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
清华简《系年》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之建构

清华简《系年》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之建构李若晖【摘要】清华简《系年》基于其对于周礼内核的深刻理解,将周礼之崩溃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周天子与天之联系的断裂,导致了周王朝的灭亡。
周亡之后,所谓周天子都只是自称为王的诸侯而已。
历史进入力征争霸时期。
争霸战争的实质是攘夷,夷夏之辨的核心即在于夷贪夏仁。
以晋为核心的华夏以仁德结盟抵御以楚为首领的夷狄之贪暴。
随着诸夏联盟的解体与晋自身的分裂,至武阳之战,战争双方仅仅只是利益争夺而无仁德支撑,三晋虽胜楚而华夏亡、周礼崩,历史的意义宣告终结。
正是在这一历史的无意义之处,诸子开始了各自的思想建构,由此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崭新时代。
【关键词】中国传统历史哲学;《系年》;周礼;诸子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0)05-0117-09作者简介:李若晖,(北京100872)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三千余年不绝如缕的文献记载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迹。
但与历史文献的时间跨度与数量积累极不相称的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尤其是传统历史哲学的贫瘠匮乏。
《春秋》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并由此形成中国史学传统,即司马迁引董仲舒述孔子之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故今日之中华如欲在文化上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必须将传统“见于行事”的历史思考转化与凝练为历史哲学。
然而,迄今为止,现代学者所建构的中国传统历史哲学,往往是将历史哲学理解为对于历史规律的思考,然后将阴阳家邹衍之流的“五德终始之运”等学说简单地比附于历史规律,充作历史哲学。
这一类学说完全脱离了真实的历史实际,是一套为了政治目的而割裂扭曲历史的“缘饰之术”,如以此为中国传统历史哲学的主体与主流,中国传统史学将被视为只会记录而缺乏反思。
这无疑是对伟大的中国史学传统以致中华文明的贬低。
因此,从中国史学传统出发,基于古典史著对于历史演变的真切认识,真实地建构中国传统历史哲学,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个时代的重任。
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宣王“不籍千亩”的真相

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宣王“不籍千亩”的真相
雷晓鹏
【期刊名称】《农业考古》
【年(卷),期】2014()4
【摘要】周宣王"不籍千亩"是上古史研究中的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根据近出清华简《系年》首章的记载,《国语》"不籍千亩"指的是周宣王不仅废止了籍田礼仪,而且还彻底废弃了籍田,不再对其进行耕种和管理。
由于"籍田"的根本目的在于生产上帝之粢盛,而"籍礼"的目的也在于表示对上帝的恭敬,所以周宣王"不籍千亩"就有对上帝不敬之意,关系到上帝天神的福佑和周王室天命的得失,故被当时君子归结为宣王三十九年周王朝的军队在"千亩之战"中败绩于姜氏之戎的原因。
【总页数】5页(P198-202)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周宣王;不籍千亩
【作者】雷晓鹏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25
【相关文献】
1.清华简《系年》“千亩”的记载与商周上帝观念转变 [J], 黄可佳;李彦平
2.从清华简《系年》看“千亩之战”及相关问题 [J], 谢乃和;付瑞珣
3.由清华简《系年》看西周帝籍礼之兴废 [J], 付林鹏
4.清华简《系年》与周宣王"不籍千亩"原因蠡测 [J], 路懿菡
5.清华简《系年》“千亩”的记载与商周上帝观念转变 [J], 黄可佳;李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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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系年》与少皞“西迁”之谜

