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在当代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工在当代社会的地位和影响

王莉1031501011

分工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状态，早在古希腊社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等哲学家就对其作过分析。涂尔干对社会分工给予极高的地位，他从各个方面讨论了分工对社会组织形式、精神层面的渗透，并进一步指出了分工使社会成为可能。而社会分工真正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开始扮演主角儿则是源于Smith的《国富论》。自此社会分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加速了社会文明的进程。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可动摇，但也逐步退居主导地位，成为维持社会团结、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工具—一种强大、不可替代的工具。在当代社会，社会分工的这种功能已出现苗头，但仅仅是一个开始，其表现是各种社会弊病的出现和被广大社会个体所察觉，就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

一、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初期的影响

社会分工不仅提高了人们的技术水平、节省了劳动力，也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大幅度增加，同时也使社会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色诺芬第一次论述了劳动分工的必要性，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而专门从事一种技艺会使产品造的更好，而且会节省人们从一件事情转移到另一件事上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从而提高效率。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这些功能以这种分化的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能够彼此紧密的结合起来；分工的作用不仅限于改变和改善现有的社会，而是使社会成为可能。如果说分工带来了经济收益，这当然是很可能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的结合起来而形成一种联系，使人们摆脱孤立的状态，形成相互联系，从而同舟共济，彼此认同。

Smith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Allyn Abbot Young 在不列颠F小组所做的会长致辞中认为Smith的分工理论是“在经济学整个文献

中所能发现的最辉煌和最有成果的概括之一”。

二、社会分工带来的社会理性化的困境

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初期具有极大的爆发力，促进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但正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安全感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社会作为一个宏观的系统也同样适用。人类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开始追求较高层次的需要，虽说高层次的需要对低层次的需要有调节作用，这种理论对社会来说也是适用的。从社会整体来说，人们普遍反映对这个社会没有安全感，也没有归属感，随时都有被社会抛弃的可能。所以，当社会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人们对物质追求的欲望就不那么强烈了。人类社会进入这一阶段的标志体现在奢侈品的大量增加，而且商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上面，而且社会分工的效率增幅也在下降，比如2008年为期两年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典型的一个表现。有许多学者未卜先知认为社会将处于一种难以解脱的理性化的困境之中，这种理性化的困境将人类社会带入一种没有尊严、缺乏温暖与爱、彼此冷漠、无情、机械服从的状态之中，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科尔曼认为，社会分工致使法人行动者大量出现和其社会行动中比重日益增加，大量的社会问题开始也不断涌现，主要表现在个体权利和自由的丧失：在现代社会，许多事件的直接控制权由个人向法人团体转移，于是，“对个人有影响的重要事件越来越多地为法人团体所控制，而法人团体却处于上述被影响的松散控制之下。虽然他们在政治事务中拥有特定的利益收入也很高，同时还从劳务及其他资源中获利，但付出的代价是对其利益攸关的事件几乎无法控制，并把这种控制权交给为他们服务的法人，社会的基本活动越来越多地为无形的法人行动者所控制。”并且自然人在法人中得到的权利与先前自己付出的截然不同。法人会采取种种手段进行限制，自然人不太容易从中得利。而且，最为明显的是，有些自然人把自身权利的使用权交给了法人，但却没有成为（或不可能成为）法人职位的占有者和资源的使用者，如儿童、家庭妇女、农民、未就业的青年等。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资本在大量减少，其损失相对那些在法人组织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人而言更严重。生活在法人中的个体的行动也往往不（直接）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是代表着法人行动者的利益。

哈贝马斯称这种状况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指原本

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地活动，给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了。在现代社会，体制的理性化主要是在市场和国家机关的范围内。市场是指经济系统对人的影响，它主要是通过金钱制约着人类的行动和生活世界。国家则是通过机构所产生的权力来影响和控制人的行为的。所以，在现代社会里制约人的行为的主要手段是金钱与权力。二者都要求有效率的运作，因此都以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作为运作的准则和目标。为达到有效率的运作，市场以金钱来调节和制约人的行为，国家机关则通过权力来影响人的行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金钱与权力的制约机制逐渐渗透到其他活动中。人们不但在日常的工作中，而且在娱乐、教育和家庭等事务中也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沟通的媒介，对待周围的人和物采取商品一样的态度，只注重感性上的取舍，不做深层的反思和讨论。这样，人们逐渐习惯于把周围的环境，包括其他人在内，都当做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或手段，这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这种殖民化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使人们失去了自由和尊严，而且造成人们知识和技能的缺乏与能力的下降，也造成人们生存方面的困难和人们情感上的缺乏，同时，精细的劳动分工把人们囿于极个别的职业，造成人们其他方面技能的丧失，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分工虽然带来了整体社会的效率，但是以牺牲个人其他方面的知识、技能为基础的，这是对人的权利的侵害和剥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种殖民化造成的文化悲剧是由西美尔提出的，他认为客观文化在资本主义时代获得了爆炸性的增长：客观文化的绝对规模和范围不断增长。在各个领域都有明显表现，而科学则是最明显的例证；其次，客观文化的组成成分和内容也增加了。新的文化成分层出不穷。需要知道的新东西也越来越多。几乎每过一天，我们需要知道的知识也就变得更多，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客观文化的各种要素日益交织在一起，使创造了这些客观文化的行动者越来越难以理解它们，更不说控制它们了。其原因从根源上来说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增加。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提高了人们生产各种文化因素的能力，使我们越来越有能力制造复杂，精细的客观文化世界元素。但个体却越来越失去从整体上把握和控制客观文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客观文化越丰富，主体的能力越降低。但我们对客观文化的了解越少，对它的依赖却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