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权力腐败的防范措施

一、腐败案例（一）广州市腐败案例1.案例2:涉嫌内幕交易等罪的广州市明星市长李启红2007年6月下旬，李启红与其丈夫林永安商定，找到其弟媳林小雁利用内幕消息买卖公用科技（2008年8月更名为中山公用）股票，随后，林小雁从被告人林永安存款账户中转出人民币236.5万元，从其丈夫被告人李启明存款账户转出人民币350万元，并拿出自有资金，共筹集人民币677万元，借用其弟林伟成和同事刘某的名义在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营业部办理了证券交易开户手续。

2007年6月29日至7月3日，上述账户在公用科技停牌前累计买入该公司股票89.68万股，买入资金人民币669.3万元，后于2007年9月18日至10月15日陆续卖出公用科技股票，账面收益人民币1983万元。

2.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受贿案腐败罪名：罗耀星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多家疫苗供应商所送的贿赂达1118.5万元。

本文批评：看一个贪污一千多万的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也有脸说出如此不害臊的话语：看在我曾经给单位作出杰出贡献，又有立功，还有糖尿病的分上，请求法院能减轻处理，减得越多越好。

丧心病狂聚敛钱财的时候，每只疫苗要交五元钱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呢？套用一句名导的话：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显然的是这自辩多么苍白无力，捉襟见肘，我们不能相信这样的妖言惑众。

否则我们被忽悠一次，下次的官员，甚至会编排出，上有80岁的老母需要赡养，下有嗷嗷待哺的婴儿呢？这样的三脚毛功夫，千万别当真。

看水浒传，讲到假李逵向真理亏求饶的时候，就是这样忽悠傻大汉子的，结果反而被骗，差点遭遇毒手，正是说的这种现象。

我们的姑息有时候就变成放虎归山了。

为了救救那些需要大预防疫苗的孩子，我们应该坚决铲除掉这样的败类！上榜的理由，就是因为医疗界腐败才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理当上榜。

（二）国有企业高管寻租性案例云铜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集团）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邹韶禄，曾被称作云铜救星,在云铜集团享有绝对权威.但就在2008年1月21日，云铜集团公告了其已辞去董事长职务的信息。

2月4日，其因涉嫌受贿罪被刑拘，同月18日被批捕，9月18日被移交昆明中院审查起诉。

云铜集团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邹韶禄被控受贿罪，2008年12月24日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从2003年至2007年，其在担任云铜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合作经营、原料供应、工程承包、土地使用权转让、资金使用、干部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6,405,187.68元、澳元40万元、美元2万元、港元10万元。

此外，邹韶禄还被指存在接受干股，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等行为，以及违规领取兼职收入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昆明中院一审判决邹韶禄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2003年至2007年，邹韶禄为楚雄矿冶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张义忠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张义忠送给的现金30万元及价值27.5万元的干股，以借用为名收受了一辆价值62万余元的萨博车，报销车辆的相关费用55941.08元，3项合计1255187.68元；2.邹韶禄为鑫辉冶炼有限责任公司对滇中冶炼厂实行租赁经营提供帮助，于2005年至2007年6月，收受该公司董事长钟亮、总经理董佳伟送的干股分红现金72万元；3.为金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总经理罗太熙谋取利益，于2005年春节至2007年1月间，先后收受罗太熙送给的现金41万元；4.为云南迪庆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及其总经理尹仕湘谋取利益，于2006年至2007年间，先后收受尹仕湘送给的现金12万元及价值20万元干股，合计32万元；5.邹韶禄任用张新普担任楚雄矿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于2007年9月，收受张新普送给的现金6万元。

二、我国防范权力腐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综上所述，从腐败动机来分，一是为权，二是为钱，三是以权换钱，四是以钱换权再换钱。

从种类来说，腐败分子，一是渎职滥用公权，二是谋财聚钱，三是以权谋色，四是以色谋权。

这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严重危害社会，危害人民利益，危害公众安全。

那么我在抑抑制腐败方面又存在哪些问题呢？（一）我国防范权力腐败存在的问题1.制度防范性不够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立法则没有跟上时代的要求，在某些领域法律出现了真空,在实践中无章可循，无法可依。

如广大干部群众呼吁多年的‘《反腐败法》、《廉政法》迟迟未出台。

有些对腐败现象的制裁和惩处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手段，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廉与非廉界定不清。

如反腐败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即什么是腐败，什么不是腐败，包括什么是不规范行政行为，什么是正当的人际交往，都应很明确，这才便于识别腐败。

现在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界限大体明确，但对于行业不正之风的腐败行为的界定，对于领导干部收受礼品的界定，对于在职领导干部不正当行政干预可能存在腐败行为的界定等，都不够明确和清晰。

又比如当下吃吃喝喝与奢侈浪费怎么定性？招商引资中的正常支出与挥霍贪占怎么鉴别？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和标准，就难免出现自由裁量的问题。

还有的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或实施细则，在具体操作上难以执行。

如由于监督法规不健全，必要的监督标准和实施细则没有从法律上做出明确的规定，造成监督者对监督对象的行为是否越轨以及实施监督检查如何评价难以判断，使监督主体难以发挥整体作用。

