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制度变迁视野中的中外合作办学研究

2011年第10期（总第381期）No.10，2011

General，No.381EDUCATIONALRESEARCH

高等教育制度变迁视野中的中外合作办学研究*

栗晓红［摘要］从制度变迁的视角考量中外合作办学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作用可以看到，中外合作办学在促成高等教育市场竞争和树立高等教育制度典范的双重意义上具有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潜力，但中外合作办学所体现出来的“移植式课程”、“半截子留学”、教学单一定位、对合作双方的高度依赖使其还不能完全发挥影响作用。未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和合作双方对办学的定位。［关键词］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外合作办学［作者简介］栗晓红，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博士（上海200092）

近年来，随着国人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和发达国家对高等教育出口的政策激励，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构成了高等教育领域中继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后的第三种教育形式。有学者对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质量保障、法律建设、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具体问题的关注，鲜有从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意义上进行分析。事实上，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外合作办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其所蕴含的制度变迁意蕴，本文尝试从制度变迁的视角透视中外合作办学，以期对其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一、中外合作办学与诱致性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外合作办学所置身的最大社会环境是转型社会和转型高等教育。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办学体制的改革打破了以前由政府垄断办学的局面，民办高校蓬勃兴起，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09年统计数据，当年我国有656所民办普通高校（其中独立学院322所），在校生数量占普通高校在校生数量的20.3％。同时，国外办学力量踊跃进入，国内多所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在和国外机构合作办学，国别多元，合作模式多样。办学体制的改革直接导致高等教育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公办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由“重点院校——一般院校——专科院校”组成的阶梯式体系，其中，声望和吸引力渐次而下，主要由政府计划掌控。毫无疑问，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是越来越多的高校有自己的办学个性，高校间形成竞争市场或者分层次的竞争次级市场，由市场来决定它们在高等教育序列中的位置，这样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才有活力。现在一些办学质量较高的民办高校已经冲击了部分公办专科院校，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其位置，但是由于其先天不足，仍然处于高等教育序列中的低层，难以和一般院校和重点院校竞争。相比民办高校，中外合——————————

*本文系同济大学国家“985”项目“全球变化与中国国家利益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54作办学的起点要高一些，一方面，国外一些声望较高的大学进入国内，另一方面，国内很多重点公办高校纷纷参与，这就为中外合作办学冲击僵化的公办高等教育体系提供了一个契机。办学体制改革也带动了投资的多元化，政府现在虽然仍然是主要的投资方，但是社会力量、国外办学力量都参与了进来。公办高校的学费制度则预示了高等教育理念的重要变化，高等教育不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成本分担制度是对政府与个人二者责任的一种划分机制。除此之外，招生制度和管理制度也在不断探索和改革，但力度有限，效果也不够明显。自主招生在一些试点高校被引入，但整体上我国招生制度仍然采取一年一度的国家统一高考形式，难以摆脱“应试教育”的羁绊。分权改革也一直在进行，但分权主要发生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集权式的管理仍然是调节政府与高校关系的主要方式。另外，学校内部的管理制度因为方方面面的牵涉，改革起来举步维艰，无论是人事制度改革还是去行政化改革都在艰难探索之中。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仍然在探索中，应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系，招生制度出路在哪里，如何和劳动力市场衔接，课程体系如何设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如何平衡等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正如中国社会还处在转型期一样，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也处于转型中。中外合作办学本身就是转型的一个结果，也是其中一个环节。而我国希望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学习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观察其处理高校、政治、经济、社会等复杂关系的方式。2002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指出，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质就是以让出我国教育服务市场换取优质教育资源和办学、教学以及学校管理的软件，最终是缩短差距，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实现跨越式发展。制度学研究表明，要对一个成型的制度进行改革非常困难，制度变迁成本和收益很难计算，且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拦，只能采取渐进的、缓慢的改革。同时，有关研究也证明，在内部改革非常困难时，从外部进行改革，采取增量的改革也许是个办法，如法国在面临市场对越来越多的公共部门劳动力需求下，在原有高度同质性大学内进行革新非常困难，遂采取增建“新的、高度专业性的院校”的方式来曲线改革。［1］从该意义上说，引入中外合作办学就是一种增量上的改革方法。

二、中外合作办学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影响路径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曾经提出制度变迁的两种路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林毅夫等中国学者用其来解释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众多现象。［2］从理论上来说，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也存在这样两条路径，中外合作办学引发的主要是后一种变迁路径。具体说来，中外合作办学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具有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市场竞争意义上的制度变迁影响组织理论表明，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组织会随之变化以适应新的环境，环境的变化越是威胁到组织的生存，组织的改变动力也就越大。①

