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市文化形象符号的影像化传播

一切喜爱阅读武侠小说的中国人一样，这些小说引发了他对江湖世界的无穷想象与向往。那些快意恩仇的浪漫故事、侠肝义胆的传奇人物，更重要是那一份无拘无束、浪迹江湖的自在情怀，构筑了他和所有中国人心中奇幻瑰丽的江湖梦。综观华语电影导演在中国西部拍摄的一系列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几乎都是一些武侠电影。那么，众多华语电影导演为什么选择中国西部来拍摄武侠片？

首先，西部有广袤的地域环境，在视觉造型和影像叙事方面大大丰富和拓展了境外华语武侠电影的表现空间和艺术探索区域。武侠电影追求的是激烈的场面和宏大的场景，局促、狭小的地理空间显然不适于武侠电影恢弘场景的展现，西部博大的地域范围，不论是沙漠、戈壁、还是荒原和沟壑都给武侠电影留下了巨大的创作空间，而沙漠、烈日、战马、荒原等又无一不具有力度之美和阳刚之气，而力度和阳刚正好契合了武侠电影所展现的侠义精神与侠义情怀。正如前面所讲到的，几乎所有华语电影导演都用了西部的沙漠来作为影片的外在背景与内在意象。

其次，西部有着强烈的侠文化历史与色彩。中国社会最早的侠出现在战国时代，当时侠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为人们所公认，如《韩非子》就将“侠”作为与“儒”并列的重要社会力量看待。从秦至唐，侠的势力渐渐衰弱。宋朝以后，“重文抑武”的国策使侠义之风丧失殆尽，而只能在《水浒》、《说唐》这类通俗文艺中流传，存在于人们理想之中。儒家治世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传承，虽然中国正统文化所确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不懈追求，但一些知识分子也渴望着另一种精神世界，在中国文学中一直在呼唤“侠义”精神，从《史记》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开始，司马迁就在其笔下对侠不自觉流露出同情与赞美，他藉“游侠”、“刺客”列传点出他对正统义理的疑惑，渴望着另一种侠的世界。《史记》以后，很多文人受到司马迁的影响。从魏晋到唐朝出现了很多咏侠诗，如曹植、左思、陶渊明、李白和一些边塞诗人，他们用诗人的眼光把游侠理想化，满怀激情地展示了游侠美好的一面。这些诗人个性豪放不羁，不拘儒家礼法，不为五斗米折腰。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武侠小说以及武侠电影的盛行，说明人们对侠充满了渴望和想象，这跟历史中侠的消失与文学对侠的继续呼唤有密切的关系。

西部开阔的地貌、厚重的历史、雄浑豁达的个性使侠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侠文化在西部源远流长，千百年来这些侠士的行为在西部边疆渐渐成为一种历史积淀，形成西部人行侠尚义的古道热肠和豪爽粗犷的性格特征。由于历史的成因，西部人饱经忧患，生存艰难，命运起伏跌宕，蕴含着无限的丰富性和传奇性；历史的悠久和空间的辽阔，使他们精神自由地游荡，充满奇情异想。那种强烈的苦难感与强烈的自由意志的对立和相互渗透也正是西部侠义精神的来源。正是西部这种独特的地域环境，以及西部浓厚的侠义情怀使得华语电影导演在中国西部创作了一系列在国内外影坛有着崇高声誉的经典武侠之作。

近年来，港台地区乃至海外的华语导演不遗余力地在中国的西部造就了一次又一次的影像奇观，从而大大延展了中国西部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影响力，提升了西部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文化软实力。因此，中国西部电影要想再度复兴和辉煌，除了主要依靠大陆导演的自身努力外，也可以更加广泛地吸纳华语电影导演来共同参与创作，共谋市场与品牌拓展，扬己之长，避己所短，以期将中国西部电影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民族电影品牌再次推向国际影坛和主流电影市场。

（张阿利，教授，西北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710127）

西安城市文化形象符号的影像化传播

文　朱晓彧/Text/Zhu Xiao Y u

提要：电影《高兴》、

《羊肉泡馍麻辣烫》等对西安城市文化形象符号进行了深度解读，并从形象符号定位、表现方式多角度呈现。这种站在传承中华文明的高度上表现城市区域文化符号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地域局限性给影像化传播带来的障碍，在彰显普世性价值观的同时，对西安城市文化符号进行了影像化的传播。

