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看其女性观文献综述

从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看其女性观文献综述

大理学院文学院2008级汉语言文学本科3班席天华学号：2008122317

指导教师：张锡梅副教授

前言

白居易是唐代诗坛的一颗明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1]今存诗作三千余首，为唐代诗人之冠。[2]自此诗作问世以来，人们对他的研究也从未间断过，“近年是白居易史上的鼎盛时期，硕果累累，成就斐然”。[3]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研究面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到生平思想及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的研究；还兴起了从思想热内容、人物形象等方面对其诗歌创作的女性观的探讨。在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研究中，人们总能够标新立异，运用不同的思想和方法为其诗歌创作的研究不断地融入新的元素。

主题

1有关白居易生平及诗歌创作理论的研究

生平和诗歌创作理论的研究，在文学研究的众多层面中是不可或缺的。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诗人[4]，对其生平和诗歌创作理论的研究不言而喻将成为其各个方面研究的起点；但由于相隔至今的时间太远及其考证上的局限，对其生世人们也没有明确的界定。

杨志贤在《白居易》中写到白居易是秦代著名的军事家白起的后裔，白起的儿子白仲曾受封于太原；因此，白居易自称为“太原人”[5]。而谢思炜认为“白居易的七世祖是北齐尚书白建，这一说法并可信。白居易的曾祖白温移家下邽人”[6]。陈寅恪经考证“白氏之为胡姓”

[7]。百家讲坛的莫砺锋说到“白居易的先祖不但不是楚国的太子，也不是秦国的大将，而是西域的胡人”[8]。事实上，对白居易生世的争议，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思想直接引起的，在封建等级制度思想的桎梏中，人们对家世的贵贱十分在意；而白居易所杜撰的白氏世系表，自觉不自觉地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从而产生了各个论著中的不同见解。《中国十大文豪》对白居易的一生详细的介绍与评述，者对其创作思想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的中唐时期，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中唐社会的动乱萌生白居易对社会现实的思考；“白居易的思想是儒、道、佛三家的混合产物”[9]，儒家思想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并被融入到诗歌创作之中；他有意识地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白居易是古代诗史上较早的有着明确文学主张的诗人”[10]，他在《新乐府》并序中就说到“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11] 即文章的创作应以思想内容为主，抒写对现实社会的看法，倾入自己的感情。提出了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12]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其创作思想跟随历史的步伐一直被研究者所推崇，“从新中国成立直到六七十年代，白居易富有现实性和人民性的诗论，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3]。他的诗歌被广为流传和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原因有二，一是“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二是“道出人民疾苦，代表人民愿望”[14]。同时与之相近的白居易诗歌理论的伟大而不朽，在于其诗歌艺术理论的“社会的群体观念”、“人民的性质”和“下层劳动者的地位与分量”[15]；更是把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论与人格相联系，将诗人的创作理论上升到相当

的品德高度。对诗人诗歌创作理论的梳理，是进一步研究其诗歌的前提，对历代诗歌的研究者都起着指导和牵引的作用。

2有关白居易诗歌的研究

白居易的一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他自己将其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人们对他诗歌的研究也多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对白居易讽谕诗的研究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地位仅次于李白、杜甫的伟大诗人，他的作品，不仅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也是世界文学的艺术珍品”[16]。他的讽谕诗包括《秦中吟》、《新乐府》等“共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的创作是其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理论的体现，他的讽谕诗用大众之语、叙大众之事、抒大众之情，是对中唐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其讽谕诗的研究是对其生平和诗歌创作理论的进一步升华，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各国文坛中对其讽谕诗的研究成果可说是数不胜数。

日本对白居易讽谕诗的研究

白居易的诗歌深受日本人的高度重视，“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白居易的地位甚至超过了李白和杜甫”[17]；对其讽谕诗的研究者及其成果较多。

战前：“玲木虎雄《白乐天诗解》、神田喜一郎《读白乐天诗记》[18]”。

五十年代：前半期赞美白居易的讽谕诗诗揭露和讽刺腐败的社会现象的诗歌；“花房英树《白居易的文学》”[19]。《白居易研究》认为白居易克服了追求“经”的思想，继承《诗经》的“诗道”[20]；竹治贞夫给《新乐府》最高的评价，其对民间疾苦的深刻同情是对《诗经》风雅的复兴。后半期否定了中国学界给白居易的讽谕诗人、现实主义诗人的定位，“田中克己《白居易及其时代》指出白居易对讽谕诗倾注热情的时间很短，而且没有提起宦官的专横、牛李党争”[21]等的问题。

