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君
浅析电影中的蝴蝶意象——以《梁祝》《蝴蝶君》为例
2024年 第1期- 47 -文化发展研究Research on Cultural Development中国古代关于蝴蝶的故事有很多，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有“庄周梦蝶”和“梁祝化蝶”。
“庄周梦蝶”中的庄子梦醒后——“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其实庄子在此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我们究竟是谁，我们眼前所见是否为实体？这些简单的问题，在哲学映照下显示出复杂的内核。
因此，蝴蝶作为文学中的一种意象，最初与哲学追问相关。
而后，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当中又有了新的发展，梁祝的爱情悲剧是时代和家庭共同铸就的，而故事的最后他们化作蝴蝶就有了明显的象征意味。
这种化蝶的方式是具有鲜明文学性的，梁祝将灵魂化作了蝴蝶，此后蝴蝶的意象就有了灵魂的象征意味。
蝴蝶的这种文学渊源使其与灵魂、神秘、美丽这类词语联系在一起。
在电影中蝴蝶符号的呈现依托于文学，但又有了超越文学的特性。
本文主要以徐克导演的《梁祝》以及大卫·柯南伯格导演的《蝴蝶君》作为分析对象，讲述蝴蝶这一意象在电影中的呈现。
一、梁祝化蝶徐克导演的《梁祝》大致情节和梁祝的传说故事一致，由女扮男装、同窗苦读、抗婚投坟等几个部分构成。
但是在传说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新元素，比如祝英台的父亲敷回春膏、书院的学生借助陪读的侍童考试作弊等。
电影的前半部分以喜剧为主，后半部分以悲剧作结，悲喜交加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对比，更显示出浓厚的悲剧意味，而蝴蝶正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悲剧爱情故事的重要象征物。
在电影《梁祝》当中，蝴蝶先后出现了四次，在巧妙地传达主人公心理变化的同时也有烘托气氛的作用。
蝴蝶第一次出现是祝英台趴在房顶上时旁边放的一个玻璃瓶，英台看着飞舞的蝴蝶露出了笑容。
但当她父亲回来之后，家中便开始繁忙了起来，英台赶忙拿着玻璃瓶从楼顶沿梯子下去。
第一次出现蝴蝶的场景当中，英台趴在屋顶上，可以看出她天真烂漫的性格，当父亲回家她匆忙从楼梯下来也可看出活泼的英台受到家长制的约束，蝴蝶在瓶中飞舞正是对英台处境的暗示。
从文本的历史性解读《蝴蝶君》
作者： 杨航;张晓艳
作者机构：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出版物刊名：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122-123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4期
主题词： 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刻板印象
摘要：新历史主义是与新批评截然不同的一种批评方法，其回归历史却又不唯历史。
本文试从新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文本的历史性——来分析美藉华人作家黄哲伦的戏剧《蝴蝶君》，力图从刻板印象、越战和对历史的反映这三个方面来解读这部戏剧，以找出戏剧中受历史影响的方面，从而论证“《蝴蝶君》是历史的产物”这一观点。
彩虹朋友的七种怪物分别是什么
彩虹朋友的七种怪物分别是什么
彩虹朋友是一支非常专业的怪物队伍，由七只怪物组成。
这七只怪物分别是蝴蝶君、笨拙
海兔、可怜的小熊、吃豆人、萌虎妹、海龟麦克斯和笨拙小企鹅，它们用他们的可爱外表
和温馨的心来给大家带来健康的快乐！
首先，蝴蝶君是彩虹朋友中最受欢迎的怪物，因为它十分可爱。
它有蓝色的大眼睛、棕色
的小角、洁白的翅膀和一条深紫色的尾巴。
除了拥有迷人的外表，它还具备能够分享快乐
的美丽心灵。
笨拙海兔是另一只出色的怪物，它与蝴蝶君相似，但有它自己独特的外表，有着独特的大
紫色眼睛、活泼的脚和粉红色的脖子带。
就像它的英文名字“clumsy bunny”所暗示的那样，它也充满了快乐的活力，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快乐。
可怜的小熊也是一只非常受欢迎的怪物，它头顶上像熊一样的大耳朵、浓密的棕色毛发和带有童趣的小鼻子，看起来可爱极了。