关键词：城市文化形象符号 影像 传播

影视是文化的载体，反映特定时代、地域、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并进而表现其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地域文化是影视作品表现的重要内容，同时，在影像传播过程中也必然会对不同的地域文化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2009年是中国电影的大年，也在这一年出现了几部对于西安的城市面貌和陕西地域人文极具传播意义的作品，

The Image of Xi’an City and Its Spreading in Film and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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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OF FILM ACADEMIES 学苑论坛149

形象符号的独特性。《高兴》则通过说唱的形式讲述了牛羊肉泡馍的形态、吃法等，现代气息浓厚极具时尚感。在《羊肉泡馍麻辣烫》的开头，主人公在羊肉泡馍店伙计的吆喝声中出场，画面中通红的炉火上，炒锅翻飞，排列整齐的白瓷大碗依次盛上刚出锅的泡馍，不大的店面里，坐满了食客。主人公显然是这家店的常客，与小店服务员的简单几句对话，就让我们对他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而《高兴》当中一段“牛羊肉泡馍是咱西安的经典传统！要想吃得好！那可讲究的縡耸（zeng song ）！馍要自己掰……”的说唱则用直接又时尚的方式将牛羊肉泡馍介绍了一遍。“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一碗羊肉泡喜气洋洋”，是对陕西人的生动写照。“羊肉泡馍”是西安形象、品性、特征的一种象征性的结合体，是外地人从味觉上品尝西安的载体，它的“实在”、“耐饱”象征着西安人的“实在”、“醇厚”、“热情”、“诚信”；盛羊肉泡馍的容器是会让外地人惊讶的“大老碗”，这似乎又喻示了西安人的大气与包容。同时，“羊肉泡馍”作为一种美食，它的产生和延续，凝结着回汉文化共同的印记，既有实用性又具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人说西安城就像一个“大老碗”，生活在其中的西安人，就像碗中的泡馍一样，千百年来在最正宗的中国文化浸泡中生活成长，性情醇厚，令人难忘。

在过去大量的影视作品中，西安作为西部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的形象常常被等同为“西部乡村”，对其作为城市本身的文化符号定位在当前影像作品中表达得并不充分。在比较多的关中系列题材影视作品中，出现较多的是漫天黄土、丘陵、马拉车、热乎乎的土炕、带门闩的木门……这些也不足以表现真正的陕西，更无法表达现代的西安。 而一些反映当代西安城市生活的影片，一是数量很少，二是其在对西安城市文化符号的表现上似乎少有着力。《高兴》、《羊肉泡馍麻辣烫》在对西安文化符号的选取与表现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人物——西安城市文化形象符号的集中表达

这几部表现西安城市形象或者以西安为背景的影片，都是运用了现代的电影手法，通过故事讲述的方式将现代气息传入观众眼中。如《羊肉泡馍麻辣烫》中，导演蒲剑采用了倒叙加插叙的叙事方式，将故事时空打乱重新排列，使得影片悬念迭起、引人入胜的同时，也充满现代感。电影从杨有宝的妻弟被煤老板葫芦头扣押开始讲述，紧接着跳跃到杨有宝捡到钱包的故事，到围绕马浪涛和葫芦头为药方斗智斗力的过程。煤老板“药方”的真假；杨有宝钱包里“药方”的不翼而飞，成为最重要的悬念。经过这几次跳跃性的叙述，故事算是说圆了。但是结尾还发生了点插曲，在一切谜团解开的时候，众人才发现，所谓的祖传药方不过是骗人的。《高兴》则更加另类而与众不同，并非仅仅以商业元素烘托情节的推进，更使用了歌舞片的形式来包装，也同时让观众感受

（1）张阿利《陕派电视剧地域文化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高兴》、《羊肉泡馍麻辣烫》、《生日》，还有2010年即将上映的警匪题材作品《预审》等。这几部作品相对集中地体现了西安城市在近年的发展现状，更突出地表现了陕西地域的文化特征。尤其是《高兴》和《羊肉泡馍麻辣烫》，西安地域文化符号特征鲜明，在曲折的情节中完成了一个真实而又感人的故事。影片不但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极具观赏性和娱乐感，其别具一格的结构方式、通俗化叙事模式、喜剧化艺术风格，显示了现代大众电影的鲜明特征。这两部影片利用影像的多元手段对西安城市文化符号的解读与建构，对同类型电影的表现手段及对西安城市文化符号的影像化传播有着积极的意义。这几部作品大多是由陕西籍编导完成的，《高兴》的编导阿甘、《生日》、《预审》的导演周友朝，《生日》编剧杨争光，《预审》编剧孙毅安均为陕西人，对陕西地域和西安城市本身有着极其深厚的理解和关注。与其不同的是《羊肉泡馍麻辣烫》的编剧张阿利，不仅是一位影视创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影视理论研究者。他认为“地域文化特色对于任何一部艺术作品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是艺术品的根基与核心，它既是剧中人物赖以生存的地理空间和物质世界，又是作品个性和文化特征的综合体现，是创作者主体与生俱来的文化基

