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
收稿日期：2005-09-10
作者简介：吕乃基（1945-）
，男，上海人，东南大学教授。第8卷第1期2006年1月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 o fN o r t h e a s t e r nU n i v e r s i t y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V o l .8，N 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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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 n .2006文章编号：1008-3758（2006）01-0042-06
北京共识V S 华盛顿共识
吕乃基
（东南大学S T S 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6
）摘要：从操作层面分析了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分别揭示了二者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
础。华盛顿共识基于还原和简化对内生型国家的道路和现状得出了抽象的原则，其根源是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和近现代的科学方法。北京共识则考虑到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可行性和目标，其根源是中国文化和哲学传统，为外生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了较为成功的典范。在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潮兴起之时，华盛顿共识正在关注并接受北京共识，而北京共识也正在反省和克服缺乏一致的理论出发点和法治的弊病。关
键
词：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哲学；本体论；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D616；F045.5
文献标识码：A
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正在成为关注的热点，在经济学上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作一分析。
一、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为解决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所陷入的经济危机，1989年，
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森根据学者们的意见，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推行经济改革政策的基石。其主要内容是
“三化”，即
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稳定化，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华盛顿共识秉承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信条［1］。
华盛顿共识提出后在理论上受到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和“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前者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后者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
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强调制度因素，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更大的挑战来自实践领域，华盛顿共识的推行遭受了三大失败。其一，拉丁美洲成为经济重灾区。其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要求俄罗斯“尽可能快地创造自由市场体制，深渊不能分两次跨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全盘接受“华盛顿共识”推行“休克疗法”而在90年代陷入困境。其三，错误的危机应对让陷入金融危机中的亚洲雪上加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唯一药方是“华盛顿共识”，否则就拒绝提供贷款，面对批判仍然片面地坚持“紧缩+自由化”的方针。斯蒂格利茨认为：“回顾过去，变得非常清楚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不仅加剧了衰退，而且对此肇端负有部分责任。”
2004年5月11日，
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 o s h u a C o o p e r R a m o ）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引起各方关注。中国通过极其慎重的途径走向市
场经济，成为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其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可贵参照。雷默对北京共识的经验概括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坚持自主（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立场、人民币升值、台湾问题等）；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
二、北京共识的基本经验
华盛顿共识有久远的历史积淀和深入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笔者对北京共识基本经验的概括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双轨制”。边“立”边“破”，先“立”后“破”。在计划经济尚存之时发展市场经济；在国有企业旁发展外资和民营企业；在公有制的天下发展多种所有制。一句话，在旧体制的“沉舟侧畔”让“千帆竞发”。通过“双轨制”改革和创建竞争，允许在“双轨”边际上的充分激励，通过创建新的经济而消灭旧的经济（斯蒂格利茨）。
（2）帕累托最优。尽管未必能在事实上做到这一点，但尽量注重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如把发展新的企业与工作岗位放在优先地位，争取社会对每一步改革的支持。反例是，俄罗斯以还债为代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缩减国内支付，导致国内工人的工资水平降低，在政治上没有得到支持。
（3）先易后难。社会系统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组成，其中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是经济，然后是政治和文化。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面展开先是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到今日，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争论便迎刃而解。现今更深刻的转型是“科学发展观”。一旦评价的指标由G D P转向可持续和统筹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就顺理成章，在中国已持续百年之久的体用之辩正在由“用”及“体”。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同样先易后难。由最容易推进（实际上也是计划经济最难控制）的产品市场化，进而生产经营市场化，政企分离，现在的难点在国有企业的改造。最后是要素市场化，包括土地、资金和人才等。近年来投资热，效益却逐年下降并因此而遏制了消费，即表明目前政府在这一领域所拥有的过大的权力亟待改造。由产品—生产经营—要素，渐次转向市场经济。
（4）注意试错，摸着石头过河。这一经验在中国由来已久。特区、开发区、各种试点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各个领域、各个地区，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每一项新的政策、建议、方案，无不先行试点。类似地，同样经久不衰的做法是：发现典型，逐步推广。在中国，各行各业，每年每月，都有典型。然后有先进事迹报告团、宣讲团，使“蔚然成风，推向全国去”。典型与试点又密切相关。前者是要素的随机涨落和系统对涨落的选择，后者则是推行所选择的涨落或由系统制造涨落并推而广之。
（5）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同于拉美和俄罗斯，中国不盲目崇拜和硬性推进私有化，不追求理论的完美。实际上，邓小平在
1992年提出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在邓小平的心目中，市场经济是一只“好猫”，自然可以为我所用。
（6）渐进。一般来说，系统的发展有突变和渐进两种类型，究竟在实际上经由何种道路取决于以下因素：系统内要素力量的对比和彼此间的关系，系统外部关系，现状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以及决策者的认识和运作的水平和能力，等等。显然，1978年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发展的道路。在内部，拥有强大的政府和良好的干群关系。“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即说明了这一点。在外部，与发达国家较大的落差决定了中国的开放只能是渐进的过程。不能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和放弃资本管制，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决策和实际情况即是明证，前一段时间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的立场和而后的果断决策也证明这一点。在目标的制定上，大跃进、“15年超过英国”、建设“十来个大庆”，以及急于求成在一夜之间实现民主化等已成为往事。1988年弗里德曼访华时建议价格自由化，“斩蛇尾巴多次不如一次”。价格闯关的意图刚刚透露未及实施，民间就开始人心浮动，抢购与囤积物资，迫使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价格闯关的小休克疗法，转而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改革。“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历史的航船不可能一帆风顺笔直前行，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每每在发生偏离的第一时间，中国就拨正航向，稳步前进。“稳定压倒一切”。在稳定的同时也关注制度创新的次序和节奏（樊纲），经由一条圆滑的曲线通往未来。再者，中国是如此一个大国，情况又是如此之复杂，在人际交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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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吕乃基：北京共识V S华盛顿共识