它有一颗善良的心，乐于帮助别人，给其他朋友带来快乐。
还有另外三只怪物，吃豆人有着迷人的蓝色眼睛、灿烂的微笑和健壮的身躯，萌虎妹活泼可爱、头上有着一双大熊猫耳朵，海龟麦克斯穿梭于土地和海洋，有着大大的绿色眼睛，
富有活力的面孔和不可思议的毅力，要了解这只怪物，你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它。
最后，
有一只可爱的笨拙小企鹅，它有两个大白色眼睛、两个像面团一样的粉色脚和一个童真的
灵魂，它有着可爱活泼的性格，会给大家带来无穷的欢乐！
以上就是彩虹朋友的七个怪物的介绍，它们用各自独特的形象充分诠释了快乐，激发大家
的健康快乐。
蝴蝶君最后经典句子
蝴蝶君最后经典句子1. 生活就像一条蝴蝶飞舞的轨迹，美丽而短暂。
2. 我们都是蝴蝶，只是在不同的季节飞翔而已。
3. 唯有追逐梦想的人，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翅膀。
4. 蝴蝶是因为踏出第一步，才能飞翔的。
5. 人生就像蝴蝶一样，需要经历蛹期的煎熬才能羽化成蝶。
6. 每个蝴蝶都有属于自己的颜色，与众不同才是最迷人的。
7. 蝴蝶不畏风雨，只因有信念驱使。
8. 世界上最美的事物之一就是蝴蝶的飞舞。
9. 任何事情都需要耐心，包括等待一只蝴蝶从花朵上飞离。
10. 蝴蝶是飞向阳光的使者，信念是我们飞向理想的翅膀。
11. 只有拥有坚持不懈的信念，在困境中也能找到继续飞翔的力量。
12. 蝴蝶翩翩起舞，展示出生命的灿烂。
13. 每一只蝴蝶都有自己独特的舞步，展现个体的独特魅力。
14. 有时候，你只需要像蝴蝶一样，将自己的翅膀展开，去追逐那自由的飞翔。
15. 人生犹如一朵盛开的花朵，蝴蝶是那永恒的一瞬间。
16. 蝴蝶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们不怕被沉默的空气撕扯月影，无论多艰辛，都将翩翩起舞。
17. 每个蝴蝶都有自己的轨迹，不要为别人的美丽而羡慕，你也有属于自己的光芒。
18. 害怕失败只会让你失去展翅飞翔的机会。
像蝴蝶一样，勇敢地迎接挑战吧！19. 蝴蝶的生命固然短暂，但它在短暂的生命中，将自己最美的瞬间献给了世界。
20. 只有真正勇敢起舞的蝴蝶，才能抵达未知的彼岸。
21. 蝴蝶君是自由的使者，每一次振翅都是一次演绎。
22. 我是蝴蝶君，展翅翱翔，留下美丽的瞬间。
23. 心中有梦想，蝴蝶君必将展翅高飞。
24. 我们都有机会成为蝴蝶，只要敢于梦想并努力奋斗。
25. 蝴蝶的美丽来源于它们的自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
26. 蝴蝶是一种美丽而短暂的存在，不要为过去痛苦，要像蝴蝶一样，只留下美丽。
27. 蝴蝶君告诉我们，即使生命短暂，也要活出自己的精彩。
28. 最美的蝴蝶，是自由展翅的蝴蝶。
刻板印象的体现与颠覆：从宋丽伶的人物塑造看《蝴蝶君》中的华人形象
刻板印象的体现与颠覆：从宋丽伶的人物塑造看《蝴蝶君》中的华人形象作者：肖芳芳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3期摘要：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蝴蝶君》对经典歌剧《蝴蝶夫人》进行解构，颠覆了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传统东西方关系。
至今，众多国内外学者从解构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角度对该剧进行了解读和研究；但集中分析作品中的华人形象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在已有的对华人形象的研究中，多是片面分析其消极形象。
本文从剧本对主角宋丽伶的人物塑造的角度出发，分析《蝴蝶君》中的华人形象———兼有东方主义对华人刻板印象的体现和颠覆。
关键词：《蝴蝶君》华人形象刻板印象一、《蝴蝶君》及其研究现状《蝴蝶君》是黄哲伦根据1986 年5 月11日《纽约时报》上一条关于法国的间谍审判案的新闻故事改编的。
该案件中，一位法国外交官与一个中国旦角相爱近二十余年，竟不知道这位旦角不仅是一个间谍，还是一个男人。
剧中，表面温柔顺从的“蝴蝶”宋丽伶实为易装的男性间谍；而深陷蝴蝶夫人幻想的法国外交官伽利玛二十年不辨其男性身份，最终因叛国罪入狱并自杀。
大部分中国学者从后现代和后殖民批评的角度出发，指出该剧通过对《蝴蝶夫人》的模拟和戏仿，粉碎了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刻板印象，批判了西方帝国主义支配东方的殖民心态，有效消解了传统东西方关系，如卢俊、汤卫根等认为该剧有力地解构了东方主义。