韩国对白居易讽谕诗的研究

金龙燮在“《白乐天研究——讽谕诗一瞥》将其讽谕诗的分五言古诗谕七言古诗两类叙述”

[22]，金在乘《白居易新乐府考》是儒家兼济天下理想的体现，“申英爱《白居易新乐府的分类及其内容》将新乐府50首分作赞美天子、告诫天子、告诫贵族、描写民众苦痛4类加以叙述”[23]。

我国对白居易讽谕诗的研究

我国对白居易讽谕诗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时势造诗人，白居易讽谕诗的产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必然产物，有研究者认为其讽谕诗的产生原因有三“时代的要求，为了‘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以指言者，辄咏歌之’，当时的宪宗皇帝位维护统治也能采纳谏官的意见，为其提供了条件”[24]。杨治贤在《白居易》中将讽谕诗分五类阐述：一、反应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暴虐；二、对帝王的规劝；三、反应妇女和封建婚姻问题；四、边

疆战祸；五、表达自己的抱负和对友人的劝勉。莫砺锋《莫砺锋评说白居易》则将其分为两类，认为“讽谕诗是白居易自己最重视的作品”，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对权贵恶行的无情揭露”；同时，莫砺锋还对其产生的意义进行阐述“讽谕诗真正起到了反映民情、干预政治的良好作用，这是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最好体现”[25]。发自诗人和人民心灵的诗歌，是观察社会政治生活和体恤民意的晴雨表；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当时社会的反映是极其真实的，具有很高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对闲适诗的研究

白居易隐居洛阳，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闲暇之时也写了不少闲适诗，朱金城一方面认为“其中很多是消极颓废、自我陶醉的作品”，另一方面认为在《新沐浴》也表现了他内心的错综复杂，所以，“他的一些闲适诗并未完全忘情现实”[26]。日本的西村富美子说“闲适诗表面上虽有闲适的情绪，但诗人心情实际并不闲适”[27]。金在乘“认为白居易闲适诗‘没有吐露不平、痛苦和悲伤，表现了摆脱世事拘束而超然人生观’，并指出其短处是表现方面因直说，朴素平易、散文化而凝炼、象征性不足”[28]。李寅生则赋予了白居易闲适诗高度的地位，“认为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卓越贡献，不仅应该重视他的‘讽谕诗’，而且应该重视他的‘闲适诗’。”[29]“但迄今为止，研究闲适诗的文章，依然屈指可数”[30]。

对感伤诗的研究

在对白居易的诗歌研究中，对其感伤诗的研究很少；玉玺说“著名的《琵琶行》、《怅恨歌》就属感伤诗类”[31]。对《琵琶行》的研究也有不同的见解，如《唐诗鉴赏集》写到其表明了作者对被侮辱女性的同情与尊重；杨长荣则认为其诗是白居易臣妾心理的体现。而《长恨歌》“流露出的是对杨玉环和唐玄宗感情故事的无限同情，及对人间最美好的爱情的向往和追求”[32]。

对杂律是的研究

目前尚没有找到对其杂律诗进行研究的专论。

3有关白居易女性诗及女性观的研究

在白居易一生的创作中，涉及女性的诗作上百首；但白居易本人及历代的研究者都没有将女性诗作为一类从其诗作中划分出来。然而随着人们对白居易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其诗歌创作的女性观及女性诗的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杨治贤在《白居易》一书中通过对《上阳白发人》、《绫园妾》、《母别子》、《议婚》等诗进行分析，表达了白居易“对处在不公平地位及艰难处境中的妇女的深厚同情”，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成了中唐时代受压迫、受摧残的妇女的代言人”[33]。但高度的赞许声并不能掩盖住无情的非议，如“杜牧在《李戡墓志铭》中，借李戡之口攻击这些诗是‘淫言殜语，冬寒夏热，入人之骨，不可除去。’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也说：‘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为妖冶女子，备述衾裯中丑态，杜牧之恶其蛊人心，败风俗，欲施以典刑，非巳甚也。’今人裴斐在《元白雌黄》中指责白居易‘对待女性’‘残忍与伪善’，‘纯粹是采取享乐态度，并不把对方看成平等的人’[34]。”在众多研究中也有对其女性诗的类别进行划分的，如“白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