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暴力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农民问题、暴力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
——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学校：北京大学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姓名：朱竞雅
学号：1301213107
邮箱：zhujingya@
农民问题、暴力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
——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朱竞雅
摘要：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摩尔以其宏观的全球化视野向我们展现出农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容忽视的地位以及暴力革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作用。

回顾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暴力革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其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亦值得我们深思。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在中国近年来形势依旧严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本文拟对如何解决以上问题进行探索，以求为加快现代化进程，构建和谐社会寻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径。

关键词：农民问题暴力革命民主专制现代化
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成书于1966年，一经出版立即风靡欧美文化思想界，后与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埃米尔·德克海姆的《自杀论》并称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三大名著。

在这部恢宏的巨著中，摩尔以世界现代化1的政治演进为主轴展开了全书的构架，并梳理出三条通往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形式，即西方的民主道路；第二条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反动形式，也就是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是以中、俄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

还有一条非典型路径就是印度道路，它的存在证明了在十分有限领域里的三种历史类型之外，是完全可能建立起其他的路线和选择。

之所以会形成三种不同类型的典型历史路线，摩尔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阶级关系组合模式的变异和转换”2。

关于这一点，许多研究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往往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上，而摩尔却另辟蹊径，把目光转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并且肯定暴力革命的手段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观点独到，极富启发性，是人类在认识空间不断深度挖掘的有力体现，对当今中国现代化路径的选择很有启示意义。

一、暴力革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高度评价了暴力革命在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他详细分析和考察了英国、法国和美国在通往民主道路上所经历的暴力冲突，向我们呈现出了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虽然在民主化进程中，暴力革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当今“和平”和“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的指引下，我们应该反思摩尔的暴力革命思想，在新的全球背景下寻找发展的突破点。

（一）暴力革命对民主化进程的贡献
摩尔认为，“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是漫长的政治演变进程中异常激烈的暴力行为，从中产生出我们所谓的西方现代民主”3。

在分析圈地运动时，摩尔提到“革命的暴力行动可能与和平改革一样，对相对自由的社会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并非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暴力行为都采取革命都形式。

大量暴力行为正是在合法都范围内发生的。

”4在谈及法国大革命的关键性启示，摩尔指出“用暴力摧毁旧秩序是法国走上民主制漫长道路的决定性一步。

”5而美国内战经验也同样告诉我们暴力革命的重要性，“如果美国南、北方之间不发动战争，而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就不会有战后民主制的发展。

”6同时，摩尔也用德国、日本的反例来印证了避免暴力革命后患无穷。

德意日想避免暴力革命，从而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了工业化，很快法西斯主义在这些国家诞生，不仅磨灭了民主，反而招致更加残酷和血腥的暴力，并给全人类带来了灾难，是资本主义反动形式的代表。

“日本在进入现代历史的初期阶段上不曾付出革命的代价。

但也正是部分地因为日本避免了这些早期的恐怖，它才在后来受到法西斯的统治并遭到了战败的命运。

广而言之，德国也因类似理由而重蹈这种厄运，回避革命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同样，印度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但是在印度。

这出戏还没有达到高潮。

”7
（二）对暴力革命思想的反思
正如西方学者波吉所指出的，摩尔的观点在西方社会理论中代表了暴烈思想的复归。

《起源》一书的问世以及它在思想界引起的普遍反响，标志着美国社会思潮的重大转折。

8这个转折一方面是对二战后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右翼思潮的批判与反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整个世界由两级对抗向多元局面转变的历史趋势。

西方传统理论总是将民主和和平并举，暴力与专制同论，以此来回避其曾采
用暴力革命的事实。

然而尽管西方总想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暴行抹去，不可否认西方民主道路的起点便充斥着暴力与血腥，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9但马克思虽然批判西方暴力剥削的特质，但却并不反对采用暴力革命手段。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10在通过暴力革命摧毁旧制度这点上，马克思与摩尔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但摩尔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确实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在以现代化为目标归依的模式下，暴力革命在摩尔的论域中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