频繁和信息交流如此便捷的今天，任何涨落都可能迅速演变为巨涨落而不可逆转。
（7）从国情出发。注意历史的作用，即路径依赖。转轨要考虑历史条件和状况。中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一方面历史越久远，传统越辉煌，改变的可能性越小。就现代而言，革命越成功，也越难以摆脱“革命”的路径。另一方面，在历史和传统中也不乏对未来和目标有利的因素。联系到渐进过程，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成为历史，又成为下一步发展的新起点。同时注意现状的特殊性。经济学原则全球通用，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具体做法则未必。普遍原则必须与个性相结合。这一点在国内也是如此。一方面“吃透中央精神”，另一方面则联系地方与个案的实际情况。
（8）充分考虑到“世情”，对全球化有深刻的认识。冷战结束后许多一度忠于美国的国家由军事联盟转向经济联盟。中国利用强大（主要是庞大的市场）的经济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形成互相依赖的关系和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盟。支持中国的增长，就是支持自身的增长。一个深深融入国际秩序的中国，
“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生计和希望的重要一部分”［2］。这就为中国自身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中国利用了冷战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趋势所提供的国际机遇，并使之为促进本国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作用。”［3］在形成全球产业链之时，中国明智地放弃赶超战略，转而奉行比较优势战略，由此取得了全球范围内分工与交易的最大优势（林毅夫），并据此深化内部的体制改革（樊纲）。这实际上也是引入国际的压力来促使自身的改革。在这一点上，最重要的决策无疑是加入W T O。W T O的运行机制、谈判程序，尤其是“三大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体现了现代性。加入W T O将对中国的体制和观念产生深远影响。雷默认为，作为北京共识的一部分，中国“不仅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又在政治上充分展现自己的和平愿望，以实现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结好其他大国，使美国难以把它作为敌人，并增强中国把冲突阻止在尚未发生之际的力量。同时，“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主张也赢得更多国家的心。正如雷默所说：
“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强国，也许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至少可以做到自主自决。”在这一过程中，既避免冲突而壮大了经济实力，又充分调动和展现了“软实力”。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可以在其传统文化中找到渊源：韬光养晦，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柔克刚……，这样的成语比比皆是。《老子》中对为“王者”的规劝是：
“唯小”、“处下”、
“守雌”、“不为大”。
三、华盛顿共识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分析
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的失败有其深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根源。
首先，华盛顿共识没有或较少考虑到心理和社会因素。心理学质疑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行为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决策的偏见和局限，指出市场决策需要有从试验和错误中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只存在“有限理性选择”。行为金融学发现金融市场波动受大众心理影响，经济决策不是个人独立的理性行为。演化生物学与演化心理学否定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认为人是贪得无厌的个体动物，证明任何生物的具体需求都有上下界。人本质上是社会动物，个人利益只有在符合群体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充分发展。博弈论研究了多均衡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在竞争过程中促进合作行为。
其次，华盛顿共识忽略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制度）对此的作用。信息经济学否认市场竞争在信息不对称下的有效性，指出政府规制和监管的重要性。非线性经济学发现规模效应导致路径依赖，先占市场而统治市场的技术标准不一定是最优的，垄断企业的称霸可能是逆向选择而非选优汰劣的结果，所以需要反垄断法打破恶性竞争。企业家行为和创新经济学的研究发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其动力不是来自保护产权，而是来自保护创新，亦即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限制私有产权对新技术引入的障碍。实验经济学发现市场行为取决于游戏规则，不会无条件地收敛到最佳状态，法律和规则设计应当有谨慎的实验过程。因此，政府在制定竞争规划和技术标准上有重大作用。
第三，华盛顿共识混淆了理论与实际，也没有看到历史与现实的区别。理论是简化的，而实际则复杂得多。“看不见的手”只存在于工业革命前小规模的市场经济。现代的混合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和非政府非赢利的社会经济，才能实现效率、稳定和公平的持续发展。市场竞争是良性还是恶性循环，取决于市场、政府、民间社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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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互动。经济混沌和经济复杂的研究表明，经济更类似生命系统而非力学系统。持续的经济波动和新陈代谢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机制的核心。
最后，华盛顿共识把世界经济看做是完全均一和透明的，而耗散结构理论指出，任何生命系统的开放都是适度的。要维持非均衡的存在，企业、国家和细胞的合理边界都是选优汰劣的半透膜，既能吐故纳新，又能阻挡敌对势力入侵。这就否定了无条件自由化理论［4］。
以上4点归结起来即新自由主义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缺陷。第一，还原论。将人的行为还原、归结为经济利益，忽略个体及个体间的心理相关与合作；将复杂的现代经济还原为只存在简单关系的原初状态，以机械决定论来认识和处理有机的关系。这在市场经济的初期和作为认识的底线、模型和参照系是可行的，而一旦将模型等同于现实，失败也就难以避免。第二，没有考虑到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对于前者，对内，把市场理解为均匀的内部无差别的一，没有独立的个体和个体间的差异；对外，把市场等同于社会和国家，排除社会和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和干预。对于后者，没有考虑到拉美、俄罗斯和东亚（即使是发达的日本、韩国）不等于内生型国家从零开始的市场经济，割断历史，认为各国（地区）处于同一起跑线。总之，认为对象是同一的、不变的，将抽象的认识阶段等同于全部，以及认识等同于实践。
华盛顿共识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特征一直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和近代科学革命。差不多在2500年前，古希腊人就意识到，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这个存在可以被认识，以及可以经由理性来认识。这一“存在”是杂多背后的一致者，变化背后的不变者。古希腊人的信念在近代科学兴起后得到充实、完善和成为现实。近代科学应用归纳、抽象、分析和还原方法，剔除主体、个性、语境和偶然性，得到客观、普遍、一致和必然性。西方世界的成功，特别是科学的成功强化和放大了华盛顿共识的信念，也扩大了与其他社会和国家的鸿沟，扩大了抽象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四、北京共识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特征
北京共识同样有其本体论和认识论根源。
首先，道可道，非常道。这不仅是反对在形式
逻辑中的精确定义，而且是对真理的认识。绝对真理是不能用某种观点（言说）来完全彻底地穷尽、表达的；因而表达出来的观点一定是相对的、有针对性的，同时也就是有界限的［5］。不难发现，这一观点与后现代思潮中的地方性知识十分接近。实际上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来说，不探求现象背后一致的和不变的存在，进而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存在”。张汝伦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哲学没有“本体论”问题［6］。
