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的艺术创作
延安颂美术ppt课件
延安美术在表现形式上受到中国 传统绘画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 ，同时也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养分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延安美术的风格特点
题材现实
延安美术作品多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表现人 民的生产、生活和斗争。
强调人民性
延安美术作品强调人民性，注重表现人民的 力量和国画、雕塑等多种形式， 表现手法丰富多样。
03
延安美术的影响与意义
延安美术对当代中国画的影响
推动了中国画的发展
延安美术在革命时期为中国画注入了新的元素，推动了其创新和 发展。
丰富了绘画题材
延安美术注重现实主义，拓展了中国画的题材范围，使绘画更加贴 近人民生活。
强调民族特色
延安美术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为中国画注入了民族特色， 促进了其本土化发展。
04
延安美术的传承与创新
延安美术的传承方式
01 02
传统技艺的继承
延安美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绘画技艺和艺术 风格需要得到传承。通过师徒传承、家族传承等方式，使得延安美术的 传统技艺得以延续。
文献资料的整理
整理和出版延安美术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画册、研究论文等，为后人 学习和研究延安美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他们在这里创作了大量的美术作品， 表现了革命精神和人民的力量，对宣 传革命和鼓舞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成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 吸引了大量进步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延安美术的发展历程
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发起“新 兴木刻运动”，推动了中国版画
艺术的发展。
1938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 延安地区的美术创作逐渐形成了
原中央美院院长、美协主席著名版画家江丰传世经典版画作品赏析
原中央美院院长、美协主席著名版画家江丰传世经典版画作品赏析重读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幅幅熟悉的、带有经典意义的作品，欣赏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艺术新锐们的创作，使我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文化自信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题记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美术如何适应社会进步，满足广大人民的审美需求。
毛泽东同志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服务于人民大众，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论述，才为中国现代美术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中央制定的艺术“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推动艺术发展的基本原则。
50年代，为了使包括亿万文盲和半文盲的人民大众享用美术，遵照党中央指示精神，美术界和出版部门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大力发展在群众中易于传播的连环画、年画和宣传画艺术。
其中以图为主、辅以文字，既能传播文化知识，又能普及美育的连环画，尤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50年代中期，李可染、傅抱石、石鲁、赵望云、关山月等艺术名家外出写生，在全国美术界掀起写生热潮，创造了许多反映祖国山河面貌的新作品，促进了中国画的前进步伐。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美术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冲击，美术界开展的关于中国艺术如何走向现代的学术讨论，使大家认识到，西方艺术的现代创新之路值得我们研究，其中某些观念和技巧可以适当借鉴，但它反传统的激进思想和一些违背艺术规律的实践，不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范本，中国现代艺术应该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从现实社会人们审美需求出发，参照国际视野，探求自己的前行之路。
中国艺术家以平和、镇定的心态对待之，关注和吸收其利用新信息媒介丰富艺术创造手段的一些新成果，为我所用。
他们坚信兼重理性和感情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更具有永恒价值。
