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医患关系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和谐医患关系论文摘要：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和谐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我们丰富而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对我们处理当代社会的各种关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为我们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医患关系医患伦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谐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其中，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理念与核心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东方独有的文化瑰宝，在西方被称为“东方精神”，它贯穿于中国古代发展的各个时期和各家各派的思想发展之中。

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了和谐的重要性，认为和谐是普遍的、经常的，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是推动新事物产生的源泉，向往和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和谐精神，是我们丰富而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定向。

可以说，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传统的和谐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些底蕴厚重深远的和谐思想，虽然不能给我们提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成答案，但却可以为我们解决当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纠葛，提供历史的智慧，现实的参照，对我们处理当代社会的各种关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医患关系是当今社会的重要关系，医患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健康和生命的切身利益，而且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和质量，影响广大医务人员的士气和情绪，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是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协调发展、提高医院诊疗水平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重要条件，是当前和今后医疗卫生服务行业工作的重点和努力方向。

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和谐精神，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各种层次上的和谐关系，为我们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以“和为贵”思想作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最高价值准则“和为贵”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取向。

古人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叫”和谐是世界万物运行的最高法则和规律，即“太和所谓道。

孔子说：“和无寡，认为应当遵循和谐之道。

《中庸》讲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认为和谐是天地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礼记·乐记中讲得更明确：“和故万物皆化。

”认为和谐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准则。

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矛盾的方面，阴阳相互作用构成和。

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儒家一贯贵“和”尚“中”，认为“德莫大于和。

“和谐”是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子L子十分重视“和”的价值与作用，他强调“和为贵”，把“和”作为做人处事、治国理政的价值判断标准，把社会和谐作为礼治追求最高的价值目标。

儒家学说更看重“人和”。

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把“人和”看得高于一切。

儒家强调人际关系“以和为美”，提出的仁、义、礼、智、忠、孝、爱、涕、宽、恭、诚、信、笃、敬、节、恕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并把这种普遍的“人和”原则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

医患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同样要遵从世界万物运行的最高法则和规律，即医患关系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医患之间趋向互相依赖、互相生发的有机统一的和谐状态，强调其最终走向是和谐，不是对立和斗争。

医家待患情感必需真诚，清代著名医学家王孟英说得好:“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凡有求治,当不啻救焚拯溺,风雨寒暑勿避,远近晨夜勿拘,贵贱贫富好恶亲疏勿问,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心力以图万一之可生。

”[1]医患双方和谐共生是医患关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医患关系达到最高境界的和谐是医患关系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是医患关系的最高生存法则。

我们要认识到，医患之间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疾病，就有病人;有病人，就有医生，医生和病人原本就是一个互相依赖、相互依存的协同体，而不是“针尖”对“麦芒”矛盾的对立面，疾病才是他们的共同敌人。

医生因患者而生、而成长，医学因疾病而发展，失去患者也就失去了医生生存的条件;而患者生病也要医生救治才能摆脱病魔、恢复健康。

没有医生的帮助，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就失去了有效的保障。

可以说，患者是医生的“衣食父母”，医生是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使者。

医患关系应该成为社会上最和谐的人际关系。

医患双方关系不和谐，有矛盾、有纠纷，甚至冲突，都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只要双方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及时换位思考，就能赢得彼此信任、尊重、理解和支持，就能形成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务人员的任务是医好病人的疾病，患者的目的是消除疾病、恢复健康，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战胜疾病，减少痛苦，保障健康和生命安全。

所以，医患双方要把“治疗疾病”作为切人点，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要把彼此看作“共抗病魔的同一战壕的战友”，共同面对疾病这一敌人，相互协作、相互信任。

医患双方要把共同托起健康和生命的希望作为最高目标追求，把双方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实现和谐相处作为最高价值准则。

医患双方要清醒地认识到医患关系紧张、矛盾尖锐，会削弱人类与疾病作斗争的力量，阻碍医学科学的发展，使医患双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消除医患关系紧张状态，化解矛盾，实现医患双方关系的最终和谐，需要医患双方共同努力。

