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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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２００２ 年 ， 还 是 Ｂｌａｉｋｉｅ 等 人 ， 还 是 在 尼 泊 尔 的 研究， 使他们对自己 ２０ 年 前 对 全 球 化 进 程 中 农 民 收 入 的 判断产生怀疑。他们认为原来的模型低估了全球化进程 中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因为农民的非 农收入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对农民 收 入 发 生 了 显 著 性 的 影 响 。Ａｆｓａｒ 进 一 步 分 析 了 在 全 球 化 过程中有五种力量使农民收入的重心从农业转向非农产 业： （ １） 土地生产的收入减少， 比如工农价格差和政府
经济
国外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 汪段泳 刘振光（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配置加速， 在反贫困进程中的家庭经济利用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学者和政 策制定者的强烈关注， 成为反贫困领域的前沿问题。利用家庭经济开展农村反贫困的研究焦点是农村家庭如 何选择和调整其收入结构、家庭生产产出以及家庭内部的产权安排等以实现家庭经济， 应对各类贫困致因。 研究目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在政府帮助、企业扶贫的基础上， 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和家庭组成的三维分 析框架， 拓展扶贫开发新空间。
罕有经济学者对地位产品进行研究， 因为某人消费 地位产品后的效用水平需要依赖其他人的偏好和认同， 该消费者在消费前后的偏好不能保持一致性， 致使经济 学 方 法 难 以 直 接 使 用①。 但 是 ， 随 着 经 济 一 体 化 的 加 快 ， 在相对封闭和保守的农村地区， 家庭生产他们的地位和 尊严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诚实! 信用! 乐善好施 和尊严是他们能否取得社会资源的最重要的担保物和竞 争优势， 家族和地缘关系是他们非农就业的主要渠道。 一般认为， 家庭通过其定位标准和价值观的对比来确定 自己的地位， 进而决定如何生产和怎样生产地位产品， 对于符合自己标准的就接受， 否则就摒弃。贫困家庭为 了能够得到周围的认同， 往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积累 物质财富， 以便在关键时刻， 比如婚丧嫁娶， 生产“最 恰当”的地位产品。但是又因为地位产品是相对的， 某 个家庭能否获得设计的地位产品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支 付水平， 而部分取决于与他争夺地位产品的对手的支付， 该家庭只有比对手多支付一个可辨识的增量， 地位产品 才能形成， 才能够获得相应的认同， 否则其支付就成为 沉没成本而失去了。如果贫困家庭被迫生产与其收入不 相互匹配的地位产品， 则可能直接增加贫困程度。在 Ｋｒｉｓｈｎａ 的 研 究 中 ， 在 原 来 ２５ 年 前 非 贫 困 的 家 庭 因 为 结 婚而致贫占新增贫困的 ６９％， 而办丧事占 ２８％②。
的 产 业 政 策 的 工 业 倾 向 ； （ ２） 非 农 产 业 的 就 业 机 会 增 加， 特别是外资、外贸所带动的就业机会增加； （ ３） 环 境退化， 土地的过度使用和工业污染加重使农村环境难 以保持高的生产能力； （ ４） 土地短缺， 因为人口增长和 城市扩容， 土地使用非农化； （ ５） 文化和社会变革， 城 乡人口流动和消费倾向的媒体宣传， 改变了农民对农业 的投资偏好等。五种力量的作用使农民家庭在农业中得 到的收入比例逐渐降低， 而从非农部门得到的收入却逐 渐加大， 收入来源越 来 越 多 元 化 。 在 印 度 ， 从 １９７１ 年 到 １９９９ 年 ， 非 农 收 入 占 总 收 入 的 比 重 ， 从 １９％ 上 升 到 ４８％。在坦桑尼亚等非洲六国， 非农收入也已经达 到 ６０～ ８０％ 。 在 菲 律 宾 的 Ｅａｓｔ Ｌａｇｕｎａ 村 ， 从 １９７４ 年 到 ２０００ 年， 农民的农业收入已经从 ９０％下降到 ３６％。在 １９９８ 年 泰国农民中至少三分之二的家庭中， 有一个家庭成员全 职 或 者 兼 职 于 非 农 部 门 。