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模式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欧永宁
［收稿日期］2011—10—05
［作者简介］欧永宁，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和中国模式。湖南永州425100
［摘要］对中国模式的研究采取简单回避或者消极应对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中国模式之
辩背后实际上是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分歧。有效地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模式，确立关于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显得极为迫切。在中国模式的认识上，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模式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也要关注它是怎么组成的。与中国模式有什么内容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模式形成的原则。
［关键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威胁论
”；“中国扩张论［中图分类号］F1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12）01—041—06
一、中国模式的提出背景
一般认为，国际社会研究中国模式的热潮分为两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第二个阶段是从2004年至今。
2004年雷默《北京共识》的发表，拉开了世界高度关注“中国模式”的序幕。秦宣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被国际社会热炒，主要原因有五个：一是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二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逐步扩大；三是西方发展模式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中国模式”正好显示出比较优势；四是西方发达国家日益担心欧美发展模式被超越，从而失去主导地位；五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从中国模式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以便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
〔1〕
沈云锁、陈先奎认为，国际社会讨论中国模式主要有四种倾向：总结中国改革发展成功的中国经验；关注中国经验的借鉴意义；直接从与西方模式对抗的意义上诠释中国模式；强调“印度模式优越论”
，削减中国模式成功对美国和西方模式的冲击。〔2〕
此外，针对“不提
”、“慎提”中国模式的观点，国内不少学者提出，为有效回应国外学者对中
国模式的热议，我们也应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和“中国模式学派”的崛起。
中国模式研究热的兴起，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对中国模式的研究采取简单回避或者消极应对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一些学者将中国模式的研究意识形态化，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威胁论
”、“中国责任论
”、“中国扩张论”等论调直接联系在一起；国内则有些学者将国外研究中国模式的原因和目的简单化，把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与对中国的“捧杀”或者“棒杀”直接等同。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国模式的研究中首先必须解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正确处理中国模式研究中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
二、中国模式的历史建构
1、关于中国模式建构的历史起点。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主要是指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统一纳入中国模式的做法，很容易使中国模式泛化，从而失去讨论中国模式的意义。〔3〕
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建构的历史起点应往前追溯到1949年，甚至更远。如郑永年认为，不了解
改革开放前的30年，就无法深刻理解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模式的范畴应该涵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4〕
关于中国模式建构的历史起点，许多学者只是提出各自的观点，并未就此进行深入分析。然而，关于中国模式历史起点的研究十分必要，因为它涉及到对一个重大问题的认识，即，如何看待中国模式与中国革命模式、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一些学者之所以在中国模式的研究上出现误读、误解，就在于对上述模式概念之间的历史关联及逻辑关联把握不清。如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中国模式是对苏联模式的“根本否定”。国外则有人认为，在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却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2、关于中国模式建构的历史进程。徐贵相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的角度提出，中国发展模式的形成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奠基阶段、创立阶段、发展阶段、深化阶段。〔5〕赵曜从中苏社会主义模式关系的角度提出，中国模式从探索到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学习苏联、基本照搬苏联模式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中国独立探索自己的模式和道路，但是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形成的阶段。〔6〕杜艳华从中国模式形成的理论轨迹角度提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初具形态；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三大后，经过党的十四大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入了全面总结的阶段；从十五大后，经过十六大到十七大，这一模式最终确立起来。这一理论轨迹与中国30年的辉煌发展历程息息相关、互相印证。”〔7〕
学者们关于中国模式历史进程的多元化研究视角为我们进一步展开综合研究提供了启示。我们能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根本视角，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主题，着眼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样的党”、“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等重大历史课题的解决，侧重于中国模式对资本主义模式、苏联模式、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三重超越，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两条脉络，来研究中国模式建构的历史进程？
3、关于中国模式的形成标准。学者们的观点基本可分为“否定论”和“肯定论”两种。“否定论”又可分为“根本不存在论”和“尚未形成论”，“肯定论”也可分为“尚未成熟论”和“基本成熟论”。〔8〕“否定论”者大多认为，“模式”就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其含义或特征应包括成功、定型、可复制等。以此为根据，“根本不存在论”者认为，由于各民族、各国家人文社会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等的不同，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统一的标准的社会发展模式。“尚未形成论”者并不否认模式的存在，只是认为按照“模式”内涵和特征，中国模式尚未形成。如里奥·霍恩认为，“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而“中国模式”在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9〕“肯定论”者则认为，“模式”是个多义词，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含义、特点、标准。秦宣认为，“模式”往往指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从一般意义上说，只要是一再重复出现的事物，就可能存在某种模式。“如果认为只有等一种模式已经完成了，才能称之为模式，那就只有在历史的意义上谈论模式，而失去谈论的重要的现实意义了。而且这样一来，世界各国都没有正在进行中的模式了，这显然是有悖于常理的。”〔10〕胡键认为，以中国改革没有固定的方法、路径和中国模式尚未成型来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显然是不对的。西方模式也一直在变化之中，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模式。变化的只是模式的“边界”，其核心和骨架是相对稳定的。〔11〕
