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协商民主_下_斯蒂芬_艾斯特

第三代协商民主(下)＊[英]斯蒂芬·艾斯特　著　蒋　林　李新星　译 二、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发展:使协商民主制度化如上文所述,第二代协商民主通过对论据阐述、偏好转换、共识和妥协以及交流的可行方式提出一系列清晰的全新解释,从而使第一代协商民主的标准适应于社会的复杂性特征。

这使得协商民主理论更加合理,在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焦点也更明确地集中到制度化上。

在关于制度化的讨论上,第二代协商理论家沿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理论。

他们接纳了罗尔斯关于协商民主的准则应该在宪法中得到体现以及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也应得到宪法许可的理论,但他们更多受惠于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的协商视为意见形成者和议程设定者的观点。

例如,博曼以及古特曼和汤普森有关制度化的研究方法强调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对话的重要性。

但是,第二代协商理论家承认社会经济不平等亟需得到解决,以便保证所有群体有平等机会在公共领域进行公共对话,而不是像哈贝马斯建议的那样,对不平等现象不予考虑。

尽管第二代协商民主理论家明确了制度化这一方向,但他们却避开谈论实际的和具体的制度。

本文讨论的这三本著作则接过了接力棒,在构思具有现实性的、可行的以及在规范方面更合意的协商民主制度方面,提出了更多的细节,关注的焦点更具有经验性。

在这一论述过程中,这三本著作促进了第三代协商民主的形成。

在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内部,对于实现协商民主制度化而言,在微观策略和宏观策略之间存在一种普遍的差异,它源于卡罗林·亨德里克(C a r o l y n H e n d r i k s)。

微观协商民主关注的是国家内部小规模的组织化场所中的理想的协商程序,其导向是中立参与者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共同协商以作出决策。

与之相反,宏观协商民主倾向于非正式的、非组织性的、临时的松散交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旨在形成观点,它发生在公民社会范围内,而处于国家正式的决策机制之外,并与之相对立,参与协商的人都有其党派性。

微观协商往往过于精英主义,将太多的参与者排除在外;而在宏观协商里,交流很容易因为不平等和利己主义而被扭曲,除非这种协商交流与决策和微观的协商场所联系起来,否则就无法对公民充分授权,使其真正有效地参与协商。

因而亨德里克正确地指出,对于微观协商民主和宏观协商民主而言结合成一体是必不可少的,而本文所讨论的这三本著作都给出了实现这一点的建议,尽管巴伯和巴特莱特以及欧佛林没　政治与政党　＊本文(上)见本刊2011年第3期。

有明确使用这一术语。

帕金森强调指出,两种类型的协商都必须是由一系列的制度所产生和培育起来的,这些制度应该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复杂的体系,以确保互相取长补短。

这点与巴伯和巴特莱特旨在确保将公民社会中的意见形成与国家决策联系起来的意图相呼应。

欧佛林也看到了微观协商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对将发生在公民社会中的宏观协商与这些微观协商联系起来的渠道的需要,鼓励读者千万要认真看待这二者的关系。

于是第三代协商理论家就提出了相关联的但依旧存在差异的研究微观协商民主和宏观协商民主的方法。

下文将依次进行论述。

(一)微观协商巴伯和巴特莱特看到了存在一系列进行协商的微观场所是必要的,其目的是“通过大众政治直接控制政府行政”。

其中包括各种微型公众(m i n i-p u b l i c s),如协商意见民意调查、公民陪审团、共识会议和公民投票等。

他们认为对于多样化社会而言,这些制度的代表性要远高于现行的选举程序,因为它们努力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公民制度的缩影。

此外,这些制度适用于不同的人口规模,能够与去集中化完全兼容,能有效吸收专业人才,因而能有效适应社会复杂性的多种特征。

但要实现协商民主制度化,仅仅靠这类制度是不够的。

这些制度只能促成政策提议或告知性公共意见的集合,这意味着提出理由与决策是分离的:“由于法律合法性取决于自我立法,非正式的和零散的民主来源必须与正式的政府决策进程联系起来。

”为确保建立这种联系,巴伯和巴特莱特在党派性的微观协商场合提倡决策的去集中化。

对他们而言,去集中化有利于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因为它“对等级制度的影响起到了有效的限制作用,建立了有利于分散民主力量的机制”。

另外,这更容易形成完全包容性的决策以及更容易将与特定事件相关的不同观点容纳进来。

在环境方面,他们认为西北电力规划委员会和“哥伦比亚河流域”(t h e C o l u m b i a R i v-e r B a s i n)这样的生物性区域组织,爱达荷州蛇河峡谷的亨利福克斯流域协会、俄勒冈州西南部的阿普尔盖特谷合作计划和华盛顿州哥伦比亚河流域的韦拉帕(W i l l a p a)联盟这样的“基层生态管理组织”,都是有效的去集中化的典范。

这些组织内公民来源广泛,代表了公共对话中多样化的利益和观点,旨在形成保护自然资源的各种计划。

帕金森考察了来自接近于微观协商民主事例的真实情况中的原初经验证据。

一个是关于贝尔法斯特的一个公民陪审团的,与健康服务的规划和提供有关,另一个案例研究是关于莱切斯特的公民陪审团的,与城市内部的医疗服务的组织和设置有关,还有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关于英国国民健康服务的协商意见的民意调查。