属于视觉艺术的美术创造，乃依靠形式承载思想感情，刺激人们的视觉和感动人们的心灵，只有创作者运用心、眼、手合作的创造，作品才能有动人肺腑的艺术感染力。
彦涵：曲折坎坷的艺术人生
彦涵：曲折坎坷的艺术人生作者：来源：《读天下》2012年第11期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有两位版画家几乎是延安木刻的代名词，这就是古元和彦涵，这两位版画家也成了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的典型代表。
彦涵1916年7月出生于江蘇连云港农村的一个贫穷家庭，后来由在上海经商的舅父的资助，于1935年考入林风眠担任校长的国立杭州艺专，师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方干民学习素描水彩，并跟随国画家潘天寿学习中国画。
抗战爆发后，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38年夏，到了延安。
在鲁艺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学习，参加了鲁艺木刻工作团（木刻团只有四人：团长是胡一川，成员有彦涵、罗工柳和华山），奔赴太行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从此，以刻刀为武器，投入到抗日的宣传生活中。
在太行山的四年，彦涵为报纸做了大量的插图，还创作了许多木刻，最著名的作品是《彭德怀将军在前线》（1941）：彭德怀在前线手握望远镜，正聚精会神地观察敌情。
这幅木刻版画，彭德怀本人也很喜欢，彭的夫人浦安修也来找彦涵索要了一张。
之后，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也向彦涵要了一张。
当时，罗瑞卿很欣赏彦涵，想提拔彦涵到政治部当宣传科的副科长，彦涵拒绝了，因为他还是喜欢画画，不想去机关，恐怕干不好。
1943年初，彦涵回到了延安。
四年的太行山生活给了他太多的创作题材，回到延安的彦涵，在鲁艺当教员，生活安定了，也有了创作的环境，他也迎来了木刻创作上的高峰期。
他刻的第一幅木刻是《当敌人搜山的时候》（1943），这幅作品也成了抗战木刻作品中的代表作。
之后，他又创作了《不让敌人抢走粮食》、《来了亲人八路军》、《奋勇出击》等。
1949年夏，彦涵随同艾青、江丰参加了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的接收工作，并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那一年，彦涵33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
稍后就跟随江丰回杭州接管了杭州艺专，之后又调回北京，担任中央美院教授，并调至中国美协。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之前，彦涵是顺利的，是延安出来的版画家中的佼佼者。
古元版画艺术成就探析
古元版画艺术成就探析作者：靳雄步来源：《群文天地》2013年第10期摘要：古元是延安木刻最杰出、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是中国版画艺术成就卓越的大家，其作品因乡土气息浓、独具民族与地域特色而成为新兴版画的经典。
古元作品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生活气息浓郁，艺术语言丰富，表现技巧完美，善于表现人物的时代精神面貌，群众喜闻乐见，曾被徐悲鸿誉为“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
文章拟从其人格作风、工作生活经历和艺术探索等角度来分析古元版画艺术成就取得的诱因。
关键词：古元；版画；艺术成就；古元（1919年-1996年）出生于广东珠海唐家湾镇那洲村，1938年奔赴陕北，投身抗日洪流，1939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
解放后，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主任、中央美术学院第四任院长，先后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第一、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古元的版画艺术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都留下光辉的一页。
一、古元版画艺术成就表现古元的版画佳作很多，不胜枚举，版画艺术成就表现突出。
1.紧密联系生活，表现时代精神。
对古元而言，从广东到延安投身抗战洪流，边区生活平等、互助、友爱的人与人的关系使他感触颇深，创作题材和表现主题也相应产生了变化，古元用行动证明从事艺术创作中深入生活、接近劳动人民的必要性。
如：在作品《战胜旱灾》中描述了久旱缺雨时节，群众在烈日下打井浇水的场景，正是及时配合宣传而作；为宣传党的统战政策，构思创作了《逃亡地主归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时，影响极佳。
画中地主骑着大马，中间是地主老婆和小妾，后面是驮运的箱柜，驼背的老长工牵着牲口，还有哈巴狗紧紧跟着，背景是陕北的窑洞，地方色彩浓厚，表现出了人物的时代精种面貌和动人的艺术形象。
2.生活气息浓郁，群众喜闻乐见。
掌握艺术创作规律、重视群众喜爱是古元的美学精神的精髓。
古元重视工农兵生活和群众喜爱，发挥版画的特色，使自己的作品在群众精神生活中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
