市化的时候.先行国家排放了大量二氧 化碳.现在中国要在这上面再叠加,全世界都觉得受不了,但是
经济增长、消费水平提高和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也伴随着一 系列问题甚至是严峻挑战。首先从宏观层面看,有五个方面的 “不平衡”值得重视: 1、城镇化区域布局越来越不平衡.人口区域分布不平衡,
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
康发展。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 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
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严重.部分特大城市的灰霾
天数已经达到全年的30%以上。而且交通也加重了环境污染.如 北京PM2.5排放总量中交通影响的比童就高达22.2%。 3、能源紧张.特别是油气紧张。目前.我国石油进1:3已经达 到了58%,成为全球石油进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可以说我国 未来能源安全格局很大程度上是由城镇化模式决定的。 4、城市用地和农田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机动化的 推力下.大多数城市都偏重用地规模的外延扩张,出现了”土地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城镇化发展论文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城镇化发展论文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城镇化发展论文一、中国城镇化的战略嬗变与国家治理著名城市学家贝利曾指出,20世纪快速城市化过程尽管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其道路却各不相同,差异主要源于文化背景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并产生多样化的人类后果③。

新中国的城镇化战略,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演变。

正是在这种战略演进之中,国家治理的实践进程以及新近的公共治理需求变化得以呈现。

第一,抑制型城镇化或逆城镇化。

自新中国建立至“文革”结束,基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城市(镇)化采取极为谨慎的限制发展思路,城市建设总体上处于相对迟缓甚至是停滞且有阶段性起伏的状态。

譬如,1949—1957年为显著的上升期,城镇化率从10.64%上升到15.39%;而1958—1965年间,则分别经历了前三年的快速增长和后五年的持续下降,城镇化率一度达到19.75%的阶段高位,也曾一度因撤销城市而迅速降至17.98%。

及至“文革”,城镇化基本停滞,1977年的城镇化率甚至负增长至17.55%④。

此阶段的城镇化,受到三方面因素的重大影响:一是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建设资源的匮乏。

建国初年,恢复秩序与发展生产面临严重资源紧缺,这对于选取乡村服从和服务于城市、以农村对城市的支撑能力为依据设计城市发展规模的思路影响深刻。

二是城市“生产性功能”的新设置。

革命后政权无论是基于秩序可控的考量,还是出于迅速促进国家建设的需要,都亟需发展出生产性而非延续传统的消费性城市定位,以工农产品“剪刀差”实现对乡村资源的超常规汲取,将经济上“小体量”的城市转变成为秩序支配的中轴。

从那时延续至今、被人们广为诟病的城乡二元体制,实际上是国家对城市功能进行生产定位置换的实践后果。

三是以满足城市人口控制、实现城乡区隔化治理的户籍制度。

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户籍制度,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确保资源供给和迅速形成国家统治力的强大功效。

然而户籍的居住固着功能逐渐衍生出新的内涵,它逐渐成为城乡分治体系下大量社会福利差异化配置的“分配器”,这实际上以计划方式固化了城乡之间的权益格局。

新时代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政策建议

新时代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政策建议

新时代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政策建议作者:新时代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政策建议来源:《企业科技与发展》日期:2018-07-02人气:3753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世界各国都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的不同阶段经历各自的时代。

但新时代下中国的经济无论是外在表现形式,还是形成机制,都与发达国家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虽然中国经济学界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的特征还存在分歧,但是综合来说可以总结为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和增长动力需要转换三个方面的特征。

在这些特征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经济还面临这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

一、新时代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所处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也各异,因此各个国家的经济也都表现出不同的问题。

就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现状来看,新时代下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如下:(一)人力资源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战略,在1978-2000年前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最短缺的生产要素是投资和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所需的外汇。

由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人口高出生率,导致人口结构非常年轻,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适合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青年劳动力供给相对于短缺的资本投资和外汇储备而言几乎是“无限”的。

这种状况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自1980年实行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下降的效应在2004年开始显现。

从2000年到201 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13.13%,而经济总量增长了143%。

2013年第一次出现了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的情况,2014年又比2013年下降371万,2016年又比2015年减少349万。