其次，目的论。在因果关系中，重要的是结果。因而要先预计并设定好“果”，然后再培育和构建“因”，也就是由果及因。设计改革的目标，考虑到后果和代价，能否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如此等等。对机立言、方便说法不仅是佛家的立论方式，沈善增通过撰写《还吾庄子》发现这是东方哲学立论的普遍原则，和东方哲学对本质与现象、真理与言说关系的基本观点有关。言说真理是为了能让受众接受后得益，所以怎么利于、便于受者接受，是第一位的问题，至于言说内容本身的绝对真理性，通常是不予强调的［5］。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明确而坚定，而通往目标的道路则灵活多样。雷默发现，“中国……有足够的灵活性”，是典型的“测不准社会”。
第三，和而不同，兼顾各方利益。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号召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近年来则要求统筹发展。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在国际关系中，中国的外交政策更是时时、处处体现了这一点。与第二点相结合就是，以目标来引导和谐，在和谐中走向目标。
最后，实践哲学。张汝伦对此作了精辟论述。莱布尼茨在比较中西哲学时认为，
“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辩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中国哲学……始终没有离开人间”［6］。雷默也发现，他所提出的北京共识“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
五、正确认识和实践“北京共识”
作为具体的道路，北京共识具有唯一性。巴西企业家、外交家和教授，巴西最有影响的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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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吕乃基：北京共识V S华盛顿共识
刊之一《商报》副总裁，兼任巴西日报出版集团副总裁的马科斯?特罗伊霍指出，中国国内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与拉美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3］。不仅是独特的国情，而且是独特的世情。首先是冷战结束。包括中国在内的原社会主义阵营纷纷转向市场经济，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在中国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时，全世界也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次是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构建产业链。中国审时度势，成为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也为链的整体作出贡献。第三，后现代思潮，要求多元、宽容、理解和创新，这在欧洲价值观体现得最为充分。然而作为认识论，作为方法，北京共识确有普世价值。
雷默对“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其“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尤其是中国经济学家们的认同，因此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补充的可能。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只有在这段时间生活在中国，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方能真正感受到北京共识的利与弊。显然，对“利”已有“共识”，而“弊”则少有共识甚至认识。唯有在认同“利”之时也对“弊”有充分认识，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实践“北京共识”。
首先，无一定之规，则不成方圆。改革开放若无理论出发点（个人本位、启蒙运动理念、市场经济规律），难免目光短浅，甚至会发生南辕北辙的情况，表面上达到了暂时和局部的目标，却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背道而驰，或与整体目标相冲突。同时，还要付出一再试错的成本或所谓“学费”，有些后果不可逆转。此外，由于实际发生的大多是多变的个案，依赖经验等隐性知识，难以积累和推广，以及学习和共享。无一定之规还特别表现在法律的缺失和有法不依。
其次，由果及因也存在问题。其一，由谁来制定目标，
“果”是否正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错误的决策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灾难，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其二，由“因”能及“果”否？各方的利益、目标和动力能否凝聚起来指向共同的目标？由上而下的指令和由下而上的动力能否协调？
第三，中国的国情过于复杂，甚至有“一国四制”之说（胡鞍钢）。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企业主与员工之间、干群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充斥着种种不协调之处。由于缺乏一致的理论出发点，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情况下，矛盾甚至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同时，先易后难的策略也会在
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子系统间引发矛盾。在先期转向市场的经济与改革相对滞后的政治之间，后者往往未能充分促进经济，反而会不适当地干预经济。
第四，权力的悖论。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其一，为制定目标、号召民众和贯彻实施，需要拥有强大的权力。但这样的权力能否接受监督？而得不到监督的权力会走向腐败或集权。“我的权力太大”，是那些下马官员在忏悔中共同的台词。其二，由于法律的缺失和有法不依，由于没有一致的理念，于是官员在随心所欲之时便屡屡发生侵权行为。其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社会中的权力总和是守恒的。政府的权力越大，民众的“权力”自主的能力、调集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小，进而越是把希望甚至命运寄托在官员的身上，也就难以产生自下而上的现代化动力，而这一点正是外生型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其四，在“双轨制”中的权钱交易和由此导致的国有财产的流失和侵权行为。不生活在中国的斯蒂格利茨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而且由此而产生的“新的经济”是一种扭曲的、异化的“市场经济”。最后是权力的落差。正如巴西的特罗伊霍所认识到的，中国国内政府和社会之间具有特定的关系，那就是强大的政府和弱小的社会。这是北京共识之所以行得通的先决条件。那些外国专家们看来都没有发现，北京共识的继续推行必将削弱政府的权力，后者回过头来又影响北京共识的推行。
总之，北京共识有待自我完善。
六、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行文至此，本节的标题将全文的标题改了一个字：由“V S”改为“与”。将二者的对立改为彼此的趋近与互补。
究竟什么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内生型国家之路：零起点，经历漫长的自组织之路。
华盛顿共识是内生型国家的现状：现在就是最高。具有健全的法治和市场秩序。
华盛顿共识在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中是自主和开放的系统，从环境中吸取负熵。
由此可见，华盛顿共识要求并非从零开始的、在系统与环境关系中基本上处于环境地位而提供负熵的外生型国家，在一夜之间就达到现在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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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型国家的水平，作为道路，华盛顿共识断不可行。然而，华盛顿共识又非一无可取之处，实际上其价值在于提供了某种准绳和目标，特别是健全的法治和市场秩序，成为外生型国家现代化的尺度和参照系。同时，华盛顿共识又需要认识到自身的弱点，接受北京共识，以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
究竟什么是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是外生型国家之路：路径锁定，由“他组织”政府发挥巨大作用
而跨越前
进。
北京共识是由此及彼的渐进过程：在现状与目标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法治和市场秩序有待健全。
北京共识所处的环境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
在由现状到目标渐进逾越鸿沟的过程中，实际上可以清晰看到北京共识中的“华盛顿身影”：1978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在阶级斗争和闭关锁国多年后重新汇入世界潮流之中；1992年转向市场
经济，与国际接轨；而2001年加入W T O ，
接受刚性的游戏规则和科学精神，由此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步步都是在迈向华盛顿共识的准绳和目标，其核心是一致的理论基础、法治和健全的市场经济。
发展是硬道理。北京共识本身有待不断创新。参考文献：
［1］赵晓.中国经验及其普世意义［N ］.文汇报，2004-06-14.
［2］庞中英.“北京共识”：中国成为全球典范［J ／O L ］.h t t p
：∥w w w .s i n a .c o m .c n ，2004-07-08.
［3
］马科斯?特罗伊霍（巴西《商报》副总裁，巴西日报出版集团副总裁）采访报道［J ／O L ］.h t t p ：∥w w w .s i n a .c o m .c n ，2004-07-08.
