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恰科夫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及其现实意义

戈尔恰科夫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及其现实意义 吴伟

[内容提要] 戈尔恰科夫活动的时期正是俄国处境艰难、发生急剧变革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外交思想及其进行的实践，围绕的核心就是如何在不利的情况下维护俄国的国家利益。他提出韬光养晦、养精蓄锐，树立起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各项改革的对外政策大局观；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使外交摆脱或是少受意识形态思维的影响；运用灵活的策略手段，在对外交往中刚柔相济；对所确定的对外政策目标，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付诸实现；并利用机会，提升俄国的国际地位，重新发挥大国作用。戈尔恰科夫的外交遗产对俄罗斯提倡和推行国内优先战略和更加清醒、务实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戈尔恰科夫；外交思想；国家利益 [作者简介] 吴伟，195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室副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07)

亚力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1798～1883年）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从1856年起出任外交大臣，一直领导俄国外交部26年，他的睿智和坚毅帮助俄国渡过了克里米亚战争后外交上的艰难时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保护了俄国的利益，并使俄国在欧洲外交舞台上重新发挥一个大国所具有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戈尔恰科夫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仍被现在的俄罗斯外交界视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并赋予它巨大的现实意义。俄罗斯外长伊·伊万诺夫说：“现实地看待国际进程，立足于本国利益，并善于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维护本国利益——戈尔恰科夫外交的这些基本原则，即使是在今天，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对我们来说仍有现实意义。”1 [1] 他在谈到

2000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的形成时指出：“新构想把戈尔恰科夫的思想和当今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任务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2 [2]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列·斯卢茨基把当前采取更加灵活和多方面的对外政策，建立起地缘政治利益的均衡，称之为“俄罗斯传统的戈尔恰科夫外交”3 [3] 戈尔恰科夫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客观环境 19世纪上半期，俄国在欧洲大陆上地位举足轻重。1812年它打败拿破仑，成为最强大的欧洲大国。经过维也纳会议和与普鲁士、奥地利组成的“神圣同盟”，俄国成为实际上的盟主和维护欧洲封建秩序的决定性力量。当时在位的亚历山大一世也因此“成为欧洲的主宰”4 [4] 。 19世纪20～40年代，俄国频频参战，不断扩张，占据了多瑙河河口和黑海东部沿岸地区，获得了使俄国军舰可以自由进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权利，并且迫使土耳其对其他国家封锁达达尼尔海峡5 [5] 。 到19世纪中期，俄国已经成为一个地跨欧、亚的庞大帝国。 俄国的扩张导致它与列强摩擦和矛盾的加剧。为抵消俄国在黑海地区的特殊影响，1841年英、法、普、奥、俄和奥斯曼帝国在伦敦签订了关于黑海海峡的公约，恢复了所谓奥斯曼帝国的“古老规则”，即在和平时期，“外国军舰应永远被禁止进入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6 [6] 。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遭到奥斯曼土耳其、英国、法国等国的联合进攻，以及“神圣同盟”“盟友”奥地利皇帝佛兰茨-约瑟夫的“出卖”。俄国最终战败，意味着它也要吞下随之而来的苦果。 根据1856年3月在巴黎签订的和平条约，俄国丧失了对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护权，并失去了比萨拉比亚南部的领土，这不仅大大削弱了俄

国对多瑙河的控制，也降低了它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它在黑海地区的战略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和平条约规定黑海实行中立化：它的水域和港口对各国商船开放，但“永久地禁止沿岸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军舰通行”；俄、土两国也不能在沿岸设立和保留任何军火库7 [7] 。黑海中立化使俄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几乎处于不设防状态，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俄国没有能力和可能抵御敌人的长驱直入。连俾斯麦也承认，对黑海的限制“不合情理，长久地禁止沿本国的海岸自由航行对于像俄国这样的强国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因为这是凌辱。”8 [8] 在接受战败的耻辱的同时，俄国还必须接受被孤立的现实。还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就通过与挪威—瑞典王国的同盟，把俄国北方的这个邻国拉到自己一边；通过与奥地利达成秘密协议，成功离间了俄奥关系。英、法、奥后来又控制住了土耳其。这样，从北到南形成一道孤立俄国的“隔离线”。 与此同时，战争的失败不仅让“沙皇政权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9 [9] 。 可见，19世纪50年代正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俄国从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欧洲核心国家，经过战败的重创，国家利益受损，变成了在国际社会中陷入孤立、许多方面要仰人鼻息的“二流角色”。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国内变革注入了浓烈的催化剂。一场扭转俄国历史进程的大变革已经势在必行，无法回避。这种大变革也对外部环境的改善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出任俄国外交大臣并且要有所作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 戈尔恰科夫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具有主持国家外交工作的必备素质。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沙皇是俄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但外交大臣在对外政策制定

