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商研究综述
近十年明清晋商研究综述
摘要：晋商特指明清时期山西的商人，晋商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以其先进的理念，完善的制度和不可思议的财富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商业历史。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群商人群体能够像晋商那样，长时间把持全国的经济命脉，尤其是在清代创立了票号后，商品经营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一度长时间执全国金融之牛耳。明清晋商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活跃时间之长在中国乃至在世界商业史上是罕见的。
关键词：近十年；明清晋商；研究综述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正所谓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五百年沧桑观晋商。在长达500年的经商过程中，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世界商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晋商与徽商的比较性研究
晋商与徽商作为明清时期最著名的两大商帮,在中国商业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研究者们对两者之间的异同予以了比较多的关注,即有综合比较研究,也有针对某一问题的单一比较研究:
张正明《明清晋商与徽商的比较》（《三晋文化》，2009年第一期）。从晋商与徽商相异处与相同点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
（一）相异处：1、晋商、徽商在起因、兴衰时间上略有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徽商则是明弘治五年（1492年），在两淮大显身手而兴起于商界。晋商衰败于清末，随清王朝之灭亡而衰败，徽商之衰落则是从清王朝道光十二年（1832年）实行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从此走上了衰落之路。晋商大约从明初到清末活跃商界500余年，徽商从明中叶到清道光年间活跃商界近300年。2、晋商在清道光初年，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立了山西票号，曾一度执金融界牛耳，并首创我国在海外开办银行之先河。徽商却在道光后未将资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遗憾！3、在文化理念上，晋商突出尊奉乡人关公，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熹。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晋商“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有一些民谣也反映了当时山西人的观念和风气“：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良田万顷，不抵日进分文”，“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4、在宅院建造上，明清晋商的宅院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晋商住地山西，气候较干燥，人少土地相对较多，因而所建宅院较徽商宅院宽敞多矣徽商民居更注重于住宅内部的装修雕刻和室内陈设。
（二）相同处：1、晋商、徽商均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2、晋商、徽商都有着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3、晋商、徽商都与封建政治势力有着结托关系，商业势力消长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4、晋商、徽商都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俞传芳、梁仁志《明清晋商你与徽商对儒学科举不同态度的原因浅析》（安徽师范大学，《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4月）。他们认为：由于晋商，徽商从商的原因不同；徽商与晋商所处的文化氛围不同；宗族势力强弱不同以及与封建政治势力结合的紧密程度不同；在对待儒学科举的态度上；晋商和徽商也有很大区别。
对山西人来说，经商的目的就是追逐利润。没有因为不得已而弃儒服贾的失落感山西巡抚刘于义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1】
清刘大鹏曾评论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2】
正如余秋雨所说的：“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山西人对自身的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纯粹了。”【3】徽商走出家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却是迫于生计。
此外，晋商与徽商所处的区域文化氛围不尽相同宗族势力强弱和因此对晋商与徽商的影响不尽相同在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紧密程度上晋商与徽商也不尽相同。
芦笙《“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明清晋商与徽商不同价值观之探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12月，第23卷12期）。认为明清晋商与徽商作为明清最负盛名的两大商帮在价值观上有着明显的差别：晋商“学而优则贾”，徽商“贾而好儒”。他认为形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晋商与徽商所处地域的民俗民风不同山西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晋商在古代晋国时期就开始出现，悠久的经商传统，使山西地区逐渐形成了崇商建业的浓厚意识，并作为一种社会风气渗透于广大民众的意识之中。山西人正是在以商致富的诱惑下，形成了重商风俗。所以晋商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来对待。与山西截然不同，徽州是理学大家朱熹的故乡，被称之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茗州《吴氏家典》云:“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持，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4】朱熹理学对徽州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所以经商是徽州人的手段，不是目的。徽商积聚的巨额财富没有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追加，而是扶持子弟走读书进仕之路。
（二）是晋商、徽商与封建政权的关系不同。晋商与封建政治势力有着得天独厚的关系，科举入仕不被看作是重要的手段;而徽商缺乏如晋商一样与封建政权牢固的关系，不得不全力开拓科举仕进这条生路。
二、明清晋商精神研究
晋商精神是人生观，价值观，创新精神与处世哲学的概括。凭借着一种精神，一代晋商从黄土地走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以执牛耳之商贸、金融横跨中国明清两个朝代500多年，以锐不可挡之势驰骋华夏大地，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奇特壮丽的商业华章。