Ｋｒｉｓｈｎａ（ ２００６） 基 于 印 度 一 个 农村地区连续 ２５ 年贫困 变 化 数 据 研 究 发 现 ， 农 民 家 庭 收 入 的 多 样 化 使 得 ５１％的 原 本 贫 困 的 家 庭 摆 脱 了 贫 困 ， 其 扶贫效果比增加工作可得性大 ７ 倍多， 后 者 只 有 ７％， 具 体的收入多元化的方法有： 组建家庭微型企业； 家庭成 员在非农业部门就业； 增加市场附加值高的产出品种， 优化农业产出结构等。从这个角度出发， 如何尽可能融 入全球化进程， 充分利用经济一体化过程所提供的新发 展机会， 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 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 本途径， 才是适宜的扶贫政策。
二! 农民家庭生产与反贫困
从目前全球横截面的数据看， 家庭规模似乎与贫困 程度成反比， 即家庭规模越大， 家庭贫困的概率就越大。 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到，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 贫困家庭生 产更多的子女是避免他们极度贫困的一项基本生产活动。 在大家庭中， 家庭生产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 例如照明 用具， 无论家庭成员的多寡， 都需要购买， 而大家庭中
与城市生活相比， 影响农村家庭生产多少和生产什 么的营养与健康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一些小的偶然事件 就可能诱发贫困家庭产生一场大的灾难， 一些粗糙的扶 贫行动有时候反而成为致贫因素。在饮用水问题上， 表 现得最为突出。随着全球化和工业化的推进， 工业用水 加剧! 城市污染! 水质变差! 水源枯竭等使家庭安全饮 用水日益短缺的同时， 一些随水和空气传播的疾病也开 始死灰复燃。为了避免巨额的医疗支出， 农村贫困者为 获 取 安 全 饮 水 ， 需 要 支 付 更 高 的 成 本 。Ｈｏｐｅ（ ２００６） 研 究发现， 提高水的可得性是增加农村贫困家庭福利的最 重要的因素， 世界上， 最穷! 最渴! 最弱势的群体往往 缺水。在非洲南部， 最穷的群体业就是获取水量最少的 群体。在印度的一些地区， 家庭主妇平均一天仍需要花 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获取可饮用水， 而每个家庭平均需
关键词： 全球化； 反贫困； 农村； 家庭经济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３－ ８５４Ｘ（ ２００７） ０５－ ００２７－ ０３
一、农民家庭收入增长与反贫困
增加农民家庭的货币收入可以有效减少他们的贫苦 程度的观点， 已经得到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学者和政策 决策者的认同。这是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穷人是农民， 农业是他们主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来源， 而土地是农业 生产的根本， 自然的想法是， 在市场化发展滞后的条件 下增加和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必然从“地根”上做文章。 具体而言， 包括土地产权的调整和土地生产力的增加。 因为通过土地再分配政策的实施， 可以使耕者有其田， 耕者用其田， 不但可以使贫困者获取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而且家庭组织的内部协调可以有 效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进而增加农业 生产的劳动投入， 提升其家庭福利。另外， 通过诸如绿 色革命在内的土地生产力的增加， 可以加速农业产出的 增长速度， 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家庭收入。从理论上， 发 达国家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充沛的资金通过全球化途径扩 散到发展中国家， 有可能提高农村生产力， 进一步提高 农 村 家 庭 的 收 入 水 平 。 但 是 ， Ｂｌａｉｋｉｅ 等 人 （ １９８０） 根 据 他们在尼泊尔的实践研究， 认为发达国家驱动的市场趋 同和一体化过程， 一时难以瓦解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以土 地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生产分配体系， 逆转传统 农业的产出和农民家庭的资源配置方向， 起到提高农民 收入的作用。