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该剧对东方主义解构不完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再东方化，加深了华人狡诈、女子气以及残忍等刻板印象。
本文基于前人对《蝴蝶君》的研究，从剧本对主角宋丽伶的人物塑造的角度出发，分析《蝴蝶君》中的华人形象，提出黄哲伦对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的东方主义幻想进行解构东方化的尝试，重塑了华人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剧本也有大量丑化华人形象的内容，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对华人的刻板印象。
二、旦角宋丽伶：加深华人女性刻板形象剧中，宋丽伶具有双重的社会身份———著名的京剧演员和中国间谍。
论黄哲伦《蝴蝶君》中二元对立的解构
论黄哲伦《蝴蝶君》中二元对立的解构作者：孙蒙蒙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2年第05期摘要：二元对立在西方传统哲学概念中由来已久，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目的在于消解这种对立。
黄哲伦的《蝴蝶君》通过对《蝴蝶夫人》的颠覆性重塑，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东西方与男女间的二元对立机制，打破了文化霸权统治下的西方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关键词：二元对立；《蝴蝶君》；解构主义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4-0011-01《蝴蝶君》(M. Butterfly)是由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于1988年推出的，该剧从一问世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并获得了美国戏剧界最高奖—托尼奖( Tony Reward)。
因为此剧，黄哲伦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
《蝴蝶夫人》是意大利的一部具有东方色彩的歌剧。
此剧讲述了痴情的东方女子毫无怨言地爱着薄情的白人男子，并最终为他牺牲自己自杀身亡的故事。
因为该剧的成功，东方女子顺从，卑下，软弱的的固定模式在文学史上根深蒂固。
华裔剧作家黄哲伦一直以来都试图创作一部打破此剧中传统东西方和男女关系的作品，《蝴蝶君》正是作者基于此意向而完成的。
剧中作者颠覆了西方主宰东方，男人支配女人的模式，将东西方关系和男女关系进行了毁灭性的颠倒，打破了文化霸权统治下的西方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指出，解构的对象就是被称作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
逻各斯主义之所以长期处于中心地位是依赖于等级制的二元对立:即内容/形式、西方/东方、男人/女人等等。
在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中，对二元对立论的批判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很多批评家指出，对于很多理念，如男性/女性，文明/野蛮，白种人/有色人种的二分，直接赤裸裸地为所谓西方白种“文明人”的霸权和政治优越提供了借口。
二元对立在西方传统哲学概念中由来已久，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目的在于消解这种对立，指出二元对立中的后者，也就是受支配的、处于边缘地位的一方也可以影响处于中心的一方，从而从理论上倡导一种多元主义的倾向。
东方梦的破碎与重生———评《蝴蝶君》与西方作品中的华人形象
东方梦的破碎与重生———评《蝴蝶君》与西方作品中的华人形象作者：曹煜菲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7年第9期摘要：一直以来，西方通过东方主义对东方有着深深的误解，《蝴蝶夫人》就是他们对他国集体想象的成熟作品，通过占有东方女子、阉割东方男子和弱化东方，西方获得了某种优越感。
