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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和现代医患关系及其背景比较

社会与人际层面

（一）中国古代社会及人际特点

中国自古以来因为地域限制，人口基数大，流动性较差等因素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熟人社会，即依靠血缘与地缘的人际关系。因此中国自古以来便是靠情感维系各自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因此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的关系是一层一层递进式的，正如费孝通先生说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具有同心圆波纹性质的差序格局。波纹的中心是自己，与别人发生的社会关系，就象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随着波纹与中心的远近，而形成种种亲疏不同、贵贱不一的差序格局。”[1]同时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古代社会的一切生活必定是以农业为核心，一般而言都是同一村落的人一同耕种同一片土地，彼此之间的工作关系则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加速了熟人社会的形成，因此我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一定程度上也是植根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所谓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直接交往形成起来的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由于我国古代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主要是由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成的。因此，我国古代最初的人际关系是依靠亲戚、父母等家庭关系、伦理关系而建立的。因而“三纲”与“五伦”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我国古代人际关系的体现。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是不需要任何中介的。在所有关系中因为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以及夫妇之间的关系为一起关系之本，因此这三种关系被称为“三纲”，即认为上述三者是人伦网上的网绳。虽然“三纲”、“五伦”并不能涵盖中国古代社会的所有人际关系，但是无论是邻里关系、亲戚关系、族内关系都是由这两者所引申而来的。[2]

不过我国古代是熟人社会，但是这种发生在熟人中的、满足于稀薄人际关系需求的信任主要从属于习俗的规范和满足于习俗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具有直接的功利目的的。更多的是建立在家庭、家族、宗族为主体的感情基础上的，正如卢作孚所说：“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 [3]而这样的熟人社会显然很好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例如当村落中有人生病了，那么必然会求助于熟人就医，而由于彼此之间的熟悉若病情较轻，医生便不太会向患者收取诊费。同样的当某一家需要办喜事时，左邻右里边都会来帮忙而省去了许多的额外雇人的费用......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虽然根据不同时期其特点也有一定的出入与差异，但是根据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以及人际关系的构成而言，其特点也尤为鲜明：

第一是人际关系本位化，个体人格角色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仁义礼智信，信奉的是儒家文化。而儒家重视的群体主义，个体只不过是人际关系中的角色人只有在关系中才能体现，一切皆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法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4]因此在我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或社会与个体之间更重视“群”体社会或人际关系, 把它放在根本之地位上。并且由于古代的科技力量较为薄弱，同时每一个村落内部的关系非常紧密，大家做任何事都是协同工作，因此形成了一种共识：个体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 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就被蒸发掉了。[5]

第二是人际关系性质上的道德伦理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伦理本位型文化或称泛道德文化, 在这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坚持“道德至上”的价值原则。在人际关系中就更为重视其道德性质。人际关系与道德二者互为因果，也就是说重视道德必然重视人际关系, 重视人际关系也必然重视道德，因为道德无非是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而已，人际关系的血缘家庭的亲情本质也必然导致人际关系性质上的道德性。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因为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而偏重于家庭生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若无物，而家庭关系却特别显著。[7]对于传统社会的百姓而言, 人际关系的本质在于道德性。中国古代的人际

关系主要靠道德调节。纷纭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运用多种手段进行调节, 如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心理手段、艺术手段等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主要用道德调节。

第三是人际关系上的私人性与熟人性。中国古代人际交往均是与熟人交往, 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夫妇等自不待言, 亲戚、朋友、师生、邻里等无不如此,均属于现代意义上约私人交往性质, 而无公共交往性质, 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熟人社会”现象。君臣关系, 本应是业缘政治关系, 也被私人化、熟人化了“臣”最初的含义, 是指男家奴, 在君臣、上下关系中, 也强调对君、上的个人效忠, 君、上对臣、下的提拔使用也具有很强的私人关系性质, 臣下不是对公职负责, 而是对君、上个人负责。[8]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忠君并不是个人与团体的道德要素, 而依旧是对君私人间的关系。”[9]

第四是人际关系与交往原则上的差序性。这实际上就是指孔子说的爱有差等, 也即在人际关系及其交往中以对象与自己的关系来分亲疏、贵贱、内外、长幼、上下、等级等区别, 并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之费孝通先生钓年代提出的“差序格局”中国与“团体格局”西方的理论, 对这个间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并且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其最初源自于“三纲五伦”，所谓“伦”其含有不同辈份、类别、条理、秩序等意思, 伦重七才别, 伦是有差等的次序“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已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江多对中国古一亡人际关系的这种特点, 不管如何评价肯定还是否定, 它首先是一个事实和客观存在费先生持否定倾向, 贺麟先生则持肯定态度, 他说“从现右看来, 爱有差等, 乃是普通的心理事实,也就是很自然的正常的情绪。”[10]直到今天, 我们仍可在现实中看到这种现象, 有些人在人际交往中对“自家人”和属于“自己圈子”的人是一种态度,相反则是另一种态度, 甚至对自家人, 也因亲近程度不一而态度各异。（二）古代医患关系特点

所谓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由于中国古代地域面积较大，各村落之间的人员的走动也并非像现在那样能够借助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而频繁往来。因此在古代社会，每一个村落相对而言都好像是在一个封闭的小区域（除了个别的大城市），因此每一个村落内部从衣食住行都自成一体，就医也必定如此，虽然偶尔也会有郎中路过，但这并非是常态。同时由于我国古代中医往往是世代相传，由老师传授给自己的子女或者是个别的徒弟，也由于中医的玄机太深，只有学徒跟在师傅后面才能够真正学到个中奥妙，再加上每一个村落的人口本身就少因此导致医生的稀缺。古代社会看病必定是通过熟人网络就医，并且会建立一种长期的类似于合作的关系。同时又由于古代的村落以及内部人口的流动性较差，往往这样的合作关系甚至能持续几代人。因此，我国古代的医患关系首先是熟人或是熟人介绍，双方必定是通过某个中介人先形成了一种关系，之后才是医患关系的建立，因此双方的“合作”必定是长期稳定的，同时双方之间存在很大的信任感。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医生其职业操守较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病人选择较少，缺少相关的医学知识，又因为是熟人关系，往往不太会怀疑医生或是郎中的专业性与职业道德。

此外在古代，由于医学尚处于萌芽状态，医疗技术条件极其落后，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主要靠猜测与思辨，没有先进的医疗仪器和设备，从而形成了以非技术性关系为主，技术性关系为辅的医患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心理因素、情感因素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如：《内经》指出：“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苦暴乐，始乐后苦”，即要想给病人看病，必首先问病人的吃住情况、情感变化等。[11]这种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直接性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还没有制造出可供专门诊治疾病的仪器、设备，人们在认识疾病时，只能通过“望、闻、问、切”或“视、触、叩、听”等直接接触的方法来感知疾病，并通过对感知经验的总结形成关于疾病的诊治理论。此时，医者从瞭解病情到提出诊断意见及实施治疗等,完全是凭藉感觉、猜测、经验等进行的，没有任何诊疗和检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