因为具有人力资本的子女从事家庭生产的生产率比 不具有人力资本的子女为高， 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 可以显著的提高家庭生产的产出水平， 因此， 提高家庭 福利的另一条途径是积聚更多的人力资本。从整个家庭 生命周期看， 追求跨时效用最大化的贫困家庭， 就需要 将家庭时间和资源在目前消费和未来消费（ 人力资本储 备） 之间进行重新配置。从子女的角度看， 就是如何分 配他们的上学时间与劳动时间， 即家庭安排子女在学习 的同时， 还需要参加多少家务劳动! 市场劳动和家庭集 体劳动， 以得到家庭效用最大化。子女上学的机会成本 是其劳动收入， 劳动收入提高， 增加了子女上学的机会 成本， 减少了家庭配置给他们的学习时间， 如果劳动收 入再有所提高， 势必会提高了子女的辍学率。由此得到 的助学扶贫政策的思路是降低子女求学的机会成本（ 参 加劳动的收益） 或者提高其学习的实际收益， 以提高子 女的入学时间， 提升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世界 银行的倡导下， 一些国家相继出台了一些资助子女入学 的助学扶贫政策， 即为上学的子女提供粮食补贴或货币 补贴， 结果提高了入学率， 降低了辍学率。另外， 助学 扶贫政策还可以提高家庭生产的技术水平， 因为受过基 本教育的家庭成员， 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学习和知 识结构， 熟悉一些全球化背景下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可 以更好的适应全球化中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增强其家庭的非农收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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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论坛 ２００７．５ ２７
通过共享能够使平均支出下降， 具有明显的消费规模经 济； 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同舟共济和相互扶持以抵抗不利 的人生变故， 可以减少总的保险支出， 具有保险规模经 济； 在生病时可以相互照顾， 不必积累大量的资财已备 医疗费用， 而且可以相互发现病情并及时帮忙解决， 增 加了健康程度和延长了预期寿命， 具有健康规模经济； 共享知识和生活技巧， 还具有知识生产的规模经济等等。 面临日益恶化的环境条件， 缺衣少药! 营养不良的贫困 家庭， 子女的死亡风险大， 家庭成员的疾病发生率高， 劳动生产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一定的子女数量， 难以得到家庭生产所需要的充足劳动供给， 确实难以将 家庭运作维持在规模经济范围内。
２８ Ｊ ｉａｎｇｈａｎ Ｔｒ ｉｂｕｎｅ ２００７．５
滴注管道， 减少对地位产品的需求。
三! 家庭内部的产权安排与反贫困
第一， 家庭内部受教育权的重新配置： 母亲是否应 该 被 优 先 赋 予 ？ 在 美 国 《 经 济 评 论 》２００５ 年 第 １０ 期 上 ， 刊 登 了 对 这 个 问 题 的 一 个 争 论 。 作 为 正 方 的 Ｂｅｈｒｍａｎ 和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依 据 母 亲 比 父 亲 更 偏 爱 子 女 的 假 设 ， 认 为 如 果 优 先 赋 予 母 亲 的 受 教 育 权 ， 就 可 以 提 高 家 庭 产 品— —— 子女的质量。因为接受到较高教育的母亲更有能力帮助 子女， 这就为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势必产生 巨大的非市场效益， 他们的结论得到计量经济学的验证。 事实上， 这个观点一直是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机构 的主流观点， 为了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 他们常 常督促不少发展中国家推行类似的政策。作为反方的 Ａｎｔｏｎｏｖｉｃｓ 和 Ｃｏｌｄｂｅｒｇｅｒ 使 用 正 方 的 同 一 套 数 据 ， 得 出 了 与正方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结果是， 提供父亲 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具有明显的正效应， 而母亲的 效应几乎为零， 甚至为负， 母亲教育这种无效率在子女 入学前阶段更为明显。