华人作家黄哲伦的《蝴蝶君》是一部与《蝴蝶夫人》完全相反的作品，他在解构西方文化殖民的同时，希望东西方能放下成见，在文化领域做到真正的文化尊重。
关键词：“异国想象”《蝴蝶夫人》《蝴蝶君》一任何成型的作品，都会被烙上作者所属文化的印记。
所以，每一部文学作品所塑造出的人物角色都会带有作者刻意标识的文化标签和对其所处的社会背景的探究和深入剖析。
“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异国形象’，并不仅是表层性地对那些形象进行粗略的复制描述，而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再度呈现，通过这种再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和说明了创作它、包括赞同宣传它的个人或群体本身生活的意识形态和空间。
”不难得出，这里所理解的“异国形象”，是指作者所在国的社会和人民对异国的“集体性想象”，并不仅仅是根据他国的现实去构建。
可以说这是一种对异国的简单抽象的总体认识，并没有经过认真周详的考证，也经不起推敲。
“异国想象”被成型的作品在文化输出的过程中，变成了双重文化投射的产物，它不仅是作者独立的思考结果，它背后影射的是庞大的社会性思维。
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异国形象的刻画被打上许多固定的标签，完全客观真实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歧视现象在文学领域就体现得越发明显。
意大利作家普契尼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以20世纪初的日本长崎为背景，讲述了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经婚姻掮客介绍，娶了年仅十五岁的日本艺妓巧巧桑（即蝴蝶夫人）为妻，但这位美国佬对此桩婚事抱持游戏态度，新婚不久后随舰队返回美国。
而巧巧桑仍不改初衷，终日痴心等待，结果竟换来丈夫的恶意抛弃。
待三年后平克顿返回日本，带来了真正的美国妻子，并且要求带走与蝴蝶夫人所生的小孩时，蝴蝶夫人应允“丈夫”的请求，而自己却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婚姻悲剧。
对《蝴蝶君》的陌生化解读
对《蝴蝶君》的陌生化解读作者：梁孟喜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12期摘; 要：华裔美籍戏剧家黄哲伦的《蝴蝶君》是对普契尼《蝴蝶夫人》的颠覆。
本文运用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戏剧理论，从叙述技巧和角色扮演对《蝴蝶君》进行陌生化解读。
关键词：黄哲伦;《蝴蝶君》;间离效果作者简介：梁孟喜（1994-），女，汉族，山东烟台人，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2--02引言：1988年《蝴蝶君》荣获美国托尼最佳戏剧奖，成为华裔美国戏剧的巅峰之作，黄哲伦也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托尼最佳戏剧奖的亚裔剧作家。
对于这部作品，国内外诸多学者从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角度解构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但从戏剧本身开展的研究却不多见。
冯春园着重分析舞台表現形式的陌生化;欧艳玲从剧名、情节、形式等角度进行陌生化解读。
本文借助于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从叙述技巧和角色扮演两个方面来分析戏剧《蝴蝶君》的成功之处。
“陌生化”最早是俄国形式主义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
他认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变得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长度。