然而有学者指出，无论我们的政治建构，还是学术研究，出发点到底应该是什么。

首先“现代化”作为目标模式就值得反思，更兼现代化是一个内涵极为宽阔的词，太多相反的价值也都可以统合到现代化之中；其次，就算在最狭义的意义上来使用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和很多价值冲突的，比如民主，比如自由等等。

所以，从根本上说，摩尔犯的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

11
总之，无论对暴力革命的肯定还是反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经验支撑，摩尔的暴力革命论和保守主义者的反对暴力论，实际上都有其逻辑合理性，也有充分的理论解释力。

值得肯定的是，摩尔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思考问题的空间，暴力革命的意义可能也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这本书思想开放的品格，也体现出真正经典的魅力之所在。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摩尔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民——这个现代化进程中被遗忘的力量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他写作的宗旨就是力求阐明“在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饰演的种种角色。

”12来揭示“农民阶层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而影响着议会民主制的诞生、法西斯主义右翼专政的出现和共产主义左翼专政的问世”13。

鉴于农民阶级的重要地位，他把本书的副标题定为“现代世界诞生时的贵族与农民”。

（一）土地贵族与农民阶级的关系
摩尔认为“土地贵族是否转向农业商品经济，是决定尔后政治进程的最关键
的因素。

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这种转化，那么商品经济化就将大功告成。

”14也就是说，“必须打破土地贵族的政治霸权或对其加以改造，农民要面向市场进行农业生产，而不再囿限于本人及领主的消费。

”15西方的民主化道路合理的调节了地主和农民关系，没有产生严重的农民问题，从而实现了农业商品化。

但如果上层土地贵族对商品经济反响微弱，那么就会产生农民问题，甚至引起农民革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对民主构成严重威胁。

“在法国、俄国、中国，地主阶级内部未能发展出真正强劲有力的商品经济态势，革命运动就演变和发展为咄咄逼人的威迫力量。

”因为农民革命的主要原因，从来就是农民社会与上层土地贵族在制度上的联系过于脆弱。

而如果上层土地贵族，在不改变社会结构的情况下，采用政治手段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上来实现现代化，结局往往会走向法西斯主义道路。

总之，在农业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如果土地贵族能够转向商品经济，农民问题得到解决，对于民主的实现将会产生重大作用。

（二）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
在描述农民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时，摩尔总结道“在中国和俄国，农民发挥了决定作用；在法国，他们的作用十分重要；在日本的影响相对较小；在印度农民力量甚微；而在英国和德国，农民在最初的斗争中失利以后，便处于无关宏旨的地位。

”
在全书中，摩尔通过对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进行具体分析来阐述了他的观点。

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摧毁了农村社会的结构，把农民从英国政治生活中排挤出去，消灭了小农，因此没有严重的农民问题的境况促进了英国的民主化进程。

在法国，农民是革命持续成功的重要力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无套裤汉是革命的动力，而农民则成了决定革命能走多远的缰绳。

”16美国并没有强大的封建主义或官僚主义，而且也无需解决庞大而稳固的农业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商品化农业的推行一开始在美国就没有遇到阻碍，而后的农民高度商品化也成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稳定器。

而日本之所以没有发生农民革命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因为封建制度的自我调整促使农业生产率不断上升，农民有足够的动力；另一方面，日本农民和封建地主关系比较密切。

但这种既不愿意改变社会结构，同时却又试图实现现代化的决策必然会将国家引向法西斯主义道路。

在印度，英国人占领时期的阶级关系结构、农民阶级因种姓和语言差异而分裂以及因传统规
范和财产束缚屈从于统治阶级，这些都削弱了农民革命的倾向。

谈及中国，摩尔指出，科举考试和中国社会本身顽固的封建势力窒息了现代化进程，使农民问题在旧体制内以革命的形式爆发出来。

一方面，科举考试使雄心勃勃的人离开商业，转而从政；另一方面，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达到了顶峰。