原因是， 提高了母亲的教育水平， 显著提高了母亲的市场参与率， 减少了母亲的家务时间 和陪伴子女的时间， 势必降低了家庭产出水平， 影响后 代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双方的争论其实在讨论母亲在家 庭生产函数中的父母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弹性的大小问题， 由于家庭关系千差万别， 仅仅基于性别分工进行教育权 配置似乎过于简单， 难以符合日益多元化的家庭实际。
要 １．７ 个 担 水 人 。 ＷＨＯ（ ２００３） 则 直 接 断 言 ， 大 部 分 （ 穷人的） 健康福利最终来源于水的服务和水的正常使用
! 良好的卫生习惯。不少国家为了提高农村地区水的可 得数量和质量， 增加农村地区的健康和营养水平， 在加 大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力度的同时， 曾经使用了三种方法。 第 一 是 掘 井 ； 第 二 是 供 水 至 农 村 社 区 ， 比 如 规 定 ２００ 米 必 须 存 在 一 个 水 龙 头 ； 第 三 是 水 的 供 应 市 场 化 。 Ｂａｕｅｒ （ １９９７） 对 智 利 进 行 了 长 达 ２０ 年 的 水 市 场 化 试 验 ， 他 认 为， 建立水的私有产权市场化交易， 虽然可以克服政府 失败和减少政府支出， 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 但是由 于水的非排他性和高额的交易成本， 易造成污染等外部 性， 市场价格并不能有效地传递反映供求的信息， 要达 到高效的水资源（ 公共资源） 的市场化配置难且复杂， 水的市场化并不能提高穷人获取饮用水的数量。而供水 到社区和街道， 也并不能有效提高穷人的可饮用水的数 量 和 质 量 ， 因 为 生 产 饮 用 水 的 另 一 个 投 入— ——燃 料 （ 农 村用柴） 并不容易得到。
生产地位产品的另一个可怕后果是， 如果农村存在 相当比例家庭动员其时间和财富参与这种沉没成本竞赛， 增加扶贫资源仅仅可能增加的是他们参加竞赛的动力， 扶贫结果可能反而加速农村家庭财富的耗损和破坏， 使 贫困家庭更难跳出贫困陷阱。相应的扶贫政策如何固化 地位产品生产于生产性活动之中， 具体方法有： 第一， 地位产品固定在城乡迁徙上， 使农村家庭在生产城市地 位产品的同时， 增加了其人力资本存量； 第二， 固定在 创业竞争上， 引导地位竞争于扶贫创业上； 第三是增加 农民家庭的互助合作组织和组建正式的劳动力就业市场， 构建农民的社会资本网络， 增加社会资源对贫困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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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 汪段泳 刘振光（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配置加速， 在反贫困进程中的家庭经济利用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学者和政 策制定者的强烈关注， 成为反贫困领域的前沿问题。利用家庭经济开展农村反贫困的研究焦点是农村家庭如 何选择和调整其收入结构、家庭生产产出以及家庭内部的产权安排等以实现家庭经济， 应对各类贫困致因。 研究目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在政府帮助、企业扶贫的基础上， 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和家庭组成的三维分 析框架， 拓展扶贫开发新空间。
罕有经济学者对地位产品进行研究， 因为某人消费 地位产品后的效用水平需要依赖其他人的偏好和认同， 该消费者在消费前后的偏好不能保持一致性， 致使经济 学 方 法 难 以 直 接 使 用①。 但 是 ， 随 着 经 济 一 体 化 的 加 快 ， 在相对封闭和保守的农村地区， 家庭生产他们的地位和 尊严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诚实! 信用! 乐善好施 和尊严是他们能否取得社会资源的最重要的担保物和竞 争优势， 家族和地缘关系是他们非农就业的主要渠道。 一般认为， 家庭通过其定位标准和价值观的对比来确定 自己的地位， 进而决定如何生产和怎样生产地位产品， 对于符合自己标准的就接受， 否则就摒弃。