因和文化认同的自然流露”。（1）

这些主创生于陕西或西安，又大多在西安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因而在其作品的创作中，对西安城市文化符号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创作者的情感流露与文化自觉。所以，创作者们对于陕西地域的文化根基，对于西安城市本身的思考与理解，是他们成功地以影像阐述西安文化形象的原因之一。

羊肉泡——西安城市文化形象符号的意象式载体

2009年元月，一家研究咨询集团正式公布了《中国最具文化底蕴城市排行榜》，根据对北京、上海、广州、沈阳、西安、武汉、成都等多个城市1883名18—60岁城镇居民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入户调查，得到的最新调研结果显示：在最具文化底蕴排行榜中， 西安名列第二。值得玩味的是，当以拟人化的形式对西安进行感性评议时，“敦厚的”一词排序最前。牛羊肉泡馍是陕西的风味美馔，尤其以西安最享盛名。它烹制精细、料重味醇、肉烂汤浓、肥而不腻、营养丰富、香气四溢，食后回味无穷。因它暖胃耐饥，素为西安和西北地区各族人民所喜爱。牛羊肉泡馍已成为陕西名食的“总代表”。“泡馍”从出现到现在，一千多年来，经过西安人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已成为西安人百食不厌的绝佳美食。

相对来说，在《高兴》、《羊肉泡馍麻辣烫》中，对于羊肉泡馍的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尤其是《羊肉泡馍麻辣烫》的片名和主人公的名字都以羊肉泡馍冠之，应该正是看中其深层的文化内容与西安城市的文化象征性相仿佛。影片创作者以“羊肉泡馍”为喻，使其成为西安城市文化形象符号的意象式载体，生动而准确地对西安进行了文化定位，同时将其与有着极大差异的成都文化符号“麻辣烫”相互衬托对比，强化了西安城市文化

到乐观向上、勇往直前的人生态度。

《羊肉泡馍麻辣烫》的男主人公杨有宝是西安一名普通环卫工人，从事着极为普通的工作，过着平实简单的生活，他居住在城墙下城中村的简陋房屋里，心态平和乐观、工作踏实知足。当钱包从天而降，在短暂的紧张之后，一家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归还失主，体现了敦厚、老实、执拗的西安人的性格。当杨有宝为寻找失主历经磨难甚至被误解而初衷不改时，观众对主人公行为和价值观念的理解与认同逐步建立起来，并延伸为对主人公所在的西安城中生活的普通人的认同、城市文化的认同。杨有宝找寻失主的过程，强化了西安人“生”、“愣”、“蹭”、“倔”的性格特点。杨有宝身上所承载的并非只是陕西西安地域文化象征和陕西人的现实生活表情，更重要的是中华传统美德在他身上的凝聚与放大，既弘扬了中国人的美好品德和优良作风，也赞誉了西安人的诚实善良与质朴无华。

《高兴》则体现的是两个陕西农民带着对于新生活的渴望进城务工的故事。导演通过对西安城的一群农民工的描述，表现当下的陕西人的特点和生活状态。编导将陕西人的优点和缺点分别赋予高兴和五富：高兴——努力善良，对生活充满积极的热情，行动力强；五富——贪吃贪睡、懒惰，行动力差。高兴和五富、杏胡、种猪等人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却用一种更加轻松的态度面对困难，用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情更加快乐的状态去理解人生，与之前西部电影中的陕西人物形象相比，是“人压着地——飞上天”，而非“地压着人——打井”。在另一个侧面，导演也描述了一批已身在西安多年的人的生活状态。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这批陕西人在城市的时间要比高兴们长，对于大城市里的各方面规则也更加谙熟，他们身上带有鲜明的城市烙印，城市的高楼大厦拉开了人之间的距离，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冷漠（坐在轮椅上的大爷），与高兴、杏胡们的和谐状态相比较缺少了一种温情，影片由此多侧面地显示出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人物背景的选取上，《生日》与《高兴》有着相似的地方，比如，主人公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在故事的发生地城市中，导演塑造了一批被现代生活所压迫着的城市人。《生日》反映的是陕西农村和西安城市人生活的巨大差异，通过这种差异来表现人物在其中的无奈与悲凉。《预审》则是描述了一群衣食无忧的城市人的生活，主人公马格非是一个非常具有智慧的警察，但是导演并没有将他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他也会对生活产生抵触情绪，他在美色面前也会情不自禁，但是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家中与身为大老板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影片表现了城市人的心理与状态。

