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行体承载下的初唐城市诗

歌行体承载下的初唐城市诗

摘要：唐代城市诗在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随着唐诗的繁荣走向鼎盛。初唐城市诗喜用歌行体形式，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歌行体在唐初得到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歌行体本身采用铺叙的手法、篇幅长、气势壮大以及多用对偶、杂以律句、整齐划一的诗歌美学特征特别适宜表现城市风貌。对歌行体与初唐城市诗之间内在联系的探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初唐城市诗的审美取向。

关键词：初唐；城市诗；歌行体；审美

初唐城市诗就是描写初唐城市建筑及城市生活，表现居住生活于城市中的诗人所思所想所感的一类诗。初唐城市建设发达，出现了许多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城市，而长安作为唐代都城，规模宏大，气象雄伟，成为众多城市中的典型。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为众多文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唐太宗即位后，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一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１］几乎所有的文人都体验过长安的城市生活，在长安城中，诗人们或赏玩、或交游，留下了无数璀璨的篇章。在赵俊玠等人编写的《唐代诗人咏长安》一书中，收入了大量关于长安城的诗歌。这些诗歌从内容的角度分为风貌、四时、宫阙、名胜、郊野、山川、古迹等七类，单从这些类别即可想见长安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诗人们对于这种生活的热衷。

早期的城市诗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两汉文学以赋为主，对于长安城的描写大多集中于汉赋中，但是从现存不多的古诗和乐府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城市诗的影子。古诗《青青陵上柏》中“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２］可以算作是诗歌对城市面貌的较早表现，诗中的长衢、夹巷、两宫、双阙都是城市中特有的景观。乐府中《相逢行》中有“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３］说明汉代的城市道路建设还不够发达，道路比较狭窄，多为单行道，车辆不能并行。《长安狭斜行》中写到“长安有狭斜，狭斜不容车，适逢两少年，夹毂问君家。”［４］则是直接点明长安城道路“狭斜”。此外，《妇病行》、《孤儿行》、《陇西行》等诗也从侧面反映了城市中人们或喜或忧的生活。

两汉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城市描写的诗以南朝的宫体诗最具代表性。《艺文类聚》中所收录的有关居处的诗，内容包括城、宫、阙、楼，差不多都是南朝的作品。梁简文帝的《从顿还城》、《登城诗》、《新成安乐宫》、《登烽火楼》、《水中楼影》，宋文帝的《登景阳楼》，陈朝孔奂的《名都一何绮》，陈朝阴铿的《新成安乐宫》，周明帝的《过旧宫》，隋朝江总的《咏双阙》，等等，都是这个时期典型的城市诗。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客观描述为主，主观意向不明显。如梁简文帝的《新成安乐宫》：“遥看云雾中，刻角映丹红。珠帘通晓日，金花拂夜风。欲知弦管处，来过安乐宫。”［５］整首诗只是为了铺叙安乐宫的富丽堂皇而进行渲染，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主旨既单薄，便不能给人以情感共鸣。但它作为一种对城市建筑的描绘手段，对唐代城市诗的形成很有影响。尤其是初唐，当长安城以严整、宏伟的布局呈现在世人面前时，诗人们无以抒怀，很自然地选择了城市建筑为自己描摹、赞叹的对象。李世民《帝京篇》“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６］很明显地带有六朝遗韵，只是比六朝诗稍多了些豪气而已。同属此类诗风的还有袁朗《和洗椽登城南坂望京邑》：“二华连陌塞，九陇统金方。奥区称富贵，重险擅雄强。龙飞灞水上，凤集岐山阳。神皋多瑞迹，列代有兴王。”［７］王捷三评其“文字堆砌，诗味很少，惟关中气势，长安繁华，总算描写出来，可供后人想像。”［８］

城市诗终于随着初唐诗歌的兴盛而得到了全面发展。即使是那些专以描摹皇室宫阙、城市布局的诗，也焕发了异样的风采。戴叔伦《晓闻长乐钟声》“汉苑钟声早，秦郊曙色分。霜凌万户彻，风散一城闻。……能令翰苑客，流听思氛氲。”［９］以大国子民之思，书写了唐王朝的盛世景象。戎昱《秋望兴庆宫》“先皇歌舞地，今日未巡游。幽咽龙泉水，凄凉御榻尘。”［１０］将宫殿的描写与历史慨叹联系起来，写出了历史沧桑，遥寄深远。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千百家如围棋局，十二街似种菜畦。遥认微微上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１１］用词稍嫌俗陋，想像倒不失贴切。

值得关注的是，初唐城市诗有相当一部分采用了歌行体的形式，如王勃《临高台》、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等等，这在此前的城市诗歌发展史上非常少见。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歌行体在唐初得到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歌行体本身的诗歌美学特征特别适宜表现城市、铺叙城市的风貌。

歌行体作为一种诗体，有一个嬗变过程。以“歌”名篇，由来久远，《击壤歌》、《易水歌》、《越人歌》等皆周秦之作。以“行”名篇，则产生于汉代，《相逢行》、《善哉行》、《孤儿行》等皆属此类。胡震亨云：“歌，曲之总名。衍其事而歌之曰行。”［１２］歌行作为一种诗体，也产生于汉代“歌最古，行与歌行皆始于汉，唐人因之。”［１３］七言歌行体肇自曹丕的《燕歌行》，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之后值得注意的是隋代卢思道的《听鸣蝉篇》，进入唐代之后，七言歌行则从乐府诗中完全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的诗体。