贫困家庭为 了能够得到周围的认同， 往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积累 物质财富， 以便在关键时刻， 比如婚丧嫁娶， 生产“最 恰当”的地位产品。但是又因为地位产品是相对的， 某 个家庭能否获得设计的地位产品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支 付水平， 而部分取决于与他争夺地位产品的对手的支付， 该家庭只有比对手多支付一个可辨识的增量， 地位产品 才能形成， 才能够获得相应的认同， 否则其支付就成为 沉没成本而失去了。如果贫困家庭被迫生产与其收入不 相互匹配的地位产品， 则可能直接增加贫困程度。在 Ｋｒｉｓｈｎａ 的 研 究 中 ， 在 原 来 ２５ 年 前 非 贫 困 的 家 庭 因 为 结 婚而致贫占新增贫困的 ６９％， 而办丧事占 ２８％②。
的 产 业 政 策 的 工 业 倾 向 ； （ ２） 非 农 产 业 的 就 业 机 会 增 加， 特别是外资、外贸所带动的就业机会增加； （ ３） 环 境退化， 土地的过度使用和工业污染加重使农村环境难 以保持高的生产能力； （ ４） 土地短缺， 因为人口增长和 城市扩容， 土地使用非农化； （ ５） 文化和社会变革， 城 乡人口流动和消费倾向的媒体宣传， 改变了农民对农业 的投资偏好等。五种力量的作用使农民家庭在农业中得 到的收入比例逐渐降低， 而从非农部门得到的收入却逐 渐加大， 收入来源越 来 越 多 元 化 。 在 印 度 ， 从 １９７１ 年 到 １９９９ 年 ， 非 农 收 入 占 总 收 入 的 比 重 ， 从 １９％ 上 升 到 ４８％。在坦桑尼亚等非洲六国， 非农收入也已经达 到 ６０～ ８０％ 。 在 菲 律 宾 的 Ｅａｓｔ Ｌａｇｕｎａ 村 ， 从 １９７４ 年 到 ２０００ 年， 农民的农业收入已经从 ９０％下降到 ３６％。在 １９９８ 年 泰国农民中至少三分之二的家庭中， 有一个家庭成员全 职 或 者 兼 职 于 非 农 部 门 。Ｋｒｉｓｈｎａ（ ２００６） 基 于 印 度 一 个 农村地区连续 ２５ 年贫困 变 化 数 据 研 究 发 现 ， 农 民 家 庭 收 入 的 多 样 化 使 得 ５１％的 原 本 贫 困 的 家 庭 摆 脱 了 贫 困 ， 其 扶贫效果比增加工作可得性大 ７ 倍多， 后 者 只 有 ７％， 具 体的收入多元化的方法有： 组建家庭微型企业； 家庭成 员在非农业部门就业； 增加市场附加值高的产出品种， 优化农业产出结构等。从这个角度出发， 如何尽可能融 入全球化进程， 充分利用经济一体化过程所提供的新发 展机会， 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 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 本途径， 才是适宜的扶贫政策。
二! 农民家庭生产与反贫困
从目前全球横截面的数据看， 家庭规模似乎与贫困 程度成反比， 即家庭规模越大， 家庭贫困的概率就越大。 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到，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 贫困家庭生 产更多的子女是避免他们极度贫困的一项基本生产活动。 在大家庭中， 家庭生产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 例如照明 用具， 无论家庭成员的多寡， 都需要购买， 而大家庭中
与城市生活相比， 影响农村家庭生产多少和生产什 么的营养与健康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一些小的偶然事件 就可能诱发贫困家庭产生一场大的灾难， 一些粗糙的扶 贫行动有时候反而成为致贫因素。在饮用水问题上， 表 现得最为突出。随着全球化和工业化的推进， 工业用水 加剧! 城市污染! 水质变差! 水源枯竭等使家庭安全饮 用水日益短缺的同时， 一些随水和空气传播的疾病也开 始死灰复燃。为了避免巨额的医疗支出， 农村贫困者为 获 取 安 全 饮 水 ， 需 要 支 付 更 高 的 成 本 。Ｈｏｐｅ（ ２００６） 研 究发现， 提高水的可得性是增加农村贫困家庭福利的最 重要的因素， 世界上， 最穷! 最渴! 最弱势的群体往往 缺水。在非洲南部， 最穷的群体业就是获取水量最少的 群体。在印度的一些地区， 家庭主妇平均一天仍需要花 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获取可饮用水， 而每个家庭平均需
关键词： 全球化； 反贫困； 农村； 家庭经济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３－ ８５４Ｘ（ ２００７） ０５－ ００２７－ ０３
一、农民家庭收入增长与反贫困
