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上]—对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研究方法关联性的一个宏观勾画

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上]—对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研究方法关联性的一个宏观勾画 比较公认的是，政治哲学源于对政治生活问题的回答尝试。而这种回答又深受政治哲学研究者方法进路的影响。但是，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政治现象或政治问题的研究方法三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则需要在常识的基础上加以清理。本文拟在探究三者关联性的基础上，对于政治理论的理论变化脉络加以宏观的勾画。为此，本文设定解析这种关系结构的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两种类型，并从下述四个方面对于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其一、从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一场如何复兴政治理论的争论出发。[2]一方面分析直到现在余波未平的这场讨论具有的如何理解政治生活、以及如何重建政治哲学的蕴涵。另一方面引申出政治理论解析政治生活的方法问题。其二、分析在政治思想史延伸的大多数时间当中，为何从苏格拉底一直到19世纪晚期西方的规范政治理论方法长盛不衰，以及这种对于政治活动的价值的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无可挽回的衰落了的原因。其三、探讨替代传统的规范政治理论而兴起的行为主义的政治理论、或者说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理论何以能够颠覆传统的规范政治理论，以及这种政治理论方法在晚近时期从政治学主流方法舞台上的退隐的变迁状况。其四、分析政治理论在规范方法或实证方法的指引下分析政治生活所表现的意义，从而将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研究方法三者关联起来进行考察，归纳出简单的结论。

一、一场争论的发散效应 眼光先投向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一个重大的事件，推动西方政治理论界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个重大事件就是纳粹问题。纳粹可以说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政治信念、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秩序。西方的这一现代性体系，本来是一种从启蒙运动以来，更远是从文艺复兴以来就支配了西方人的成熟的政治理念、制度安排和生活秩序。但是怎么被纳粹轻而易举地就颠覆了呢？第一、现代政治信念的基本的支撑观念——自由、平等、博爱，被纳粹彻底的毁灭掉了。正是公民的自由权利，正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正是大众民主具有嘲讽意义的把希特勒抬上了德国总理这个宝座。而希特勒恰好利用自由公民运用民主制度赋予的权利把他选拔到总理这个宝座、所赋予的庞大的社会机器和极其煊赫的国家权力，来剿灭他不喜欢的德国人——机械化的屠杀犹太人。这正造成了一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反讽。自由、平等、博爱的机制，为什么在选举了希特勒后，反而把西方人自认为的在制度上有完备建制或者健全机制的东西给颠覆掉了？这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第二、希特勒整个对西方文化所采取的态势使西方人要系统反省。什么态势？那就是他是种族主义的。他不仅反自由、平等和博爱。而且对整个欧洲的文化非常敌视，他颠覆一切价值。有的人认为这就是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对西方文化进行彻底的价值重估——尼采哲学，对纳粹的深刻影响。一切价值在纳粹看来都不值得尊重。纳粹落入价值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他们运用工业革命的成果来达到野蛮的政治目的。这又促使人们进一步反省一个问题：工业革命本来的发生、发展，得到有力推动，并且得到广泛认同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自18世纪以来就坚信启蒙哲学家们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坚信的信念：由于工业革命产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它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和幸福。但是，现在工业产品成了杀人的武器，不仅带来不了快乐和幸福，而且让我们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这样一些问题，使得西方人用战争的手段或者以暴易暴的手段战胜纳粹之后，必须要在政治理论上来回答。由启蒙时代所有的大思想家们奠立的现代性政治理论：理论层面上是自由、平等、博爱；制度层面上是民主、法治；工具性层面上是科学、技术。这些东西必须要加以反省。在50年代基于这样一种需要反省纳粹问题的思想推动，以及社会政治生活新秩序提出的其他的要求中，可以看出，社会政治生活是推动政治理论发展的最强劲的动力。

50年代，所有西方一流的政治理论家们都动员起来了。这使得20世纪初期，基于实证方法基础之上的政治学理论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原因是，在政治理论家们看来，实证的政治学家们所有的行为主义的政治学研究，只强调我们在某种价值体系已经得到认同之后，怎么样来研究公民的政治行为差异。通过一个数学的量表、或者一个曲线的设计，我们把公民的行为进行归类。这样，使得政治哲学上的种种基本价值的自我辩护，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因为西方人放心的是，自由已经得到认同，认同之后我们就不用管它。我们只需要论证自由的参与，自由的运作机制，自由本身发展的状态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通过传媒调查、随机抽样，表明谁支持谁，谁反对谁。如此，就把我们的所有的政治选择换算成为一个简单明了的数量关系。这一点恰恰使我们忽略了政治本身的基本价值主张，进而忽略了政治行为的抉择究竟是依靠什么的问题。这到后来走到了相反的一端，使得西方社会的一些政治狂人(如希特勒)特别傲慢。他一直认为当时德国所接受的是西方(因为德国相对于英法是东方，他也认为他在抵抗“西方”)腐朽没落的现代政治思想。希特勒恰恰就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在他之前正好有一个生存了14年的魏玛德国。魏玛德国制订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完美的宪法。但可惜的是这个宪法没有能进入实际的政治运作。而魏玛德国非常腐败。当时整个德国的腐败和魏玛宪法的完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希特勒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腐朽，他号召德国人起来“革命”，摧毁魏玛德国，夺取国家政权，要把德国从普遍腐败的罪恶渊薮中拯救出来。这些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就可以看到。[3]从中，我们发现，希特勒和二战以后政治理论家们发现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尽管他们发现的角度和解决的思路截然对立。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18世纪的启蒙哲学理论，在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的“抵制”下，显得非常孱弱。它不能够像传统的规范政治理论那样，引导我们解决政治生活当中的应当问题、好的问题、值得的问题，即政治的价值规范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二战前期的价值真空和二战后的价值重建，要求政治理论家们来回答：纳粹出现的政治理论原因究竟是什么？