Hale Waihona Puke Ts i n g Hu a Ba mb o o S l i p s Ag e c D a n d S h a o Ha o‘ ‘ we s t wa r d’ ’m y s t e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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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华简《系年》看《左传》的编纂

从清华简《系年》看《左传》的编纂作者:张驰来源:《古代文明》2017年第04期提要:通过《系年》与《左传》相关内容的比对,《左传》的编纂者对所据史料应当运用了如下两种编纂方式:在组织层面,重组材料,随经隶事,比年排列,通过割裂、整合等方式将史料重组以安排到《春秋》的叙事框架中去;在文本层面,援经造传,根据《春秋》经文内容与规则对原始材料进行补充、改造,模仿《春秋》经文,以追求与《春秋》价值观的同一。
如果对《系年》各章与《左传》之间文本进行全面详细的比对,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整体的单线的承继关系。
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在《左传》与《系年》文本形成的时期,当时社会上应流传有大量的、不见于今日的历史记述。
《左传》与《系年》文本的形成正是这些历史记述在不同时空维度下流转的结果,同时它们文本本身也可能成为了传播链上的一环。
因此,《左传》与《系年》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今天的“资源共享”。
关键词:系年;《左传》;编纂DOI: 10.16758/ki.1004-9371.2017.04.007一、前辈学者关于《左传》编纂的讨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赵光贤先生作《编撰考》,指出《左传》本为各国史料汇编之书,并提出了“解经语”、“解传语”等概念,将《左传》文本划分为“记事”、“解经语”、“解传语”等不同的文本层次。
据此,赵光贤先生进而认为《左传》一书并非为《春秋》所作的《传》文,它本是一本独立的记事著作。
1其后,王和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他结合《左传》叙述多有割裂情况发生的这一现象,推测今本《左传》的成书应有三个阶段:(一)战国前期鲁人左氏所作纪事本末体史事汇编,这是《左传》的原貌。
(二)由后代经师改编为编年体,用它来解释《春秋》。
这一过程大约是在战国中后期进行的,至迟在战国末叶之前必已完成。
(三)晋杜预将《左传》依年附于《春秋》,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传合集的形式。
2赵光贤、王和两位先生对《左传》编纂的讨论对相关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强调《左传》对材料的编纂过程,《左传》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内部也有文献累积的层次,解经语、解传语与记事部分隶属于不同的文本层次;今本《左传》对其所据史料进行了重组、删改等多种方式的处理。
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初的三监

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初的“三监”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路懿菡《系年》简文云:“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
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子耿。
成王屎伐商邑,杀子耿。
”“子耿”又作“录子圣”,其同大保簋铭文所见的“录子(圣)”相印证。
简文的出现,不但证实了“录子(圣)”即为传世文献中的王子禄父,同时亦为重新认识周初的“三监”提供了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历史资料。
(一)传世文献中的“三监”考诸传世文献,“三监”之称最早见于《诗谱·邶鄘卫谱》孔颖达正义所引《尚书大传》,“武王杀纣,立武庚,继公子禄父。
使管叔、蔡叔监禄父,禄父及三监叛。
”此处记载先言“管叔、蔡叔监禄父”,以管、蔡二叔为“监”,后却言“禄父及三监叛”,似在管、蔡二监之外尚有一监。
学者认为“这种依违两可的模糊说法,说明汉初今文家对‘三监’一词的历史内涵并无清楚的认识。
司马迁作《史记》没有采用‘三监’这个概念,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①《史记·周本纪》言:“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
”《管蔡世家》言:“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
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
”《卫康叔世家》则言:“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
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