烽火岁月中的木刻 课件 2024—2025学年浙人美版(2024)初中美术七年级上册
中的木刻
主讲人：XXXXXX XXXXXXXXX学校
目录
CONTENTS
01 【 该时期木刻版画的创作特点 】 02 【 版画的工具和材料 】 03 【 版画的制作过程】 04 【 创作一幅黑白木刻】
一、该时期木刻 版画的创作特点
新兴木刻的创作特点
1、以刀代笔 2、歌颂性和叙事性
新兴木刻的创作特点
版画的制作过程
6. 修版。 第一次打样印出之后，对照 试样进行修版。修版完毕便 可正式印刷，印出的作品悬 挂晾干后才可收存。
四、创作一幅 黑白木刻
创作一幅黑白木刻
六、修版 五、打墨 四、刻制
一、绘稿 二、备板 三、转稿
创作一幅黑白木刻
要求 欣赏烽火岁月中的版画
1、选择一幅自己喜欢的作品临摹 2、选择合适的题材，创作一幅黑白木刻
版画中刀法的组织方式。点，线，面 是版画刀法的基本组织方式。
不规则点
半圆点
扁长点
版画的工具和材料
不规则线
交叉线
排线
版画的工具和材料
版画作品 刀法组织 分析
三、版画的制作 过程
版画的工具和材料
六、修版 五、打墨
四、刻制
一、绘稿 二、备板
三、转稿
版画的制作过程
1、绘稿。 在画稿中对画面的 构成、造型、黑白 灰关系及刀法组织 都要有一个完整的 考虑。
下课！
主讲人：XXXXXX XXXXXXXXX学校
《怒吼吧!中国》李桦 1935年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组画《怒潮》之一） 李桦 1947年
新兴木刻的创作特点 《 人 桥 》 古 元
年
1948
新兴木刻的创作特点
《离婚诉》第一件 古元 1940年
左翼文学影响下的抗战版画运动
大后方的木刻工作者举办了影响重大的全国性木刻 展览，建立了作用深远的对外交流，开办了频繁丰 富的报刊宣传和覆盖广泛的木刻教育，使大后方木 刻版画运动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边区木刻版画运动的 发展模式。
抗战时期解放区的木刻版画运动是以鲁迅艺术 学院为中心，由于“鲁艺”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起 建立，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它成为解 放区木刻人才的摇篮。抗战爆发后，鲁迅的一批从 事木刻版画创作的弟子进入延安，如江丰、力群、 温涛、陈铁耕、黄山定、程沃渣，他们都把鲁迅所 倡导的木刻战斗精神传统，带到延安，他们大都先 后在鲁艺的美术系任教，使鲁迅的美术思想和版画 理论，得以贯彻和体现，在他们影响下，美术系实 际上就是版画系，不但原本是版画家的大搞木刻， 就是原来搞油画、国画的都搞起了木刻创作，如王 式廓、石鲁等，而在现代版画史上，诸如 ：古元、 彦 涵、 王 琦、 罗 工 柳、 牛 文、 刘 旷、 邹 雅、 夏 风、 焦心河、王流秋、苏光、郭钧等著名版画家，无不 毕业于“鲁艺”。版画在延安成了用途最广的画种， 发挥着强大的宣传鼓动效果。鲁艺是一所革命的大 熔炉，教学相长，鼓励创作，深入生活，形成较为 浓厚的学术氛围，确立了我国版画史上著名的延安 画派。
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以及产生的原因
1928 年 1 月 1 日，以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一 卷八期发表的《英雄树》，标志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运动的开始，大量革命文学社团在各地纷纷成立， 如太阳社、我们社、战旗社、戈壁社、洪荒社、血 潮社、无轨列车社、澎湃社等。革命文学刊物的数 量多达几十种，仅创造社办的就有《创造月刊》《文 化批判》等。仅在创造社的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讨论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的论文达四十余篇，翻译马 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介绍国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 题的文章十余篇。同时，文坛兴起一股无产阶级革 命文学的创作热潮，与以上所述的无产阶级革命文 学理论的提倡与论争，一起构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连唯美的《金屋》月刊也 不得不追趋新潮，翻译左倾的《一万二千万》来招 揽读者。
以笔为枪
以笔为枪作者：吕友者来源：《中国收藏》2013年第04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界举起民族旗帜，高呼抗日救亡的口号。
而文艺界有志之士也纷纷争作时代弄潮儿，赶在社会各界的前列，用自己所掌握的艺术本领开展锋芒毕露的抗日救亡宣传，并组织起各类的艺术团体，凝汇成一股强大的文艺抗战力量。
以漫画社团形式开展文化救亡运动在此时异常突出。
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到处都是他们的影子，可以说“抗日的炮声到哪里，抗日漫画就出现在哪里。
”同时，木刻版画社团组织也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危机关头，成为抗日救亡的一项重要文艺武器，体现出了木刻的革命艺术特质，在硝烟炮火中迅速发展壮大。
抗战之刀1930年前后，鲁迅、田汉等人倡导的新兴版画逐渐兴起，他们提出了美术家应改变“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弊端，使新兴木刻被赋予全新的内涵。
