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笔下的女性

海明威笔下的女性(与王慧合作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二期) 海明威在美国文坛上的杰出地位和他对美国文学发展所作的卓越贡献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或者进一步说，海明威作为一名作家对女性的态度，却一直是评论界论争的焦点。相当数量的评论家认为，海氏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歧视女性，故而在他的作品中只有“硬汉” 形象。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后，海明威的女性角色更是毁誉互生：有激进者已不满足于称海氏为大男子主义者而斥之为有“厌女情结”的“大男子主义猪猡” ；有的评论家则指出海氏为女权主义者，支持妇女运动。更有评论家将海氏女性二分为天使和妖女两类。笔者认为几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海氏虽推崇“硬汉”, 但并不“厌女”；海氏在作品中的确体现了一个男性作家的强烈的女性意识，但将其视为女权运动的支持者，却也未免言过其实；将人物二分也失之过分笼统、简单。本文将系统分析评论界观点之分野，并将以历史的观点，从文本入手，分析海氏主要作品中的主要女性角色。无意赶“翻案” 之时髦，只图对其女性人物达到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认识，并以此求教于专家同行。一海明威以塑造男性角色，观照男性世界而著称。捕鱼、打猎、拳击、斗牛、战争这些刺激、冒险的活动是海氏作品的一贯主题。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明显只关注男性世界——书中竟没有一个女性角色。他的男性人物都是具有“重压之下的风度” 的“硬汉子”，而女性人物似乎往往只作为其陪衬或对立物而存在。因此，以埃德蒙德?威尔逊为代表的一部分评论家指出海氏为一个“大男子主义猪猡”。他写道：“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的短暂的幸福生活》和《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以及《第五纵队》中的情感主要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对妇女的敌对意识。……海明威的作品一直具有这种倾向”1 。这种观点得到了朱迪思?费特利的响应，她认为：“解读凯瑟琳复杂性格的最佳途径在于将其视作一连串密码中的又一成员。这些密码一旦解开，隐藏于经典爱情故事之后的对妇女本质上的敌意就变得明白无误了。”2 评论家将评论的焦点集中于一个善写男性主题的男性作家的男性人物身上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过分关注其男性人物以至忽略或者贬低其女性人物，未免有点走极端的嫌疑，且有悖于作者的创作意图。有的评论家和传记作家倾向于从海明威私人生活中挖掘材料，解读其作品，分析其人物。这样似乎很自然就会得出海氏仇视女性的结论。他曾多次骂他的母亲为“她是个婊子，”“那个婊子！”3 对一个给他生命和爱的女人来说，这的确是无以复加的侮辱。他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幸福，三次婚变以及他对几位妻子的攻击性言论，似乎也足以说明他于周围女性的敌对关系。海明威曾攻击过费茨杰拉德的妻子塞尔达，认为她嫉妒费茨杰拉德德才能，干涉他的创作。4 这也被列为他敌视妇女的例证。海明威的上述言行并不足以说明他对女性有偏见。这些情形毕竟是在一定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也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另外，在海氏的传记中也不难找出他爱恋、尊敬女性的例证。海明威也确实经常将他身边的人和事写入小说。因此，研究海氏生平显然有助于理解他的作品。然而，作家的创作于其个人生活的记录毕竟是两码事。生硬地将作品中的人物于作者生活中的人物等同起来，对号入座，独立于文本之外进行观照不但回歪曲人物形象而令人啼笑皆非，同时也是对作家创作才能的一种低估。一个优秀的作家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灵感，但不会将生活原封不动地搬进作品。海明威更是如此。他曾经指出：“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他忠于真理的标准应该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创作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5 海明威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马克斯?威斯特布鲁克曾颇有见地地评论道：“海明威作为一名艺术家早已超越了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与父母感情上的纠葛，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的、现实的、丰富的、常常是尖刻的却又是肯定的态度。”6 可见，一味地以海氏的传记和生活为蓝本去分析作品中的人物，无异于按图索骥、削足适履，很难完整地把握和科学地认识一部作品。得出得结论也无法令人信服。与上述两种评论家相反，罗伯特?D.克鲁瑟等评论家以布莱特?安什丽，玛丽亚等女性人物为依托指出：海明威是一个女权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女权主义倾向。许多女性人物不应遭到唾弃，而是该受到同情，甚至令人倾佩。因此，“‘爸爸海明威’…