”在司马迁的记述中,武王以管、蔡二叔“相”、“傅相”武庚以“治殷遗民”,并未言及管、蔡之外还有他人,更未出现“三监”之称,也未以“三监叛”来概括武庚与管、蔡二叔共同发动的叛乱。
成书时间早于《史记》的《逸周书·作雒》言:“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殷祀。
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
”较之《史记》,《作雒》以管、蔡、霍三叔“俾监殷臣”,但仍未以“三监”指称三叔,而且言“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并未提及霍叔的下场。
“管蔡之乱”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国语·楚语上》、《孟子》等先秦文献,①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_系年_故志_说_清华简_系年_性质及撰作背景刍议_陈民镇

第22卷第2期邯郸学院学报2012年6月V ol.22 No.2 Journal of Handan College June 2012 清华简研究《系年》“故志”说——清华简《系年》性质及撰作背景刍议陈民镇(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山东烟台 264005)————————————————————————————————————————————摘 要:新近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2辑内容为《系年》,系一篇完整的先秦史书。
综观全篇,似乎很难说是编年体,而是前所未见的一类先秦史籍。
《系年》以记事为主,作者有意将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结合现实,有以史为鉴的意味。
《系年》作者的视野不局限于楚国,目前来说它还不能被肯定为楚人作品。
通过对《系年》虚词的初步分析,尤其是连词“及”的用法,可以看出其用词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楚地文献,而且《系年》的素材来源当是复杂的。
鉴于《系年》这一体例独特的佚籍与失传的“志”类文献存在诸多吻合,认为它很可能正是“志”类文献至少是类似于“志”的文献,可能还具有教材的品格。
《系年》的体例与“志”最为接近,将其归入“故志”的大范畴是适宜的。
《楚居》可视作一部“邦国之志”,而记载列国史事的《系年》则有“四方之志”的性质。
《系年》虽非《春秋》类的编年体史书,但其写作的时代背景,与“诗亡然后《春秋》作”有关。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故志;《春秋》中图分类号:H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30(2012)02-0049-09收稿日期:2012-04-15作者简介:陈民镇(1988—),男,浙江苍南人,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专门史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
————————————————————————————————————————————新近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2辑系一篇完整的先秦史书,整理者拟题作“系年”。
全篇分为23章,记录了周初至战国诸多史事,部分内容可与《左传》、《国语》、《竹书纪年》等史籍相对读,不少记述可补传世文献之不逮。
子居:清华简《系年》5~7章解析中国先秦史

子居:清华简《系年》5~7章解析中国先秦史清华简《系年》5~7章解析子居孔子2000网站2012年3月14日第五章蔡哀侯取妻於陈,息侯亦取妻於陈,是息妫。
息妫将归于息,过蔡,蔡哀侯命止之,曰:“以同姓之故,必入。
”息妫乃入于蔡,蔡哀侯妻之。
息侯弗顺,乃使人于楚文王曰:“君来伐我,我将求救於蔡,君焉败之。
”文王起师伐息,息侯求救於蔡,蔡哀侯率师以救息,文王败之於新,获哀侯以归。
文王为客於息,蔡侯与从,息侯以文王饮酒,蔡侯知息侯之诱己也,亦告文王曰:“息侯之妻甚美,君必命见之。
”文王命见之,息侯辞,王固命见之。
既见之,还。
明岁,起师伐息,克之,杀息侯,取息妫以归,是生堵敖及成王。
文王以北启,出方城,扱遂于汝,治旅於陈,焉取顿以感陈侯。
本章记述了楚文王北启疆土伐蔡灭息的过程,其内容大似《左传》而更为详细。
在此前,据《左传·桓公二年》所记“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
”可知,楚武王时期,蔡、郑等中原各国就已对楚的日渐强大有所忌惮。
至公元前695年,《春秋·桓公十七年》记:“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
”《左传·桓公十七年》:“蔡桓侯卒。
蔡人召蔡季于陈。
秋,蔡季自陈归于蔡,蔡人嘉之也。
”杜预注:“桓侯无子,故召季而立之。
季内得国人之望,外有诸侯之助,故书字,以善得众。
称归,以明外纳。
”蔡季即蔡哀侯,由《左传》及杜预注可见,彼时的蔡哀侯“内得国人之望,外有诸侯之助”,可谓颇有人气,但其即位后的行事则甚是不符,其事即《系年》本章所记内容。