“农业社会结构以及农民和上层阶级的微弱联系，不仅有助于解释农民起义的阻碍和局限，也有助于说明何以中国的农民起义频繁不绝。

”17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从来不缺少农民的身影，农民问题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始末，他们为摧毁旧秩序提供了主要力量源泉，在中国历史中是种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三）农民阶级的消灭和公民的诞生
不可否认，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农民阶级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马克思在谈到农民时，指出农民普遍具有自私、分散、保守的阶级性，他们眼光狭隘，也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

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尽管侧重对于群体心理学的研究，但他对于群体的归一心理的概括，同样适用于农民。

农民阶级在聚合时往往容易形成愚蠢、冲动、偏执、专横、极端，缺乏主见的状况。

摩尔明确提到消灭农民阶级（完成农产品商品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仅靠农民阶级本身，是永远无力实现一场革命的。

农民为摧毁旧建筑提供了动力，然而在以后的再建设工作中却毫无贡献。

”18
公民的诞生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有效保证。

政治制度合理化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按照新的社会模式塑造一代公民”19。

但显然，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因为长期浸淫在小农经济的体系中，形成了自私、保守、狭隘等阶级性，这与现代公民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如果农民阶级不能成长为现代公民，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便只能是一个幻影。

现代公民的主流应当是拥有独立的判断意识和强烈的权利意识，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对于世界做出准确的判断，同时具有完整的行动能力，以便承担作为现代公民理应担负的政治层面的义务。

三、中国现代化路径之展望
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起源》一书中，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描述的关键词，一是农民阶级，二是暴力革命。

不可否认，这两个因素对于其他国家现代化产生过重要作用，但是其在中国影响力更是非同一般，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

因此，
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不可能绕过农民问题和暴力革命问题，今后中国的发展也与二者息息相关，研究二者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一）暴力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分析中国近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暴力革命的思想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

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国共内战，中国的近代史无不充斥着血腥与斗争。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对于暴力革命有了一个渐进的认识。

从洋务运动推崇封建制度内部自上而下的改革，到戊戌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渐进式改革。

对一个民主传统薄弱、封建势力极其巩固的国家来说，和平改良之路根本走不通。

于是，无数仁人志士目光开始投向暴力革命之路，经历了由和平改良思想到暴力革命思想的转变，其暴力革命思想也由理论付诸实践。

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采用暴力破坏旧社会的锁链、瓦解旧社会的结构，从而扫清了通向现代化道路的障碍。

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暴力革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早年并不主张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而是崇尚和平改良、“呼声革命”，但中国近代的国情想要通过不流血的和平方式过渡只能是纯粹的幻想。

军阀统治下的严酷事实，让毛泽东确立了通过暴力革命走俄国人的路的坚定信念。

于是，他创造性地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以及“枪杆子里出政权”等理论。

“八七”会议后，党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了多次起义，积极开展了武装斗争，暴力手段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已为全党认识。

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不无凸显着暴力革命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意义，这些都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暴力革命带来了中国社会传统结构的迅速重构，奠定了走向现代化的基础，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也不忍做太多的苛责。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地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和惨痛的代价。

在和平、民主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国家需要发展和进步，已经不能照搬西方早期原始积累的方式——依靠血腥暴力、侵略扩张和海外殖民获得超额利益，也无法向西方现在一样，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和技术垄断，来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

在尊重自由、健康、生命等等这些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修炼内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之路。

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平、自由、民主、法治种种普
世的价值也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我们会更加珍视文化的传承，注重培育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

（二）农民问题与中国现代化
1.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问题
亨廷顿在其《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过“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的稳定，端赖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

”20纵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如果农民阶级支持政府以及它推行的政治制度，那么，该制度自身就可免遭革命之虞，政府也有希望使自身免受遭叛乱之祸。