”[3] P31 在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诗学理论的基础上，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从戏剧理论方面又一次对“陌生化”（又译为“间离效果”）理论进行了阐述，并进行如下定义：把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人物性格陌生化。
首先意味着简单地剥去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
[8] P96 他希望观众从旁观者的角度理性地看待舞台上的表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他们在欣赏表演时不仅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更会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和思考剧作家所要传达的思想内涵。
一、叙述方式的陌生化该剧的叙述方式与以往的戏剧有所不同，该剧中，伽里玛的叙述方式起到了连接想象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作用，为他和宋丽玲之间的感情发展铺平了一条非线性道路。
《蝴蝶君》中的男性霸权和文化冲突
《蝴蝶君》中的男性霸权和文化冲突作者：唐荔来源：《文学教育》2015年第05期内容摘要：《蝴蝶君》这部剧中的主题多种多样，主要探讨了民族与种族，东方和西方，性别与政治以及身份认同和殖民主义等问题。
此外，黄哲伦还运用了戏剧误解手法，给观众带来了极度的惊诧和快感。
本文，通过男性研究和文化研究这一理论，旨在揭示剧中严重的男性霸权，身份追寻和文化冲突等问题，并且深究其历史和社会原因。
关键词：伽利马宋男性霸权文化冲突身份追寻一.引言黄哲伦，作为如今好莱坞和百老汇最知名的剧作家，在1986年创作了其成名作《蝴蝶君》。
这部剧不仅在1988年为他赢得了托尼最佳戏剧奖，还使得他成为当今美国最成功的美籍华裔剧作家。
《蝴蝶君》讲述的是一位法国前任大使加利马和中国话剧演员宋丽玲之间匪夷所思的故事。
剧中出现了各种二元对立的元素，例如中西方之间，两性之间，现实与幻想之间等等。
其中，男性霸权和文化冲突是导致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
而和女性研究相比较而言，男性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更迭，男性这一概念也在变化。
而男性霸权是男性研究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的是社会里男性的性别优越感及其对女性以及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男性霸权指的是男性所犯下的一些恶行，这更加巩固了性别理论。
其中，男性霸权内部还有等级分明，边缘男性在其建构中处于被动状态。
所以，男性霸权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它展现了男性霸权的动态角色并且展现了西方男性霸权的典型权利欲求。
二.加利马和宋：西方男性霸权和东方女性顺从加利马，是西方男性的典型代表，终日沉浸于西方人对东方单方面的认识。
但事实恰恰相反，是他，而不是宋丽玲，尝试自杀，因为他接受不了这一屈辱的真相：他受到了来自东方的欺骗并惨遭抛弃。
他想通过自杀来维护他所代表的那个政治世界的形象，但在政治的情况下，这一举动更可能来的是嘲讽而非悲情。
讽刺的是，他和蝴蝶夫人选择同样的结局，更加证明了他内心和蝴蝶夫人是多么地相似。
镜像理论视角下电影《蝴蝶君》中近代欧洲东方形象的建构
镜像理论视角下电影《蝴蝶君》中近代欧洲东方形象的建构作者：宋启明来源：《传播力研究》2019年第30期摘要：电影《蝴蝶君》讲述了白人男性高仁尼和东方“女性”宋丽玲的爱情故事，该文从电影出发，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通过分析影片的叙事逻辑，展现近代欧洲建构东方形象的过程。
关键词：镜像理论;蝴蝶君;东方主义《蝴蝶君》是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展现近代欧洲东方形象的建构，以及批判东方主义霸权的经典作品。
近代以来，西方作为规训世界的主导力量，将世界划分为“东方”与“西方”两大政治与文化阵营。
在西方视角下，东方作为他者而存在，西方始终对东方进行观看与文本建构。
《蝴蝶君》深刻展现了在这一建构过程中，西方无意识地产生对东方的臆想和误读，构筑起一個关于东方的幻象，指出其在本质上是一种东方主义霸权思想，而幻象注定会破灭。