整理者引《左传·庄公十年》及《史记·管蔡世家》所记与本章对应,并指出:“蔡哀侯即蔡侯献舞……陈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
蔡都在今河南上蔡西南,故息妫由陈至息必过蔡。
”[①]除说“必过蔡”稍嫌绝对外,整体上所言无误。
息在今河南息县西南,此时息妫出嫁,自当是由淮阳至息县,而经过上蔡确实是较可取的路径。
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

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撰文/李学勤清华简是指2008年秋天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由于媒体屡有报道,想来大家不会觉得陌生.清华简连同其残断的在内,一共约有两千五百枚,经过缀合排比,集成六十多篇,主要是经,史一类典籍,十分珍贵重要.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着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在2010年年底问世,国内外学术界有很大反响.2011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也出版了,相关讨论正在学者间展开.与报告第一辑包括竹简《尹至》,《尹诰》等九篇不同,第二辑只发表竹简一篇,题为《系年》.《系年》的篇幅很长,由一百三十八支简组成,原有简序编号,保存相当良好,只在个别地方有一点缺损.这是前所未见的一种断代性质的史书,分作二十三章,概述了从周初武王伐纣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大事.书的作者可能是楚国人,成书的年代估计为楚肃王时(前380——前370),也就是说比西晋时发现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还更早一些.《系年》的出现,对于古代文献和历史的研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书里面的记载,许多地方能够印证,补充或者纠正传世古书,特别是解决学术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这些当然需要对《系年》做持久深入的分析研究,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在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例子,聊供读者参考.周初分封诸侯,成立所谓”封建”的国家制度,奠定周朝几百年的根基,是古史上的大事.《系年》第四章说: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庚丘,以侯殷之馀民.卫人自庚丘迁于淇卫.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f13讲的是成王和周公在敉平三监叛乱之后,把反周的所谓殷顽民迁到在今洛阳的东都成周,同时吸取夏,商两朝覆亡的教训,将王室亲属分封为诸侯国,作为王朝的屏障,而首先建立的便是卫国.卫国的第一代国君是叔封,他是武王,周公的弟弟,成王的叔父.《系年》的记载,正好与《左传》定公四年祝佗所说互相对照.祝佗是卫国的大夫,字子鱼,《论语?雍也》把他的名字写作”祝鸵”.在《左传》里,祝佗追述了周初分封鲁,卫,晋三国的经过,下面只摘录涉及卫国的部分: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铸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祝佗是春秋晚期卫国大臣,他回忆卫国的初封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同《系年》相对照,只要了解康叔就是叔封,殷民七族就是殷之馀民,两者的一致是很清楚的.祝佗提到的分封卫国时的诰命《康诰》,并没有像封鲁的《伯禽》,封晋的《唐诰》那样早已佚失,却作为《尚书》这部经籍的一篇,经过历史的长河保存至今.有些经学家译读这篇《康诰》,提出种种诘难,竟成为千年不决的谜团,争论不休.原来,《康诰》篇文的开头是: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事)于周.周公成勤,乃洪大诰治.紧接着是诰命本文:王若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纪时的”惟三月哉生魄”,据《尚书?召诰》,《洛诰》知道是在成王七年,开始营造成周洛邑之时.当时各地方国都来会集,为这一大事服役,所说”播民”正是被14l文史知识201203迁的殷民.因为成王那个时候还没有亲政,实际是由周公代行诰命.”洪大诰治”的”洪”字,郑玄EPS)II为”代”(这不一定准确,但情事应当如此).诰命的具体时间,未必就在”三月哉生魄”,可能是在稍后的一段期间内.这些都与《左传》相合,所以《书序》说:”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遗民封康叔,作《康诰》.”对于这一点,从汉到唐,学者并无异说.宋代学者兴起疑经改经的风气,对《康诰》称叔封为”朕其弟”一点提出质疑,认为是武王时书.