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会出现短缺,工资上涨成为必然结果。

(二)传统经济结构逐渐落后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工业化和十几年的城市化建设,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_朱吉玉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_朱吉玉
6以经济学家贾康为首的经济研究小组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人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71的政策主张为我国当前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第1期 2014 年 1 月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Forum of World Economics & Politics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在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指引下,GDP 以 平均每年 9.8%的速度高速发展,GDP 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 展的奇迹,基本完成了“资本积累”。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 继续保持 7.5%以上的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促进作用。2012 年我 国人均 GDP 已达6 1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 2012 年的标准,中国已被列入“中上 等收入国家”行列。
* 朱吉玉,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朱丹,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 朱吉玉,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文昌西路 24 号; 邮编: 241002; E-mail: xyzhzjy@ sohu.com
第1期
朱吉玉,朱丹: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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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求进、继续书写新的传奇。
扩大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众所周知,出口、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发 展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最具实际意义的是消费。在出口乏力的条 件下,投资和消费成为主导,但最根本的是消费拉动。没有消费,投资也缺乏动 力源泉。当前,国内需求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有 13 亿多人口,有世界上最大数 额的居民储蓄,截至 2011 年底,我国居民存款余额达到 35.2 万亿元,许多行业 如教育、医疗、环保、能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供应短缺,这意味着在我国内需 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目前中国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及认识

目前中国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及认识

目前中国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及认识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总体富裕程度确实显著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大为增强了,与此同时,改革和发展中积累的某些深层次矛盾和进入新世纪后遇到的新问题也更加凸显出来了。

特别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问题等,凸显出来了.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与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有关。

比如,政府与民争利、行政干预增多、经济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失衡、消费驱动偏弱、机会不均、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腐败和违法乱纪屡禁不止、利益集团影响变大;其他如社会诚信危机,教育投入严重滞后,国民基础教育薄弱,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增多,社会结构不稳状态有扩大化趋势,等等。

实践表明,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失衡等,都与这种政府主导模式和政府的缺位、错位和越位有关。

特别是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愈演愈烈,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

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经由1978年的2.57倍(尽管到1983年曾降至1.82倍)增至2009年的3.33倍。

从这个意义上看,民富的内涵有二: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升,二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相对合理。

收入分配的经济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随时可能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转变。

显然,没有上述那些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没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公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条件将难以得到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将无法实现。

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要实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增长,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必须作出重大转变。

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建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

社会学案例分析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社会学案例分析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教育学院应用心理091班6202109010 何洋洋期中论文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背景:中国现在存在两件事情,一件是城市如何发展,我们看到城市化的体系,更多是关于城市如何发展的情况。

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20XX年城市化率是46.6%,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0XX年是全球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

同时,中国的城市化里面还是有些泡沫的,因为我们含了一亿多进城农民工,农民工没有市民化,而只是进了城市。

更重要的是城乡发展二元性差距大。

我们算过一个经济上的账,3.3个农民收入相当于一个市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4.5个农民的购买力、消费力相当于一个市民。

20XX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如果按47.4%算,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动力长期主要依靠于40%多一点的人口,这是个扭曲,也是难点。

城市化的社会学理论分析:小城镇理论:1.小城镇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大力发展小城镇对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促进农村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大力发展小城镇才是我国城市化的基本途径关于农村城市化道路之争,最初是从发展小城镇是中国“城镇化”的正确道路的立论开始的,城市规模就成了讨论的中心,并由此形成了“小城镇论”及与此相对的“大城市论”,随后又演生出了“中等城市论”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论”等代表性观点。

“小城镇论”立论依据主要是“国情与乡情”。

认为中国的国情国力决定大城市由于存在诸多城市问题,无法接纳众多亟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而在当时,乡镇企业已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渠道的前提下,由于地缘关系紧密,采取离土不离乡形式,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的成本要低,这样可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

同时,小城镇在空间上接近广大农村地区,利于城乡结合,迅速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农业规模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这一主张既适应当时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又符合政府的城市发展方针,影响很大,成为当时我国农村城市化道路的主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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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化率提高4个百分点,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是“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要想如期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不断总结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偏差。笔者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城镇化发展方式,需要从外延式城镇化向提高城镇产业聚集水平和人口就业吸纳能力、增强城镇内生发展能力的内敛式转型。