这直接导致了在执行法律、制度方面，权力干预法律的情况依然存在，执法的严肃性不够。

如《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仅规定申报各类劳务及经营所得，而没有规定非劳务所得的财产申报诸如接受捐赠等，这样导致己有的制度过分依靠个人的自觉，缺乏有效监督技术手段和硬性制约规定，使个人收入申报走了过场，使权力者钻法律空子，打政策擦边球。

2.监督有效性不足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直到有限制的地方为止。

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当前，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这就在客观上影响了监督的有效性。

具体表现为：（l）监督意识较薄弱。

监督意识是实施党内监督的思想基础。

监督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长期以来，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习惯于自律，缺乏一贯的严格的约束和规范，权力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作风状况，从而使他们习惯于居高临下监督别人而不愿接受制度的约束和别人的监督。

论文格式个别领导干部对监督持有逆反心理，不愿接受或拒绝监督。

还有一些党员干部缺乏党内监督的基本知识，不知道该监督什么、该如何监督。

也有一些党员干部思想上存有顾虑，不敢大胆监督，明知不对，怕打击报复，明哲保身。

还有的领导干部自身己经发生腐败行为，逃避监督，害怕监督。

（2）监督合力不足。

我国的监督机构不算少，人大、纪检、政协、群众都有监督的职责和义务。

但各种监督机构的功能、责任、作用、范围和权限不清，不是职能交叉，就是留有真空.各监督部门如何协调配合，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所以导致目前我国监督的形式虽然多样，但并未形成整体合力。

人大的监督往往是原则监督，对具体问题缺乏一贯性和同步性。

纪委和监察、审计机关是党政机关的职能部门，其人员来自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故其监督下级尚可，监督同级勉强，监督上级就比较难了。

司法监督由于利益驱使，权力干扰、以罚代法等问题严重影响监督的公正性。

民主党派、群众舆论监督也只能通过有权监督的机关行使监督权才能达到目的，加之现在的监督往往是亡羊补牢,不重视事前、事中监督、经常性监督，案发后才进行纠错和处理，导致监督乏力。

3.惩戒警示性不力某种程度上，惩治也是一种预防和治理。

通过坚决惩治腐败，能最大程度地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能够为开展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提供良好环境。

通过严厉惩治腐败，能够警示有腐败意图者，防止其产生腐败动机，进而起到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作用。

总体上，我国对腐败分子能依法惩处，但在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着量刑上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现象。

正如胡鞍钢教授所说：官员腐败受查处的概率很低，查处后被判刑的概率更低。

例如我国《刑法》对刑期的划分是以数额为主要依据和标准的，只要腐败分子隐匿非法财产成功，就能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从而形成对腐败分子合法的重罪轻判.又如，对贪污罪、受贿罪的成立金额规定了最低限额6000元，这样使一大批零存整取的贪官逃避了法律制裁。

还如，司法实践中对腐败分子定罪量刑存在就轻不就重就低不就高的现象。

具体表现为只要腐败分子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就多适用缓刑。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腐败分子即使被判处实刑，仍可以通过保外就医等方式逃避牢狱之苦，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吉林省有一个被判了17年徒刑的厅级干部，一天监狱也没蹲过，住在南方的公寓里，比当官时还逍遥自在。

另外，在法律的具体执行中，一些地方和单位执行制度随意性较大，甚至严肃的党纪政纪处分决定在执行中也大打折扣，对触犯制度的腐败分子的查处往往失之于软、失之于宽，致使少数领导成为凌驾于法规制度之上的自由人.尤其是当行政权力介入司法与执法，更容易导致我国司法腐败与行政权力失控。

2008年9月，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赴欧洲进行经贸考察一直未归，同年10月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随团在法国巴黎考察失踪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1.防治腐败的制度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制度是根本。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严格完善的体制防范不正当活动的发生，腐败就会大幅度增长。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享廷顿认为：一般来讲，不太稳定的社会比相对稳定的社会更容易出现腐败。

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比传统社会国家的腐败更普遍.我国现在正逐步实现现代化，旧的机制已经被打破，而新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加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旧体制的缝隙和边缘里孕育和生长起来，并通过渐进过渡的方式，逐步向其核心渗透发展，在这个艰难的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种种矛盾、错位和空当，结果是：一方面，法律真空大量存在，许多方面无法可依，为腐败提供了条件、便利和借口（如当前中国存在的寻租、造租活动）；另一方面，法律虚置现象严重，许多方面有法不依。

困难的是：在开始阶段，严格完美的体制并不存在，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腐败活动的严重和危害性时，相关机构才会全力以赴地建设体制和规章。

然而，这一工程的完成，又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实践证明：重大改革政策出台和重要法律颁布之时，往往是新的腐败机会产生之时。

原因在于，这些政策和法律在形成过程中，较少考虑如何避免产生新的腐败机会问题，其结果是，政策的衔接配套不够，法律的周延细密欠缺，腐败的机会因之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