这个看法始于胡宏(五峰),受到一些着作的支持.苏轼的《东坡书传》还认为《康诰》篇首从”惟三月哉生魄”到”乃洪大诰治”四十八字是《洛诰》的脱简,误错到《康诰》.朱子也是赞成这一类意见的,从而他的学生蔡沈的《书经集传》对之予以强调,主张将《康诰》移到武王时的《金滕》之前.蔡沈《集传》后来被列于科举功令,这种看法(或与之类似的观点)竟成为主流.现代研究《尚书》的学者也有不少人采用,如屈万里先生的《尚书集释》可为代表.屈万里先生说:”诸家以本篇为武王告康叔之书,良是,惟仍以为康叔封于卫时之诰辞,则非.盖康叔封于卫在武庚之乱平后,其时武王己殁也.今既知康叔初封于康,后徙封于卫,则封于康时自当在武庚之乱以前,亦即当武王之世.”至于康在什么地方,屈书引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之说,以为即《说文》的邡,在今河南颍川I.《系年》的记载,把这些疑难都澄清了.上面已经引到,简文说”乃先建卫叔封于庚丘,以侯殷之馀民”,”庚”,”康”属古文字通假,庚丘就是康丘,也便是康侯的康.封康是”侯殷之馀民”,可见康即在殷的故土境内.大家知道,殷商故土分为邶,廊,卫,康一定是在卫,所以叔封也称为”卫叔封”.卫国建立以后,卫人才”自庚(康)丘迁于淇卫”,淇卫自然就是淇水之滨的朝歌,又称妹或沫.至于卫国的迁都是在叔封在世之时,还是其子康伯之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至于《康诰》”王若日:孟侯,朕其弟”这句话,孔颖达《正义》己说明是周公称成王命而言,周公称叔封为弟,古人行文不十分严密,是可以理解的.总之,叔封被封为诸侯只有成王时一次,武王时”封康”一说是不符史实的.圆前文与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CEl班)0D4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项目号:1C~iX)91) 以及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清华筒的文献学,古文字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I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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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李学勤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自2008年7月入藏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清理和检视,关于竹简的内容性质获得共识,即:这批珍贵竹简的性质是书籍,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有《尚书》及同《尚书》类似的文献,同时“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史书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1]。
这篇史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拟题为《系年》。
《系年》简长44.6- 45厘米,共138支。
简背有排序编号,但有一处重号,以致只有137号。
竹简保存基本良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
全篇分为23章,每章自为起讫。
文字通为墨笔书写的楚文字。
《系年》一篇字体是楚文字,但不能由此直接推沦这是楚国人的著作。
《系年》既不像《春秋》那样本来是鲁国史书,也不像《竹书纪年》那样于周室东迁后用晋国及后来的魏国标年,而是对各诸侯同各以其君主纪年。
篇中讲到几个重要诸侯国的兴起,如秦、卫、郑、晋等,至于楚国,却自楚文王始见。
在全篇23章里,提到楚的同然较多,不过这也可能是楚国强盛,在当时历史舞台上多有作为的缘故。
值得注意的是,篇中不为楚人掩丑,有时措词颇为严厉,如说“楚师人败,……楚人尽弃其(帱)幕车兵,豕逸而还”,作者在这里是站在哪方立场,需要研究。
成该说,作者即使确是楚人,他的眼光则是全国的,没有受到狭隘的局限。
《竹书纪年》的记事始于夏代(或说五帝)[2],《系年》只起自周初。
事实上,篇内有关西周史迹的仅在其前四章,要叙述的是东迁以后。
即使是这前四章,所说的重点也是在于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诸侯围怎样代兴,这表明《系年》的作者志在为读者提供了解当前时事的历史背景,也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篇中时代较后的一些章,还有时明显结合当时形势,例如:第18章:“至今齐人以不服于晋,晋公以弱。
”第20章:“至今晋越以为好。
”第21章:“楚以与晋固为怨。
”其间简文“至今晋越以为好”一句,指明作者之所谓“今”应存楚威王灭越,即公元前333年以前[3]。