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初唐七言歌行是歌行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胡应麟认为：“建安以后，五言日盛。晋宋齐间，七言歌行寥寥无几。独《白歌》、《行路难》时见文人集中，皆短章也。梁人颇尚此体，《燕歌行》、《捣衣曲》诸作实为初唐鼻祖。陈江总持、卢思道等篇什浸盛，然音响时乖，节奏未协，正类当时五言律体。垂拱四子，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七言长体，极于此矣。”［１４］他将初唐四杰的歌行看作是七言歌行体成熟的标志。对一些具体作品，后人更是推崇备至。如毛先舒曾云：“初唐如《帝京》、《畴昔》、《长安》、《汾阴》等作，非巨匠不办。非徒博丽，即气概充硕，无纪省之养者，一鸣即走。唐人无赋，此词可以上敌班、张。盖风神流动，词旨宕逸。”［１５］乔亿也说：“唐初四子外，如李峤《汾阴行》，情词斐然，可歌可泣，古今绝调也。郭元振《宝剑篇》，托兴微婉；王翰《饮马长城窟》，足当史断，并皆高作。”［１６］后人对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更是赞叹不已，说其“孤篇横绝，竟为大家”［１７］，称赞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１８］。由此可见，初唐七言歌行所取得的成就是勿庸置疑的，而置身于大都市长安中的诗人们喜用歌行体抒怀就不难理解了。

初唐时期歌行体的美学特征特别适宜表现城市风貌，这也是城市诗采用歌行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总的来看，初唐歌行体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采用铺叙的手法，篇幅长，气势壮大。诗的赋化是六朝以来诗歌发展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诗、赋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其规定性有很大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抒写方式不同，前者是抒情言志，后者是赋事见志。但是它们毕

竟都是文学作品，状物抒情是共同特征，尤其是经过六朝宫体诗对事物细致描摹的发展，初唐诗歌保留了浓郁的赋的色彩，而这一点迎合了初唐诗人对于繁华都市景象描绘的需要。唐代前期，长安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类编长安志》卷二《京城·城制度》载：“（隋文帝）自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始诏规建制度。三年正月十五日，又诏用其月十八日移入新邑。所司依式先筑宫城，次筑皇城，亦曰子城，次筑外郭城。”［１９］长安城按照宫城、皇城、外郭城顺序依次建造，宫城位于全城正北，皇城在宫城之南，外郭城则以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这样一种城市布局，带给诗人们豪气万丈的情怀。骆宾王《帝京篇》写道：“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２０］雄奇壮美的歌行体与初唐诗人慷慨崇高的英雄主义情操相映成辉。除了宫城这样的皇权象征，也有东西二市这样各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２１］的繁华市场，两市中还设有茶肆、酒楼等饮食场所，加上长安城内的百万人口的需求，更显示了它的繁荣。虽然唐代采取了坊市分离和禁夜制度，但是崇仁坊“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２２］，辅兴坊“车马往来，实为繁会”［２３］。这样令人目不暇接的都市生活带给诗人们耳目一新之感，想要完整地记录下来，就要有长篇幅、大容量的歌行体作为载体。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写道：“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２４］这是长安夜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唐代长安的物质文明和社会风气，摄影似的被记录下来。”［２５］

其二，多用对偶，杂以律句，整齐划一。讲求对偶是中国古典诗歌追求整饬美的表现，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大趋势。故诗歌的对偶现象，由来已久。到齐梁时期，新体格律诗的出现，更促使诗人有意识地追求诗句的对偶。同时，七言歌行体中掺杂符合近体诗平仄格律的句子。讲究平仄搭配是中国古典诗歌独有的现象。齐梁以前虽也偶有一些诗句符合近体诗的平仄规律，但那只是一种巧合。齐梁以后，诗人才自觉地按照近体诗平仄规律创作诗歌。但在古体诗中这种律化的句子仍然是罕见的。进入唐代以后，古体诗中律化的句子渐渐多起来了，尤其是在七言歌行体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中的“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梁家画阁天中起，汉帝金茎云外直”［２６］十二句就基本合律。歌行体的律化代表了大一统王朝之下的初唐诗人对秩序、规范、节奏的追求。就直接的现实性而言，它反映的是一种初唐社会饱满自足、祥和安谧的社会心态，而这恰恰与长安城那种整齐划一、格局严谨、步调一致的建筑风范相契合，成为稳健、端庄、和谐的社会美的典范。

初唐城市诗以歌行体作为诗歌载体，是初唐诗人在王朝建立初期出于对华美盛世的深切感受所做出的选择。城市诗以歌行体的形式初步显示出唐诗风韵流转、华润美艳的风貌，表现了初唐诗人面对大一统王朝时的信心、勇气和豪情，代表了诗人雄浑、蓬勃、富有朝气的审美取向。歌行体也因为城市题材的加入增添了新鲜诗风及内涵，在诗歌抒情方式和艺术表现上一扫六朝柔靡、细碎的弊病，呈现出篇制宏阔、格调高朗、气象雄壮、感慨深沉的特点，焕发出新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李洁萍，中国古代都城概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121页，1981.

［2］［5］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3］［4］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

［6］［7］［9］［10］［11］［20］［24］［26］刘俊玠等编，唐代诗人咏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7.

［8］［25］王捷三，唐代诗人与长安，2000.3.

［12］［13］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

［15］清毛先舒，诗辨坻（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1.

［16］乔亿，剑溪说诗（卷上）.

［17］王运，湘绮楼.

［18］闻一多，唐诗杂论·论宫体诗的自赎.

［19］元骆天骥，类编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

［21］［22］［23］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陈光崇主编，中国通史⑨（第六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