通过对“模式”概念内涵的探讨，来判断中国模式是否形成，这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视角。但问题在于：“模式”概念本身的涵义也是丰富多样的，我们应该以其中何种涵义作为理解中国模式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争论双方各自观点背后的方法论是否合理？判断中国模式形成的根本标准究竟是什么？
三、中国模式的当下解读。
1、关于中国模式概念的界定。首先，在中国模式的定义上，学者们分别从改革方式、现代化发展战略、发展经验、发展道路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思考。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是“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进行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的改革和发展模式。〔12〕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
展战略和治理模式。〔13〕沈云锁指出，“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也称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14〕江金权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中国模式”亦称中国发展模式，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体制。〔15〕其次，学者们对中国模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了进一步探讨。赵曜认为，社会主义模式科学内涵的基本内容有三：一是制度。这里说的制度就是社会制度。二是体制。制度是基本制度，体制就是具体制度。三是道路，即发展道路，包括为实现发展目标而实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总起来说，发展模式是社会制度、体制和发展道路的统一。发展模式包括发展道路，比发展道路宽泛。〔16〕吴波认为，中国模式共有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个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第二个层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和体制；第三个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和改革发展的战略策略。中国模式三个层次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任何片面的认识都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17〕肖贵清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开辟的发展道路和在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经验的有机统一。这一模式体现在实践中，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坚持作为中国经验的升华和提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8〕此外，马龙闪、朱可辛、黄宗良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相对于国内学者而言，国外学者对“模式”外延的理解则较随意，有时指“发展道路”、“发展经验”、“发展理念”，有时仅指具体的方针政策。再次，在中国模式实质的认识上，学者们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就国内而言，秦宣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其实质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发展道路上积累的成功经验。〔19〕程恩富等人认为，世界热议的中国模式，实质上指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的当代实现形式。〔20〕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实质的认识也十分混杂，如认为中国模式就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实用主义发展模式等。
中国模式概念的界定应是中国模式最根本、最核心、争议最多的问题，同时又是解答中国模式其他所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学术界在这一问题的思考上还存在着诸如界定重复、自相矛盾、外延不清、不得要领等问题。如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模式就是不存在一个模式”，这种界定本身并没有对模式和中国模式的外延做出解释。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或者中国经验”，这种表述是否意味着这三个概念在内涵、外延和实质上等同？要深化对中国模式概念的认识，还需解决如下几个问题：何谓事物的概念、内涵、外延、实质？中国模式的内涵、外延、实质是什么？中国模式、中国体制、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等概念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2、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框架。学者们不仅分析了中国模式的要素、内容、结构、层次、机制等，而且还分析了中国模式各要素、各层次在中国模式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潘维提出，中国模式可以分解为三个子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现的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的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的独特的社会模式。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21〕程恩富认为，“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四主型制度”，在政治建设上体现为“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在文化建设上体现为“一个体系、两个主体”，在社会建设上体现为“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22〕徐崇温认为，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社会模式、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党建模式等子模式，以及中国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其中，经济是中心，政治是关键，思想路线是保证。〔23〕
学者们的研究是从不同角度得出的关于中国模式基本框架的整体认识。研究角度不同，结论也就存在差异，但反映的却是同一事物。这促使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中国模式这一系统建构和运转的灵魂？唯有解答这一问题，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把握中国模式各要素、各层次的内在关联，从而更有效地透视中国模式的基本架构。
3、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大致说来，在国外学者的视野中，中国模式具有几个明显特点：原创性、务实性、渐进性、人民性、稳定性等。代表性观点如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有六个主要特点：以人为本，不断试验，渐进改革，致力于发展的政府，有选择的学习，正确的优先顺序。〔24〕相比外国学者，中国学者更侧重从指导思想、国情基
础、根本制度、基本政策、价值取向等方面来审视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刘宝三将“中国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一是方向正确，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二是目标明确，始终着眼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三是基点准确，立足于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四是步伐稳妥，实行渐进式改革与发展，逐步推进。五是视野开阔，大胆借鉴和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决不封闭自守。〔25〕赵宏认为，中国模式无论是价值理念还是制度设计上，都有与各种资本主义模式根本不同的特点。从政治上看，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有效执政，以及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经济上看，它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从社会文化方面看，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对外方面看，它推动的是和谐世界的构建。〔26〕