当中日战争爆发时，木刻家们快速地组织起众多的新兴版画社团，这不是为着聊发闲情逸致，而更多地是因振兴民族精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
木刻以其特殊的战斗性、批判性和宣传性迎合了当时号召全民抗战的需要，体现了其他社团所不具有的优势。
正如鲁迅所言：“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从此，版画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蔓延开来。
其中成立社团最多的当属上海，另有杭州、重庆等重要城市。
1930年8月，“左翼美术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该组织是以1930年2月成立的上海时代美术社和1930年5月成立的杭州“一八艺社”为基础，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下开始进行木刻创作。
此后不断有其他地区的社团成立，如 1931年的“上海木刻讲习会”，以及1932 年由陈卓坤、顾洪干、郑野夫、倪焕之等人在上海组织的野风画会。
这两个组织是以创作木刻为主的社团，社员采取相互帮助的方式进行学习，大家既是学生、又是教师。
他们经常深入工厂，了解工人生活，搜集素材进行创作。
上海地区的版画社团还有木刻研究会、MK木刻研究会、春地画会、无名木刻社等。
这些社团曾自费手拓出版了一辑《木版画》。
最新-彦涵困境中的坚持 精品
彦涵：困境中的坚持彦涵困境中的坚持作者六月梦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彦涵几乎是延安木刻的代名词。
他一生充满坎坷，但是他始终没有向困难低头，就是在他身患重病期间也坚持艺术创作，他的精神注定要和他的作品一起镌刻在中华大地这片热土上。
彦涵1916年7月出生于江苏连云港农村的一个贫穷家庭，后来由在上海经商的舅父资助，于1935年考入林风眠担任校长的国立杭州艺专，师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方干民学习素描水彩，并跟随画家潘天寿学习中国画。
抗战爆发后，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38年夏到了延安。
在鲁艺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学习，彦涵参加了鲁艺木刻工作团木刻团只有四人团长是胡一川，成员有彦涵、罗工柳和华山，随后奔赴太行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从此，以刻刀为武器，投入到抗日的宣传生活中。
在太行山的四年里，彦涵为报纸做了大量的插图，还创作了许多木刻，最著名的作品是《彭德怀将军在前线》1941彭德怀在前线手握望远镜，正聚精会神地观察敌情。
这幅木刻版画，彭德怀本人也很喜欢，彭的夫人浦安修也来找彦涵索要了一张。
之后，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也向彦涵要了一张。
当时，罗瑞卿很欣赏彦涵，想提拔彦涵到政治部当宣传科的副科长，彦涵拒绝了，因为他还是喜欢画画，不想去机关，恐怕干不好。
招来厄运1943年初，彦涵回到了延安。
四年的太行山生活给了他太多的创作题材，回到延安的彦涵在鲁艺当教员，生活安定了，也有了创作的环境，他也迎来了木刻创作上的高峰期。
期间，他刻的第一幅木刻是《当敌人搜山的时候》1943，这幅作品也成了抗战木刻作品中的代表作。
之后，他又创作了《不让敌人抢走粮食》、《来了亲人八路军》、《奋勇出击》等。
1949年夏，彦涵随同艾青、江丰参加了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的接收工作，并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那一年，彦涵33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稍后就跟随江丰回杭州接管了杭州艺专，之后又调回北京，担任中央美院教授，并调至中国美协。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之前，彦涵是顺利的，是延安出来的版画家中的佼佼者。
延安抗战时期石鲁艺术风格研究
延安抗战时期石鲁艺术风格研究作者：万毅锋来源：《美与时代·美术学刊》2018年第03期摘要：延安是孕育新中国的革命圣地，在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延安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艺术家，石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并且，石鲁作为“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对其早期艺术经历、艺术作品、艺术思想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在特殊历史时期，我党领导下的中国近现代文艺工作的发展状况与走向，把握时代与文艺创作的相互关系，为当下新时期的文艺创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延安抗战；石鲁；人民美术；艺术风格[项目基金：项目名称——《延安抗战时期石鲁艺术风格研究》，本文获得西安美术学院201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批准编号：2017XK045）]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反映了中华民族近现代的苦难与斗争历史，波澜壮阔的美术运动紧密伴随着中华民族近现代的政治变革。
