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建立中国新闻伦理规范体系_陈绚

收稿日期：2014－08－20作者简介：陈绚（1963－），女，江苏南京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伦理、媒介法研究。

2014年11月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v．，2014

第37卷第6期JournalofShanxi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Science）Vol．37No．6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4．06．009论如何建立中国新闻伦理规范体系

陈绚1，2（1．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重庆400044；2．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摘要：文章回顾了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新闻事业的历史及其实施的管制（党管新闻），其特点是对新闻媒体有纪律要求，无新闻伦理规范。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在新闻职业人的反思和政府管理部门的管制下中国开始形成了一些记者职业伦理，另外新闻行业组织也出台了新闻职业伦理规范，但简单的新闻伦理条文宣示还不能与新闻伦理规范体系建立相提并论。作者建设性地提出，需要理顺党和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新闻媒介要践行与公民受众的精神契约，担负起社会责任，构建中国的新闻伦理体系。关键词：新闻伦理；新闻纪律；社会责任中图分类号：G21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35（2014）06－0063－09

严格地说，新闻伦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形

而上的，即根本的新闻伦理理论问题，指围绕新闻事业的理想目标和社会任务（包括新闻事业的价值，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新闻服务对象，对谁负责等根本问题）建立的新闻伦理规范。这其中有一部分是以精神契约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职业规范对新闻媒介具有更多方向性的指导和要求。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报纸良心”以及与报纸恒定的信念相连的报纸道德与道德感。马克思认为，一家报纸应该有自己恒定的信念。在他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这种信念就是他的自由报刊和人民报刊精神。而这种信念，会成为报刊的道德准则，并内化为从业者的道德感。由此，他认为，对信念的背叛会导致良心上的痛苦。1842年10月，《莱茵报》编辑马克思与奥格斯堡《总汇报》就共产主义问题辩论时使用了这一术语。他说：“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其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当然，奥格斯堡从来也没有经受过那种当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起来反对他的理性的客观观点的时候所产生的良心的痛苦，因为它既没有自己的理性，又没有自己的观点，也没有自己的良心。”［1］189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提出报馆的好处有四端（四善），即：“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其善一也”；“胪陈各省利弊，民隐得以

上达，其善二也”；“翻译万国近事，借鉴敌情，其善三也”；“或每日一出，或间日一出，或旬日一出，所载皆新政之事，其善四也”。［2］216此所谓的“善”即是好，好即为“道”、即为“德”，是媒体应该走的正路。

媒体之善，即为媒体的道德！第二部分是具体的新闻记者行为规范，因为职业记者在实践中会遇到各种情况和各样问题，研究者或组织不可能对其穷尽并告知记者什么情况需要怎么做，但会归纳现象，总结出一些原则。如2011年发生在深圳的一起入室强奸案因媒体的不当报道，被称作“最残忍的采访”。

之后引发记者职业道

德的讨论。“‘最残忍的采访’不仅违反新闻伦理，更是违法行为。在犯罪新闻报道中，对受害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强迫拍摄，不仅伤害被采访对象的感情，也无视被采访对象的权利……无论如何不能以所谓

公共利益或公众的合理兴趣为由，为记者的违法行为进行辩护。”

［3］

早在1910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了他在日本的第三本时政期刊《国风报》（旬刊）。他在创刊号上写了《国风报叙例》，认为新闻

36从业人员应当具有“八德”：“一曰忠告”，指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国民，其举动有不入正道的，有不适于时势的，要给予忠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诚动人；“二曰向导”，指向导政府、国民，对“向上欲善”的人要“掖而进之”；“三曰浸润”，指要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宣传，其收效虽然迟缓，但“如积壤泰华，阅世愈坚”；“四曰强聒”，指坚持不懈，反复劝谏；“五曰见大”，指舆论要有所选择，分清先后主次；“六曰主一”，指围绕同一主旨，百变不离其宗；“七曰旁通”，指广泛收集资料，积累广博知识，供给普通民众丰富的精神食粮，帮助众多的民众形成正确的判断；“八曰下逮”，指报刊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以便于读者接受。［2］216一些采访活动中具体的行为准则，有时也以规范原则的形式表述，也有人将之称为伦理理论。可是此理论非彼理论，即上述两种虽然有时都被称为新闻伦理，但不应混淆起来。为了便于表述，我们暂且将术语的内涵外延考究放在一边，笔者在此文中将前者简称为“媒介伦理”、后者简称为“记者伦理”。而“媒介伦理”+“记者伦理”=新闻伦理。需要指出的是，媒介伦理与记者伦理也是有重合和交叉的，因为媒介伦理是需要细化为记者伦理来实现的。一党管新闻时期：有纪律要求，无伦理规范回顾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的新闻事业历史及其实施的管制（党管新闻），对新闻媒体来说是有纪律要求，无新闻伦理规范。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是由中国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的，是由中国新闻媒体讲党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十分重视新闻工作，把新闻工作看作十分重要的革命工具，认为新闻事业是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早在1925年12月5日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就十分明确地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确定了党报是党和政府组织的喉舌，是集体宣传者和组织者。刘少奇1948年10月2日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也明确地说：“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党领导的新闻媒介在革命战争年代做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十分重视新闻工作的耳目喉舌功能。江泽民1989年11月28日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讲话：“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新闻工作。始终认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在谈到新闻改革时特别指出：“改革的目的，正是为了使新闻更好地成为党、政府

和人民的喉舌，更好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长期以来对媒体的管制主要体现在批评报道方面。中国媒体一直提倡正面报道和舆论导向。舆论导向的首次提出是在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正确引导舆论，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作。”“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

