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三十年》教案(2)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案

第一编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

（1917—1927年）（40学时）

第一章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一）（6学时）

教学要点：

1、“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2、主要的新文学社团

3、胡适的文学理论

教学内容：

第一节绪论（1学时）

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1、现代文学的命名比较明晰但也较为简单的界说是指单纯的时间概念，即通常指从五四运动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余年间的文学历史。较为复杂一些的，认为“现代”这一概念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开始与发展。“所谓‘现代文学’，既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新文学的概念及使用情况。

2、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文学的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是其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文学的现代化”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性变革与改造。“文学的现代化”所发生的最深刻并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美学观念与品格的变革

二、文学观念改革

许多观念性的变革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中国古代，诗文为正宗，小说、戏剧是“小道”，没有与诗文并立的资格。而在西方，斜事性文学发展较早，地位很高，文艺复兴以后，由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体裁构成的文学格局就已形成。维新派人士出于启蒙主义宣传的目的，很快注意到东西方文学格局的不同，开始为小说和戏剧争取应有的地位。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话剧的萌芽等。

三、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

1．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只有30多年，但其收获之丰富，进步之迅速，成就之卓越，历史上很少有哪个阶段能够比拟。这30年，足足抵得上一两个世纪，大大缩短了近代中国与西方在文学上的距离。

2．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是一种有强烈使命感的文学。文学革命本身，就体现着民族觉醒、个体觉醒和文学觉醒的多重要求。“五四”先驱者视启蒙、改变国民性为新文学的使命，表现了对国运民生的无比关切。鲁迅直到30年代还这样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闻一多在《静夜》诗中也说：“最好是让这万里塞满了沙泥，如其它只会唱着个人的休戚！”连高唱“艺术无目的”论的早期创造社作家，同样也十分重视文学的时代使命和社会使命。他们都以文学来推

动民族觉醒和人的觉醒，探索着“理想的人性’。稍后的革命文学家更进而以文学推动工农和被压迫阶级的觉醒，塑造无产阶级新人。中国现代文学，就其主体来说，正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是服务于民族民主革命的真正的人民的文学。

3．不同于梁启超过于急功近利而多少忽视文学特征的主张，“五四”先驱者在坚持文学社会使命的同时，又十分重视文学本身的独特性能。陈独秀突出地强调了文学“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答曾毅信）；李大钊针对当时盛行的文学载封建之道和商业化的倾向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什么是新文学》）。鲁迅更坚决排斥那种只把文学当做宣传、当做政治留声机的主张，认为文学必须是艺术品，“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摩罗诗力说》），还说；“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文艺与革命》）。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注意使文学的社会使命和艺术的独特性相统一，正是具有高度的文学自觉的标志，也是它能够迅速走向成熟的重要原因。

4．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现代作家同时吮吸着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双重的历史营养。

“五四”和其后的一段时间内，文学界着重介绍、学习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这是一个前进的运动，十分切合于新文学建设的需要。它使中国新文学从思想到艺术都成为一种真正现代化的文学。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首先介绍和倡导写实主义文学，以及自然主义文学，接着又对罗曼·罗兰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和梅特林克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随后的创造社，又进一步倡导了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另一种新浪漫主义的文学。这样，在欧洲历时一个半世纪的众多的文学思潮，到中国却共时地展现在文学大众面前。这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煮夹生饭的历史缺陷，却也造成了中国新文学多样化发展的良好局面，便于人们对各种思潮、各种创作方法作出比较、选择、吸取和融汇。从鲁迅到曹禺、艾青等一批现代作家，就是在这样宽广多彩的文学海洋里，练就了一副弄潮儿的好身手，获得了辉煌的成就，有的更成为世界性的大作家。

现代作家获取文学营养的另一源泉是中国几千年来丰富的文学遗产。说起来，这似乎同“五四”文学革命要推倒旧文学的宗旨相矛盾，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五四”一代作家从小受的大抵是传统教育，许多人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又曾以启蒙主义态度重新研究、整理古代文学遗产。作家本身所受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滋养，通过语言艺术、审美习性、意境情趣，无不渗透到他们自己的创作中。尤其是中国丰厚的诗文传统，作为一种强大的历史存在，深深哺育了许多代作家，直接推动和影响着散文、抒情小说等门类获得高度的成就。需要说明的是，传统的继承在“五四”一代作家中，主要以自发接受、自然流露的形态呈现出来，不同于外来影响的自觉追求。这是一种潜在的并非特意的接受，连作家本人有时也未必意识到，因而使鲁迅也说了这样的话：“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但所谓与传统的“断裂’，当然只是一种错觉。在鲁迅生前，作家姚克就曾经当面表示《呐喊》、《彷徨》“描写人物的手腕有许多处还保留着旧小说的风格”，鲁迅承认“你所说的是对的”，并且说：“以前我看过不少旧小说，所受的影响很深。但我却不是有意模仿那种风格。”（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如果说，“五四”作家吸取外国文学营养出于自觉，接受中国文学传统出于自发的话．那么，到3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许多作家在吸取民族传统营养方面同样增进了自觉。大众文艺的讨论和提倡，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创作上由反映生活的深度、实感的增强而具有更多的民族色彩，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