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著名案例

1、巴贝科克诉杰克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最密切联系原则[The Doctri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案情介绍：

1960年9月16日，住在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镇的杰克逊夫妇，邀请邻居巴贝科克小姐乘坐杰克逊先生驾驶的汽车，一起去加拿大度周末。杰克逊先生驾驶汽车行驶至加拿大安大略省境内时，不慎撞在高速公路边的一堵墙上，出了交通事故，致使巴贝科克小姐身受重伤，杰克逊先生也因此交通事故在不久后死亡。回到美国纽约后，巴贝科克小姐以杰克逊夫人为被告，向纽约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杰克逊先生驾车时有疏忽行为，致发生车祸使其身受重伤，请求予以赔偿。

杰克逊夫人在答辩中承认车祸事实，但对巴贝科克小姐提出的赔偿请求，主张根据美国传统的冲突法规则，即侵权行为依侵权行为地法的规则，适用侵权行为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法律。因为，加拿大安大略省法律规定，除非为了盈利的商业性运载乘客，非营业性汽车的所有者或者驾驶者对同乘者由于身体所受到的损害以至死亡，不负赔偿责任。

初审法院依据美国传统的上述冲突法规则，适用了侵权行为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法律，驳回了巴贝科克的诉讼请求。

巴贝科克小姐不服此判决，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法院维持了初审法院的判决。巴贝科克小姐又上诉到纽约州最高法院。该院法官福尔特认为，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未免显得呆板、机械，往往忽视侵权行为地以外的地方法律对解决同一问题具有的利益。从该案的实际情况看，该案的双方当事人均为纽约州的居民，住所也均在纽约州，买汽车、办理驾驶执照和汽车保险均在纽约州，此次旅行的出发点和终点也在纽约，而加拿大安大略省仅为事故的发生地而且纯属偶然。因此，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相比，纽约与本案有更为密切的联系。福尔特法官进一步认为，安大略省的《高速公路交通法》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乘客与驾驶者相互串通向保险公司提出欺诈性的索赔，显然，这一法律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安大略省保险公司的利益，而不是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纽约州保险公司的利益。本案当事人均属纽约人，非安大略省法律保护的目标，因此，适用安大略省的法律，并不能增进安大略省的利益。相反，纽约州的法律要求侵权人对因自己的疏忽而引起的伤害负赔偿责任，法院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以事故发生在本州以外而取消本州立法上给予本州居民的这种保护。因此，作为双方当事人居住地的纽约州法律，应当优先予以适用。由于纽约州法律承认这种情况下免费乘客的损害赔偿权利，故巴贝科克小姐的赔偿请求应予以支持。最后，福尔特法官撤销了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决，决定适用纽约州的法律，允许巴贝科克小姐向杰克逊夫人要求的损害赔偿。

鲍富莱蒙王子妃离婚案（（1887年）

2、鲍富莱蒙王子妃离婚案

法律规避[Evasion of Law]

案情介绍：

原告鲍富莱蒙王子的妃子鲍富莱蒙夫人原为比利时人，因与鲍富莱蒙王子结婚而取得法国国籍。后来，鲍富莱蒙夫人欲离婚以便与罗马尼亚的比贝斯哥王子结婚。但是，当时的法国法律禁止离婚，而当时德国法律则允许离婚。于是，鲍富莱蒙夫人为了达到与鲍富莱蒙离婚的目的，只身移居德国并归化为德国人。随即在德国获得离婚判决，然后在柏林与罗马尼亚的比贝斯哥王子结婚，婚后她以德国公民的身份回到法国。鲍富莱蒙王子在法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告她在德国的入籍、离婚以及再婚无效。虽然法国冲突法规定，离婚依当事人的本国法，但法国最高法院认为，鲍富莱蒙夫人取得德国国籍的动机显然是为了逃避法国法律禁止离婚的规定，因而构成了法律规避，判决她在德国的离婚和再婚都属无效。该法院认为它无权受理她入德国国籍的问题。法国法院根据这一判例便确定了一条原则，即在国际私法中用规避法国法的方法而完成的行为是无效的。

3、特鲁福特案（特鲁福特案（Truffort

Truffort Case 1887年）转致[Transmission]

案情介绍：

特鲁福特是瑞士人，在法国有住所，在英国有动产。他有一独生子。特鲁福特死在法国，死前留有遗嘱，将其全部遗产包括英国境内的财产给其教子。特鲁福特的独生子就在英国的财产在英国的法院起诉，要求继承这笔遗产。英国冲突法规定，动产的继承依被继承人的住所地法，因而指向法国法；而法国的冲突规范规定，动产的继承依被继承人的本国法，因而指向了瑞士法。按照瑞士的继承法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享有全部遗产的十分之九的应继份。最后，英国法院适用瑞士的法律判决此案，使特鲁福特的独生子的要求得到满足。

4、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福果案

案情介绍：

福果是一个具有巴伐利亚（Bavaria）国籍的非婚生子，1801年出生，从5岁起随母居住在法国，直至68岁时，未立遗嘱而亡，但他一直未取得法国意义上的住所。其时，福果的母亲和妻子都已亡故，而他又无子女，因此旁系亲属向法国法院对福果在法国银行的一笔存款提出继承要求。依法国冲突法，继承应适用死者本国法，即巴伐利亚法；而巴伐利亚的继承法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旁系亲属对福果的存款是有继承权的。但法国法院认为本国冲突规范指定的巴伐利亚法包括它的冲突法，巴伐利亚冲突法却规定继承应适用死者死亡时的住所地法，且不区分事实住所和法律住所，于是法国法院便认为福果的住所在法国，故应适用法国法。依法国继承法规定，福果既无直系尊亲属和直系卑亲属，也无兄弟姐妹，其他旁系亲属则是无继承权的。因而法国法院认定福果的存款是无人继承财产，收归法国国库所有。

5、安东夫人诉巴特罗案安东夫人诉巴特罗案（（马耳他婚姻案马耳他婚姻案）

）案情介绍：

典型的识别制度的判例起始于1889年法国最高法院对一起涉外民事案件的审理，即安东夫人诉巴特罗案。该案的主要情况是：安东夫妇均为马耳他人，安东夫人在丈夫死后要求取得其丈夫所遗土地的收益。安东夫妇结婚时住所地是马耳他，婚后移居当时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购买了地产。安东夫人在阿尔及利亚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根据马耳他法律，享有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以及死去丈夫地产的1/4用益权。当时的马耳他法律规定：未亡配偶以配偶身分可以取得已亡配偶的遗产；未亡配偶可以取得已亡配偶1/4的地产用益权。而当时的法国法规定：未亡配偶可以以继承人身份取得已亡配偶的遗产，但是未亡配偶不得取得已亡配偶地产的用益权。如果根据马耳他的法律观点，安东夫人的请求的性质应定为配偶权利，那么根据法国关于解决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冲突规范，应适用马耳他法律，即配偶权利依结婚时当事人的住所地法，其结果是安东夫人依法可以取得土地收益的四分之一；如果根据法国法的观点，将其性质定为不动产继承，则应该适用法国法，结果依据法国的冲突规范的规定，不动产继承依物之所在地法，即法国法，安东夫人则不能取得土地的收益权。可见，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安东夫人要求的法律事实进行识别，以判定其究竟是夫妻财产关系，还是继承关系问题。这一识别直接涉及采用何国法律为准据法，其判断结果也将截然相反。本案中法国最高法院最后依据外国法律的观点进行了识别，将该案件纠纷识别为夫妻财产关系，使得马耳他的法律得以适用，满足了原告安东夫人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