千年来，没有任何时期的美术创作如抗战时期一样跟随政治运动的需要，诸多艺术家自觉地运用美术创作这一“武器”而为革命斗争服务。
延安是孕育新中国的革命圣地，在抗战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下，美术创作顺应时代需求，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及艺术作品，在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石鲁就是在这一时期投身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作为解放后“长安画派”的旗手性人物，具有典型代表性。
石鲁原名冯亚珩，1919年出生于四川仁寿县文公乡的一个诗书传家的地主家庭，自幼熟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名著，且临摹家族收藏的字画，具有较强的传统文化功底。
他15岁进入“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较为系统的专业绘画技能。
在这一时期，冯亚珩阅读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坛巨匠的新文学作品，开拓了绘画思想，同时萌发了对民族命运的担忧与思考。
1939年，冯亚珩决心北上延安，参加救亡图存的人民革命运动，并于1940年进入陕北公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在这一时期，冯亚珩由于对石涛和鲁迅的热爱，改名石鲁。
时代语境下的木刻版画
2020·11“木版画”是版画的一种，也被称为“木刻”，指在木头上刻制图画的艺术或方法，以供印刷、拓印。
我国传统木刻版画最早出现在隋唐时期。
1932年，鲁迅从德国引入黑白木刻版画，中国木刻从传统木刻转化为当代新兴木刻，并在我国近代美术史上发挥激励民众、唤醒民众、鼓舞民众的作用。
其功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这句话表明木刻版画与中国革命史的关系极为密切。
木刻的底版材料来源丰富，复制的要求较低，在革命宣传工作中可以大量使用木刻，木刻作品由此大量出现。
随着时代的变迁，每个时期的木刻艺术都发生着不同的变化。
一、中国传统木刻与新兴木刻(一)中国传统木刻我国复制木刻版画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最早出现在隋唐时期，到了唐代印刷术成型，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图像印刷，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到了宋元时期，木刻版画艺术风格变得明亮，逐渐独立，成为一种艺术形式。
之后彩色木刻版画出现，成为版画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
明朝话本插画为版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在《红楼梦》《西厢记》等诸多知名话本中，有很多经典、有趣的插画。
木刻版画易复制，在文学史上刻下一笔不可磨灭的印记。
清朝出现大量年画，苏州的桃花坞、天津的杨柳青、山东潍坊等地成为年画的重要产地。
杨柳青年画采用的是套版印刷和彩绘相结合的方法，着色温润雅致，画面明朗轻快，较少采用浓烈的对比色，讲究透亮与优雅。
桃花坞年画多使用冷色，画面红而不艳、黄而不俗，色彩更为含蓄，构图饱满，富有典雅高贵的艺术气息。
(二)新兴木刻版画新兴木刻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与传统木刻相比，新兴木刻的特点是由一人完成：自绘、自刻、自印。
艺术特色和作品个性更为鲜明，属于创作木刻。
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倡导发起的新木刻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投枪与匕首”，引领新文化运动的艺术风尚。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成为木刻创作的中心。
中国新兴木刻受到欧洲木刻的影响，尤其是德国木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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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的艺术创作
作者：崔小蒙
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5年第09期
摘 ; 要：新兴木刻运动是鲁迅先生最先提出呼吁，它为木刻版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
的动力，以延安为中心解放区迈出了木刻版画新道路上的第一步。延安木刻版画在木刻版画的
发展历史上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延安;木刻版画艺术;民族化;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J217;K265 ; ; ; 文献标识码：A ; ; ;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7-0066-01
一、延安木刻版画发展的历史背景
延安的木刻版画对中国版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先生的新兴木刻运动的革命精