于是，对20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和20世纪的保守主义思想产生最深刻和最广泛影响的两位政治理论家登场了。一个是斯特劳斯。他写了《什么是政治哲学？》这篇重要的文章。[4]文章对纳粹德国的出台做出了一种神性政治的反思。他解释纳粹德国之所以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就是因为自由、民主、宪政有根本的理论缺陷。这种缺陷在于，自由主义在现代社会引发了多元主义的相对主义的政治态度。这导致每一个人认为政治生活背后的价值理念是可以悬空的。这样对政治活动本身不能提供一个绝对正当判断的时候，哪怕是个恶魔也有恶魔存在的相对主义道理。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当为政治重新提供一个绝对价值基础。要批判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主张。要为政治学提供一个绝对的善的论证。这种绝对的善的论证在斯特劳斯看来，是这样的一种论证：苏格拉底式的论证。格拉图最后总结苏格拉底的人生，有一句名言就是：未经反省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在今天看来，起码具有高等文化教育以上的人才能具有反省的能力。而自由、民主所谈到的大众民主的制度安排，恰好是忽略了精英教育和精英意识。使反省变得不必要。每一个人都过着这样一种生活——就像我们要从另外一个重大人物柏林，所指责的现代政治生活的问题。[5]——柏林认为在现代政治生活这种多元主义状态下，我们总是活在表层上。我们每天都是靠谈吐、聊天、娱乐一类活动来达到一种相互交流。[6]斯特劳斯就此认定，我们再也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沉思，再也没有一种捍卫人天性的思考的能力——就是我们足够的沉思冥想使我们能够把握绝对的善，或者与绝对的善相契合。我以是以一种非常轻慢的态度对待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拒绝思考。我们每个人在现代政治生活当中，只愿意在一种相对主义的状态下，为每个人选择的那种浮在表层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自我辩护和自我论证的理由。斯特劳斯说：这一严重的问题，就是由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导致的。所以他要批判自由主义。认为解决纳粹再次出现在人们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重建政治绝对善。而绝对善在西方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术语里，以前一般是出现在神学中。但斯特劳斯不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拒绝神学。但他要推崇绝对善。而这个绝对善靠什么而出？它不是靠神的启示，而是靠人根据他的自然权利在他有自觉意识的政治生活中来认识了解，来把握住。这样我们才能够杜绝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登上政治舞台。因为我们可以在政治选举当中每一个人对善和恶都有清醒的判断。这当然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因为现代大众政治的发展和斯特劳斯的想象或期待，完全是两回事。但是这却可以说是保守主义的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一个标志。

然而，柏林认为斯特劳斯这样一种说法完全只是一个现代呓语。柏林对纳粹现象的解释正好和斯特劳斯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德国缺乏一个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文化土壤，才导致纳粹的出现。德国思想在18世纪、19世纪中，在她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时候，就在她的思想雕刻家和政治塑造者那里，在黑格尔手里、在俾斯麦的手里，都体现为绝对主义。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德国这样一个民族缺乏相对主义的文化教育训练和文化生活传统。故而，任何现代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都被德国人换算成为一元论的东西。因此要杜绝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只有强化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政治理论格局。这就势必要使各种政治理论、各种政治组织方式，互相博弈。使政治理论得以在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活当中具有的某些局部的或者整体的有效性获得检验。

因此答案就出来了。对于纳粹的出现原因的解释，一个拒斥相对主义、经验主义，一个坚定的为相对主义、经验主义辩护。这样一场政治理论的争论，在50、60年代本来告一段落。西方学者在60年代编辑出版过一本《现代政治思想》，收集了这些辩论文章。这些文章，除了具有的反映了西方政治哲学复苏的标志性作用以外，还具有一个引发我们进一步观察此后西方规范政治理论发展迹象的指南意义。这一争论在70年代以后最重大的反响，是我们必须提到的当代美国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约翰·罗尔斯写的《正义论》。这部著名著作表明，社会政治理论已经着重从哲学的最深价值层面来挖掘理论资源了。这使我们的政治生活处于正常化政治生活的最深层的精神层面。这并不像政治科学所主张的那样，一个统计，谁选择谁，就能定下个政治格局来。政治选择背后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不可忽略。而其中最关键的是什么？是政治价值。我们一个人所拥有的价值观，一般是不可能通过大众传媒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正是因为如此，这样一场争论所产生的一种持续的效应，毫无疑问成了西方70年代以《正义论》显示的政治理论复苏的迹象、标志与象征。[7]

我们关心的问题，当然不仅仅说是西方政治理论家们怎么解释纳粹这种畸形的社会政治生活现象。这不能代替政治理论的深层理解和规范政治理论的分歧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意义的思考。在中国语境中，我们关心的聚焦点是“90年代”问题。“89”后引发的“90年代”问题，是一个选择什么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停滞的改革开放问题。以引进西方当代思想而对中国的学术活动发生广泛影响的刘小枫，写了一篇长文《哲学、上帝与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后来改名叫《温顺的刺猬》，促使人们思考斯特劳斯和柏林提出的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路解释政治生活的棘手问题。《狐狸与刺猬》是柏林的名篇。刘小枫在《温顺的刺猬》中写到，斯特劳斯这样的人是刺猬，他对于问题是一下子钻到底，不到底决不放松。但是他比较温和。因为斯特劳斯绝不排斥任何政治学家对政治所做的解释。而柏林倒反而对斯特劳斯表示蔑视。就这一点来说，斯特劳斯的“极右翼”绝对主义的解释，与柏林的“自由主义”的解释，恰成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