把此原理运用到高等教育领域，则意味着为公办高校营造一个竞争的环境，竞争越是激烈，越是危及到公办高校的生存，公办高校改变自我的动力也就越大，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也就越有可能发生。多年来，公办高校是我国唯一具有合法性的高校类型，接受着国家的全面控制和资源支持，由此也导致公办高校既缺乏内部改革的动力，也难以突破体制的束缚。民办高校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第一批异质力量，经过30多年发展后，对专科高校已经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在制度合法性和资源都受到极大局限的情况下，民办高校向高端发展困难重重，所以对本科高校比较难以造成竞争冲击，更遑论对中国重点院校的冲击。与民办高校不同，和国外教育资源结合的中外合作办学有冲击本科院校，甚至重点院校的潜力。通过留学的途径接受国外高等教育是一种成——————————

①组织研究中的很多理论都是以此定理为核心的，如权变理论，新制度学派理论等。该原理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国营企业的制度变迁。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私立（私营）企业等异质企业类型的进入，使得国营企业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和生存压力，从而迫使国营企业加快改革步伐，打破一统的企业制度而走向多元化。

——55本较高的方法，尤其在发达国家纷纷把留学教育作为经济收益的重要手段后更是如此。与之相比，如果在国内可以接受国外的高等教育，费用虽比国内高校高，但相比留学要少很多。所以，从生源质量上看，中外合作办学要远远好于大部分民办高校。从师资上来看，公办高校作为合作方的中外合作办学在教师聘任、晋升等方面和公办高校一样，甚至待遇会更好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高校将面临来自生源和师资上的竞争，而竞争将加快公办高校探索制度改革之路。当然，这种竞争的形成尚需时间，就目前来看，中外合作办学在整个高等教育份额中所占比例尚小，尚未构成强大竞争力，但很多中外合作办学的生源质量都较高，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都是第一批次录取，得到教育部资格认定的中外合作办学计划内学生一般都纳入了与中方合作学校统一高考招生录取中。中外合作办学的竞争力主要受制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接受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有一定的积蓄，可以承担一笔不菲的学费和生活费。以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的中美科罗拉多项目为例，假设一名计划内学生选择四年全部在国内就读，单是学费就需要37万元人民币；如果期间还要赴美读书，在美平均每年费用大约还需30万元人民币。再以西交利物浦大学为例，每年学费为6万元人民币，四年也需要24万元。这样的费用是国内一般家庭难以承受的。目前中国中产阶级数量尚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数量将会越来越多。二是教学定位的单一。现在中外合作办学大多停留于教学功能上，而且多半是采取把国外专业和课程引进的方法，因其专业和课程高度依赖于国外合作方且尚未扎根于本土环境中，我们可以称之为“悬浮式”专业和课程，又常采用国内国外分阶段实施的“双校园”教学模式，后半阶段虽说是“出国交流”，但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留学，我们可以称之为“半截子”留学。这样的组织可能在教学质量上能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是高校组织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的力量和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就如同民办高校目前只是在专科阶段有相当竞争力，中外合作办学可能只会在普通本科高校层次产生竞争力，而无法和国内的研究性大学相抗衡。不过，值得欣喜的是，现在逐渐有少数的中外合作办学已经开始关注提升研究能力，如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和西交利物浦大学现在都非常重视科研活动，只是办学历史还比较短暂，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力。从理论上来说，中外合作办学是公办高等教育体系之外的一种具有很强竞争潜力的办学类型，有助于形成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格局，促使公办高校进行改革。但从目前阶段来看，中外合作办学的竞争力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只有克服上述局限，才能实现自己市场竞争意义上制度变迁的影响。（二）制度示范意义上的制度变迁影响当组织目标比较模糊，或外界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组织主要采取模仿本领域中的成功组织来展现自己的合法性，这是组织社会学制度学派的重要结论之一。［3］高校实现这一追求的捷径是模仿知名大学，尤其是在转型社会和高等教育转型期间，外界环境处于一种高度不确定的状态，这更加助长了众多高等教育机构对知名大学的模仿，而且越是处于等级低位的高校越倾向于模仿处于高位的大学。这也可以解释各种层次的高校为何在组织结构和任务上都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事实上，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就是对西方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模仿，最初是模仿德国，后又模仿美国、苏联等，其中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在国内教育系统形成中的示范意义已被广泛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外合作办学本身也蕴含有制度示范的意义。我国过去主要是采取外出考察的方式去学习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但由于时间、资金等多方面的局限常常流于走马观花，现在中外合作办学把国外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制度直接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这将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发达国家教育制度的机会。制度示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独特制度的整体示范，二是作为制度要素的局部示范。独特的制度整体又包括两种可能性，一是把西方知名大学的制度引进来，二是中外合作办学本身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成功的制度类型。中外合作办学制度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合作”上，它是国外高校和国内高校在教育资源上的合作，就目前来看，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直接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