在对中国模式基本特征的认识上，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丰富。然而，要探究中国模式之根本特征，还必须深化对“中国模式之中国特色”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中国模式之中国特色是什么？中国特色是否为中国模式独有？如何把握中国模式之中国特色？
四、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
1、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定位。主要考察中国模式在中国自身发展以及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重点在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成功。蔡拓认为，“中国模式”有四重定位：一是仅指改革开放以来的道路与经验。二是全方位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既关注模式的中国特色，又着眼于世界。四是远未成型，还面临着许多质疑和挑战”。〔27〕赵曜认为，中国模式的定位有三个：一是现代社会主义模式，即为适应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新变化，从传统社会主义转轨而来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因而具有典型性。二是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的成功模式。三是在世界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模式。〔28〕王真认为，中国模式有两个最重要的定位，即走向定位和基础定位。走向定位，就是定位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轨道。基础定位，就是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实际。〔29〕
在中国模式成功的问题上，学者们关注的内容包括中国模式是否谈得上成功、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何在、中国模式成功的意义有哪些等。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给出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公式：“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胡伟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强有力的政府体系，渐进主义改革策略、经济发展优先策略与政治稳定优先策略的有机结合、务实主义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等。〔30〕庄俊举、张西立认为，对“中国模式”成功之处最精辟的概括就是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31〕在中国模式的意义上，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应置于中国和国际发展两个维度中去探讨。就中国模式对世界的意义而言，中国模式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更多是一种价值问题；如果将中国模式置于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中，中国模式的崛起具有里程碑似的深远意义。〔32〕俄罗斯学者尼·波波夫则认为，“中国目前选择并实践的模式，是唯一可以挽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充满希望之路”。〔33〕相对于外国学者的乐观而言，中国学者显得相对谨慎。吴海江指出，在探讨中国模式的普适性时，应当避免将之与中国模式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对立起来。过分强调某一模式的特色和不可复制，就会把这一模式变成狭隘的地方经验；而过分强调其普遍性，又会否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的事实，用某种作为真理化身的模式去剪裁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丰富多彩的发展内涵。〔34〕在中国模式的历史定位上，学者们的分歧主要源于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外国学者所提的中国模式成功之处，主要停留于对中国局部经验和做法的零碎描绘，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且很少涉及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核心层面。问题在于：站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非社会主义的视角，能否从根本上说清楚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和意义？
2、关于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模式还不成熟、不完善，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就国外而言，代表性的观点如俄罗斯学者贝格尔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经济增长的数量，而是其质量，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相比，社会回报不高。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协调，还使就业问题、两极分化以及城乡差距问题变得更严重。〔35〕就国内而言，代表性的观点如常修泽认为，中国模式面临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问题：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首要“瓶颈”；金融领
域的“基因”滋生金融市场风险；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社会矛盾；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资本化问题不容忽视；未来还面临若干不确定性。〔36〕吴增基认为，美国等国家把“中国模式”视为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巨大障碍和威胁，它会设置重重障碍，妄图使“中国模式”夭折。而印度模式等其他发展模式也将形成对“中国模式”的有力挑战。〔37〕此外，徐坚认为，尽管中国与西方在物质层面的相互依存、相互合作不断加深，但在精神层面的矛盾和分歧有增无减，如何增进世界对中国模式的认知和认同，是目前中国模式在国际上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38〕
在对中国模式问题产生根源的认识上，国内外学者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如一些外国学者、媒体认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实行了所谓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而中国改革存在的问题则在于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程度不够。中国学者则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模式的内核，不可动摇，应从中国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现行的具体体制、做法，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外来因素的影响等方面，对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追根溯源。这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中国模式研究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才能正确提出并分析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学者指出，在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的同时，还需要强调问题意识的形成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才能确立起真正的“问题意识”，也才有可能获得完善中国模式的正确途径。〔39〕
