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选择

第３４卷第１期Ｖｏｌ－３４ＮＯ．１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８年１月Ｊａｎ．，２００８

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选择周晓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市４０００４７）

摘要：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选择，是指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针对政策问题背后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所作出的文化选择和文化整合。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过许多重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归结起来，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文艺与政治、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关键词：新中国；文艺政策；文化选择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０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８４１（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４２—０６

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选择，是指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针对政策问题背后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所做出的文化选择和文化整合。这里首要的问题就是，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过哪些重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其次才是对这些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在我们看来，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过许多重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归结起来，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文艺与政治、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一、文艺与政治文艺与政治的矛盾冲突是中国当代文艺政策所面临的一对基本文化矛盾。其内涵主要涉及到文艺政策对文学艺术的文化功能定位。从理论模式角度讲，文艺政策的文化定位首先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选择，那就是，究竟是从政治本位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文艺政策还是从文艺本位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文艺政策？显然，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从政治本位角度来进行的。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认识。首先，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当代社会政治问题，从而需要文艺在为政治服务方面保持一种适应性功能和作用。如果说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定也需要解决某些文艺问题的话，那也主要是所谓文艺发展的方向路线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也都是社会政治问题。关于新中困文艺政策的出发点，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４２年召开的１４２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曾专门讲到，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另一个则是如何去服务的问题。前一个问题的结论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后一个问题的结论是，“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问题和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民族革命战争这个最大的政治的需要。为此，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他的回答是：“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这就不仅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的出发点的问题，而且从理论方法和价值判断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依据。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沿用了这样的基本依据，继续把为工农兵服务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将此作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出发点。朱德总司令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发表的祝贺讲话中明确讲到：“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将把主要力量用在建设方面。文学艺术Ｔ作者在将来的新时代中，要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这主要的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的人民，首先是劳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９１０作者简介：周晓风（１９５７），男，重庆市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０４ＸＺＷ００２），项目负责人：周晓风。

　万方数据动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正缺点，来努力建设我们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１”６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中还提到：“我们的文艺运动历来就有一种和政治运动相结合的宝贵的传统。”…４１所有这些讲话、报告、文件等归结起来，主要都是讲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文学艺术的帮助，文学艺术应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发挥自己的作用。此后，无论是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阐释（１９５６）、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１），以及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１９７９）、江泽民关于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论述（１９９４）等，都坚持了上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也就是社会政治本位的出发点，尽管其中不乏对文学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和精辟论述。其次，新中国文艺政策以社会政治为本位的文化选择必然导致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功能上把文艺当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关于文艺作为政治工具的说法源远流长。新中国文艺政策在这一问题上最主要的依据仍然来自于毛泽东１９４２年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讲”的引言部分，毛泽东开宗明义讲到：“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延讲”的结论部分，毛泽东进一步专门对“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集中阐述。毛泽东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地位，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所确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与革命战争年代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深刻一致性，上述关于文艺的文化定位不仅被沿用下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３月《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特别谈到：“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你不为工农兵还为谁？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有人说文艺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出两种，一种要目的的，一种不要目的的，行不行？……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的。”［２］１”１７０可见新中国对于此前确定的文艺政策的沿用还不只是惯性的作用，而是相当自觉的选择。第三，新中国文艺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主要是政治的。所谓政策效应，也叫政策效果，是指政策主体制定和实施某项政策后对政策对象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的总称｛３。由于某项政策的特定内涵、政策本身的性质及其实施方式的特点，导致政策效应有时是正面的、积极的，与政策主体设计的方向一致；有时是负面的、消极的，与政策主体设计的方向相反；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问接的，有时甚至是意外的。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制定政策时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大局，对文艺作出的文化定位是政治。因此，它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也主要是政治的，包括把文学艺术事业纳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体目标中来，使其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中的一个方面；对作家艺术家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把立场彻底转到革命方面来，成为革命战士中的一员，自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把文学艺术创作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不仅要“主题先行”，而且要“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使文艺发挥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的作用。而且，新中国文艺政策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往往是直接的，有时甚至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党的“双百方针”的提出，迅速在文艺界产生积极反响，涌现出一大批敢于突破禁区大胆探索的文艺创作和理论作品，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６０年代初期在党的政策调整之际，历史题材创作趋于活跃，“题材问题”、“山水诗”、“共同美”的话题展开争鸣，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学术讨论空气”ｒ４３；而６０年代中期随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文化大革命时期政策的出台，文艺界立刻陷入灭顶之灾，大批作家作品被点名批判，扫地出门，一派肃杀景象。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新中国文艺政策效应，而且是直接的政治效应。反之，新时期以来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乃至许多延续至今的文艺方针政策，所追求的仍然主要是政治效应以及政治效应和艺术效应的统一。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政治本位的文化定位有着多方面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原因，并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复杂而又深远的影响。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讲，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征决定了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政治本位特征。文学艺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着异常复杂的表现形式，但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人的解放所达到的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艺

