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文献综述

张爱玲《金锁记》研究综述和我的研究题目.研究框架

103班 10011172 高炳丽

一、《金锁记》研究综述

随着人们研究视角的扩大和研究氛围的变化，张爱玲以及她的文学作品的地位和价值得到了重新的审视与评价，关于张爱玲以及她的小说《金锁记》人们已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整理、了解历来人们的研究以及研究成果，对于重新的认识和评价《金锁记》有着重要的意义。

张爱玲的《金锁记》在1943年11月首次发表在上海《杂志》月刊第12卷2期上，后收入小说集《传奇》，1944年上海杂志社出版。

（一）最早的研究以及其他著名作家、人士的评论

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那篇写于1944年4月7日、发表于同年5月上海《万象》第3卷第11期的雄文《论张爱玲的小说》（署名“迅雨”），是对于《金锁记》的最早的具有分量的评论。他主要的观点是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在结构、节奏、色彩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他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1]他从新文学文坛过于注重“主义”的论战，而缺乏“深刻的人生真实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等弊病出发，详尽、系统的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作品。他主要从作者的心理分析方法、节略法的运用以及作者的风格来体现作者在《金锁记》这个小说上的成就。

有一些著名的作家、著名人士对《金锁记》做过评论，比如严加炎说《金锁记》把主人公的心理写得很复杂、深刻和透彻，把悲剧写得细致入微而又震撼人心。他说“把主人公心理写得如此复杂、深刻和透彻，把人类悲剧的后果写得如此细致入微，而又如此震撼人心的，却只有张爱玲的《金锁记》。”[2] 一是细细分析曹七巧在小说中那种自己得不到幸福也不让儿女得到幸福的变态心理，以及她所说的那些刀子似的在他人的心灵上能划出伤痕的话语，以此来体现张爱玲在小说两性心理刻画上的前所未有的深刻性；二是细细分析《金锁记》中的那些鲜

活而富有艺术魅力的意象，以此又说明了张爱玲小说的艺术成就的独到。王枫认为《金锁记》的艺术魅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缺乏一种“均衡感”，体现在小说结构的分裂上。他如此解释——“《金锁记》的上半部是姜公馆有代表性的一天，是一个在戏剧‘三一律’统治下的完整的故事，这个家庭里的群像被个性鲜明、面面俱到地描写了；可是到了后半部，时间突然加快，姜公馆的群像描写突然变成了曹七巧的传记。”[3]中间的过渡显得不负责任。谭桂林认为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对于封建家族的结构和权利布局上，采取了与众不同的设计——残废的二节与七巧的结合就是一个精心设置的象征。“家族的旨意是要利用平民血统来为一个没有生命力的贵族肉体承续香火，然而，平民血统尽管新鲜，富有野性，最终并没有挽救姜家血统的沦落，相反，七巧用自己独特的报复方式摧毁了这个家族寄托给她的所有的期望，而作者也正是在这种象征中，对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血统观念作了一次令人深思的嘲弄。”[4]体现了她对封建社会血统观念的深刻思考。

（二）文学史著作的评价

首次将张爱玲写入文学史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但是此书中对于《金锁记》提到的并不多，只是对七巧身上所带的精神枷锁稍稍做了分析。有这样的观点：《金锁记》和其他的同样表现现代女性痛苦挣扎的轨迹的作品，虽然取材范围狭小，但心理开掘却有一定的深度。书中指出小说七巧颈脖上的枷锁——“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压力，有的旧家族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5]除此他们认为张爱玲小说对于女性解剖和都市发现，相当的具有现代性。在叙述中张爱玲运用联想使人物周围的色彩、音响、动势，都不约而同的富有照映心理的功用，充分感觉化，造成小说意象的丰富而深远，从而明显留下西方现代派的先锋痕迹。而作者构造故事，设置人物，又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从题目到叙述风格，都有极强的市井小说的色彩，使中国读者读起来格外的亲切，容易接受。这应该是一个蛮高的评价。而在温儒敏、赵祖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一书中说《金锁记》是张爱玲主题挖掘及艺术创造最深刻、最丰厚的作品，《金锁记》将人生的荒唐与荒凉诠释到极致。从小说的上下两部分简要的分析了牵扯着小说主题的人物曹七巧的遭遇、行为、变化所体现的人生的荒诞与荒芜。但是程光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中对于《金锁记》只是提到，并未做过多的具体的评论。

于此可以看出张爱玲以及她的《金锁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是中坚的位置，

只是一个过渡，也可看出前人文学评论的标准是一个重要的作品要深刻的反应社会现实，要有广泛的现实意义，要具有时代性质的。就像张爱玲自己说的“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

（三）不同时期的评论

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出现“张爱玲热”。这一时期张爱玲成为了“市民文化的明星”，被归入了鸳鸯蝴蝶派的行列，但是她和其他鸳鸯蝴蝶派作家不同的是她在艺术上具有独特性，因此，她受到了不同政治倾向和文学趣味的文学界各方面的欢迎。其后对于张爱玲以及《金锁记》的研究几乎是一段空白。

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出现“张爱玲热”。这一时期对于《金锁记》的评价主要是肯定它对于社会现实的反应，同时开始触及其中的比较深刻的人性内涵。而这个时期一般从她小说手法的特异意象、象征、心理分析，还对小说创作的现代性特征进行研究。比如谢裕华的《论张爱玲的〈金锁记〉》中认为《金锁记》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优美的景物描写和苍凉的意境的创造上；《金锁记》中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深化了人物形象和小说主题；《金锁记》中丰富的想象，奇巧的比喻，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的运用，使小说在艺术上到达一个极致。相对于前期的研究，这个时期的研究范围和深度都有了相当的提高，但是人们也只是小心翼翼的表明自己的观点，并没有真正的放开去做相关的研究和评论。

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研究几乎造就了一个“热潮”，把《金锁记》评为“海派小说的杰作”。这个时期的研究特点除了注重剖析张爱玲题材的价值，作家的气质、创作心理状态、文化情节以及艺术特征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开始注意从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格局中，重新考虑张爱玲小说的“结构功能”和历史定位。这个时期研究的不足的地方是由于关于其中某些论题谈得太多，没有新颖的感觉，让人觉得乏腻，以致有些确实有见解的文字淹没其中，得不到发表的机会。

进入21世纪后，最近这些年，人们对于《金锁记》的评论依然有很多，而且对于《金锁记》依然从结构的构建、意象特别是“月亮”这个意向上分析、从人性上分析、解读其中的悲剧意蕴及其根源以及分析小说的现代意思等等，但是研究的视角更为宽广，同时注重《金锁记》与其他作品的比较。如刘青把《金锁记》与沈从文的《边城》进行了比较，文章聚焦于两者对于人性的探讨上——沈从文沿着鲁迅先生“改造民国性”的路子，描写人性之美，建构人性；张爱玲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