3、关于中国模式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路径。在中国模式发展趋势的判断上，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基本有三种：肯定论、否定论和持中论。国内学者大多是肯定论者，对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如庄俊举、张西立认为，“中国模式”导致的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进程。〔40〕此外，不少国外学者也是肯定论者。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41〕否定论者则对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如一些西方学者立足于西方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应该归功于符合经济的成分，积累的问题则归结为压抑市场的成分。当中国的经济“转轨”从容易阶段过渡到困难阶段后，问题将超过成就，故转型经济的“中国奇迹”是暂时的，转型经济的“中国危机论”或“中国崩溃论”是可以期待的。〔42〕持中论者如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内问题。中国内部的差异是巨大的，很难预言未来几十年里会朝哪个方向发展。〔43〕就中国模式的发展路径而言，学者们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抵制新自由主义、改善党的执政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探讨。代表性的观点如吴玉敏提出，中国模式的未来构建应做到：其一，“中国模式”建构中应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明确划界。其二，“中国模式”应建构全方位的社会主义合理制度。其三，培育并塑造“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全新文化与价值指向。〔44〕赵凌云认为，必须从四个方面推进中国模式的完善：首先，构筑“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式基础：推进发展方式从外生型到内生型转变。其次，构筑“中国模式”的文化基础：从物本理念到人本理念。第三，转换“中国模式”的文明基点：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第四，聚集“中国模式”的发展势能：外争国权、内强国脉。〔45〕
在中国模式的发展路径上，学者们的思考极富针对性、时代性。然则，这些大都是中国模式发展的具体的或者基本的路径。那么，贯穿中国模式发展始终的根本路径或者根本脉络是什么呢？如果说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是对苏联模式和资本主义模式的继续扬弃和自我创新，那这种扬弃和创新的基点又该是什么？
五、中国模式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首先，关于中国模式的中国话语权有待于加强。目前，国内不少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次，关于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有待于加强。透过国内外学者们的争论表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模式之辩背后，实际上是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分歧。有效地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模式，确立关于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显得极为迫切。再次，关于中国模式的关键词有待于进一步提炼。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模式的认识上，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模式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也要关注它是怎么组成的。与中国模式有什么内容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模式形成的原
则。一旦我们认为可能存在“中国模式”，就要去为这个模式总结出精炼的关键词，找出中国模式致胜的秘诀。〔46〕但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学者尚需进一步探讨。另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范式也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如何保证中国模式研究范式的科学性、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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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王云川）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 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可燃冰的开发利用及前景(四千字)
可燃冰的开发利用及前景 方霄 车辆一班 222012322220045 引言 可燃冰学名天然气水合物,主要成分是甲烷, 又称气冰或固体瓦斯,是一种白色或浅灰色结晶。可燃冰由海洋板块活动而成。当海洋板块下沉时，较古老的海底地壳会下沉到地球内部，海底石油和天然气便随板块的边缘涌上表面。当接触到冰冷的海水和在深海压力下，天然气与海水产生化学作用，就会形成水合物。作为燃料能源,可燃冰清洁无污染,燃烧放热量大, 1立方米可燃冰可释放出160—180立方米的天然气，其能量密度是煤的10倍，而且燃烧后不产生任何残渣和废气。可燃冰分布广储量大,可作为石油及天然气等的替代能源。可燃冰分子中,甲烷分子与水分子间通过范德瓦耳斯力形成稳定结构在点燃条件下甲烷分子被释放。它是甲烷和水在海底高压低温下形成的白色固体燃料，可以被直接点燃。 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石油、煤炭等目前大量使用的传统化石能源枯竭，同时新的能源生产供应体系又未能建立而在交通运输、金融业、工商业等方面造成的一系列问题统称能源危机。根据经济学家和科学家的普遍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也即2050年左右，石油资源将会开采殆尽，其价格升到很高，不适于大众化普及应用的时候，如果新的能源体系尚未建立，能源危机将席卷全球，尤以欧美极大依赖于石油资源的发达国家受害为重。最严重的状态，莫过于工业大幅度萎缩，或甚至因为抢占剩余的石油资源而引发战争。比如经常爆发战争的中东国家，大多是为了争夺石油资源战争不断。而可燃冰是二十一世纪公认的替代能源和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由于石油和天然气逐渐枯竭，全世界对煤炭资源的需求量将提高30%。按今天的估测看，世界煤炭能源将在155年内全部枯竭。我国煤炭储量居世界第三位，中国煤的探明储量在2008年已接近16000亿吨。但如果以人均占有量来计算，却只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于煤炭资源中等的国家。沙特阿拉伯阿美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朱马表明，全球可开采原油储量约为５．７万亿桶，目前只开采了１万亿桶，不到总储量的１８％，以目前开采速度，全球的原油储量还可以开采100多年。目前世界已探明能源储量和可开采的年限，分别是石油
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重点
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 涉及关键词：中国现状测量估算腐败后果论文 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 一、腐败现状的测量方法 腐败，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我们认为，腐败问题之所以引人注目，关键就在于它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和影响。要科学地研究腐败的后果，首先必须精确地对腐败发生的现实状况进行测量，并以此为基础合理、科学地估算其影响。只有将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使之走向精确化，才能具有可操作性，为反腐败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但是，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直接测量腐败是相当困难的。经过不断摸索，目前学术界运用的比较成熟的主要有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所谓客观测量法，是通过统计分析各种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情况来揭示腐败的总体状况，包括腐败行为主体的层级分布和数量分布、腐败案件发案数量及其所造成的损失。客观测量法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有着很大局限性。因为在现实中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只是实际所发生的腐败的“冰山一角”，只占腐败实际数量的一部分，它只能反映社会反腐败的努力程度，而不能准确说明腐败的实际程度。在操作中，往往只能根据案件查处率或者腐败黑数（已发生而未被查处的腐败数量）来反向推测实际腐败数量。即：腐败实际数量=腐败案件查处数量+腐败黑数；或者，腐败实际数量=腐败案件查处数量÷案件查处率。 但人们对案件查处率和腐败黑数的推测只能从主观出发，分歧极大。 