作为小成本的商业电影，这几部影片都没有大片华丽的现场，宏大的场景，但却有着自然真实的生活细节，在普世性情感价值诉求上更显从容和随意。

声音——城市文化形象符号的真实记录

《高兴》、《羊肉泡馍麻辣烫》对西安城市文化符号的表达还表现为对陕西方言的巧妙使用。陕西话是陕西文化符号的一种，是西安普通市民最自然的语言形式。正是陕西方言的硬朗、直白、古典造就了陕西的地域个性和陕西人的集体性格。闫妮在《武林外传》（2006）中将陕西话传遍祖国大江南北，2009年初的《高兴》将陕西方言又一次带入了电影的殿堂，将陕西话与电影文化意义正式衔接起来，《羊肉泡馍麻辣烫》又真正让陕西方言进入了文化的传播渠道。在这些作品中，陕西方言配着古城墙、羊肉泡馍、秦腔、大雁塔、钟鼓楼等著名的西安文化符号，将电影的民族性、地域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那些具体的场景中，似乎只有陕西方言才能体现这个古老城市的风韵。《羊肉泡馍麻辣烫》的地域性指涉，对于陕西方言的绝佳使用，对表现现代陕西、现代西安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同时，方言在影片中的使用，对刻画人物性格、增加影片的真实性和感染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那融于方言语音之中的性格，那体现在方言语气之中情感，那隐含于方言词语中的悠长的文化，增加了人物的张力。在影片的背景音乐使用上，也注意了对西安文化符号的使用与表达。《羊肉泡馍麻辣烫》中，伴随杨有宝在单位的工作镜头，空间里便回旋着陕西秦腔名段的演唱，与其他视听元素一起完成了对主人公时空的定位，表达了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作为喜剧，整个影片的音乐使用充满跳跃感，但在旋律、乐器的使用与选择上，具有西安文化符号特征片段的大量使用是其显著特点。

视觉——西安城市文化形象符号的直观感受

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除城市精神、风俗习惯、行为准则之外，最重要的还有由城市的建筑风格、地理风貌、人造景观、文化雕塑、广场道路等有形物质因素构成的视觉识别系统。《羊肉泡馍麻辣烫》、《高兴》等几部影片则利用电影影像化的表达方式，充分展现了西安城市的建筑与色彩。

依据西安市最新城市规划原则，确定灰色、土黄色和赭石色为西安城市整体形象的色调。在《羊肉泡馍麻辣烫》中，主人公第一次出现就在回民小吃街上；《高兴》里，也多次展示了刘高兴和五富骑着自行车或是徒步徜徉在极具西安色彩的大街上；《生日》中李四抱着骨灰在奔跑，而他的面前就是西安城墙的城门；《预审》中马格非的汽车则多次停在了大雁塔广场的旁边。在这些电影中，古朴的建筑，灰色的影调，沿街的店铺、商业建筑以及传统民居勾勒出西安传统风格街区的典型景象。钟楼、街巷、城墙在叙事过程中不断出现，不露痕迹地表现了西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古朴浑厚的环境特色，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充分体现千年历史古都的文化符号形象，展现了西安的古典与沉静。

美国品牌专家凯文·莱恩·凯勒在《战略品牌管理》一书中指出，“地理位置或某个空间区域像产品和服务一样，也可以成为品牌”。（2）“要想使城市焕发独特的

（2）[美]凯文·莱恩·凯勒（Kevin lane keller）《战略品牌管理》，李乃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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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和萌生鲜活的生命，一个城市首先必须提炼出与众不同的核心价值，必须给予人们一种独特体验，否则城