果严重。”后来这一思想被概括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同年，他在视察《人民日报》

时再次强调舆

论导向的重要性，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对舆论

导向观点的实践，有学者将它们概括为以下几点：（一）党领导的各大媒体中，不得出现与党中央的精

神和当前政策不一致的内容。（二）要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群众正确理解这些方针政策。（三）舆论中如果出现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地方，各媒体要做好引导工作，将舆论引导到党的精神的轨道上来。（四）当出现新闻报道和宣传上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时候，要及时提醒，努力防止错误倾向可能的蔓延。（五）对于不利于我们的信息，必须抵制，不得擅自发表。（六）以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来保证舆论导向的正确无误。［4］显然，新闻纪律要求是以党和政府的利益设定，与新闻媒体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无关。这里仅举一例就能说明长期以来中国新闻媒介只服从上级党和政府指示的状况。中共中央1950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其重要意义在于让记者编辑独立负责，确立了批评报道的刊后追惩制，给新闻批评提供了一个舆论空间和有利条件。这是1950年下半年至1953年初这段时间新闻批评开展得相对较好的重要因素。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全文约8千字［5］319－329，文件要求报纸加强理

论宣传，使党报进一步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党的总路线、政策和决议的重要基地。决议提出了批评的三项标准：一是报纸上的批评必须展开；二是批评必须正确；三是批评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由于中央的高度重视，一些领导人还就此发表讲话，在全国的报刊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46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1月《人民日报》刊发多篇社论，

不断检查督促各地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6］但在此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争论，比较受关注的是1953年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事件是这样的：当时的宜山专区象县县委书记祖××违法乱纪事件（因事件发生在象县的罗秀圩，事件又由祖××引起的，所以史称“罗秀事件”或称“祖××事

件”———笔者注）。《宜山农民报》响应中央的号召，在报纸上开展了比较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相关事件进行了调查并刊登了报道。同时，宜山农民报副社长刘国正同意为调查报道配发了“把不能见天的事情拉到太阳底下来”的社论。社论和《调查报告》的布局一样，首先批评祖××违反《婚姻法》的错误，与此同时，还点名批评前

象县其他县委委员的错误，接着，辛辣尖锐地批评祖××及县委委员们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提意见的干

部群众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社论最后两段对祖××事件迟迟得不到解决，发表了批评宜山地委的社论。宜山地委宣传部通过电话向省委宣传部反映了《宜山农民报》刊发批评地委社论的情况。从一些档案材料看，地委在文字上是支持报社揭发祖××事件的，但不同意报社对地委的批评。后宜山地委又写材料向上级部门汇报此事。广西自治区委宣传部接到宜山地委宣传部关于《宜山农民报》批评地委的汇报后，未对事件本身进行进一步的了解，仅从党委会与机关报组织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党报不应在报纸上批评同级党委，但可以批评同级党委的部门和党委成员。然而他们又找不到中央的明文规定，吃不准有关政策问题，于是决定向上级党的宣传部门请示。一个星期后，即195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对此做出批示，题为：《复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问题》。函头为：“广西自治区委宣传部并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宣传部”（这一《复示》收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标题变为《中宣部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给广西自治区委宣传部的复示》，去掉了函头，另外，内文上稍有变动，但意思不变。这里引用《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的文件）［5］279。中共广西自治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953年6月23日做出的《处分决定》中指出，《宜山农民报》“在社论中错误地批评了地委，并在处理这一严重事件（指祖××事件———引者注）中不够严肃缜密，也未很好地向地委请示，以致事实有些出入，个别论点有些武断等。”在分析其错误根源时指出：“地委对报社政治领导薄弱，宣传部长兼报社社长阮庆不看大样，报社自编自发已成习惯，社论是否应给地委看，也不明确，加上片面理解1953年2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纸工作述评中，严肃批判各地报纸编辑部的软弱性一点———不敢独立负责发表批评稿件———因而造成刘国正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好请示与研究的思想基础。”宜山地委的缺点在于：“对报社政治领导很差，看大样在3月4日前一直由刘国正负责，造成这次报纸在报道上的错误”。另外指出，“阮庆在事前模棱两可，事后推卸责任的错误”等等。1953年7月8日，《宜山农民报》全文转载刊登在《广西日报》上的《处分决定》，此事件结束了，但此事件对中国新闻批评的影响是长久的，是中国新闻批评、舆论监督的“分水岭”。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推翻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建立的批评报道事后追惩制，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中央改变了对新闻批评的态度和政策。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就目前从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来说，继续实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禁令，弊大于利，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的需要，目前已具备取消中宣部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有利时机、条件和必要性。”［7］但事实上，这条纪律至今都没有明确取消过。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新闻媒体只是作为依附于党和政府的“单位”，党和政府作为媒体的最高和唯一领导者，媒体只要听从党和政府的指示做宣传和新闻传播工作。这种家长式的管制使媒体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意识，也不可能有担当。在“文化大革命”中，媒体撒了弥天大谎，犯了助纣为虐的大错，为祸国人十余年。“文革”结束后，各行各业都在反思，唯有新闻媒介从来没有认真、系统地反思过，而以轻描淡写的表白替代：新闻媒介不需要反思，“文革”是党和政府犯的错误，新闻媒介只是照指示行事而已！仔细思考，这种说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确，既然媒介还没有独立的行为能力，有监护者管理者，媒介只是遵从和依附党政权力部门而已，又怎么可能对媒体有更多的要求呢。管理者没有给新闻媒介制订道德规范，只有纪律要求，因此，媒体从来也没有道德层面的约束，有的只是遵守党和政府制定的新闻工作指示而已。我们都知道，伦理学有个著名的原则就是罗尔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