[1]本文将具体分析《蝴蝶君》中体现的近代西方欧洲自我与东方他者的互动关系，探寻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相互镜像对比中，西方如何以东方主义霸权观念建构东方形象，并如何走向“理想他者”幻象的破灭和自我身份确认的达成。
一、他者的缺席：西方无意识建构的想象电影《蝴蝶君》以白人男性高仁尼和东方“女性”宋丽玲的相遇开场。
高仁尼赞美宋丽玲表演的《蝴蝶夫人》是凄美动人的，并认为剧中的日本女子是“纯粹的牺牲”。
宋丽玲则回答这是西方人最喜爱的幻想，《蝴蝶夫人》“最动人的是音乐，而不是故事”。
这一情节体现出西方对东方的霸权话语观念，和对自身优势地位的强调。
由于近代西方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优势地位，其东方观念本身即存在着霸权。
因此，西方在建构东方形象时只愿意单纯基于文本想象，而不是准确描述。
在这种想象中，他者是缺席的，西方对东方进行着无意识的误读，只是塑造出观念中的“理想他者”。
而这样的幻想和建构无疑是荒诞的，导演也通过在电影中大量运用镜子这一能指，隐喻这种“极度逼真的虚幻”。
二、自我的确认：东方图景与幻象的破灭在电影的结尾，白人男性高仁尼终于得知他所深爱的东方“女性”是一个男人，他“望着镜子，却什么也看不见”，最终化着蝴蝶夫人的妆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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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摆脱的文化枷锁——试论《蝴蝶君》对殖民话语的隐含式肯定内容提要：华裔美国作家黄哲伦的《蝴蝶君》历来被认作运用模拟方式反对殖民话语与文化强权，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通过一只隐瞒了性别身份的“蝴蝶”的复仇故事，又无意识地肯定了所反对的意识形态。
本文试就此作出探索。
关键字：殖民话语，性别置换，文化强权一、《蝴蝶君》的写作背景和主流评价黄哲伦的《蝴蝶君》的灵感来自一个真实的事件——《纽约时报》的一则新闻：A former French diplomat and a Chinese opera singer have been sentenced to six years in jail for spying for China after a two-day trial that traced a story of clandestine love and mistaken sexual identity...Mr. Bouriscot was accused of passing information to China after he fell in love with Mr. Shi, whom he believed for twenty years to be a woma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1, 1986)①1986 年，一名法国外交官因给与他同居近二十年的中国情妇提供情报而被判六年刑期。
而在庭审时，这名外交官声称他没有想到他的情妇居然是一名男性。
黄哲伦是在一次聚会上听到这个故事的。
他被西方人对中国人种族与性别上的定型化成见所激怒。
他在《蝴蝶君》的后记中写道:“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亚洲女性在恋人面前,和法国女人、美国女人一样,并不矜持,娇羞。
”基于西方人对东方人的成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宁愿相信谎言而不愿面对现实这一普遍心态,黄哲伦立志写出一部“伟大的《蝴蝶夫人》的悲剧来”。
②在《蝴蝶君》中，黄哲伦通过法国外交官高仁尼（Gallimard）和他的中国情人宋丽玲（SONG Li-ling）之间的关系。
探索西方国家怎样在意识形态上依据自己的意志对东方进行臆想和塑造。
这部戏剧从题目到内容都与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黄哲伦利用《蝴蝶夫人》来引导读者理解他的这部戏剧的情感轨道。
但又正如他本人在《蝴蝶君》的编后语所说的一样，他的这部作品是对“《蝴蝶夫人》的解构”③。
在《蝴蝶夫人》中，东方女性巧巧桑是柔弱的、忠贞的、待拯救的、依附于阳刚的白人男子的形象，而《蝴蝶君》中，高仁尼执迷于寻找内心的“蝴蝶”形象，竟未想到他的“蝴蝶”是一名中共间谍，甚至是一名男性。
现实的残酷和荒谬嘲弄了高仁尼的幻梦，他不堪忍受于此在狱中化妆为蝴蝶夫人而自杀。