所谓主观测量法，是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材料分析等方式了解不同人群对腐败现状的主观评价，以此为基础建立评估腐败状况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都是基于主观感觉的，其中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包括：透明国际的腐败感觉指数和行贿指数，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标，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非法支付、司法腐败、贿赂和回扣指标，世界经济论坛的贿赂和腐败、透明度指标，等等。从主观感觉的角度对腐败进行定量研究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有时候主观的感觉可能比客观情况更为重要。例如，对一个国家腐败的感觉程度越高，外国投资者在该国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就越低，而公众对政府施加的反腐败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也就越大。因此，对腐败程度的主观感觉可以成为衡量腐败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 一般而言，客观测量法适用于对腐败的现实分布状况与危害的分析，主观测量法适用于对腐败程度的总体评估。在实践中，需要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使之互相补充、互相配合。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要展望一个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恐怕是做不到的，展望几十年都很难，这里只能就目前研究中感到的几个问题谈点想法。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
范文—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 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 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 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 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 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 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
可燃冰的研究和发展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应用化学研究方法论文 2013 年 12 月
可燃冰的研究与发展 【摘要】可燃冰是近些年来世界各国相继发现的一大新型能源。因其优越的燃烧性能和清洁燃烧产物，所以被称作“属于未来的能源”。现在阐述可燃冰形成过程并分析总结目前对可燃冰的研究现状、分析可燃冰的应用对环境产生的利与弊，及对可燃冰的研究开发对未来能源储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可燃冰；研究现状；发展前景 可燃冰 可燃冰又叫做“天然气水合物”也称作气体水合物(Natural GasHydrate，简称Gas Hydrate)，是分布于深海沉积物中，它是由天然气水在高压(大于l~atm，或大于10MPa)和低温(O—l0℃)条件下合成的一种固态类冰状结晶物质。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白色固体物质，因其外观像冰一样而且遇火即可燃烧，所以又被称作“可燃冰”或者“固体瓦斯”和“气冰”。因形成天然气水合物的主要气体为甲烷．所以可燃冰又称为固态甲烷。其在一定温度下熔化，可以生成甲烷和水：其资源量充足，据初步统计，可达全球已知化石燃料总和的2倍，占地球全部有机碳总量的1／2以上，可供人类使用1000年以上，能大大缓解全球能源危机。所以被认为是继石油之后的一种新型燃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可燃冰”这种固态物质是在低温、高压环境下水和天然气混合而成的，外表貌似冰雪；只有在温度(℃)、压力(Mpa)、气源都具备的前
提下，才会在海底、冻土带地层介质的间隙中生成天然气水合物晶体。所以“可燃冰”的形成必须满足3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研究表示可燃冰的形成条件首先温度不能太高；第二压力要足够大．O℃时压力在30arm 以上就可生成；第三，地底要有气源。因此，可燃冰受其性质、形成条件的种种限制，只会在诸如大陆、岛屿的斜坡地带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构造单元内形成。 可燃冰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性质 目前，有关天然气水合物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性质的研究虽然开展的较多，但是都不完善，学者们提出的计算模型也是众说纷纭，不能准确描述天然气水合物的储层特性，尤其是天然气水合物动力学研究还很不完善。天然气水合物在多孔介质中的热力学和动力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多孔介质的类型、润湿性和初始压力对水合物生成过程的影响。Makogon进行的多孔介质中气体水合物的相平衡研究结果表明，为了克服多孔介质中的表面张力以及水在介质表面吸附作用的影响，与气液体系相比，气体水合物在多孔介质中生成需要更低的温度或者更高的压力。Yousif和Bondarev在岩心及多种介质上对气体水合物生成及分解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近似的结论。研究证明，天然气水合物的导热系数：(W／m·K)主要与其密度有关。斯托尔和布拉依安用探测法测量了丙烷和甲烷水合物的导热系数。斯托尔测得的丙烷和甲烷水合物导热系数值与切尔斯基在密度为680kg／m3时的测得值一致。随着压力的升高天然气水合物导热系数增加。目前，国内外有关气体水合物在多孔介质中的动力学研究还很有限。水合物动力学包括生成动力学与
中国近代史发展概况
第一章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概况 第一节原始社会建筑 第二节奴隶社会建筑 第三节封建社会前期建筑 第四节封建社会中期建筑 第五节封建社会晚期建筑 第一节原始社会建筑（六、七千年前——公元前21世纪） 一.旧石器时期的建筑 1.文化背景：上古传说 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 “中国”——尧舜禹时人们认为自己居住在世界的中心《山海经》 “华夏”——春秋时中国人统称为“华”或者“诸华”，异族人称为“夷”中国西部称为夏，东部称“东夏” ——《中国通史》 “朝代”——一个家族统治天下的一段时间 逐鹿之战——迁徙、战争、聚合中产生 具有多根系、多元性 2．居住状况： ?近水。 ?洞口标高较高，避免水淹 ?洞口较为干燥，以利生存 ?洞口背寒风?a?a极少有朝向北方或东北方的 ?居住使用接近洞口部分，洞内低凹处埋死者 原始社会的建筑处于胚胎期，对后来建筑影响很大，胚胎期研究应用于中西建筑之比较分析 二.新石器时期的建筑遗存 第二节奴隶社会建筑 （B.C 21世纪——B.C 476年） 一.夏（前21世纪——前16世纪） 二.商（前16世纪~前11世纪） 三.西周（前11世纪——前771年） 一、夏（前21世纪?a?a前16世纪）
二、商（前16世纪~前11世纪） 1.历史背景 ?启——太康——后羿——仲康——“少康中兴” 胤甲……商在东方强盛 ?商汤，西亳自称武王：农业进步，商业兴起 王亥：牛车、货币、做买卖 ?盤庚抑奢，迁殷——纣王荒淫，被周武王灭。 2. 建筑状况： ?宫殿、陵墓—居住、厚葬—等级制的结果 例：河南偃师二里头、河南安阳小屯村 ?技术发展——永定柱、夯土技术 科技：青铜器、骨器、皮革、酿酒、舟车、木工、织帛等世传技艺。?茅茨土阶 ?艺术特征：青铜器、雷纹、云纹、甲骨文 隶书、象形文字——方正、直线多而圆角少，首尾常露锋芒——线的艺术?建筑整齐方正，布局的结构美有所显露但不自觉。传统院落式布局已具雏形。 三、西周（前11世纪——前771年） 1. 历史文化背景： ?世代重农—废除公田制，改收田祖—走向封建制 ?重礼。宗法秩序：分封诸侯——等级制 2．建筑状况： ?<1>城市——“镐京” ?<2>最早的四合院——山西岐山凤雏村遗址 3．建筑技术： ?湖北圻春干阑式建筑 ?斗的形象出现 ?瓦、排水管道的出现 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宫殿复原 第三节封建社会前期建筑
中国近代史学术的研究新观点介绍