］４３　万方数据术发展的历史特征。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学艺术的发展大致处于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人的解放的水平都还处于不发达阶段。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社会发展对文学艺术的需求以及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特定关系。我们显然不应该把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学艺术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和提倡普及的要求等看作是他们个人的好恶。事实上，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文艺规律是了解和重视的。之所以把文艺定位成为社会革命斗争的工具和武器，主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需要，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使然。另一方面，从文学艺术自身的角度讲，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主体性尚处在萌芽阶段。当代文学艺术的历史使命和解释模式都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历史使命只能是主要作为社会革命的一翼而发挥工具和武器的作用。文学艺术得以存在的理由和依据也主要是它对于社会革命所起的作用的大小。社会革命必然要成为文学艺术价值判断的主要参照物和解释依据。一直要到与工业社会大致对应的现代阶段，文学艺术的主体性发展到相当的阶段和水平，文学艺术的解释才开始从自身寻找依据。新时期以来，党的文艺政策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所做的一系列调整，既是新时期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也反映出中国当代文艺自身发展的需要。二、传统与现代‘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是中国现代社会一对基本的文化矛盾。人们过去一度认为它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实际上这一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文化矛盾冲突继续延续到当代社会，一直贯穿于整个２０世纪，并且延续到今天。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文代会的文件以至中国当代社会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都受到这一基本文化矛盾冲突的影响，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这一基本文化矛盾面前也历经反复，进行着艰难的选择。所谓文化，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Ｈ］。其具体内容，梁漱溟主要概括了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三个方面。而按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观点，文化在具体内容上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等几个层面。一般而言，文化的上述方面既是文化统一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具有某种内在的同一性，但它们之间在发展上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构成一种错综复杂的不平衡的甚至是矛盾的关系，进而在影响文化的选择中表现】４４得异常复杂。例如，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总是需要某种协调一致性，但物质文化的发达并不等于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先进。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体制，更不能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画等号。而文学艺术上最现代的，可能就是最传统的。因ｌｉｔ，新中国文艺政策虽然在政治上有着明确的选择，但在文化上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选择过程。这一选择过程概括地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国初期审慎地继承传统的推陈出新的文化姿态、５０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一种既非传统又非现代的激进主义的文化立场以及新时期以后在拨乱反正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反思与文化寻根的文化倾向。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为新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写下了八个大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对于新中国文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开始，也是新中国文艺政策的一个信号。它表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文化传统是尊重的。而这正是这个刚刚从旧社会过来的国家的许多文化人特别关心的。当然，实际情况远比一种简单的政治表态要复杂得多。沈从文、俞平伯等人在解放初期都曾有过失落和郁闷的日子。但新中国文艺政策毕竟发出了许多积极的信号。除毛泽东的题ｉ司＃ｔ－，此前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对于旧文艺也有积极的原则性表态：“有些人觉得旧文艺，没有什么前途，以为它总是要消灭的，因此就发生不重视它，让它自生自灭的心理。但是，今天的事实是广大的人民还在看他们，听他们，喜欢他们，难道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对这样的事实视为等闲吗？”［１］３０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也特别提到：“必须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外国的文学艺术遗产，吸收那些适合于表现人民，并为人民所容易接受的东西，而抛弃那些相反的东西。。总之，对于中国的文学艺术遗产也好，对于＃１－国的文学艺术遗产也好，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轻视，排斥；也不应该盲目地崇拜，搬用。”［１卫３一般说来，这样的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和立场是较为积极的。此外，当时的政务院和文化部还出台了一批相关文件，反映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走向，其中包括《政务院关于加强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１９５１年５月５日）、《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６日）、《文化部关于加强对民间职业剧团的领导和管理的指示》（１９５４年１１月）等。《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祖国的戏曲遗产》（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６日）。特别是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问题，同时又主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