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论文遵循成本论文

环境规制论文遵循成本论文：基于省际数据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摘要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将有助于寻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最适环境规制强度，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环境保障。

本文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综合考虑衡量环境规制的投入与产出的各项指标及其数据的可得性因素后，构建并计算出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同时运用2004-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线性的关系，而是正u型的关系。

为此，我们认为，本文结论能够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遵循成本说”还是“创新补偿说”提供合理的解释。

最后，我们根据现阶段中国经济处于迅速发展时期的状况，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是加强环境规制强度。

同时认为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的优势，进行创新投资，用以弥补“遵循成本说”的劣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关键词环境规制；经济增长；遵循成本；创新补偿；“纵横向”拉开档次法从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至今，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关切、企业重视和广大公众关心的重要问题。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环境污染相对严重，环境承载能力十分有限，如何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储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即权衡环境与经济增长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都十分重视环境质量，相继出台多项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政策措施，力争发展绿色经济和促进绿色增长。

尽管如此，中国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突发性环境事件与生产事故相伴而生，群体性环境事件呈现上升趋势。

环境污染关系着社会稳定、人民生存质量，同时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息息相关。

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规制工具，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成为现时期的重要问题。

鉴于此，我们认为在转型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环境承载能力究竟有多大？环境规制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否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科学发展观背景下该如何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才能体现环境规制的政府行为，同时如何才能保证各年省际环境规制强度数值具有可比性？上述问题是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只有正视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才能根据现实经济发展阶段，正确选择环境规制模式。

同时，针对现时期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较少研究的现实，笔者认为依据中国数据，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极具现实意义，而且能够为现有经济增长研究提供必要补充。

1 文献综述长期以来，学者们十分关注经济增长问题。

随着经济增长，世界各国对环境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由此引出学者们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

现有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遵循成本说”。

该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生产效率，因此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因为环境污染存在外部性，为了改善社会福利，企业需要支付一定的污染治理费用。

因此，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治理污染成本的增加而增加。

在技术状况和需求条件不变情况下，必然导致生产率和利润率下降。

第二种观点：“创新补偿说”。

该种观点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进行创新，不仅能抵消遵循成本的损耗，而且能够带来技术扩散和结构升级效应；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而且能够减少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

1.1 “遵循成本说”研究文献jorgenson、barbera、jafeetal和walley等是“遵循成本说”的主要代表。

其中，jorgenson 、wilcoxen［1］实证分析有无环境规制变量下美国经济增长状况。

结果发现：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环境规制导致gnp水平下降2.59%；从具体产业来看，在化工、石油、黑色金属以及纸浆和造纸产业，环境规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较大。

与jorgenson、wilcoxen的研究不同，barbera、mcconnell［2］对影响美国化工、钢铁、有色金属、非金属矿物制品以及造纸等产业经济绩效的具体因素（其中包括环境规制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污染治理投资可以带来上述产业生产率下降0.1-0.3。

从gray 、shadbegian［3］对美国造纸与纸浆、炼钢业和石油提炼的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大小与污染治理成本之间负相关，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未给企业带来良好的收益。

jafeetal［4］认为环境规制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是勿容置疑的，该文认为由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有：一是企业直接减少污染所消耗的成本；二是在政府实施环境规制过程中，会间接造成企业的某些生产要素价格提高，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成本。

walley 、whitehead［5］在赞成jafeeta1观点的基础上强调指出，由于企业面临着环境规制，会迫使企业做出错误的战略调整，即减少有发展前景的创新项目投资，增加减少污染的项目投资。

1.2 “创新补偿说”研究文献1991年是有关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要转折点。

porter等［6，7］提出著名的“porter假说”，porter等认为，竞争优势并不是依赖于静态效率和固定约束下的最优行为，而是依赖于变动约束条件下的改进与创新。

porter认为应把环境规制作为激发企业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来源，而不是静态地将其界定为成本项目。

随后，很多学者对“porter假说”进行验证。

其中，lanjouw和mody ［8］使用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相关数据，选取环境专利数量作为环境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用污染治理支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并考察环境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之间关系。

实证结果显示，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之间不仅呈正相关关系，而且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反应存在1-2年的滞后期。

jaffe 和palmer［9］运用美国制造业1975-1991年的有关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lanjouw和mody的研究同样以污染治理成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但在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中加入r&d支出变量，其研究并未发现环境专利数量与环境规制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r&d支出与滞后的环境规制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r&d支出增加0.15%。

与lanjouw 和jaffe的研究有所不同，brunnermeier和cohen［10］运用美国146个制造业1983-199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与产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

该文在选取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时，除了采用污染治理成本，还加入政府检查、监督活动等变量，使得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更具说服力。

研究显示，污染治理成本与技术创新存在较小但在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污染治理成本每增加一百万美元，技术创新增加0.04%。

但没有发现政府监督、检查活动对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者针对“创新补偿说”进行一些研究，其中，赵红［11］就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并认为适当提高环境规制标准和强度，能够进一步激励产业技术创新，通过创新补偿作用，能够抵消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不利影响。

同样，黄平［12］认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

发挥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与赵红、黄平的研究不同，李瑾、李强从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对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进行分析。

具体地，李瑾［13］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产生清洁技术的扩散效应，有利于整个产业升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同样，李强［14］也指出通过设置绿色进入壁垒、调整市场主体构成等环境规制工具，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

同时，李泳等［15］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后得出：治理污染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机动车尾气排放控制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不显著。

综上所述，学术界针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且结论莫衷一是。

我们认为，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是一项重要的实践课题，其研究结论有助于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选择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

其中，如何正确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是难点问题，而环境规制强度是多个指标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为保持多年省际间环境规制强度的可比性，仅仅通过静态综合评价方法合成综合指数是缺乏可比性的，为此本文将从动态视角，构建动态环境规制指数。

基于此，我们在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以期求证中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遵循成本效应”，抑或“创新补偿效应”？2 环境规制强度指数构建点。

现有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仍然存在两点不足：①指标选择的单一性。

比如，gray和deliy［16］、laplante 和rilstone［17］、gray和shadbegian［18］以稽查次数作为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

而dasgupta等［19］以征收污染税作为环境规制指标。

由于中国数据的限制，孔祥利等［20］选用人均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来度量环境规制的程度。

而李钢等［21］对中国现状及其数据进行考虑后，采用环境规制执法强度（工业环境已支付成本/工业环境总成本×100），来代替环境规制强度。

②指标选取的随机性。

环境规制是政府行为，在选取环境规制强度指标时，应从政府角度出发，而非企业和民众，而现有文献并非如此。

其中，解垩［22］虽然选取环保投资和工业so2的排放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但是说服力不强。

于同申等［23］和张成等［24］分别选取省际治理工业污染项目投资额和废水和废气污染治理设施的当年人均运行费用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指标能够反映环境治理投资力度，但是并未真实反映这种力度是来自企业还是政府。

如果治理污染投资是企业自发行为，那么势必无法体现环境规制的政府行为。

鉴于此，本文将从政府是环境规制主体出发，同时遵循指标选取的可得性和可比性原则，在重新构建环境规制强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中国省际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度，以期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

2.1 环境规制指标的选取基于以上学术界在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时选择指标的缺陷，结合中国环境规制现状。

本文将选取以下十个指标来合成中国环境规制强度指数。

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从两个层面来选择环境规制指标，其一是政府对环境规制的投入角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率、“三同时”执行合格率、已发放许可证企业数、当年完成限期治理项目数、关停并转迁企业数、处理来信数六个方面；其二是政府对环境规制的产出角度，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工业粉尘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