[关键词]城镇化;发展方式;内敛式转型 过去30多年,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0年的47.5%。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二元体制的原因,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相当突出。2011年3月份,国家公布了“十二五”规划纲要,其中提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城镇化率提高4个百分点,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將由现在的47.5%提高到51.5%,城镇人口总数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总数。要想如期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不断总结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偏差,提高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又好又快的道路。城镇化转型的核心是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镇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体系,加快农民工市(镇)民化。

一、城镇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一)城镇化率统计口径存在偏差,出现“虚拟城镇化” 根据目前我国城镇化率的统计口径,近1.5亿农民工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中。事实上,由于这部分“城镇人口”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没有实现户籍转型,也未能均等地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也就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具有“半城镇化”的性质。这个城镇化率是含有水分的虚拟城镇化,如有的学者估算,目前真正的城镇化率要打七五折,大致在35%—36%之间。

(二)农民工尚未市(镇 )民化,出现“不稳定城镇化” 当前,我国人口的城镇化快于农民工市(镇)民化。城镇产业依赖农民工,现在二、三产业劳动者中农民工占60%,且这一比重呈逐年增加趋势。农民工队伍已成为城镇不可或缺的产业力量,但城镇居民待遇却没有惠及农民工。被边缘化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定居扎根,不得已回流到农村。于是,城镇产业将无以为继,城镇化泡沫就会破裂。没有将农民工当作主人留在城镇的城镇化将是不稳定的城镇化。

(三)城镇产业聚集和人口吸纳能力不强,出现“空心城镇化” 从1997年2007年,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大了7.2%,但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4%,土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城镇建成区土地利用粗放,产业聚集能力不强。城镇化进程不是市场主导而是行政主导的城镇化,政府通过户籍、就业、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等管理制度以及土地征用、城镇规划、公共投入等的控制权对城镇人口、规模等进行调控,其结果是城镇规模扩张与产业形成集聚不同步。产业集聚能力不强致使城镇人口密度偏低,城镇服务业难以规模化发展,产业与人口密度偏低,城镇出现一定的空心化。

(四)户籍转型以农民权益侵害为代价,出现农民“被城镇化” 城镇化依靠“农地支持”。有关调查资料显示,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高达2.7万亿元,土地出让金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60%以上,土地城镇化增值收益强化了政府土地城镇化动机。广大失地农民虽然一夜之间“被城市化”,由农民变成市民,实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农转非”梦想。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他们却遭遇“有名无实”、“有本无权”的尴尬,只是户籍“被城市化”的广大农民,无疑又罹遇一次身份贱卖和权益盘剥。

(五)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风险点之一,出现“风险化城镇化”

当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年龄在20岁-30岁之间的“新生代”已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数量达1亿人左右。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由两类群体组成,其一为首次进城务工的80后、90后农民工,即一般意义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二为农民工二代,即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该类农民工一般随父母生活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形成了既不同于城市居民,又不同于农村居民的特有生活、行为和就业方式,他们的生活处于多元化价值观的无序混合状态。其结果是,文化冲突导致他们的行为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评价善恶的标准也失去了统一尺度,并在内心不断受到冲击乃至弱化。新生代农民工强烈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经济困境,城市丰裕的物质和生活方式,又无形中拔高了他们对物质的期望目标。然而,由于城市政策、自身文化素质以及择业不稳定造成的生活窘迫,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挫败感和失落感,导致其极易偏离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六)“民工荒”现象频发,出现“不可持续城镇化” 频频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表明,农村劳动力已经出现结构性短缺并正在向全面性短缺转变。不但如此,被拒于城镇社会之外的农民工除打工收入外几乎没有其它收益,较低的工资水平让农民工每年都要重新调整外出打工期望。据人保部的调查,2010年仅有62%的返乡农民工明确表示春节后要继续外出务工。劳动力短缺与农民工外出打工意愿低迷表明,以传统制造业为支持的粗放式城镇化道路不可持续,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亟待转型。 二、城镇化难题的破解 改革开放后 ,我国走的是一条外延式的快速城镇化发展道路。近年来,党和政府调整城乡发展战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农村公共设施和服务的投入。然而,重城轻乡的公共财政投入结构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农村的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仍不断流入城镇。农民工将劳动奉献给城镇而自身并没有成为城镇的主人。这种没有充分吸纳新居住群体的城镇化必然引发一系列的城镇化病。