上并非处于完全被动地位。情报的主要提供者和外交政策执行者的角色，可以使外交大臣对沙皇及其决策产生一定影响10 [11] ，并且这种影响的大小还与沙皇对外交大臣能力的信任和依赖成正比。1855年登基的亚历山大二世，更多接受的是军事熏陶，“很长时间对国务没有兴趣”11 [12] 。他在登基的第二年对戈尔恰科夫的任命以及一直让他在外交大臣职位上坐了1/4世纪，都说明亚历山大二世对戈尔恰科夫的倚重。戈尔恰科夫自己也承认，在俄国了解内阁对外政策的只有两个人：“制定政策的皇帝和筹备及执行政策的我本人”12 [13] 。这也是戈尔恰科夫能够在困难时期取得外交成就的重要条件之一。 再有一个条件也不容忽视，即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英、法、普、奥、意、土等国之间矛盾错综复杂，利益和目标远非处处一致。这就为俄国外交提供了相当的活动空间和化不利为有利的可能。同时，俄国作为一个大国，即便是战败之后，也会因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凸显出它在欧洲外交舞台上的“份量”。这都说明，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国际环境和地位尽管不如克里米亚战争之前，但对戈尔恰科夫来说，仍为他提供了施展外交才干的机遇和“用武之地”。 戈尔恰科夫外交思想及其实践概括地说，戈尔恰科夫面临的基本任务有两个：其一，尽快摆脱因克里米亚战争带来的不利处境，针对俄国国家利益受损的主要方面和利益扩张的重点方向，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对策措施。其二，为国内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借助国内改革提高俄国的综合国力，为对外活动寻找更强有力的支撑。 围绕这两项基本任务，戈尔恰科夫提出一系列外交思想和主张。 1.韬光养晦，养精蓄锐，树立统领对外政策的大局观。克里米亚战争使戈尔恰科夫对俄国的落后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因此他是俄国贵族中坚定的改革派。

为国内改革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使改革在不受或少受外部因素干扰下顺利进行，是戈尔恰科夫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主张，俄国对外政策应建立在友善和信任的原则上，集中精力于国内发展。他认为，国家统治者应“把他的臣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而，俄国的国家政策首先具有的是民族性。针对人们对战败后俄国对外政策的种种猜测，戈尔恰科夫明确表示：“俄国没有愤怒，它正在养精蓄锐。”13 [14] 他还说：“如果国内经济破产和混乱无序，俄国就不能在对外政策上发挥积极影响。”14 [15] 他上任后第一次系统阐述俄国外交方针时提出，一段时间内俄国应避免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他得出结论：“为了自身安全，为了自己在外部舞台上的强大„„也为了和平和保持共同的平衡，俄罗斯的头等大事就是完成国内改革，俄罗斯和所有斯拉夫民族的未来都将取决于此。这就是我们政策的原则基础。”15 [16] 这种力保国内整顿和改革顺利进行的大局观，在戈尔恰科夫主持下的外交实践上有突出的反映。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俄国在法奥、普奥、普法等欧洲强国的一系列战争中，成功地保持了中立，并且避免了与英国在中亚和远东地区的正面冲突。面对统治集团内、特别是军方“与英国争夺亚洲的战争不可避免”的呼声，戈尔恰科夫坚持对外行动首先要服从国内改革，力主优先用外交方式解决中亚问题。他提醒当地司令官要“小心行事”，不要把事情推向军事冲突16 [17] 。他要求派到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考察团要保持谨慎，采取有助于缓和那里局势的策略，不要干预这些地区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免使俄国卷入自己力所不及的战争。由于英国对1863年波兰起义给予积极支持，沙皇政权决定在中亚采取示威性军事行动以转移英国的注意力。尽管如此，戈尔恰科夫还是提醒内阁，行动应“非常谨慎，避免过分宣扬。”17 [18]

能保持这种冷静，充分体现了戈尔恰科夫出众的大局观和丰富的外交经验。 这种大局观和外交策略，不仅使俄国暂时置身于耗费钱财的纷争之外，而且有利于它“全方位”地从国外获取推进工业化的资金和技术。 2.国家利益至上，走出意识形态思维定式。国家利益在外交中所处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原则问题，无需赘言，但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并不是同一时期的每一种选择，或是不同时期的同一种选择，都能最好地体现这一原则。戈尔恰科夫外交思想和实践的一个亮点，就是他能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作出新的合理的诠释。 19世纪上半期特别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不管是亚历山大一世还是尼古拉一世在位，俄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维护俄国从中获益的维也纳体制和作为其主要支撑的俄普奥“神圣同盟”。对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神圣同盟”越是偏爱和倚重，上述两位沙皇——尤其是后者，就不可避免地把在1848年革命中建立起共和国的法国，看作是从地缘上和意识形态上威胁俄国及其欧洲“秩序”的最大敌人。因此，在体现俄国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中，反法和依靠奥、普，自然成为首先的选择。 但是，克里木战争从爆发到最后的结局都证明了俄国上述对外政策的失败。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戈尔恰科夫深刻感受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反法和依靠普奥的政策，已经不足以在新形势下维护俄国的国家利益了；需要根据国家利益的新内容和新要求，调整对外政策，选择新的重点和突破口。尽管新的政策看起来与以前的政策有一定出入甚至完全对立，但只要它符合当前的国家利益就是可行的。 戈尔恰科夫对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把握与运用，集中体现在处理与法国关系上。在克里木战争后，作为新的“克里木体系”的主要制定者和维护者，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得到提升。相反，俄国是这一体系的“受害者”。按照传统的外交思维，俄国本应把矛头死死对准法国，利用一切机会限制它削弱它，甚至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