以格守“和而不同”之法作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前提。

中华传统和谐文化认为，“和”就是不同事物之间相合而达的一种和谐状态，即“以他平他谓之和”、“和而不同”。

“和”的前提和基础是“不同”，是承认事物之间的差别性和多样性，“和谐”是多样化中的和谐、差异中的和谐，但又不是无原则的附合、同一。

史伯说:“夫和实生万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

”史伯认为，和谐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单一的事物不能称其为和谐。

和谐之道是事物产生的基本准则，同一是违背事物规律的，和谐就是“以他平他”，不是“以同裨同”，“和”能促进事物的生长，“同”则阻碍并停止事物的生长。

所以史伯主张“务和去同”，反对“去和取同”。

孔子也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把和谐的本质特征归纳为“和而不同”，明确地把“和谐”与“同一”区别开来，主张和谐，反对同一。

医患关系和谐是指具有不同利益需求的医患双方之间的配合、协调、统一的状态。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不是要构建没有任何矛盾和问题的单一或同质的一团和气，而是要构成有区别的、有差异的相互协调的气氛和秩序。

在传统医患交往过程中,医家面对患者的态度可以概括为“胞以为怀”、易地以观。

孙思邈对此有过较为集中的表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2];“若有疾厄来求救者……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3]。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最根本的是在医患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形成医患之间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的良隆互动秩序。

要承认医患双方是具有各自特殊性和不同利益需求的两大主体，让医患双方有一定的自我空间，允许他们保持各自的差异性，允许他们有自己不同的利益需求。

患者是弱势群体，到医院就医、检查、抓药都是医方说了算，不存在讨价还价现象，患方处于被动、从属地位。

患者处于生命中最脆弱、最无助的时刻，这不仅是疾病本身所致，更主要的是因为患者对突发的疾病毫无思想准备。

患者到医院就医的主要利益追求是，能用合理的价格得到具有医术精湛和一丝不苟精神的医务人员的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从而减轻病痛，消除疾病，恢复健康，同时，又能得到医务人员的人格尊重、人文关怀和心灵安慰。

医务人员同样也是具有自身特殊性和自身利益需求的特殊群体，承担着维护人们身体健康、解除疾病和痛苦、提高生命质量的重要任务;所从事的医疗工作是一个具有高风险职业，事关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大事，责任重大。

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时，同样要考虑到他们自身工作的特殊性质，要尊重他们的利益需求，尊重他们的价值，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他们在参与医院建设中体验自身需求得到满足、自身建设得到发展的愉悦，把他们的力量和智慧吸引到医院发展和为患者服务中来，要发挥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的主导作用。

在现实的医疗服务中，医患之间虽然有共同目标追求，但各自又有自身利益需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和谐的因素，引发医患之间的矛盾或纠纷。

在双方发生了矛盾或纠纷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味地强调双方的“一团和气”，追求绝对同一，更不能为了追求绝对同一，而灭绝双方的差异性。

而是要在承认双方的差异性的前提下，通过互补互济，达到双方的矛盾统一，形成和谐的状态，实现“互惠互利”，走向“双赢”。

以“仁者爱人”的人格修养作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必由之路。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目标追求，为了达到“和谐”的目标，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人格修身的重要性，主张通过“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人身修养实现理想的人格和完善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人际和谐和社会和谐。

宋代名医刘昉曾说“未医彼病,先医我心”[4],体现了为医之人的道德自觉。

宋代医著《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也指出“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5],自觉地把心放正才能救治他人病患,所以古代医家十分重视医德,综观历代主要的医学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论述医学理论时兼顾医德观念,几乎所有的医学家都有自己的医德言论,这也成为中国传统医德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儒家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主张通过“礼”实现“人和”，创造“宽厚处世、协和人我”的人际关系，并主张以“仁”为基本原则。

孔子认为，人是“天地之道，圣人之德，君子之性，庶民之归”，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所以孔子认为“仁”即“爱人”应该成为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

孔子认为，“爱人”的基本内容包括“恭、宽、信、敏、惠”。

在家庭内部，要以优良的道德品质体现和谐与团结，在家庭以外的人际关系中，“爱人”则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诚恳、谦和、宽容的良好品德。

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做人原则，将其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成了儒家崇尚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口’]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伦理法则。

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克己”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动，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和谐社会就不难实现。

传统文化中“仁”的道德修养思想从不同层面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得以控制、化解，从而形成和谐有序的关系，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