如果农民阶级站在政府对立面，那么，制度和政府都有被推翻的危险。

“城市的作用是一个常数：它永远是支持反对派的力量根源。

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

”21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早期，对国情没有深刻的把握，像之前的其它革命集团一样，重视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城市武装暴动力量有限，农民作为革命的潜在力量几乎没有受到注意，在反动势力的破坏下，革命不可避免地步入低潮。

在无数革命家的探索以及革命实践的指引下，打破敌人三次反革命围剿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基本实现了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重大转变，真正在全党确立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

摩尔指出“以共产党的胜利为高峰的1927-1949年革命的大众基础，是那些缺少土地的农民。

”22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勃兴，其内在的原因就在于共产党人和千百万农民的有效联合。

“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向人民提供了更多保护，由于中国共产党运用物质利益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方面的组织能力增强，因而，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使农民从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中解脱出来”。

23农民，这个中国最庞大的社会群体，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了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

2.当前“三农问题”的出路探索
目前的中国，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近七成。

如果不能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那么可以预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在这一问题上遭遇瓶颈。

如果要对“三农问题”进行根本的解决，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有着作为一个巨型农业国家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作为东方农业
大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农民数量之庞大、农村问题之严重由来已久。

其次，共产党执政后，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以增长军事力量，实行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来获得经济的腾飞，确立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目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政策刚起步不久，推动阻力大，效果并不理想。

新农村建设虽有成效，但在许多地方沦为政府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实际的利益并没有落到实处。

同时，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城市，游离于社会最底层，处于一个非城非农的尴尬地位，为未来的中国发展留下隐忧。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需要政府、社会多方面携手合作，共同解决。

（1）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政府需要在政策上加大多农业农村的扶持力度，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将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划，在行政管理中把农民当作与其他阶层地位平等的利益群体，这些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实现农业现代化十分重要。

统筹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其重点就是要落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的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政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平稳转移，加快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实行以减轻农民经济负担为导向的农村税费改革，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加大补贴力度，切实增加农民的收入。

（2）强化农业立法和制度建设，为农村发展提供保障
目前，农业和农村之所以发展遇到瓶颈，碰到许多难题，不少是由于无法可依或无规章可循而造成的。

这亟须我们加快农业立法进程，积极推动保护农民权益的法律制度建设。

与此同时，还必须对法律实现有效监督，促进这些法律制度得到有效实施。

虽然我国《农业法》已经出台多年，但其中许多条文执行不力，长此以往，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将难以为继。

（3）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村民自治
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离不开农民的支持。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首先要打破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调整县乡两级政府的权利，建立廉洁、高效、合理的地方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另外，我们必须让广大农民分享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切实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保障农民民主权利，为农村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培育和成长提供
足够大的空间，这样才能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否则就将失去执政的群众基础。

（4）培养公民文化，促使农民向现代化公民转化
如果农民阶级如果不能得到消灭或者不能成长为现代公民，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便只能是一个幻影，因此培养公民文化，加强公民教育十分必要。

而促进农民向现代化公民的转化，最重要的是具备顺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意识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即我们说的公民意识，包括：主体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公平正义意识、规则意识、民主参与意识。

这一方面需要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把农民当作与其他阶层地位平等的利益群体，对农民的公民意识进行培养；另一方面，社会需要给与农民更多宽容，平等地对待农民，并加强对农民的社会教育。

1所谓“现代化”，在西方学术圈子里，是一个专有名词，用以描绘自中世纪以来人类状况急剧变化的进程。

2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
3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48.
4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4.
5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86.
6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91.
7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50-251.
8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5-6.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8.
11陶铸.关于《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若干认识[J]. 经济研究导刊，2009(23).
12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
13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
14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39.
15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48.
16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87.
17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69.
18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89.
19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56.
20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311. 2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241. 22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75.
23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M].李玉琪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