［4］陈平.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与经济学变革方向［N ］.文汇报，
2005-05-15.
［5］沈善增.三位一体老孔庄［N ］.文汇报，2005-05-29.［6］张汝伦.实践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质［N ］.文汇
报，2004-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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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1期吕乃基：北京共识V S 华盛顿共识
论转轨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
内容提要：“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80年代转轨经济学的重要成果，但是这种依据新古典经济学教条所达成的迅速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转轨共识正日益受到经济转轨现实的严峻挑战，从而形成转轨经济学界的“后华盛顿共识”。本文从经济转轨的实践出发，揭示了“华盛顿共识”的内在理论困境，同时也阐明“后华盛顿共识”对于转轨经济学自身的理论“转型”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关键词转轨经济学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制度主义分析引言转轨经济学（transitioneconomics）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过渡而出现的一门旨在研究这些国家的制度变迁特征、过渡路径选择以及经济过渡绩效的经济学分支，是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制度学等经济学科的成果加以综合而应用到转轨问题研究的一种尝试。转轨经济学的历史尽管仅仅十几年，但其文献数量的迅猛增长已经为该学科在经济学主流内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20世纪人类进行了两项伟大的社会实验，其一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实验，其二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转轨实验，从社会制度变迁和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第二项实验的艰难程度比第一项也许更甚。在转轨经济学内部，关于制度变迁路径和经济绩效的争论比在任何一个经济学领域都更激烈和缺乏共识，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的转轨路径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的转轨路径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坚持渐进战略的学者说：“要生小孩，你必须经过十月怀胎”，而赞成激进转轨模式的人则说：“你不能分两步跨过一个大鸿沟”，隐喻是形象而有力的武器，可是这个武器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在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初期，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基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这些国家开了药方，希望按照一种理想模式大规模地、迅速地、全面地建立起一套西方式的游戏规则体系，从而带动这些国家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经济的繁荣。根据新古典教科书所达成的迅速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战略被称为经济转轨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这种观点曾经在经济转轨的早期占据绝对优势，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大部分按照这样的策略对经济制度和经济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这种改革模式有时又被称为“休克疗法”或者“震荡疗法”（shocktherapy），这是一种以理想化的完美理念为引导的、基本原则性的、彻底的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与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主义（激进共和主义）以及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激进共产主义）在方法论和哲学根源上有极相似的地方。对这种经济制度变迁的模式，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及熊彼得、波普等学者都有过深刻的批判，但是这些犀利的批判因为没有融入主流经济学而未受到人们的足够关注。斯蒂格利茨认为，转轨中的休克疗法的深层根源是冷战遗留下来的“道德热情”和对冷战“胜利”的陶醉，他们试图一劳永逸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干净的、纯粹的私人所有制市场经济”，这种思想是雅各宾式和布尔什维克式的狂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模式的翻版。与改革的西方顾问所承诺的“即将到来的俄罗斯经济的繁荣”相对比的，是俄罗斯（以及东欧大部分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和经济规模的严重下降。 [!--empirenews.page--]一．经济转轨的十年实践：制度主义观点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堪称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经济事件，经过将近10年的转轨过程，大部分传统计划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已经基本屏弃高度计划化与全面政府干预，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经历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近30个原中央计划经济中，由于政治经济背景和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差异，各国市场化转型的程度并不相同。一些中东欧国家（CEE）和波罗的海国家市场化转型比较迅速和彻底，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加入欧盟（EuropeanUnion），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立国家联合体（CIS）的转轨前景尚不明朗，在经济体制方面还存在着混合体制（hybridsystem）的若干特征，即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私人部门迅速成长的同时，在经济运行方面还遗留着中央计划的某些痕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经济转轨包含以下要素（IMF，2000）：（1）自由化（liberalization）：允许大部分价格由自由市场决定，降低那些使得本国与全球市场经济价格结构相隔离的贸易壁垒；（2）宏观经济稳定（macroeconomicstabilization）：将通货膨胀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txt28生活是一位睿智的长者，生活是一位博学的老师，它常常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为我们指点迷津，给我们人生的启迪。不要吝惜自己的爱，敞开自己的胸怀，多多给予，你会发现，你也已经沐浴在了爱河里。北京共识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乔舒亚·库珀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 在乔舒亚·库珀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当华盛顿共识逐渐走向失败，宏观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 来源 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赵晓：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所谓“北京共识”，相对应的是“华盛顿共识”。那么，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呢？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
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