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的新观点介绍 关注学术研究动态，吸纳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更新知识，开拓视野，活跃史学思维，这是一个高中历史教师应该具备的品质。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以“八大事件”“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内容的结构体系，这一体系突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突出了阶级斗争和进步势力的作用。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忽视了历史的多样性；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理论范畴，如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的理论等引入史学研究，导致研究视角和评价标准的变化；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内容，社会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经济史、军事史、城市史、人口史等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区域、社区、阶层、群体、基层组织、乡村社会、民众信仰等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出现。史学研究的深入，促使很多问题的认识发生新的变化。现以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现代史》为对照，将有关问题介绍如下：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理论、开拓研究方法，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研究的学术园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大量涌现。 1、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有学者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的多，也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更有学者分析到：“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正确国家独立、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 从“范式”的角度看，“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
世界能源现状及分析
世界能源现状及分析——兼谈燃煤发电的发展与应用 化学化工学院20620151152180 安晓鸣 一言以蔽之，当前全世界的能源使用结构仍然是以石油、天然气和煤三大传统能源为主，辅之以核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并大力开发新能源。 石油、天然气资源将在2050年前被罄尽的看法已被公认。 由于大量碳排放导致全球气温上升，破坏生态平衡的危机，用煤的简单和直接燃烧又受到限制。 核能发电因其碳零排放和生产成本低廉的特点，一度被认为是理想的未来能源，自问世以来一直呈增长趋势。但其安全性和经受自然灾害的能力，最近又受到人们质疑。日本福岛事件后，大批核电工程项目下马，核能发展陷入停滞。 太阳能的充分利用是一条好出路，但由于占地面积大、太阳能电池的昂贵、低效和高污染，这一可再生能源当前尚难以大量开发利用。 风力和潮汐发电亦属可再生能源，但亦受地域、节气和设备投资的限制。 利用生物燃料能源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但和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其它动植物争土地和空间会受到相当程度限制。几年前因生物质能大跃进导致粮食作物产量减少，推高了世界粮价，甚至在非洲酿成饥荒。 而纵观众多新能源，甲烷水合物( methane hydrate) 又名可燃冰，在海洋大陆架深处和陆上永久冻土带有相当的蕴藏量，但目前开采利用在技术上尚有困难，大规模开发利用仍是遥遥无期。 近年来如火如荼的页岩气资源，亦存在燃烧热值低、开采难度大并附带高污染等等缺陷。 总之为使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生活质量能持续改善，在新能源开发和有效利用以及节约减排上还要作最大努力。 目前世界上大规模投入运行并网发电的发电方式主要有四种，火力发电、核能发电、水力发电及风力发电。 火力发电是传统火电厂采用的发电方式，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电量最大的发电方式。火力发电一般以燃煤为能源进行燃烧发电。与其他能源相比，燃煤具有热值高、储量大、易运输等优点，一般认为世界上煤资源的储量尚能满足100 ～ 200 年的需求。但是燃煤会产生大量灰渣和CO2，含硫的煤会产生硫酸，形成酸雨，更不必说燃煤带来的碳排放问题。 截至目前，全世界核反应堆的发电量约占全球总发电量的近20%，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中核电占50%以上。除极个别情况外，核电站有很好的运行记录，发电的可靠性高，在正常情况下，对环境友好，无有害气体排放。但与此同时，核能发电的运行维护成本高、核废料难以处理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克服民众对核能的恐慌情绪则是绕不开的坎。 水电站集蓄水、节流、防洪、发电等诸多功能于一身，在条件适宜的地区有极大的应用潜力。但是水力发电的发电量完全取决于自然因素，有很大的波动性，这就造成了极大的资源错配与浪费。另外，水电站建设对自然环境和生物繁殖也有极大影响，像黄河小浪底这样的工程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 风力发电近年来方兴未艾，笔者家乡就设有国华电力的风力发电厂。风力发电的前期建设需要天量的固定投资，运行维护的人力成本也居高不下，而并网运行后的发电量却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可以说是一种清洁却不经济的发电方式。此外，风力发电机组需要占据广阔的土地，在选址上极为苛刻。
腐败现状及对策
浅议我国腐败问题现状及对策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官员腐败与反腐败问题，采取有力措施预防、打击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制度建设不到位，腐败现象在我国呈现出蔓延发展之势，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已给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和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文将在对我国腐败问题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探索出积极有效的反腐败对策，从而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 关键词：腐败发展历程现状对策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以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而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的行为。腐败是一个普遍性、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问题，自国家产生，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出现后便一直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腐败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已。通过认真地对61年的反腐败历程加以回顾和总结，探索其中的规律，不断深化认识、发展认识，从而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反腐倡廉工作找到切实有效的对策。 一、腐败问题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轰轰烈烈反腐期 大致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这样的警告：“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是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并谆谆叮嘱：“今天是赴京赶考的日子，不要学李自成，我们要考出个好成绩。”从中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当就已经有了“赶考意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是出台多项措施打击和惩治腐败，如1951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指出：“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同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甚至枪决。”【1】1952年3月21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公布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行为的若干规定》，：“凡贪污超过一亿元之贪污分子，一般均应按其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刑事处分，除免刑者外，采用机关管制（一年至两年）、劳役改造（两年至四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方法。”【2】不仅在政策上作出严格的规定，还特别重视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通过开展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群众运动，严厉打击一批腐败分子和不法商人。 1952年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央更是依法严惩了罪大恶极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向世人庄严地表明中共反腐的决心和坚决，也是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我们党决不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3】并以刘、张案件为突破口，依法制裁了大批贪污腐化分子，如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武汉市长易吉光、上海市委秘书长黎玉、广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宏、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贺衡夫等人。通过对这些腐败分子的处理，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更对此后二十多年中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的出现起到了很大的警示和震慑作用，使得共和国政坛保持了20多年的清廉形象。对此，