最终意义上可被视为斩杀父权和宗法制度巨人的大卫”7 。这种观点首次给一再受到忽略或贬低的海明威女性人物以重视和肯定，令人耳目一新，也有其独到之处。但千万不要忘记，海明威确实是以一个善于关注男性世界，思考男性本质，塑造“硬汉子”形象而著称的作家。肯定女性人物若以否定对应的男性世界为代价，那无异于说明作家的创作同样是残缺的。其实，海明威由一个“大男子主义猪”到“女权主义支持者”的身份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评论家一厢情愿的事情。评论家先确定了自己的阵营，他们的对立的直接结果便是海明威及其塑造的人物只能在两大阵营中寻找自己的坐标，非此即彼，莫有他属。如此读来，海明威必将面目全非，深度全无，丰富性和复杂性尽失。经过激烈的论争，似乎形成了一种折衷和妥协。一部分评论家认为海明威的女性意识是因时因地而变的，将海氏的女性人物划分为“天使” 和“妖女” 两类进行审视。西方有评论家指出：“海明威的女性要么抚摸，要么阉割”8 。国内亦有学者认为海氏女性人物不外乎“理想式女人”和“有害的女人”9 两种。这种观点较之以前各家似乎更加客观、全面，却也未能脱出二分法的巢臼，只不过是海氏作品浅层解读的结果。二．要客观、公允地界定海明威的女性意识，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作家生存其中的那段历史，重新审视海明威所创造的文本。暂且不论生活中的海明威对妇女有否偏见，若要说他创作中没有女性意识则实在冤枉了他。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密执安以北》，《某事的终结》和《雨中的猫》等就是从女性视角展开的。海氏也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谈过自己对塑造女性人物的感受。“我一直认为，同样是生活在严格死板的准则之下，男性要比女性容易的多。没有一个男人象女人那般遵循严厉死板的准则，也没有一个男人象自己想象的那样与女人有着同样良好的道德准则，除非真正努力去做。”10 若无女性意识，何以如此理解女性？在《短篇小说的艺术》一书中他又说道：“女性人物最难处理，但当别人批评说没有象你所写的这种女人时，你千万不要担心。那只表明你的女性人物不同于他们的女性人物。”11 正是由于他的强烈的女性意识以及对女性人物的重视，创作中才会又如此苦衷。综观海氏的主要作品，从前期的短篇小说，直到《老人与海》，不难发现作家的女性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因时、因地、因人而变，而是具有一贯性，这种一贯性又恰恰表现为作家处理女性人物的矛盾性。前期的作品如《雨中的猫》、《印第安女人》等都对女性世界予以特殊的关照，但《老人与海》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女性角色，何以谈女性意识？殊不知，女性人物的缺失恰是作家女性意识的一种反映。海明威完全可以加入一个女性人物来陪衬男性英雄桑提亚哥，但他没有。因为，作为一名男性作家他最为关注，也最善于把握的毕竟还是男性世界。海明威从未停止过对女性世界的思考，但似乎他思考得越深入，女性人物就越难以把握。思想矛盾的结果便是对女性人物的回避。在这篇小说中放弃女性人物是明智之举，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如若勉强为之，只能塑造出一个虚假的女性形象。这与他提出的作家的任务“ 就是写得真实”的创作原则是相悖的。海氏推崇真实若斯，但其女性人物仍未逃脱被斥为“虚假”的命运。布莱特?安什丽，海伦，玛哥特?麦康伯都在被攻击之列。审察一下海明威女性人物生存的背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女性人物形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变化。妇女的形象和行为准则较之维多利亚时代也有极大的不同。李利?布里杰在《美国社会的形象》一书中有着清楚的记录：‘由妇女发起的各种组织和社会团体迅速增加。它们要求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保障妇女的政治和法律权利，”“她们在举止、行为和服饰等方面发动了一场革命。妇女着短裙、留短发、公然抽烟喝酒、甚至出入非法售酒的夜总会。”12 一战后劳务市场开始向妇女开放，妇女有了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据李利?布里杰估计：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至少有一千万妇女有了自己的工作。另外，由于弗洛伊德主义的传播和影响，一场性的革命也在悄悄地展开。如此看来，布莱特等女性人物的衣着举止并非象有些评论家所攻击的那样是“虚假的”、“极不真实的”，而恰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表现。海明威对她们的生存状态作出了理性的审视和真实的刻画。海明威作品中所出现的女性婚前性行为、非婚同居、堕胎等虽非当时普遍现象，却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契合。海明威笔下的许多女性在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