收稿日期：2005-09-10 作者简介：吕乃基（1945-） ，男，上海人，东南大学教授。第8卷第1期2006年1月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 o fN o r t h e a s t e r nU n i v e r s i t y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V o l .8，N o .1 ============================================================= J a n .2006文章编号：1008-3758（2006）01-0042-06 北京共识V S 华盛顿共识 吕乃基 （东南大学S T S 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6 ）摘要：从操作层面分析了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分别揭示了二者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 础。华盛顿共识基于还原和简化对内生型国家的道路和现状得出了抽象的原则，其根源是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和近现代的科学方法。北京共识则考虑到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可行性和目标，其根源是中国文化和哲学传统，为外生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了较为成功的典范。在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潮兴起之时，华盛顿共识正在关注并接受北京共识，而北京共识也正在反省和克服缺乏一致的理论出发点和法治的弊病。关 键 词：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哲学；本体论；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D616；F045.5 文献标识码：A 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正在成为关注的热点，在经济学上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作一分析。 一、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为解决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所陷入的经济危机，1989年， 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森根据学者们的意见，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推行经济改革政策的基石。其主要内容是 “三化”，即 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稳定化，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华盛顿共识秉承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信条［1］。 华盛顿共识提出后在理论上受到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和“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前者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后者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 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强调制度因素，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更大的挑战来自实践领域，华盛顿共识的推行遭受了三大失败。其一，拉丁美洲成为经济重灾区。其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要求俄罗斯“尽可能快地创造自由市场体制，深渊不能分两次跨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全盘接受“华盛顿共识”推行“休克疗法”而在90年代陷入困境。其三，错误的危机应对让陷入金融危机中的亚洲雪上加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唯一药方是“华盛顿共识”，否则就拒绝提供贷款，面对批判仍然片面地坚持“紧缩+自由化”的方针。斯蒂格利茨认为：“回顾过去，变得非常清楚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不仅加剧了衰退，而且对此肇端负有部分责任。” 2004年5月11日， 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 o s h u a C o o p e r R a m o ）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引起各方关注。中国通过极其慎重的途径走向市
“ 北京共识” 与“ 华盛顿共识” 之比较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比较 —一种中国模式与拉美模式的视角“华盛顿共识”是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国家发 展战略，被实践证明是不完善的。“北京共识”是中国2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我们试图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找出发展中的共性和特异性，寻求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拍·拉莫( J o s h u a ·C o o p e r ·R a m o )的文章，题为《北京共识》。这篇文章全面总结了中国2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其中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成就作了认真细致的理性思考与分析。拉莫的论文主要分北京共识、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益原理、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以及与中国打交道四个部分。在这篇文章里，拉莫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一个新概念“北京共识”，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模式”。 基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绩，拉莫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并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试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时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拉莫说:中国的变化之快，令人眩晕。中国人成功地驾驭了这种变化，创建了新的规则。 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由此给一些部门所带来的超J 决速变化，使中国发展速度足以解决改革中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发生了。用物理学术语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创新成为增加中国社会密度的途径，它是人们关系更加密切，缩短改革实践，交流更加便捷快速，创新越多，密度越大，速度越快。解决变化中出现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靠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惟有率领创新，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维持经济持续发展，并抵消内部不平衡，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领导者和普通人的知识水平，调整企业结构，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人员，解决知识鸿沟问题，这种发展模式把旧有的发展理念彻底摒弃。 其二，由于不可能从顶端实现对“动乱”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把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集中于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是处理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径。绿猫( G oeC a)只注重环境保护，提倡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 “透明猫”( T r a l l s p an C a)指G D P等中国经济发展的所有数据都应该是透明的，都经得起检验。在这里，维持稳定，减少污染和惩治腐败成为其中心，接近1亿人的温饱问题之后的中国，面临新的发展起点，过去的发展理念要适时调整。 其三，“使用影响力把想要使他自己交织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中国正常吸引其他国家的模式，正在全世界产生联谊效应，向其他国家提供自身发展的观念，这可称得上是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之所以如此，他从正反三个方面扩展其能量:1 . 具有某种反弹带动力能量;随着冷战的结束，许多一
“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
“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 它使每个国家都看到了靠自身力量成为一个强国的希望，虽然不至于强大到足以称霸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强大到实现自决 人们普遍认为，未来20年中国将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可能在经济上甚至军事上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因此，就产生了两种选择，要么任由中国自由发展，要么遏制中国。但事实上，这些都缺乏理论依据，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即中国的发展正在重塑国际秩序，并且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深刻影响了其他国家。 这种新的发展道路被称为“北京共识”，它取代了在世界范围内声誉不佳的“华盛顿共识”。后者是20世纪90年代喧嚣一时的经济理论，在10年时间里，它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很大的经济破坏。 “北京共识”不仅仅限于经济 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但还是有很多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地方，并且具有两项重大意义：一是无论中国的改革成功与否，“北京共识”已经勾画了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新思想；二是“北京共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正在进行重要变革。 “北京共识”实际上遵循了邓小平理论，例如，通往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一步到位。中国希望它的新发展是一种公正、和平和高质量的发展。私