增加农民家庭的货币收入可以有效减少他们的贫苦 程度的观点， 已经得到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学者和政策 决策者的认同。这是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穷人是农民， 农业是他们主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来源， 而土地是农业 生产的根本， 自然的想法是， 在市场化发展滞后的条件 下增加和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必然从“地根”上做文章。 具体而言， 包括土地产权的调整和土地生产力的增加。 因为通过土地再分配政策的实施， 可以使耕者有其田， 耕者用其田， 不但可以使贫困者获取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而且家庭组织的内部协调可以有 效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进而增加农业 生产的劳动投入， 提升其家庭福利。另外， 通过诸如绿 色革命在内的土地生产力的增加， 可以加速农业产出的 增长速度， 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家庭收入。从理论上， 发 达国家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充沛的资金通过全球化途径扩 散到发展中国家， 有可能提高农村生产力， 进一步提高 农 村 家 庭 的 收 入 水 平 。 但 是 ， Ｂｌａｉｋｉｅ 等 人 （ １９８０） 根 据 他们在尼泊尔的实践研究， 认为发达国家驱动的市场趋 同和一体化过程， 一时难以瓦解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以土 地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生产分配体系， 逆转传统 农业的产出和农民家庭的资源配置方向， 起到提高农民 收入的作用。
因为具有人力资本的子女从事家庭生产的生产率比 不具有人力资本的子女为高， 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 可以显著的提高家庭生产的产出水平， 因此， 提高家庭 福利的另一条途径是积聚更多的人力资本。从整个家庭 生命周期看， 追求跨时效用最大化的贫困家庭， 就需要 将家庭时间和资源在目前消费和未来消费（ 人力资本储 备） 之间进行重新配置。从子女的角度看， 就是如何分 配他们的上学时间与劳动时间， 即家庭安排子女在学习 的同时， 还需要参加多少家务劳动! 市场劳动和家庭集 体劳动， 以得到家庭效用最大化。子女上学的机会成本 是其劳动收入， 劳动收入提高， 增加了子女上学的机会 成本， 减少了家庭配置给他们的学习时间， 如果劳动收 入再有所提高， 势必会提高了子女的辍学率。由此得到 的助学扶贫政策的思路是降低子女求学的机会成本（ 参 加劳动的收益） 或者提高其学习的实际收益， 以提高子 女的入学时间， 提升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世界 银行的倡导下， 一些国家相继出台了一些资助子女入学 的助学扶贫政策， 即为上学的子女提供粮食补贴或货币 补贴， 结果提高了入学率， 降低了辍学率。另外， 助学 扶贫政策还可以提高家庭生产的技术水平， 因为受过基 本教育的家庭成员， 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学习和知 识结构， 熟悉一些全球化背景下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可 以更好的适应全球化中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增强其家庭的非农收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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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论坛 ２００７．５ ２７
通过共享能够使平均支出下降， 具有明显的消费规模经 济； 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同舟共济和相互扶持以抵抗不利 的人生变故， 可以减少总的保险支出， 具有保险规模经 济； 在生病时可以相互照顾， 不必积累大量的资财已备 医疗费用， 而且可以相互发现病情并及时帮忙解决， 增 加了健康程度和延长了预期寿命， 具有健康规模经济； 共享知识和生活技巧， 还具有知识生产的规模经济等等。 面临日益恶化的环境条件， 缺衣少药! 营养不良的贫困 家庭， 子女的死亡风险大， 家庭成员的疾病发生率高， 劳动生产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一定的子女数量， 难以得到家庭生产所需要的充足劳动供给， 确实难以将 家庭运作维持在规模经济范围内。