解决城镇化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工镇民化或市民化,以此为基础实现城镇化内敛式转型。农民工市(镇)民化是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镇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体系为核心,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市(镇)民化要求农民工其家属在城镇具有合法的生存和居住空间、平等的社会保障、公共医疗服务、子女受教育权利和住房保障等,农民工及其家属由过客转为城市主人。城镇化内敛式发展就是依靠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作用提高城镇产业与人口集聚水平,扩大城镇居民消费效应和城镇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城镇内生发展能力。

农民工市(镇)民化是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关键。农民工只有在城镇扎根生存,工业化和城镇化才会有稳定的基础。农民工只有与雇主缔结稳定的劳动关系,实现城镇稳定就业,才能形成稳定的职业预期和稳定的产业队伍。

农民工市(镇)民化本身需要支付社会成本。研究测算,农民工市(镇)民化的成本在2.5—10万元之间。市(镇)民化的社会成本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合理分担。其收入水平决定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根据社会成本、承担能力大小选择不同的市民化方式。大中城市市民化门槛较高,可以有选择地分次推进,如在城市打工多年并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举家到小城镇落户,实现农民工镇民化。在大中城市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可加快小城镇基础建设,提高吸引吸纳能力,鼓励农民工镇民化。

三、城镇化内敛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城镇化内敛式转型需要发挥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机制,提高城镇产业聚集和人口与就业吸纳能力,丰富城镇化内涵。

(一)实现农民工市(镇)民化——稳定城镇化 农民工市(镇)民化应该在农民工自愿基础上,采用市场手段与政策激励相结合,引导农民工在城镇居住生活,杜绝农民“被城镇化”现象。一是政策鼓励一般农民工进入小城镇就业定居,引导具有所需技能的农民工进入地级市就业定居,放宽地级市准入门槛;对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可以根据城市承载能力有选择地吸纳农民工落户定居。二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等要放宽高技能农民工家属投奔落户尺度,并为其提供与城市居民均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和城市公 共服务等。三是降低农民工子女入学门槛,允许尚未在城市落户的农民工子女能够享受与城市学生均等的教育服务。

(二)实现城镇化顶层设计——规范城镇化 由于农村人口多而“城市供给不足”以及制度限制、福利巨大落差,使發展小城镇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选择。城镇化需要从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和布局出发,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统筹考虑城镇化有关重大问题,做好顶层设计、系统规划,明确发展重点、路径和顺序,确保城镇化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三)保障农民工市(镇)民权益——城镇体面生存 实现农民工体面生存必须保障工劳动权益。用人单位除按时缴纳社会保险外,还要保障劳动者职业卫生、职业安全和休息权益,尤其女工的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的权益保护。政府应严格限制企业非自愿加班行为,严格限制加班时长。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需要健全和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加强监督监察力度,对侵犯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行为可以采用经济、行政,甚至刑事处罚手段。

(四)发展农村职业义务教育——促进就业转型 继续实行义务后教育即职业义务教育。一是将初中毕业未升学人员纳入“9+2”职业义务教育范畴,通过法律强制其参加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由国家承担教育成本。二是将40岁以下农村未转移劳动力纳入国家义务培训范围并由政府承担培训费用。三是通过法律规定企业承担职工培训义务。企业必须定期为本单位职工提供免费职业培训,不具有培训条件的企业可以缴纳培训税的形式,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委托有培训资质的专业单位集中培训。

(五)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促进劳动公平 一是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定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建立最低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让农民工同样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二是逐步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单位职工工资水平差距,实现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工同酬。三是建立农民工补偿性工资标准,增加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的补偿水平。四是修改劳动工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保障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参考文献〕 〔1〕厉以宁.中国需加快城镇化〔N〕.经济观察报,2010-12-03. 〔2〕辜胜阻.城镇化新政重点应是户籍制度渐进式改革〔N〕.华夏时报,2010-03-26.

〔3〕吴江,王斌.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J〕.中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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