有化和自由贸易等思想，要通过极其慎重的途径来达成。这种发展灵活而有弹性，并不指望以不变应万变。 像“华盛顿共识”一样，“北京共识”的理念并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它还包括政治、生活方式以及国际力量平衡等方面。中国把下一个20年称作“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要向美国发起挑战，事实上，很多领导人认为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和平崛起”。中国正在写它自己的书，一本从其他国家的失败中总结教训后而写成的书，世界上其他国家已经开始认真翻看这本书。 “北京共识”的三个原理 中国的变化之快，令人眩晕。中国人成功地驾驭了这种变化，并创建了新的规则。按当前的速度，中国每10年就使产出和收益增加一倍。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使3亿人摆脱了贫困。 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结盟”还是“孤立”中国的争论似乎已经没什么意义，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不管未来发生什么，这种发展本身就足以重塑世界秩序。但很多外国学者仍然紧紧抓住已经过时的“结盟/遏制”二元论不放。美国政府表示支持“一个繁荣、稳定、开放的中国成为国际共同体中建设性的一员”，这恰恰反映出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政策和事实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 当然，中国领导人对于“开放”和“建设性”有自己的定义，且不同于美国，它是与时俱进的。当今中国，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人们一时间找不到适当的词汇来表达，于是很
华盛顿共识为何已经失败与经济学变革方向
陈平：华盛顿共识为何已经失败与经济学变革方向 2009年09月22日21:11中国网【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陈平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为什么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可以作为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社会实验？因为华盛顿共识的所有主张，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中找到理论依据。这些五花八门的经济学理论，原来只是理论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试图简化对真实经济的描写，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经济运作中实际检验。东欧国家转型经济的困难，拉美与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其结果却是全面的经济下降和政策失败。 一、什么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又被讽刺为原教旨市场主义。 今天，我们把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的推行看作一次罕有的社会自然实验，来检验现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也是我们目前标准教科书上的经济学理论，看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导现代化的实践。 华盛顿共识是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逊在1990年提出的，它概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国有企业和集体土地的私有化，减税以刺激私人投资，强化财政的预算硬约束，停止给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削减公共开支和财政赤字，改变财政支出的优先顺序，从扩大就业改为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医疗、交通等基本设施等。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 华盛顿共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形成，标志着西方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形成的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整套宏观经济学政策的逆转。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动摇了民众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稳定的信心。因为市场不能创造充分就业，迫使政府大规模介入市场经济的运作，包括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周期性地干预经济，用兴办公共工程和国有企业的办法创造就业，在经济萧条期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宏观需求，以避免投资过热或减轻经济波动，用累进所得税政策减少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更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成长等等。
讨论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系统地分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汇率、利率、外贸和外资的自由化,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强化预算硬约束、削减财政赤字等，贯彻“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 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为质疑的华盛顿共识。 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美元的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但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仍在强势坚守。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重构？在美元没有退出之前,如何保证外汇储备的策略？世界是否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3月18日下午，斯蒂格利茨应邀成为“站在巨人的肩上——CCER成立1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系列”第八位嘉宾，演讲过后,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等问题，他与北京大学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李玲、教授陈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上海证券副总经理方星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共聚北大致福轩，进行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41期。 弱势美元会否导致金融危机 方星海：您能说说美元的问题吗？因为美元是实际上的国际货币，美国是唯一可以以自己的货币无限制地借钱（借美元贷款）的国家，所以就出现如您所说的情况，广大穷国借钱给最富裕的国家，这会减缓经济发展。中国当然也不愿意因为巨额美元储备而遭受损害。 以您在美国政界的丰富经验，您认为美国内在的政治力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矫正美国的错误吗？毕竟美国现在的许多政策倾向是与其他国家的期望相左的，前些天保罗．沃尔夫维茨被提名为新任世行行长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倾向，无论您如何称呼它，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好，新保守主义也好，都是非常强势的。如果有个矫正机制的话，您认为会怎样呢？ 斯蒂格利茨：不幸的是，并不存在这样的矫正机制。美国的大选是很复杂的过程，其间有大量的外部因素在起作用，而您所讲的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因素。不过，即使不存在这样的矫正机制，未来四年如果民主党人当政，美国的政策也会有大的转变。一个原因就是民主党人已经吓坏了，布什错误的政策和立场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市场是一个中间力量，但问题在于，如今弱势美元是很受欢迎的，只要不爆发金融危机就没问题。而美国央行总是时刻在注重防范金融风险，维持消费稳定的，我觉得不大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因此弱势美元的局面可能会继续，也许还会更加弱，而美国经济也会更加弱，维持低速增长。 方星海：是因为市场力量还不足以制约美国的弱势美元政策吗？ 斯蒂格利茨：的确。因为他们认为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不大，至少数据没有显示出来。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当然不会是0，我想也许会是20％。我问过纽约的一个大交易商，他认为有50％。当然，他们更加敏感，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意见特别值得参考。因为正是他们会恐慌，会利用市场机会去套利，赚大钱。但我觉得你所讲的政治因素作用不大，即使爆发金融危机，市场也不见得会变得更理性，而可能会变得更不理性，他们会推卸责任，指责汇率不公平，或是找别的替罪羊。单纯依赖市场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所有矫正的企图可能使问题变得更复杂。 樊纲：我觉得美元贬值不会对美国国内经济有很大影响，倒是会引发别的国家的经济问题，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所有相应的压力都会转嫁出去。 斯蒂格利茨：美元很疲软，根本的原因是人们不信任美元。现在美元市场是储值的，这个资产以及在未来交换的物品能够保持价值。但是人们现在越来越担心，美国财政赤字很严重，债务越来越多，此外还有贸易赤字问题。未来的情况可能会更糟，政府债务在未来20年会有成万亿债务的增长，可能会使借方不肯再借钱给美国。 美国自身认为债务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而且开始失去对美元的信心，每个人都不想成为最后一个持有美元的，美元就开始下跌，开始疲软了。那么，底线在哪儿？谁也不知道。现在市场上起作用的不单是经济因素，而且还有政治力量，会涉及到政府体制问题，所以很难按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解释。现在汇率不稳定，美元不坚挺，但大跌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投资的基本原则就是用多元化来分散风险，把美元和欧元等其他的货币混合起来，在外汇储备中用多元化来规避风险，这是种合理的行为。 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的可能 樊纲：美元越来越弱，而别的货币包括亚洲的货币都升值了（除了人民币）。于是中国对这些国家的顺差都上升了，若人民币升值，那么别的货币也会升值，我们可以看到，美元的贬值已经表现为其他货币的升值——否则，其他国家的