市之间将缺乏本质上的差异性，失去吸引力。”（3）

在当

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同质化大行其道的语境下，重视文化产品的差异性应该成为创作者的一种自觉。地域性，如果处理不好，势必影响影片所负载的更多文化内涵的更广泛的传播。《高兴》、《羊肉泡馍麻辣烫》等作品注意挖掘当地文化资源的民族共性，站在传承中华文明的高度上表现城市区域文化符号，并进行趣味化传播，较好

地解决了地域局限性会给影像化传播带来的障碍，在彰

显普世性价值观的同时，对西安城市文化形象符号进行了影像化的传播，成为“宣传西安城市形象的一张新名

片”。（4）

其意义是值得肯定的。（朱晓彧，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710062）

中国西部电影展现了西部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90年代西部电影特别是英雄武侠影片掀起了空前的高潮，表现西部地域特色、具有西部视觉元素的影片纷纷出现，西部武侠片成为海内外投资热点。本文集中探讨西部电影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侠士影片以及其中蕴含的侠义文化精神。

一、侠义精神的文化渊源

侠作为一种民间力量，曾长久地存在于历史舞台上，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侠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当时侠已从士阶层中脱离，成为独立的社会群体。侠士们周游列国，广结豪杰之士、诸侯权贵。战国著名侠士如荆柯、高渐离、鲁仲连，有的刺杀暴君，有的游历各国，拯救无辜百姓的生命，却不受封爵财宝。在两汉时期侠已成为一种盛行的社会现象。侠文化一直发展蔓延，直到今天仍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中国主流文化具有超稳定性结构，儒家伦常维系着整个社会秩序。侠是历史上的文化离轨者，游离于既定的规范之外，蔑视所处的社会价值体系,对周围环境往往做出极端的反抗，侠常常被视为社会的离心力量。儒家更士大夫化更政治化，而侠则更平民化更浪漫化。侠与儒在文化性质上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的历史命运，历代统治者对侠都采取了抑制。秦统一后，通过政治手段压抑侠。汉高祖由平民起家，对侠依赖较大，但汉统治者也看到了侠的威胁，于是收买收服部分侠，以侠制侠，又以外儒内法整顿权力，兴太学观礼仪读经论理，最终

论西部电影中的侠义文化精神

文　李兆虹/Text/Li Zhao Hong

提要：侠是正统文化的离轨者，为历代统治者所抑制，但一些文人和百姓却时常呼唤着侠义精神。20世纪90年代，西部电影特别是中外武侠片延续了侠义精神。独特的自然环境使西部电影具有雄奇壮美的视觉冲击力和美学风格，复兴和肯定了积淀在西部人灵魂深处原始而顽强的生命意识和抗争精神。关键词：西部电影 侠文化 视觉 生命意识

（3）樊海燕、陈倬豪《特色城市文化在建设城市形象中的重要性》，《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40页。

（4）曾世湘《〈羊肉泡馍麻辣烫〉走红引热议，陕西元素能让影视剧更好看》，《西安晚报》2009年7月9日。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3181页。

形成中国的儒家治世文化，侠销声匿迹。魏晋乱世，侠势力复出，但侠的风气已改变，许多侠客跟政治投机挂勾。唐开始武举，一些侠成为边塞的武官。宋以后侠义之风渐渐丧失殆尽，只能在“水浒”、“说唐”这类通俗文艺中流传，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之中。

儒家正统文化所确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历代文人的不懈追求，但一些文人渴望、呼唤着与现实迥然不同的侠义精神世界。司马迁从“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中，流露出对侠的赞美：“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即以存亡生矣，而不能矜其能，羞伐其德，

盖亦有足多者焉。”（1）

他藉“游侠”、“刺客”点出对正统义理的疑惑，渴望着另一种侠的世界。从魏晋到唐出现了不少咏侠诗，诗人把游侠理想化，展示了游侠美好的一面。侠在中国文化中已成为一种象征，是对正统文化和儒家精神的质疑和反叛。武侠小说的盛行，跟历史上侠的消失与文学对侠的呼唤有密切的关系。

侠文化在西部源远流长，最早的“侠”是陕西俗语方言的转音。明清时代，关中地区出现了不少好义尚侠的刀客，这是自宋以来渐渐消亡的侠客的复出和侠义精神的传承。他们为商家贩运私盐、私茶，抽取保护费，也常常替受屈者打抱不平，虽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这些侠士的行为成为一种历史积淀，形成了西部人行侠尚义的古道热肠和豪爽粗犷的性格特征。

The Culture and Spirit of Errantry in Western Mov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