神在延安的木刻版画中得到了辩证的继承。期间一批批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作品被创作出来，这
些优秀的作品都是由版画家秉持服务社会的宗旨在特定的政治氛围和文化氛围下诞生的。延安
时期木刻运动之所以得到大的发展，与新兴木刻本身的革命性、艺术结合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现实性、革命性以及大众性是新兴木刻版画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也与抗战革命的需要相吻
合。延安木刻的兴盛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出现和发展的结果，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当时中国客观
的社会情况下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
二、“延安学派”
版画运动以解放区的延安“鲁艺”为中心，在共同政治理想的引导下，由于生活环境、艺术
风格、题材内容上的相近，构成了以胡一川、力群、古元、彦涵、江丰、马达、刘砚为代表的
的“延安学派”。虽然在大环境相同的情况下，但由于个人经历、能力、文学造诣的不同，他们
作品的风格也存在着差异。
鲁艺创建以来就一直用‘小鲁艺’（延安鲁艺学校）学习和‘大鲁艺’（现实生活和战斗前
线）锻炼的方式相结合。学习‘大鲁艺’的必要性在第二次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也曾被毛泽东深刻
提及与强调过。“延安学派”在艺术内容上都是歌颂陕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生活现状跟抗战
时军民的英勇事迹，而每个艺术家在在不断的历练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每一幅作品都
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虽然“延安学派”在当时主要是把木刻当作‘武器’、‘工具’，其目的在于宣
传革命、歌颂、赞美革命，在数量、宣传的要求下不免会有一些查强人意的作品，但都不能否
认它在那个特定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民间文化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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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木刻运用了民间美术的质朴、简练的形式语言，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带入新兴
木刻，进一步体现出民族化的特点;而民间美术同时也受新兴木刻的影响，对于西方写实绘画
的观念和方法的接受，不断的在民间美术中体现，推动着民间美术的发展。虽然在借鉴民间文
化的时候推动了新兴木刻的发展，但是在借鉴的时候出现了一味套用的现象，什么灶王爷、财
神爷的形象都采用劳动人民的形象，甚至灶王爷也扎起了白头巾，似乎也要参与生产劳动。对
于这种不符合老百姓文化认识，而一味宣传革命的形式表现，也是当时版画的局限性的体现。
延安木刻版画在新兴木刻版画的发展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尤其是黑白木刻版画，抗
战时期的木刻作品绝大多数是来自延安，大量的黑白木刻版画在很大程度上推进创作型黑白木
刻在中国的发展。艺术家们在逐渐摸索中淡化欧式的艺术语言同时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
将民族文化融入版画、将农民生活的现状融入版画、将革命融入版画;创作出一批具有中国民
族化、大众化特色的木刻作品。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黑白木刻版画在创作型版画上达到了顶峰，
艺术家们在表现形式上慢慢的摸索出自己的艺术风格，比如古元俭朴、纯净，作品中的乡土气
息;内涵朴实、不拘束、具有浪漫气息的显著特点;力群版画单纯精炼的艺术风格。无论是人物
的刻画、形象的塑造、用刀的技法都在黑白画面上展现出来，作品的层次感以及作品的艺术张
力、感染力，在农民喜爱的基础上创作出符合老百姓审美的作品。作品再现了农民生活的真实
场面，达到了艺术与生活紧密结合及服务大众的艺术追求。在当时的环境下，不管是艺术中的
政治倾向、社会倾向，都是特定环境下的需求。给人们所展现出来的几乎都是艺术与现实结合
的产物。但是黑白木刻在战争时期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不仅仅是对于政治文化的宣传教育作
用，对于木刻版画的振兴、民间文化的发展都起着推动作用。
四、结语
延安版画立足于当时社会的特殊意义是特殊社会情况下决定的，可以说政治的需求占了大
部分，很多人一提起来首先想到的便是红色文化，它独有的艺术特色也是那个时代的印记。最
为珍贵的是，作品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对于社会存在的问题给以反思，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
习的。
参考文献：
[1]齐凤阁.中国现代版画史[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
[2]汪洋.艺术与时代的选择[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