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 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 背景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其一，最为重大的事件显然就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几乎瓦解，这为国际上特别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及其弟子提供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口实。以里根执政为标志，“芝加哥学派”成为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之一。在里根和撒切尔的鼓动下，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乃至经合组织国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二，20世纪90年代，恰逢西方国家经济技术得到快速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科技进步、发展信息产业与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一些东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将这种变化看做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因而主张发展中国家经济也需要通过实现自由市场经济的途径，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三，由于发达国家的科技和信息技术得到迅速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与贸易、社会和产业之间的联系大大增强，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扩大。总之，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为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提供了生存的土壤。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针对的是已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但其市场体系扭曲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针对市场经济体系完全缺失的转轨经济国家。“华盛顿共识”是一种被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误导的理念，正因为如此，面临着完全不同经济使命和挑战的其他国家，从未从这种共识中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20世纪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作为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政策组合，却在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得到了广泛的推行。90年代初，在俄罗斯等转型国家中，尽管人们都承认，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转型的总体目标，但是对于用什么方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观点。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实行“市场原教旨主义”方面，因为独联体和中东欧国家当时大都采取了类似的转轨战略。这一转轨战略反映的是这些国家多数执政者当时的主导思想，它得到国际一些著名学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在前苏联和中东欧等转型国家中，俄罗斯、捷克和爱沙尼亚是“休克转轨的典型”，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波兰前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捷克前总理克劳斯等人都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追随者和推行者。曾被称为捷克转型设计师和新自由主义代言人的克劳斯，在1990年上半年首先提出并在捷克实施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转轨政策。这一政策之所以在捷克得以实现，其中一个主导论点是，为了实现私有制企业促进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繁荣，一旦给企业和公司以真实的价格信号，就能够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最大化的效率
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
後華盛頓共識的共識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Consensus - 2005-1-29取得 約瑟夫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蘇創譯崔之元校）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如果說當前關於促進世界上窮國的發展還有什麽共識的話，那就是：共識根本不存在，除了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沒有給出答案。華盛頓共識既不是成功增長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儘管它的政策建議在特定國家的特定時期曾是有意義的。 當然，我所提到的華盛頓共識，是指國際金融機構和美國財政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所推薦的過度簡單化的政策建議，這些政策當時還沒像現在這樣受到南北各國的廣泛批評；我並不是指約翰·威廉姆森的較委婉精致的著作，儘管是他發明了?華盛頓共識?這個概念。1總之，無論其最初的內容和目標何在，世界上大多人的心目中的?華盛頓共識?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觀穩定（主要是價格穩定）爲主要內容的發展戰略；以及基於對自由市場的堅定信念並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2而這種戰略與東亞所信奉的戰略形1Williamson, J. [1990]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Chapter 2 in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John Williamson (ed.), 1990,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Williamson, J. [1999] “What Should the Bank Think About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Background Paper to the World Bank’s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 July 1999. 2本文與約翰·威廉姆森在此次會議提交的論文對?華盛頓共識?這個辭彙的理解大相徑庭。他的論文是 ?華盛頓共識簡史?，文中威廉姆森聲稱?當嚴肅的經濟學家攻擊華盛頓共識時，世界都會普遍解釋說這位元經濟學家應該有其理論依據，以反對教條式的宏觀政策、對市場的利用、以及貿易自由化。。。?無論如何，這是我反對華盛頓共識的情形，因爲我知道這個辭彙含義所在，這從本文可以看出。對威廉姆森提出的這個觀點，我的看法是華盛頓共識過於狹隘的著眼於價格穩定，而對政府對市場和貿易的干預的關
华盛顿共识 - 论文
