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激烈博弈内幕

中美激烈博弈内幕中国让美吃大亏

阅读提示：比较苏联解体和中国这些年成功的经验分析，中国挫败国际反华势力图谋最关键的因素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有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党的意志才能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得到确保。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残酷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总结出的，因而决不能淡忘的血写的治国经验和思想遗产。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这个国家隔几年发表的各类白皮书和各式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认可的程度。

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笔者试着从这个角度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战略东移”后可能的走向做出必要的判断。

希拉里推行的“战略东移”未“达标”

2010年1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檀香山市杰斐逊纪念厅发表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向世界正式表达了美国外交“重返亚洲”的转向。但是，希拉里的“战略东移”政策并不表明美国外交转向符合美利坚民族利益，恰恰相反，它是一项单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谋利的外交选择。

2008年起美国出现次贷危机是美国在中东由军事失败导致的政治失控，及随之出现的伊朗、俄罗斯做出的减少美元结算石油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美国经济问题不是生产而是金融即美元问题。对美元来说，因为美国缺乏实体生产及相应的民族工业能力，如果失去中东从而失去石油支撑，它就得另寻一笔类似苏联解体而释放出的巨量浮财以垫底。

美国白宫官僚“买办们”比照苏联解体的经验认为这笔浮财只可能来自中国，由此便有了希拉里的“战略东移”政策。但希拉里也面临着巨大风险，由于中东失控，历史留给美元的时间非常有限，华尔街留给希拉里兑现承诺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如果在短期内不能搞垮中国，那“战略东移”就只能是希拉里的一场短暂的春梦。

“天安舰”事件前后，希拉里青睐的“颜色革命”运动在北非势如破竹，可在中国却碰了壁。美国在东海举行了一连串军演，高调宣布要将60%的海外军事力量“移师亚太”，希拉里也焦急且一厢情愿地翘盼中国“一枝‘茉莉’出墙来”。

可几年下来，希拉里一无所获。中国挺过来了，可美元却撑不住了，随之而来的是希拉里下台。希拉里下台意味着她极力推行的“战略东移”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任务。不达标，自然就要走人。

“颜色革命”运动在北非势如破竹，可在中国却碰了壁

二战后美国政治出现“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

我们说希拉里的“战略东移”是一场春梦，就要对其进行梦的解析。这要从美国政治结构及其决定的外交走向说起。

国家需求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美国最早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从华盛顿开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利坚民族属于被欧洲压迫的民族，美利坚合众国属于被欧洲压迫的国家，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大体一致，尚属民族资本范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会，美国利用这次战争联手苏联，将东欧让给苏军解放，由此欧洲被所谓“铁幕”一分为二，欧洲世界霸权从心脏地带被摧毁。随后，美国与苏联并列成为世界霸权大国。

在这“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中，美国的军工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美国军工集团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在太平洋战争前夕，罗斯福曾对军火大亨们说：“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这里，“维护它们的独立”就是保持欧洲破碎状态的另种表述；换言之，只要欧洲保持破碎，美国军火就有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国与苏联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的军事工业。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批量且长时期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美国政治的结构性变化。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性，在他卸任总统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

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艾森豪威尔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美国当时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与华尔街狼狈为奸的军工财团需要的是军火生意，而拉动军火工业的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华尔街军工复合体就必须迫使白宫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直至战争。

这时的美国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军火商操纵了。美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特别是国防部的官员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

今天美国已失独立自主的外交能力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谁的，是美利坚民族的还是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如果白宫能够决定华尔街，那它就是民族的力量；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已“大权旁落”，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决定白宫而非相反。

前阵子，奥巴马二期连任甫始便遇到的“财政悬崖”，就是华尔街金融资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国总统的方式之一。事实表明，今日之“美国”已非华盛顿创建的那个美国，它已成了华尔街国际财团而非民族资本的代名词。

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片面增长与当年英国以战争扩大殖民市场，以殖民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结果不同，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并没有拉动民生领域的生产，除了一部分中饱军火巨头的私囊外，其余的则在华尔街扣除后经白宫财政进入了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业而非实体经济。

结果与古罗马灭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实或虚拟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的衰落严重削弱了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政府只能听由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摆布。

但这对美国还不是最坏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在尼克松之后。尼克松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对美国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样原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