２８ Ｊ ｉａｎｇｈａｎ Ｔｒ ｉｂｕｎｅ ２００７．５
滴注管道， 减少对地位产品的需求。
三! 家庭内部的产权安排与反贫困
第一， 家庭内部受教育权的重新配置： 母亲是否应 该 被 优 先 赋 予 ？ 在 美 国 《 经 济 评 论 》２００５ 年 第 １０ 期 上 ， 刊 登 了 对 这 个 问 题 的 一 个 争 论 。 作 为 正 方 的 Ｂｅｈｒｍａｎ 和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依 据 母 亲 比 父 亲 更 偏 爱 子 女 的 假 设 ， 认 为 如 果 优 先 赋 予 母 亲 的 受 教 育 权 ， 就 可 以 提 高 家 庭 产 品— —— 子女的质量。因为接受到较高教育的母亲更有能力帮助 子女， 这就为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势必产生 巨大的非市场效益， 他们的结论得到计量经济学的验证。 事实上， 这个观点一直是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机构 的主流观点， 为了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 他们常 常督促不少发展中国家推行类似的政策。作为反方的 Ａｎｔｏｎｏｖｉｃｓ 和 Ｃｏｌｄｂｅｒｇｅｒ 使 用 正 方 的 同 一 套 数 据 ， 得 出 了 与正方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结果是， 提供父亲 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具有明显的正效应， 而母亲的 效应几乎为零， 甚至为负， 母亲教育这种无效率在子女 入学前阶段更为明显。原因是， 提高了母亲的教育水平， 显著提高了母亲的市场参与率， 减少了母亲的家务时间 和陪伴子女的时间， 势必降低了家庭产出水平， 影响后 代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双方的争论其实在讨论母亲在家 庭生产函数中的父母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弹性的大小问题， 由于家庭关系千差万别， 仅仅基于性别分工进行教育权 配置似乎过于简单， 难以符合日益多元化的家庭实际。
要 １．７ 个 担 水 人 。 ＷＨＯ（ ２００３） 则 直 接 断 言 ， 大 部 分 （ 穷人的） 健康福利最终来源于水的服务和水的正常使用
! 良好的卫生习惯。不少国家为了提高农村地区水的可 得数量和质量， 增加农村地区的健康和营养水平， 在加 大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力度的同时， 曾经使用了三种方法。 第 一 是 掘 井 ； 第 二 是 供 水 至 农 村 社 区 ， 比 如 规 定 ２００ 米 必 须 存 在 一 个 水 龙 头 ； 第 三 是 水 的 供 应 市 场 化 。 Ｂａｕｅｒ （ １９９７） 对 智 利 进 行 了 长 达 ２０ 年 的 水 市 场 化 试 验 ， 他 认 为， 建立水的私有产权市场化交易， 虽然可以克服政府 失败和减少政府支出， 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 但是由 于水的非排他性和高额的交易成本， 易造成污染等外部 性， 市场价格并不能有效地传递反映供求的信息， 要达 到高效的水资源（ 公共资源） 的市场化配置难且复杂， 水的市场化并不能提高穷人获取饮用水的数量。而供水 到社区和街道， 也并不能有效提高穷人的可饮用水的数 量 和 质 量 ， 因 为 生 产 饮 用 水 的 另 一 个 投 入— ——燃 料 （ 农 村用柴） 并不容易得到。
生产地位产品的另一个可怕后果是， 如果农村存在 相当比例家庭动员其时间和财富参与这种沉没成本竞赛， 增加扶贫资源仅仅可能增加的是他们参加竞赛的动力， 扶贫结果可能反而加速农村家庭财富的耗损和破坏， 使 贫困家庭更难跳出贫困陷阱。相应的扶贫政策如何固化 地位产品生产于生产性活动之中， 具体方法有： 第一， 地位产品固定在城乡迁徙上， 使农村家庭在生产城市地 位产品的同时， 增加了其人力资本存量； 第二， 固定在 创业竞争上， 引导地位竞争于扶贫创业上； 第三是增加 农民家庭的互助合作组织和组建正式的劳动力就业市场， 构建农民的社会资本网络， 增加社会资源对贫困家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