华盛顿共识- 论文 关键字：经济改革欧洲国家国际北京美国共识华盛顿拉美 华盛顿共识（ashingtn 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当华盛顿共识逐渐蠨现出失败，宏观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hn illias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顠共识。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赵晓：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所谓“北京共识”，相对应的是“华盛顿共识”。那么，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呢？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在威廉姆森看来，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日益深入人心，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近年来，更加有力地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然而，无论是“欧洲价值观”还是“后华盛顿共识”，他们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还都远远不够。比较起来，因为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后盾，“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北京共识”从何而来呢？曾任《时代》周刊外国报导编辑，目前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拉莫先生不久前发表了《北京共识》的论文，“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在拉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比较研究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比较 研究 小组成员：程俊祥1062910210 胡庆燚1062910214 吴剑1062910229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比较 研究 分工情况：组长：胡庆燚 资料搜集：吴剑 报告撰写及PPT制作：程俊祥 选题意义： 了解“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并明确二者的主要异同，以增进对当今世界发展局势的认识。调研方法： 由于课题内容所限，小组主要采用查找参考资料的方式进行调查。
华盛顿共识 一、提出时间：1989年 二、时代背景： “华盛顿共识”的问世是在冷战结束前后，全球经济 秩序面临新的挑战的重要转折时期。“华盛顿共识” 在传播时期，遇到的最为重大的事件显然就是前苏联 解体，东欧剧变，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消亡。在以美国 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占据 了主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剥削地位，国际 环境的不平等状况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事实。随着20 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绝大多数拉美 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经济困难时期。 三、提出人：约翰〃威廉姆森 四、相关文献：《华盛顿所主张的政策改革的内涵》
五、有关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 六、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学说 七、作用地区：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的全部非洲、俄罗 斯、波兰等转型国家以及亚洲很多地方八、具体内容： 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 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怎样看待“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怎样看待“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听京沪经济学家吴树青与程恩富的对话 人民网记者田泓 2005年06月16日07:28 【字号大中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华盛顿共识”是有意识有组织出台的。“华盛顿共识”的参与者确实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识；而“北京共识”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的条件下，由国际舆论自发提出的一种观点 ●两种模式、两种共识，产生两种结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改革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不同的目标 ●简单地用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来区分苏联、东欧同中国的改革是十分肤浅的，因为这种区别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 吴树青教授，北京大学原校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程恩富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近日，这两位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在上海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进行了对话。 两个“共识”背景不同 程恩富：去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问题顾问雷默先生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目前，社会上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议论较多，涉及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性问题，很值得分析。 吴树青：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参加者来自拉美国家、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悖论与当代金融危机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悖论与当代金融危机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完成形态,“华盛顿共识”有些主张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总体上看,“华盛顿共识”迎合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不仅自身存在严重缺陷,而且相互之间以及理论与现实之间都充斥着矛盾和冲突。美国在全球范围推行“华盛顿共识”的过程中,不仅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改革误入歧途,接连引爆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而且使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体系陷入日益严重 的失衡,最终引发当前仍在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 [关键词]“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 号]1004-518X(2010)02-0078-06 赖风(1971―),男,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邮电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江苏苏州215123)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金融危机研究”(批准号:09AKS002)的成果。 当前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各国学者不再停留在
技术操作层面研究危机之源、寻求应对之策,而是深入反思在西方主导话语权近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范式化的标志,研究其理论悖论,对于深刻认识当代金融危机,有效规避和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华盛顿共识”:源起与内容 从20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么,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为了促进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了加速用新自由主义统一全球意志,从而更好地为国际垄断资本开辟全球空间,国际垄断资本迫切需要炮制并出笼 具有更强操作性和迷惑性的工具。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牵头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金融界和企业界人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在会议的最后阶段,时任该研究所所长的约翰•威廉姆森说: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 方面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个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1]。
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 百科名片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当华盛顿共识逐渐走向失败，宏观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目录 来源 内容 名人评论 展开 编辑本段 来源 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 华盛顿共识
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 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编辑本段 内容 1. 财政政策 1. 加强财政纪律; 2. 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 3. 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 2. 货币政策 1. 利率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