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儒家文化的内涵及其特色

韩国儒家文化的内涵及其特色

儒学自一千多年前传入韩国以来，影响其政治、法律及社会制度，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社会政治层面上，儒家伦理中的伦理治国思想成为韩国的立国之本。韩国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儒家文化强调家庭伦理、社会伦理，提倡人的自觉自律的道德，强调对社会有义务感、责任感。

韩国固有思想中很早就存在着儒学性的因素，传统思想也与中国的传统儒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使得中国儒学思想很容易地传入并被吸收。而吸收朱子学形成的朝鲜性理学与中国相比，则发生了不少深入而细致的变化。

一、传统儒家文化在韩国本土化后的内涵

儒家思想在韩国的重要性从其在教育方面的重要地位可以体现出来。著名的成均馆大学是韩国儒学的象征，不仅供奉着孔子及中国和朝鲜的名儒，并且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学校以儒学为宗，以“ 仁义礼智信”为校训，《儒学原论》是全校所有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并设有儒学学院和儒学研究生院，以培养儒学研究的专门人才。

在民间，儒家思想也受到欢迎。近代韩国的“民族文化推进会”，设立了学制2～3年的研修部和研究部，系统学习《尚书》《诗经》《周易》，还开设了《诸子选读》《中国思想》《中国文学》《中国诗歌》等课程，并在每年冬夏组办讲习班讲解《论语》《孟子》。

因此，教育的重视和实施，使得韩国文化中的儒教色彩十分浓厚。以韩国民间节日以及习俗风情为例，正月春节、五月端阳节等都同中国节日相同，其婚嫁生丧等习俗也与中国很相似。在韩国，这些节日与习俗中始终贯穿着浓厚的儒家伦理，体现上下尊卑和家族共同体的文化及民族精神。

关于儒学思想何时传入韩国，学界一直未有确考。早在三国时代，

随着汉字和儒家典籍的传入，儒学思想已经通过国家律令的制定、国史编纂、教育机关的设立等政治、教育领域对国家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这样，当时思想界占主流的还是佛教，儒家思想还没有形成足以对抗佛教的体系。到了高丽末忠烈王时期，朱子学传入韩国，逐渐被新进士族们吸收为治国理念，统治韩国社会近千年的佛教思想彻底被儒家思想（朱子性理学）所取代，从此掀开了思想史上新的篇章。说韩国近代史上的朝鲜王朝是以儒家性理学为建国和统治理念的“儒教国家”，此言毫不为过。

后来儒学在韩国的土地上经过了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历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二、朱子学在韩国的发展及本土特色

朱子学传入之初便被新兴士大夫们接受，后来以此为指导理念建立了朝鲜王朝，从而被定为国学。

韩国儒学具有自己的特性，有学者这种特性具体说就是重“气”、重“情”、重“实”。韩国儒学强调的是在韓国儒学发展史上，“气”的地位和作用。

在韩国儒学史中，由于对朱熹学说中“理”与“气”关系的不同理解，通过“四七论辨”形成了“主理”派和“主气”派。其中“主气”派谱系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李栗谷、金长生、宋时烈、权尚夏、韩元震和李柬等。

关于“理”与“气”的关系，李栗谷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理气为“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一而二”，是指理气的特性和功能性，“二而一”是指理气的圆融性和内在性。理气的这种既“一而二”又“二而一”的关系，李栗谷概括为“理气妙合”。

从理气妙合出发，李栗谷指出不论是“四端”还是“七情”都是“气发理乘”。“气发理乘”意为气为发之者，理为气发之所以然者。没有气则不可发，没有理亦无发之根据。但这里的关键还是“气”的作用。因为在李栗谷思想中，气可以动，而理不能动;气有为，而理无为，所以只能是“气发理乘”。李栗谷之所以讲“气发理乘”，主要是针对李退溪提出的“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的观点而言的。

三、阳明学在韩国的发展及本土特色

韩国阳明学与中国阳明学相比较，一个显著特点是将“气”范畴引入心学之中，故称为主气心学。“气”成为韩国阳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显然，这是深受“主气”学派重“气”思想影响的结果。

主气学者大都忠实地继承了孔孟的仁义思想并笃实地在道德践履方面下功夫，从栗谷的“诚”到沙溪的“戒惧慎独”再到宋时烈的“敬”，都是一种心法之学。通过心性修养，达到孔孟所说的仁义境界。所以，这种心性之学也是一种道德哲学。主气学者的这种心法之学或道德哲学就是一种实践性理学。这种实践性理学以元典儒学为基本理论，以下学上达为方法论，以修身养性为手段，以达到孔孟的仁义境界为安身立命之所在。17世纪韩国儒学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内容就是对实践性理学的提倡。也就是说，这时期的韩国学者大都主张实践性理学。

朱熹关于“性情”问题，从“动静”、“体用”、“未发已发”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但是却没有从理学的基本范畴“理气”角度对性情进行论述过。对此，韩国大儒李退溪明确地指出：性情之辩，先儒们已经论说得很多了，但却没有发现从理气方面对“情”进行分析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李退溪提出了“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经典结论。他的意思为：“四端”之情为“理”发，“七情”之情为“气”发。理发的四端之情是“善”的，气发的七情之情有善、有不善之区别，因此要为善去恶。韩国儒学学者第一次从“理气”观上对“情”作了系统的论述。

韩国实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韩国实学学者认为儒学元典的基本精神就是主张在自我修养的基础上，以经邦弘化、治国理民为目的，也就是“修己治人、内圣外王”。就是说儒学经典中包含着修身养性、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的下学精神，即儒家经典中包含着天下万事万物的普遍原理。儒学的这种“下学”精神在高丽儒学和朝鲜朝前期儒学中都有所体现，不过16世纪中叶以来由于长期的“士祸”和“党争” ，使朝鲜朝儒学走上了谈空说

玄、脱离实际的歧路，只追求形而上，而放弃形而下，丧失了经世思想。韩国实学提出的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尤其是开放对外贸易、改革土地所有制、促进工商业发展等进步主张是改革韩国社会的一剂良药，是使韩国社会由中世纪向近代迈进的强大推动力。

在儒学中，“仁”与“爱”和“恕”“公”等共同构成主导价值取向，并在历史上和中国社会制度形成一种互动关联。韩国儒学凸显“义”（义节）。朝鲜时代的“士祸”，逐渐酿造了韩国儒学的“道义”精神;外民族的人侵激发了韩国儒者的节义精神，使得强调“义理”、“忠义”成为近代韩国儒学的基调。

韩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有着深远的儒教传统。几百年来，韩国民间实践儒家礼节，相沿成礼俗，三纲五伦成为韩国家庭与社会人际关系的准绳，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曾有人认为韩国是“比中国还完善的儒教国家”。从韩国对于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发展可以看出，韩国对待外来文化是坦然的，这些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要重视教育，通过教育来把儒家文化的精华渗透到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二要注重家庭和温情主义，这些是儒家文化在韩国结出的奇葩，是韩国现代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源，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点;三要坦然宽容地对待每一种文化，只有积极宽容地对待外族文化才有可能创造新的文化。另外，道德修养的外化在韩国的成功表现也是要借鉴的，从外界对韩国人“尚礼”的认识就可以知道，韩国对儒家文化是在实际生活中贯彻始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