普遍认为，《蝴蝶君》是对西方/男人、东方/女人二元对立模式的倒置，是“对《蝴蝶夫人》所代表的殖民话语刻意的模拟，含混与消解”④，高仁尼之死象征着西方强加于东方的想象被彻底解构。
二、《蝴蝶君》隐含着对殖民话语的肯定从黄哲伦的创作意图上看，他无疑是想借《蝴蝶君》表达对西方/男人、东方/女人这种不平等的殖民模式的肯定，但是，作者在无意之间，又矛盾地对其作出了隐密的肯定。
（一）、性别身份的置换女性主义理论家凯特·米利特在对种族和两性关系进行了客观的研究之后，在她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性的政治》提出了“内部殖民”的观点：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尚无人认真检验过，甚至尚不被人承认（但又十足制度化了）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的支配，通过这一体制，精巧的“内部殖民”得以实现。
就其倾向而言，它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严酷、更普遍、更持久。
不管目前人类在这方面保持何等一致的沉默，男/女、西方/东方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
⑤根据凯特的理论，性别上的力量对比往往和西方/东方的对峙方式如出一辙。
西方是男性的、阳刚的，反之东方则是女性的、阴柔的。
但是在《蝴蝶君》中，一种巧妙的置换发生了。
巧巧桑的女性身份被“宋丽玲”所代替。
不论是英文名M.Butterfly (不是Ms.也不是Mr.) 还是中文译名的“君”，宋的性别身份都被完全模糊。
作者似乎为了将东方从男/女的不平等结构中拯救出来，就必须抹去东方的女性身份，但却又对他的男性身份遮遮掩掩。
在剧本中，这一性别身份的隐瞒是宋丽玲的间谍身份所需，宋本是男身，但必须化妆为女人才能接近高仁尼，进而赢得高仁尼的信任和爱。
要进入东西方的对话游戏中，东方必须以西方的想象为遮蔽，从而隐瞒自己真实的、本质的特征。
宋丽玲利用高仁尼的心理装扮东方女人的柔弱和羞涩达到了目的，这象征着东方必须隐瞒、虚构自己的特质。
这样，宋丽玲/东方陷入了一种不男不女的尴尬、羞辱的境地。
高仁尼/西方遭遇到来自东方的嘲弄和报复，但是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的瓦解、这种东西方间的对话是要以东方失去性别（身份）为代价的。
在男性身份被揭开后，宋依然显得高傲：他说：“在衣服下面，在一切的背后，依然是我……你依然崇拜我.”二人开始情感上的对峙。
而当宋丽玲在高仁尼面前脱下衣服，展示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请求高仁尼说“你爱我”时，高仁尼坚决拒绝了。
在同名电影该场景中，宋蹲在高的身下，哀怜地请求爱抚，高依然高高在上。
宋丽玲终于悟到：“你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我.”宋丽玲开始悲伤地掩面哭泣，他的眼泪有下面三个涵义：1、道德上的追悔。
对高仁尼的利用带给他内心的歉疚。
2、性别身份的不被认同。
宋丽玲此前接近高仁尼，因为间谍身份，因为迫不得已。
但此时他完全没有必要和高仁尼发生任何关系，他的请求表现出他心理上的女性特质，但女性身份却被高仁尼的“不”彻底否定。
宋丽玲在此时表现出的同性恋特征，象征了东方在性别（身份）上的彻底混乱。
3、爱情的消失。
宋丽玲清楚地认识到，高仁尼将自己视为了“妖魔”，高仁尼真正爱的不是自己，而是他心中的“蝴蝶夫人”。
而他对高仁尼的请求表明他是有爱的，二人在情感上的不对称也象征着东西方在真实身份设置下不平等的地位。
宋丽玲的眼泪和表现出的软弱显示，他甘愿将自己置于一个女性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恰恰是作者苦心经营、从戏剧一开始便有意让他绕开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悲凉的一幕：一旦东方的真实身份展示出来，东西的交流就被隔绝。
东方只有靠伪装、欺骗、性别倒置才可能取得对话，这种明显的性别置换喻指了在强大的政治下，东方始终不能成为真实的自己。
在宋/高、东方/西方无法完成交流的时刻，宋/东方主动选择回归到弱势的位置。
在这一点上，《蝴蝶君》又走回了自己谴责的圈套。
正如詹姆斯·莫伊对该剧的批评：这些边缘化的，无性化的，甚至面目都不清的亚洲人形象对欧美人的感觉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