从简中记事,可以找到—系列较晚诸侯的名号,如:第21章:“韩虔”(韩景侯虔)“赵蔖”(赵烈侯籍)“魏繋”(魏武侯击)“越公殹”(越王翳)“齐侯貣”(齐康公贷)“鲁侯侃”(鲁穆公显)第22章:“宋公畋”(宋休公田)“郑伯”(郑繻公骀)“卫侯虔”(卫公子适)第23章:“楚圣王”(楚声王)“折王”(楚悼王)这样看来,《系年》的写作大约在楚肃王时(或许再晚一些,在楚宣王世),也就是战国中期。
这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辑所收《楚居》篇的写成时间是差不多一样的。
关于《系年》与《竹书纪年》的相似,不妨举周平王事迹作为实例。
大家熟悉,《左传正义》昭公二十六年云:汲冢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大子,与幽王俱死于戏。
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
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
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字之误)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携王。
”束皙云:“案《左传》‘携王奸命’,旧说携王为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盘,非携王。
”束皙是《竹书纪年》的整理者,他根据《纪年》指出《国语·郑语》和《史记·周本纪》褒姒之子名“伯服”的错误”[4],是很对的。
但平王舅家之申,前人都以为在今河南南阳,《纪年》则说“平王奔西申”,西申见《逸周书·王会》,学者考定应存今陕西北部[5]。
这是什么缘故,前人没有解释。
《系年》有关一章开头即说:“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平王”,可知幽王的申后本系西申之女。
接着简文说,幽王嬖爱褒姒: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
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
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
至于余臣,简文说明是“幽王之弟”,立于虢,称“携惠王”,“立廿又—年”,被晋文侯所杀,这同《纪年》所载一致、《纪年》的“二十一年”,也应是携王的在位年,不是晋文侯的二十一年。
在这一点上,今本《竹书纪年》等是正确的,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却弄错了。
《竹书纪年》与《系年》的互相印证,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共和”的史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周本纪》索隐引《纪年》便说“共伯和干王位”,“干”、“间”是通假字[6]。
《系年》有类似简文:至于厉王;,厉王大虐于周,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彻,龙伯和立。
“彻”与“彘”、“龙”与“共”都相通假,这是《系年》可补《竹书纪年》。
不过《系年》这一部分也有令人费解的地方,简文讲共伯和立十四年,宣王即位,“龚(共)伯和归于宋”,显然是有问题的。
按《经典释文》引《庄子》司马彪注: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贤人,诸侯皆以为贤。
周厉王之难,天子旷绝,诸侯皆请以为天子。
共伯不听,即干王位。
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召公乃立宣王。
共伯复归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7]。
这段活一部分应出自《竹书纪年》,其中“共伯复归于宗”,成玄英疏释为“共伯退归,还食本邑”,足证《系年》“宋”当是“宗”字之讹,楚文字这两个字是很近似的。
这虽然不是直接的,但说明《竹书纪年》也可用校《系年》。
和“共和”一样与《史记》不合的,是关于秦国祖先飞廉的记载。
《史记·秦本纪》云商王太戊时有中衍,与其后裔都有功: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
蜚廉生恶来。
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
是时蜚廉为纣石(使)北方,……死,遂葬于霍太山。
《孟子,滕文公下》则说:周公相武王,诛纣。
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两说迥然不同,历代学者多有议论。
现在看《系年》云周成王平三监之乱:飞历(廉)东逃于商盍(盖)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历(廉)。
“商盖”见《墨子·耕柱》、《韩非子·说林上》,也即是又称“商奄”的奄[8],这与《孟子》所记是一致的。
奄和飞廉都是嬴姓。
三监之乱时东方有许多赢姓国参与。
见于《逸周书·作雒》: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9]。
……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