中国近代史之长征精神研究报告
湘潭大学信息工程学院15级电子信息工程一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研究性学习成果
报 告 一、简表 研究主题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研究 项目名称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 班级15 级电子信息工程 1 班小组成员谭英王曦苑张慧慧杜雨璐金文萱指导老师刘小莉
谭英：制作报告、 PPT 王曦苑：查询收集资料 小组分工张慧慧：研究报告撰写 杜雨璐：查询收集资料 金文萱：论文撰写 长征精神的内涵是：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 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 主义。其主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最显著的 内容摘要 特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弱小走 向强大精神力量。无论是微观个体还是宏观意义上的
集体、民族或国家，总是处于“长征”或“新长 征”之中，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 困难，在战略上，最需要的是乐观、豁达、大无畏的思 维和态度，需要以超然、超现实的眼光看人生、看挫折， 看潮起潮落和云卷云舒。当然，这并不排斥把困难看得 大些，把征途看得艰险些，把问题看得复杂些。 长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丰碑，其精神价值永远不会过时。 一、对革命理想执著追求的忠贞精神。 二、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三、英勇顽强、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革命大无畏 精神 二、研究背景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 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对革命事业无比的忠诚，表现出了不怕牺牲、敢于吃 苦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这些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不怕牺牲、前赴 后续的精神；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精神；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的精神；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精神。 长征精神的内涵是：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 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其主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弱小走向强大精神力量。 九十年过去了，光阴荏苒，世事变迁，但长征精神获得了永恒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我们回忆长征、纪念长征，就是要更好 地继承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把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长征”的胜利。 二、研究综述
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其中有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原则问题，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现将有关况介绍如下: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质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中国的社会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参加讨论的人在政治理念、学术主张、所用依据方面虽不尽相同，但是，凡是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质的人，同时也就不赞成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反之，则大都会肯定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这说明单从学术层面上看，近代中国的社会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无关大局的问题，它同时关系到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改良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工作者正是通过这场论战，不仅判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质，而且重新研究、勾画了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趋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作出了许多新的阐释，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的史学体系。中国■■也在对近代社会质这一基本国认识基础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而中国■■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有的学术刊物还曾专门开辟了专栏，邀请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有人则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不是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国家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以往我们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仅仅着眼于它的掠夺和奴役，而讳言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动和促进。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质，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此后则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 总的来看，一些学者虽已明确对“两半论”提出了质疑或否定，但对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尚缺乏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尽管如此，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大都是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取得突破、发展这样一个大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有的学者明确表示，否定毛泽东的“两半论”，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就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 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近代史研究应该努力论证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质，全面总结■■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这样，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才是深刻的。如果重写近代史突破了这个基本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史学研究倒退到旧中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史学著作的老路上去。有的文章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当以为实践充分检验的科学“两半论”为其基点之一，这个根本的科学论断有待丰富与发展，但决不能轻率地否定。 二、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 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给近代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肯定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曾做了许多的工作。近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促进了近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带来了近代文明，迫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对此，不能再仅仅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立场出发去审视，否则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消极的、片面的、绪化的彻底否定。只有从价值论角度去重新评价“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史有一