…尽管这些异国情调的东方主义怪玩意儿现在是由美籍亚裔创造出来的，可这些新的脸谱化的再现传递的还是欧美人的欲望。
⑥（二）以暴制暴的复仇方式宋丽玲对高仁尼构成了巨大的伤害，一则缘于他的男性实质性别，二则因为他是中共的间谍。
“男性”和“间谍”两个元素赋予了宋丽玲超越“蝴蝶夫人”的力量。
一方面，宋丽玲用“男性”因素对抗西方的阳刚力量，另一方面，他的身份是间谍，更明确地讲是政治间谍。
“间谍”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窥视，一种对不属于自身的信息或物体的隐秘占有。
在黄哲伦笔下，宋丽玲便代表着东方对西方的窥视。
宋逼人的态势不仅来自他的性别身份，也来自他的政治角色。
二者结合他就拥有复仇的了能力，就能够打破东西二元对立的局面。
在与高仁尼第一次见面中，宋丽玲处处表现得咄咄逼人。
高盛赞他的表演“很精彩”，但他立即说：“是啊，对西方人来说是这样……这不过是你们的一个幻想，对吗？柔顺的东方女子和残酷的白人男子。
”尖锐地提醒高仁尼在西方中心的前提下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理解是暴力的扭曲。
在影片的结尾，宋丽玲被保释回国，他身着西服，眼神中混合着冷漠和悲哀。
在确信高仁尼对自己已无感情后，宋变作了一个虽惘然若失，却高傲、无情、泰然自若的胜利者形象。
我们不禁想到，这种形象与《蝴蝶夫人》中的将军多么相似啊。
宋丽玲失去的不仅是性别，还彻底失去了文化身份。
东方一旦伪装自己的性别，在政治上占据主动的格局，就有实力对西方进行报复，在报复之后也可以毫无悲悯之心。
柔弱的东方令人惊奇地报复了狂傲幼稚的西方，却采取了和西方人一样残忍无情的方式。
这种方式看上去就像一次不安的暴乱，以一种暴力代替另一种暴力，东方凭借向西方原有的行为模式靠拢，在身份上与西方对话，而没有从本质上触及到东西间交流的正常化。
这种报复手段依然是西方式的、殖民式的，是另一种变相的“东方主义”，它看似达到了东西方的短暂平衡，带来的后果却不是东西方间的正视和交流，而是彼此更深重的隔膜和仇恨。
另一方面，高仁尼至死也不能接受宋丽玲是男人这一事实，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维护对东方的幻梦，高仁尼用死亡维护了东方梦想的永恒性。
即使在面对宋的欺骗中他失败了，但是他的梦想依然高高在上，丝毫无损，凭借死亡俯瞰众生。
也就是说，西方/男人对东方/女人的思维模式虽然在形式上失败了，但在观念和实质上依然毫发无伤。
所以，宋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偶然性的，它从更深刻的层面上凹陷了东西不平等的深沉现实，它向我们提出了中西交流层面更多的问题：平等是否就意味着个性的丧失？以暴制暴的方式是否可以真正从意识形态上扭转西方的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蝴蝶君》在探求东西平等交流、平等对话的过程中，暴露出了更多深受西方影响的殖民思维，它恰恰证明了这种殖民思维多么坚固强大、无孔不入。
三、结语黄哲伦创作该剧的初衷，并不是要宣扬东风压倒西风的政治观点，而是希望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东西方都能反省自我，丰富自我，彼此坦诚相待”。
⑦但是，作为“华裔美国作家”，黄哲伦处在两种文化的张力中，既要力图摆脱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打破东西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局面,寻求中西交流的合理方式，又要争取主流文化的认同，他的矛盾心态决定《蝴蝶君》在解决西方/男人、东方/女人问题上暴露出一种焦灼。
一方面，他急于迅速地解决这个历史沉淀下来的问题，求得西方在身份上和地位上的认同，在这种焦灼之中思维模式难免再次陷入殖民主义的圈套；另一方面，则必然有附和强势殖民文化的因素存在。
本身赋予这个“东方复仇的蝴蝶”以间谍身份，就具有明显的政治寓意。
而作者在表现着宋丽玲复仇锋芒的同时，透露出笔调中的疏远。
这种疏远包含了美国心态中对“红色中国”的敌视和防备。
尤其我们看到，在“同志”面前，在法庭上，在飞机上——在所有“中共”可以注意到他的场合，宋丽玲都是没有痛苦、没有感情、可以“为党作出一切”的“间谍机器”。
不言而喻，作者试图向我们说明，凡是有一个巨大的“红色中国”的魔影存在的地方，个人就被控制、被阉割，丧失独立的情感和意志，不成其完整的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