也有一个案例研究将旨在制定英国国民健康服务计划的磋商过程中的宏观协商和微观协商结合起来。

帕金森提出,正式的公共领域的微观协商可参照英国国民健康服务计划的思路,专家和利益群体代表在讨论会上进行协商。

这种会议中得到的信息将传达给小规模公民群体的协商小组,类似于公民陪审团,形成公民的建议,所有这一切都由媒体报道并由议会委员会监督。

之后,其余提案由选举出的代表进行投票表决(可能是议会,但不确定)或由公民投票决定。

帕金森的建议依赖于专家研讨会和公民讨论小组来减少可行的政策选择的数量。

正如前文提到的,就社会多元化的程度而言,这是不能依赖的。

种族分化社会中占主导的(欧佛林坦率地承认,也可能是唯一的)民主模式是协合式民主(c o n s o c i a t i o n a l d e m o c r a c y)。

这与“精英卡特尔政府”(g o v e r n m e n t b y e l i t e c a r t e l)有关,不同种族的领导人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然后再向自己的种族群体证明这些谈判的正当性。

虽然协合式民主通过权力分享确实能够形成对这类分化社会的某种信任,但这是不依赖理性交流的非公开过程,因而与协商民主不同。

欧佛林的研究随后探究了协商民主和协合式民主能否结合以扩大分化社会的包容度的理论可能　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4期　性。

他认为,从规范化角度而言,这种结合可使从冲突到民主的过渡比单一的联合有更大的可持续性。

欧佛林认为必须改革协合式决策,用协商代替谈判,以满足公开和互惠的协商要求。

反对方的存在以及比例制代表选举制度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存在的。

(二)宏观协商帕金森也考察过宏观案例研究,即英国残疾人活动分子网络,它独自存在于非正式的公共领域。

帕金森非常赞同如下观点,即各种与人数规模相关的合法性问题可通过公民社会中的非正式公共领域和国家范围内的正式公共领域之间的辩论性对话得以解决。

这是因为宏观的协商民主进程涵盖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大量人员。

非正式公共领域涉及公民社会组织的相互作用,并将活动分子网络、戏剧性行为和媒体辩论结合起来。

因此,在宏观协商中,新闻媒体向公众和政府决策参与者传播政治交流内容,因而对促进包容性协商的形成产生重要作用。

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媒体舆论严重失效,辩论往往传达错误信息,忽视“问题、制度和思想”,使得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就像帕金森从协商意见民意调查中提取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需要吸引、迷惑、留住支持者,它无法有效地揭示出辩论的复杂性。

与之相反,有关莱切斯特公民陪审团的新闻报道有效地向更大的公众群体传达了辩论内容。

但帕金森认为这与如下事实有着很大关系,即存在一个具体的微观协商场所,在其中媒体可以集中注意力并提供平衡的报道。

如果没有这一具体场所,媒体报道无法涵盖所有来自非正式领域的辩论。

因此,微观协商制度可以补充宏观协商的包容性。

对公民社会组织的依赖,如协商参与者,与第二代协商理论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因此,巴伯和巴特莱特考察了“公民政治”,它涉及独立于国家而发挥重要功能(如环境保护)的社会机构。

巴伯和巴特莱特从这类组织的志愿性质、成员身份认同和高层次参与度中看到了重要价值,认为它们为“协商民主的种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这类组织可以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作出极大贡献,因为它们有能力代表不同的群体,从而将许多问题展现给公共辩论,否则公共辩论的议程就不会设定下来。

巴伯和巴特莱特进一步保留了第二代协商理论的议程研究方法,呼吁给代表下层群体和被剥夺权力群体的组织发放公共基金,从而减少公民社会组织间的不平等现象。

尽管他们关注的是公民社会的合作及其对环保社会运动的危害,但他们认为社会运动的集中化是无法避免的。

欧佛林不仅建议我们应该使协合式机构更具协商性,而且努力探究使这样的政治制度更加开放,对公民社会内部的公民协商作出更多回应。

协合式民主因缺乏对公民社会的关注而常常遭到批判,在公民社会中各种相互交叉的身份和利益群体能够得到表达和代表。

这样的过程是可能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虽然在种族分化社会里,种族性的权利主张和争端必然会得到优先考虑,但其他的要求和权利主张也必然会被提出、得到满足和获得解决:“除非存在某种共同的基础使得他们能够在非种族的关系上彼此相互交往,否则公民不可能认为自己在共享一种相同的国家身份。

”欧佛林认为在相互交叉的各网络之中和之间所发生和出现的对话,使得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以及公民能够听取各方观点和其他群体的经验,并将他们自身视为公民而不仅仅是某一种族群体中的成员。

因而两级化的群体能互相联系,这有助于培养宽容情绪,鼓励形成公民身份,增加妥协的限度。

尽管如此,国家还应支持弱势群体,确保他们不被排除在协商之外,确保他们能够真正地代表自己。

这又是第二代协商民主理论的一次尝试。

公民社会能发挥对抗政界精英力量的作用,这一点确保他们在协合式机构内部所作出的决策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正当的,从而与协商民主的准则更加协调。

正因为反对方的存在,促使人们公开为自己的偏好和决策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从而鼓励了对协商民主的靠近。

这在　政治与政党　协合式民主中很有必要,因为所有种族群体的精英都是政府的一部分,这导致缺少对公共决策的正当性的辩护。

这意味着缺少一种交互作用,不存在一种可与政府抗衡的势力,因此就无需进行公共辩论了。

因而产生于协合式机构的决议是通过谈判还是协商达成的,以及所有的利益群体是否都被真正地考虑过,这些问题就不清楚了。

三、研究方法与公共政策的对比尽管第二代协商民主对巴伯和巴特莱特、欧佛林和帕金森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尽管微观协商和宏观协商在制度设计的所有三条途径中都具有一致性,但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仍可从上文的详细叙述中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