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作品谈谈对十七年文学的总体特征的认识

十七年文学特征当代文学史复习2015

十七年文学之概括及论述

五六十年段中国文坛，受到政治的压迫“强奸”，而不得不服从于政治，以政治的要求作为文学创作的动因。政治气息充斥于文学作品之中.。

十七年文学作品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集中体现于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其作品都体现着如下的特点。

一、史诗创作情结。写作类容都为有关新中国的重大历史或者有特别意义的事件为落点，用极大的篇幅笔墨去渲染。营造史诗性的效果。如《红日》描写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林海雪原》描写东北民主联军一支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领下，深入林海雪原执行剿匪任务的过程。《红旗谱》将故事背景置于大革命失败前后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斗争，以“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为中心事件，展示了当时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壮丽图景。《红岩》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小说把反动派在全局上不可逆转的覆灭命运，与局部上的气势汹汹，疯狂镇压；把革命事业全局上的辉煌胜利，与革命者个人的悲壮牺牲，统一起来。《山乡巨变》完整地描写了湖南省一个叫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

二、英雄崇拜心理。《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是聪明，机智勇敢的化身，上演了一场绝妙的“无间道”，为了进一步了解威虎山匪帮的情况，提出打入匪帮的内部，乔装成成土匪，只身来到威虎山，机智的回答了“八大金刚”盘问；在座山雕精心布置的“与来袭共军激战”的战斗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识破诡计，将计就计乘机送出所摸清楚的情报，并且打入敌人内部。在年三十为威虎山摆“百鸡宴”一场中，“明修栈道，暗度成仓”把山贼玩转于手掌之中。《红岩》中江姐，江姐被描绘出“穆桂英”丈夫牺牲之后主动要求“挂帅出征向上级要求去丈夫生前战斗的地方工作，在叛徒蒲志高的迫害下，江姐不幸被捕。在此种情况下江姐化身“铁娘子”，受尽折磨，凶残的敌人把竹签钉进她的手指，面对如此，她傲然宣布“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创业史》的梁生宝，互助组初期，当庄稼人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富裕中农郭世富时，他跑到郭县买回稻种，在互助组内搞稻麦两熟，在富裕中农不愿再把粮食借给困难户度春荒，连有能力的郭振山都束手无策了，他却组织人们进山割竹，解决了困难户的粮食和互助组的肥料问题。就这样两个场景树立了梁生宝勇于进取、坚忍不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严于律己和注重求实的作风，忠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的崇高的性格。在十七年文学作品中从正面给读者讲述了什么是坚贞气节，崇高人格，坚定的革命立场和热情，以及机智英勇的气魄。树立各中处于不同环境，不同个性的英雄形象。

三、肯定歌颂现实。所以的作品中涉及到的战役，改革等个个故事都有一个中国特色的结局--代表正义的社会主义大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真实现实中50年代——6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农民公社化，“大跃进”等一些事件都出现严重的问题，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的生活水平不高，政治自由并不完全的保障，然而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却少有提及，以写农村题材的《创业史》，《山乡巨变》中出现的所有的困难都来自于相对立的阶级——地主老财，军阀恶霸的迫害压榨，小说中对于农民公社化的弊端都采取“雪藏”的做法，《保卫延安》中，对于中共的决策错误而导致撤退的事件将其美化成正面“战略撤退。正确的事情无限的夸大，渲染，对与错误的就“中国特色的”美化。

四、片面追求风格。第一方面文体多采用章回体评书形式，“段子”与“扣子”来吸引读者，多带以传奇色彩，以《林海雪原》最为突出，用夸张，神奇化的的手段赋予故事以惊险曲折，人物活动在深山密林，茫茫雪原的“传奇”环境。第二方面故事情结“先抑后扬，置诸死地而后生，化腐朽为神奇”的特点，《林海雪原》中“百鸡宴”一段，小炉匠逃回来威虎山，杨子荣的计划面临破产，剿匪工作也面临破产，看似剿匪正营陷入了死地，但是杨子荣先发制人，利用小炉匠的弱点，嬉笑怒骂，逼得小炉匠前言不搭后语，黔驴技穷。糊过来座山雕，最后将威虎山的顽匪一网打尽。《红旗谱》中前部冯地主对农民的迫害，起义的失败，反动军队包围围攻进步学生等等，都说明时局朝着被动发展，就一个契机，翻身做了主人，打倒了敌人。第三方面“极贬极褒”单面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反派认为一家几代都同样的“反派”，一生的轨迹都是反派的，《红旗谱》中冯氏地主三代都是反派，《红岩》中蒲志高，从小到大“履历表”上全是污点。以他们的污点，就衬出来正派人物的光辉，杨子荣，江姐，许云峰等一个个都“完美无瑕”。

纵观以上四点，我个人认为十七年文学成于此也败于此。成.史诗般情结，构绘了恢弘的场面，比起小清新在气势上更有感染力。然而败。过于简单的人物性格，神一般的缺乏“地气”人物形象，感觉脱离了人性；过于肯定的歌颂，在一点层面对于历史有失真，政治倾向过重，如同中宣部的宣传资料，说严重，就如同“洗脑”的资料。在当下，特别是80年90后思想讲求自由个性，对十七年的文学作品就不太感兴趣。读的人明显少于现当代作品。

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期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突出点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地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如：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城市的隐匿，对“十七年”城市题材文学作品艺术内容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表现在“十七年文学”日渐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礼俗的审美意义，而礼俗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正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差异性。城市生活有着较乡村生活远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活形式，对它们的应对是城里人对自己心智的考验，世故的城里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应对中体会着生活的惬意。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中途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十七年文学”语境将对日常生活的疏离推到了极端，连日常生活中人生存所依赖的最基本的关系——爱情和亲情都遭到排斥。爱情和亲情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的母题，但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作家们创作的禁区。

民间化倾向：识分子意识去表现他们所理解的大众,用大众所熟悉的方言、民谣、漫画、短剧不过是为了某种目的,即传播观念,真正的民众是没有自己的声音的。《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都是具有民间意识的主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