……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
飞廉之所以投奔商奄,显然是由于同姓又都参与乱事的原因。
“三监”一词,过去以为最早见于《尚书大传》,实际《系年》简文已经有了: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
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子耿。
传世文献中,“三监”或说是管叔、蔡叔、霍叔,如郑玄《诗谱》;或说是纣子武庚即王子禄父、管叔、蔡叔,如《汉书.地理志》”[10]。
看《系年》,似当以前说为是。
至于商邑叛乱“杀三监”,当然不是杀了三叔,所指大约是参预临管的周人官吏军士。
简文记“立子耿”,极为重要,与著名青铜器大保簋(《殷周余文集成》4140)可相印证、研究两周青铜器的都熟悉,大保簋是清道光、咸丰间发现的“梁山七器”之一,传出于山东寿张梁山下,即今梁山县境,现藏于在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
簋铭共4行34字(依原行款):王伐录子,(徂)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大保克敬,亡谴,王侃[11],大保锡休(集)土,用兹彝对命。
铭文里的“大保”就是召公奭,但“录子”是什么人,学者意见不一,最流行的看法,是与西周中期录伯簋的录联系起来。
不过后者铭文明云录伯家族世代服事周朝,说其先人曾经叛周实无根据。
在大保簋考释上别辟蹊径的,是日本白川静先生。
他虽仍认为“录子”是录伯的先人,但指出“录子”其实便是纣子禄父,这—见解见其《金文通释》卷一上[12]:“录子”又称“天子”,所作器有觚,铭“天子乍(作)父丁彝”(《愙斋(集古录)》二一·九)。
其敢称天子者,意指为殷宗既灭后的后嗣。
以之与录子并考,录子无疑是封以殷余民的“王子禄父”。
禄父为纣子,《逸周书·作雒》称“王子禄父”,《克殷》称“王子武庚”,《史记·殷本纪》等称“纣子武庚禄父”。
“禄父”是他的名,“武庚”为他的庙号,“录(禄)子”可能是名、字联称。
白川静的说法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13](不过他关于“天子”觚的读释并不正确)。
上引《系年》简文证实了白川静关于大保簋的论点。
大保簋的“录子”,简中作“子耿”。
“”可通读为“圣”,古音书母耕部,“耿”则是见部耕部字,可相通转,就像“圣”‘与“声”通,而“声”字从“”是溪母字一样。
再说一个《系年》可与青铜器铭文联系对照的例子。
传1931年出于河南浚县辛村的簋(《殷周金文集成》4445),现藏在英国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院,铭文4行24字(依原行款):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司徒鄙,作厥考彝。
所记是康叔封居于卫,“”即在今淇县的“妹”地[14]。
按《左传》定公四年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
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
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
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
《康诰》在伏生所传《尚书》之列,流传至今,然而《康诰》作于何时,反映的是不是成王、周公分封时候的史事,一直有很大争论,连带着关于簋的理解也多有异说。
其中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康叔是否原封在康,后来才改封到“殷虚”即卫。
如果确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不称“卫诰”,却称作《康诰》?“康叔”之“康”,郑玄以为谥号,当然是不对的,马融则释为畿内国名,《史记·卫世家》索隐引宋忠说:“畿内之康,不知所在也。
”宋以下学者有人以为即《说文》的“”,在今河南临汝一带[15],并不足信。
《系年》于此有较详记述: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先建卫叔封于庚(康)丘,以侯殷之余民。
卫人自庚(康)丘迁于淇卫。
“庚”、“康”系通假字。
原来“康丘”就在殷,是“邶墉卫”的“卫”的一部分,所以康叔封也可称“卫叔封”,不久卫人迁都“淇卫”,即在淇水流域的朝歌,那里便专称“卫”了。
因此,《左传》所说并没有不实的地方,簋的“诞命康侯鄙于卫”也得到印证。
以上我们介绍《系年》简的西周部分,或许讲得太多了,简文的主要内容,如前所说,还是春秋战国的部分。
特别是战国早中期事迹,多为传世文献所缺略,而同近年出土的其它楚简有可相补充之处,这里也谈一个例子,以概其它:据《系年》简文,楚简王七年即公元前425年,命莫敖阳为率师以定宋国的公室,与晋人发生冲突。
过了两年,即简王九年,公元前423年:王命莫敖阳为率师侵晋,攘(?)宜阳,围赤,……魏(魏文侯斯)、赵(赵献侯浣)、韩启章(韩武子启章)率师救赤,楚人豫(舍)同围而还,与晋师战于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