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江的方言

庐江的方言

庐江方言从大的范围来说，属于北方方言中的江淮方言。其发音同合肥话、巢湖话颇为近似，与淮南话则有较大的差异。安庆话孕育了甜软动听的黄梅戏，其辖地桐城、枞阳都与庐江搭界，因此庐江某些乡镇的次方言区受其影响，在发音上有相似点。一般来说，庐江方言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首先是发音较“狠”，咬字较急促。例如北京的“北”，普通话读“běi”，庐江话则读“biē”；伯父的“伯”，普通话读“bó”，庐江话也读“biē”；洗脸的“洗”，普通话读“xǐ”，庐江话则读“sǐ”；吃饭的“吃”，普通话读“chī”，庐江话则读“qī”；爹爹中的“爹”字，普通话读“diē”，庐江话则读“zī”；哥哥中的“哥”，普通话读“gē”庐江话则读“guō”。诸如此类，因此如果有几个庐江老乡在一起聊天，不明白的一定以为他们是在吵架。

庐江话的第二个特点，是“l”“n”不分。“l”“n”不分是不少南方方言的通病，在庐江话里表现得也很明显，尤其是“n”这个音，一般都会发成“l”。

庐江话的第三个特点，是后鼻音“ng”很少完整发出来，因此如果认为庐江话前后鼻音不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成立的。

庐江话的第四个特点，是不善于发卷舌音，但“zh”“ch”“sh”也并不是完全被“z”“c”“s”取代，例如“志气”、“处罚”的发音就和普通话相似，而教师的“师”和“柿子”的“柿”却读作“sì”。

作为一种方言，庐江话里的一些词汇是普通话里没有的，有些俚语活泼俏皮，大概只有本地人才能体会，例如“埋个”（明天）、“洋不三广”（嬉皮士）、“讪精”（吹牛）等等。

虽然庐江各乡镇的方言语法大致是一样的，但俗话说“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音”，每个乡镇的发音也是有区别的（当然，这种微妙的区别也只有本地人才能够听懂）。但一般认为，白湖人的发音是最动听的，这大概是由于此地已成为安徽最大的劳改农场，各地人士混杂相处，因而发音颇接近于普通话。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庐江人对“官话”的认同感。金牛话、石头话、罗河话等庐江西南方的乡镇方言因为“保留”了一些地域特色，所以发音特点也是很鲜明的。

判断一种方言的影响力，或许可以看其是否能衍生出较有影响的民间戏曲艺术。苏州话是吴方言的典型代表，由苏州话衍生出的昆曲、锡剧、评弹等戏曲无一不令人回味无穷，正说明苏州话的巨大魅力。北京话兼容并包，京剧、京韵大鼓、评书乃至相声等戏曲艺术长盛不衰，正说明北京话的蓬勃生机。绍兴是鲁迅故里，享誉海内外的越剧其实就源出绍兴方言，但近代以来由于上海后来居上，越剧反而在上海得到了发展。安徽是戏曲之乡，凤阳的花鼓戏、安庆的黄梅戏名扬海内外，皆得益于其方言的语言魅力。由庐江话和合肥话（庐州话）衍生出的庐剧也是江淮大地颇有影响的地方戏曲。庐剧旧称“倒七戏”，因为是一种对唱式民歌小调，无固定脚本，唱词、念白均即兴编凑，常常颠三倒四，故称“倒七戏”。1980年,在巢湖市烔炀河镇发现了“烔炀河禁戏碑”,该碑原砌在街头一商店的山墙之上,是清同治七年(1868年)巢县知事陈炳所立《正堂陈示》。碑文上写到：“近倒七戏名目,淫词丑态,最易摇荡人心,关系风化不浅。嗣后,如有再演此戏者,绅董与地保亦宜禀案本县捉拿,定将此写戏、点戏与班首人等,一并枷仗。”由此可推知,庐剧形成的历史应当早于1868年,至少也有近200

年的历史了，而巢湖地区应是此剧的重要发祥地。庐剧唱腔分主调和花腔两个部分。主调富于叙事,也可抒情,适合表现较复杂的戏剧感情。花腔曲调绝大部分是民歌小调,一般曲式固定,反复演唱。传统的庐剧唱腔没有丝、管乐器伴奏,只有锣鼓进行起奏、间奏和伴奏,艺人称“满台锣鼓半台戏”,足见锣鼓在庐剧艺术中的地位。早期庐剧的表演也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唱一段舞一段,唱的是民间小调,舞的是民间歌舞,舞蹈动作一般不结合剧情。演出多为幕表制,一般没有固定的台词,而以临时串词、套词来自编。建国后经过整理，庐江人熟知的庐剧剧目有《打金枝》、《陷巢州》、《荞麦记》、《小辞店》等。2006年5月20日,庐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此外，庐江过去还有一种叫做“门歌”的地方小戏，其用途大约与凤阳花鼓差不多，都是在农荒时节逃荒乞讨时唱的。门歌一般由夫妻二人对唱，内容多为叙述自家的不幸遭遇或赞颂施舍者的善良好运。演唱时节拍简单，有时用二胡等民间常见乐器伴奏，有时干脆拿筷子敲击碗碟配乐。这样的民间小戏二十年前还零星有所见，大约是演唱者农忙闲余出来丰富城市人的业余生活吧；而今要想听到，只怕得让专业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去深山老林中做田野调查。要是哪位再能做一些专门的整理，那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