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

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

科学技术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没有什么别的事物象科学技术那样如此巨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对科学技术的运用才使人类真正脱离了动物界。科学技术萌芽于原始社会而发展于奴隶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世界各民族相对封闭居住在本民族的聚居地，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明形式。比如中国和古希腊就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模式，综观其特征，我们不妨把它们概括为中国古代的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和古希腊的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一、两种科学技术模式的主要区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和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各自发展完善，形成自己显明的个性特征，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方面面，二者存在显著区别。 1.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诚然，无论什么样的科学技术成果，对人类社会都有其实用的一面，对于某些基础性理论成果，可能当时看不到它的意义，但最终它的作用总是会显现出来的。但是，关于科学家为什么而进行科学发现和发明的问题，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则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具有极其鲜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则具有“为科学而科学、以科学认识本身为目的”的非功利性色彩。中国古代从秦汉到南北朝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农学上的《齐民要术》、天文学上张衡的侯风地动仪，还是数学领域的《九章算术》和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都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实用性的特征。唐、宋、元、明、清时期基本上延续了前期的实用科学技术模式，这一时期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对世界的最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上，而这些科学技术成就都直接来源于实践而服务于实践，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特征。我国科学技术体系实用性的特征甚至在现时代也有表现，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普遍人心浮躁，难以沉下心来做学问，安贫乐道、把科学发现本身当作快乐的人少之又少。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实用技术的关系上，科研人员对能快出成果的实用技术关注较多，而对周期性较长的基础理论研究则较少涉及。我国在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中一贯主张“经世致用”，仅仅将科学技术视为改善生活状况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把“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从我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上讲，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依然有较大市场。与此相反，古希腊科学技术体系则具有鲜明的“为科学而科学”的非功利性色彩，这一特点在古希腊前后期是一以贯之的。文艺复兴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部分地继承了古希腊的这一传统。泰勒斯是古希腊第一个自然哲学家，从他开始，古希腊科学技术非功利性的特征就已明朗，正是他首先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万物皆源于水”的命题。当时，这一命题对于改变他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看来并没有多少帮助，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这一问题的热情。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还提到一则故事。说泰勒斯曾经很贫穷，别人都嘲笑他的无能，对此泰勒斯不以为然，有一年冬天，他运用天文学知识预测到来年橄榄将大丰收，他低价把周围的榨房全部租了下来，第二年由于橄榄大丰收，榨房租金提高了许多，泰勒斯一下子发了大财。泰勒斯借此向人们说明，科学家要想致富是很容易的事情，只是他们的抱负不在此处而已。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提出：哲学和科学的诞生有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惊异”，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有了惊异就感受到自己的无知，自知其无知者为了摆脱无知就求

知识，求知并非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纯粹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欧几里得是希腊化时期的数学巨人，正是他总结了当时的数学成就并使之体系化，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几何学的经典著作《几何原本》。关于欧几里得，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位青年向欧几里得学习几何学，刚学了一个命题，就问欧几里得学了几何学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得不满地对仆人说：“给这个学生三个钱币，让他走，他居然想从几何学中得到好处。” 这则故事具有象征意义，这说明整个古希腊一直十分强调科学的非功利性。 2.关于科学研究的方向和范围。这一问题与前一个问题紧密相联，正由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模式具有极端的实用性特征，所以与人类生活直接相关的学科得到了超常发展。在哲学领域，哲学家对自然观的问题关注甚少，没有形成完整的自然哲学体系，但是却突出发展了伦理学、人学的方面，统治我国二千年的儒学思想本质上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在数学上，我国古代将数学称为“算学”、“算术”，称谓上的差异反映了数学研究内容上的不同，我国古代数学是“形数结合，以算为主”，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算法体系，侧重于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突出发展了应用数学的方面，对基础数学则甚少研究。此外，我国古代在对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农学、医学和天文学上颇多建树，但是在与人类生活看似关系不大的逻辑学和理论物理上则没有多少成就，甚至可以说我国古代没有逻辑学。古希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范围上，把科学发现本身当成目的，突出了它的非功利性，而近代西欧则继承了这一传统。由于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基础理论研究很难在短期内见到“经世致用”的实际效果，往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古希腊科学家正是对这些看似与人类社会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哲学、基础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地理学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在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正是这样一种科学技术模式才可能有西方近现代以来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等基础性理论成果的诞生。此外，如果我们把科学与技术看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事物的话，那么，我国古代突出发展了技术应用的方面，而古希腊则主要发展了科学的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方面。前者更多地考虑了“经世致用”，后者则更多地考虑了回答世界“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3.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

①经验直观与抽象推理的对立：我国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主要考虑从经验和直观出发，强调“格物致知”。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认为：“中国数学只注重具体数字，阻碍人们考虑抽象的概念，不管怎样，中国人注重实践与经验的性格总是使他们倾向于向这方面发展。” 而古希腊则更重视事物的“理念”。比如柏拉图就认为，真正实在的是“理念”，它是超越事物的存在，而一切感性经验仅仅是对“理念”世界不完善的临摹，是靠不住的。他还认为科学与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把握“理念”。②科学数学化上的对立：在我国古代各学科门类的发展中，数学没有起基础性的作用，没有将数学引入数学以外的科学；而古希腊则创造了一套数学语言来把握自然界的规律，科学数学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对数学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推崇备至，主要进行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柏拉图学园门口竟然立着“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的牌子。③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方法的对立。我国古代除墨学有关于逻辑学的只言片语外，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逻辑学体系，学术发展与民族心理相互影响，使我国古代对逻辑推理、抽象思维未予重视，而只是突出发展了形象、直观思维的方面；而古希腊则开创了逻辑学，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已经建立起庞大的逻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还被西方称为“逻辑之父”。因此在整个古希腊时期，科学家善于运用逻辑思维方法来考虑问题。这一点甚至在我国和古希腊的神话中也有反映，我国古代强调“天人合一、人神同一”；而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