当代中国的腐败形势分析
当代中国的腐败形势分析 **—20***级*******班 [摘要]：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腐败进行了分析。一是从我国官方报告看腐败现状。二是从国际组织数据看我们的腐败程度。三是从事实看我国的腐败问题。通过分析，可以充分认清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而第四方面就是针对中国的腐败现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扭转如今的形式。 [关键词]：当代中国腐败形势分析落实反腐措施 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就必须认清当代中国的腐败形势。 一、从我国官方报告看腐败现状 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腐败现象主要发生于一般干部和具体经手财物的办事人员，中高级干部的腐败发生率一直比较低，仅仅出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直到1983年出了海峰县的原县委书记王仲收受6.59万元之案。但是，随着执政时间和环境的变化，一些党员干部变得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贪图享乐起来，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据中纪委十五大公布的数字：从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31000多件，结案670100多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9300多人，其中开除党籍121500多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处分的37492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0295人，厅（局）级干部1673人，省（部）级干部78人。十六大报告的数字又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97年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十七大这一数字为：2002年12月至2007年6月，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安677924件，结案679846件（包括十六大前末半结案件），给予党纪处分518484人。2008年12月2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党的十七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2007年11月至2008年11月一年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4.3万件，结案14.4万件，处分15.1万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960人（移送司法机关801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0.9亿元。以上数字触目惊心。一方面表明我们反腐败取得明显的成效，同时也要认识到反腐败形势越来越严峻，任务越来越艰巨。 二、从国际组织数据看我国的腐败程度 透明国际建立于1993年，是对腐败问题研究得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它公布的调查结果CPI（即国际清廉指数），现已成为国际学术界较为普遍认可和使用的腐败指标。从1995年开始，它每年发布一次评价各国（地区）腐败状况的清廉指数，该
中国近代史参考书籍资料(全)
中国现代史参考书目 资料、回忆录 （1）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全6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2）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全8册），人民出版社1979-1980年版。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全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992年版。 （4）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5）《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中、下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7）万仁元、方庆秋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上、中、下），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 （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中、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9）本书编辑部编：《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全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10）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8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中、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12）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及红岩革命纪念馆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13）孟广涵主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下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14）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全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5）（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三联书店1979年版。（16）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下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专著、论文集 （1）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2）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3）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上、中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美）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5）彭明、程歗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8）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9）黄兴涛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10）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11）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军事学院《战史简编》编写组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 （13）彭明著：《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周策纵著：《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 （15）郝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