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

收稿日期：2009－06－29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传统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资源”（08JA710032）作者简介：董四代（1947-），男，河北蠡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中现代性的成长、先进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传统大同理想向现代的转变，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政治前提。计划经济虽然有助于工业化，但又限制了社会现代化。邓小平理论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则体现了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要求。关键词：现代性；传统理想；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现代化；现代社会主义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494（2009）05－0007－05

2009年9月保定学院学报Sep.,2009第22卷第5期JOURNALOFBAODINGUNIVERSITYVol．22No．5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董四代（武夷学院管理系，福建武夷山35430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1881年，斐·多·纽文胡斯请求马克思回答，如果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时，马克思说：“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并指出：“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1]643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中，现代化追求、社会主义选择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怎样提出的，解这个方程的历史条件是如何一步步成熟的，以及这一历史选择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必须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给予正确回答。一、现代化任务的提出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它经历了历史上的辉煌以后，在19世纪走向了衰落。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夹裹着现代文明打开中国国门以后，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革就开始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方面瓦解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在中国植入了现代性的经济因素。他们在中国设立商埠，开办企业，建设港口，修建铁路，开发矿藏，虽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极为卑鄙的目的，但却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768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特别是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转变，不仅把西方现代性文明带到了中国，而且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之相联系，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技术、市场理念、自由民主意识传入中国，并且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对传统封建制度发挥着瓦解作用，使中国内部的现代性成长了起来。在外来现代性渗入和自身现代性成长中，中国社会的矛盾是复杂的，其中既有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和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又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就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来讲，前两种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民族资产阶级无力解决这个矛盾，相反，与外国资本并与本国现代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由于它有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相对集中等优势，也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正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阶级前提。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目标，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先进中国人

7董四代：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对资本主义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成长，人们对封建传统社会的批判，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已经暴露，并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背景下发生的。作为民族资本主义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已经不能如同18世纪西方启蒙学者那样，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为一个“理性王国”。19世纪中叶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的兴起恰与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相同时。这样，就使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既要把西方启蒙运动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原则“本土化”，批判中国传统社会的黑暗；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对西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与共鸣。严复《天演论》的出版和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理念，形成了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新观念。与之相联系，人们不仅否定了传统封建社会的合理性，而且对资本主义也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康有为否定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古文经学，抨击“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提出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之义”。他不仅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导致的人类物质文明发展，而且指出：在西方，“文明日进，诚过畴昔，然新业虽瑰玮，不过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3]234。他主张通过改革改变中国“塞而不通”的封闭状况，建立现代企业、发展交通运输，开设报馆、发展邮电，废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其实质是主张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走上现代化道路。但是，他又无法认识中国现代化与发展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于是就采取了一种超越态度，提出了人类文明发展必然导致世界大同，从历史进化的角度否定了资本主义。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孙中山不仅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制定了气势恢弘的“实业计划”，并且对传统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他从资本主义发展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大势，但又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但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为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握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世界。”[4]84-85他提出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以吸收资本主义的“善果”，但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4]369。他明确宣布：“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4]104他把现代化的任务与社会主义选择紧密结合在一起，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和道路选择，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中华文化在社会变革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传统社会理想体现着人们对理想社会境界的追求，也决定着一个民族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的集中体现，它虽然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它却使先进中国人实现着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并且成为吸收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文化资源。康有为一方面批判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落后，另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徒具文明之外观，“资本家复得操纵轻工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3]275，继而根据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阐发儒家大同学说，提出了一个消灭国家、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世界大同远景。孙中山推崇“天下为公”的社会境界，并以大同思想为根据，认为：“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5]507他根据现代文明的发展，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4]802

以大同思想理解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充实大同思想，这就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本土化”，而且使它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理想结合了起来。毛泽东、吴玉章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大都受到了大同思想的影响，从而成为他们从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转变的前提。在五四时期，郭沫若以丰富的想象力描述了马克思与孔子对话的场景，不仅认为二者的理想有很大相似之处，所以，马克思称孔子为“老同志”；而且认为如果加快物质文明发展，重视科学，社会主义必将行之于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展，以现代文明摧垮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现代性突破封建传统的束缚，正在发展起来；先进中国人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否定其社会弊端中看到了其中所包含的人类文明新成就；把西方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联系起来，并在创新传统理想的过程中以社会主义为制度选择，提出了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

二、新民主主义论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中把握了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中国经济社会现代性的成长，特别是无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阶级基础；先进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选择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目标；对传统社

8会理想的创新及其与社会主义的整合，实现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认同。这就在实际上展示出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即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实现现代化。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就是根据这一逻辑的展开而实现的。五四运动以民族独立、个性解放和社会公正为内容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从文化上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来自俄国的社会主义以其理论的批判性和实践的开拓性得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欢迎。但是，这并不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已在中国社会土壤中扎下了根。一种外来的理论，即使它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与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中，也有一个通过再创造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向俄国人学习”表明了一种政治选择，绝不意味着照搬俄国人的具体做法。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6]742-743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它生命力和创造性的体现，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之所在。所以，毛泽东强调：“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7]759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生命力，不是存在于一种理论假设之中，而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要求，确立中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认识中国的阶级状况和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解决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体现出来的。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二大确立了党的最低纲领以后，共产党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坚定力量。但是，这一任务的解决却需要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中经过长期探索才能实现。就社会变革来讲，中国的现代化是要在现代工商业发展、自由民主建构、教育科学文化发展和普及中，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根据无疑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现代城市。但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却在农村，处于广大腹地的农村基本上还没有受到外源现代性的冲击，仍然处于传统封建统治之下，并且成为专制主义政治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民国时期的现代化努力导致了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它不仅不能成为解构传统社会基础的力量，而且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也就不可能形成。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问题。毛泽东不是就农民问题而论农民问题，而是把农民问题同世界形势发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同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联系起来，从而也就使之有了新的时代特色，形成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革命道路。这也就是说，要在解放农民的过程中改变传统社会的基础，培育现代化的内源生长力。他曾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7]652。但是，他并没有把自然经济理想化，他说过：“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8]207。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是消灭封建制度，实现民族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政治前提，但还不是现代化本身，现代化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发展之上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才能实现的任务。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写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9]374。建国前夕，毛泽东又指出：“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并由此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7]1320。毛泽东提出：“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9]84他不仅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7]765，而且提出：“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实现工业化有三种方式，就中国的一般条件来说，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