薛晓燕《明清晋商诚信精神对当代的启示》（《论古鉴今》2010年）一文指出：晋商精神的核心就是诚信。在长达500年的经商过程中，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世界商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所谓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五百年沧桑观晋商。这些精神财富，可以归纳为：思想超前的创业精神；以义制利的诚信精神；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艰苦朴实的勤俭精神；同舟共济的协作精神等。【5】作者认为山西晋商经商的特点是：
（一）诚信不欺，以义制利。薛晓燕认为，山西商人之所以成为当时的一支商业劲旅，除了受当时的经济制度、商品供求等客观条件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伦理道德发挥着作用。晋商把商人的伦理道德和经济效益有机地融合起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仅靠谋略权变制胜，还靠诚信开路，以义制利，用信义折服天下人。
（二）健全有效的管理措施。晋商经营门类繁多，商号、票号遍布全国，为防止由监督不足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晋商建立了一套严格、完整、高效、规范的管理机制，旨在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人问题。晋商打破了家族企业亲情化管理的传统模式，坚持“用乡不用亲”。二是制度问题。晋商首创了股份制使得大掌柜忠于东家，把自己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三）严格的号规约束。严格的号规约束则是山西票号独树一帜的根本所在。晋商从职
位升迁、探亲休假，到待人接物、德行修养等都有严格的号规。正是这种信用约束的硬性化，保证了晋商几百年的繁荣。
宋丽莉《诚信义利瞩商魂》（《光明日报》2005年，第八期）她指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经商求利成为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的向往。山西许多地瘠民贫的地方商人率先肩挑背贩，走上了从商之路。基于传统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教化以及精神上对关公的敬仰，这些晋商起家微利，靠诚实、信用打开了异地市场。及至清代，山西商人的经商足迹遍及天下，在全国的经济舞台上占据了更加辉煌的地位。【6】许多山西商人由于累世业商，不仅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同时，其创立的商号也在不同地域获得了信誉卓著的显赫声名。梁启超也有“晋商笃守信用”的评价。【7】这说明，“诚信”已经成为当时晋商的一大特征。但凡成功之商，都是坚守“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从而在观念上塑造了晋商群体“童叟无欺，诚信为的经营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晋商各地商号之间往来频繁的资金周转、调拔业务，有的尚有契约可循，有的则全凭不成文的规矩运作。而后者，基本上是靠道德习惯约束下的“商业信用”来维系。山西钱庄放款主要是信用放款，即放款全凭借者信用，无需实物抵押。这与当时国外银行的做法大相径庭。在无成法可依、少法律制裁的商业环境中，这种信用放款，实际上是靠着商人的人格信用来承载商业正常运转轮轴的。诚信经营为晋商赢得利润的同时，不可否认也使其蒙受过一定损失，尤其是清代后期更为严重。
因其首先倡行产权分立，但后期，由于这一做法仅靠经理的个人道德“诚信”约束其经营过程，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致使一些经理盈利归己，亏赔归东的现象时有发生。山西票商李宏龄在总结票号盛衰时认为“成败得失，皆系乎人”。一句话，透露出的是“人治”社会下，庞大的商业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德“诚信”的根基之上，对失信的惩戒很少或基本不诉诸法律。随着稳定的经济运行秩序被打破，社会结构被瓦解，这种利益与道德的矛盾就会出现，随着收益与“诚信”换来的价值反差扩大，这种非正式的约束机制的脆弱性不可避免会遭遇尴尬。在社会转型期，道德诚信的根基一旦颠覆，势必会造成脱胎于封建社会的晋商事业随之付之东流。
晋商屹立商界五百年长兴的神话不仅是山西的骄傲，更是今天的晋商们汲取不尽的精神财富。考察晋商五百年的盛衰图景，其“诚实守信、义利并举”的儒商精神支撑着山西商业取得过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它同时也留给人们这样的思索：诚信固然可贵，但只有与法制约举束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承，它才能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候吉庆《试谈名利兼重的晋商》（《山东师范大学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7月），他认为晋商之所以能在几百年间傲立商海潮头，取得举世瞩目的骄人业绩，与明清晋商的价值观念关系重大。明初以来，晋商较早地摆脱了传统文化的偏见和束缚，广泛的接受了儒贾相通、义利相合的价值观念，牢固树立了名利兼重的人生价值进取途径，他们一方面结交高官，参与宦海沉浮，另一方面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力图塑造本阶层社会中坚的形象。【8】作者比较深刻的研究了晋商“重商重利”的深层次原因
（一）地理环境因素，包括两个方面。
1、是山西地区重商思想的发展和从商者众多的原因，并非商业经济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地理条件不利于农业。山西地少人多、地不养人之，我们看到的是“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这样的解释，还有“本业不足生，故牵车服贾贸易远方者恒多焉”的无可奈何。
2、是对发展商业有利的条件是山西自古以来就是东西南北的通衢大道，又与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接壤，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地藏资源丰富，有煤、铁、矾、盐等。与之相关的手工业经济也比较发达，畜牧业与经济林木也很富饶，这些资源优势促使山西商人的兴起。
土瘠民贫、天寒风烈的自然地理环境既迫使山西人走上经商重商的道路，也决定了晋商
勤劳俭朴的性格，艰苦环境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晋商，吃苦耐劳，不畏艰辛。
（二）明朝时期仕途艰险，做官风险大。明朝时期许多当官为宦者的悲惨遭遇，使相当一部分读书人痛感仕途维艰、官场变幻莫测，逐步对求取功名心灰意冷。在明一代，山西籍官员约有90%以上不同程度地遭到迫害，得以善终者竟不足总数的十分之一！因而不少士人就选择了相比于为官风险小但获利更丰厚的商人职业。
（三）以商为傲。如果经商致富也可获取一定的财富和地位，那么经商也就成为了一项不自鄙甚至引以自傲的职业了。在明清，此前历朝历代商人羞于言商、羞于取利的观念已发生本质变化，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由过去的为人所不耻而跻入光明正大的谋生之道。他们从商坦坦荡荡，觉得经商亦可实现名利双收的目的，他们将商人这一角色做得彻底而纯粹专一。○15但是，传统农耕社会中农本商末和官本位意识仍或多或少地存留在晋人的头脑中。经商发家致富诚然是满足了晋商物质上享受的欲望，但追求声名的愿望使得晋商觉得不入仕为官终不为完美，这就导致了清代许多晋商在坐拥巨额财富后仍谋求做官，为的就是光宗耀祖。
（四）清代晋商重视参与仕途、与官相交———求功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形成的农本商末意识和官本位意识仍或多或少地存留在社会中。在清代时期，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晋商在坐拥巨额财富后也逐渐谋求入仕为官，但此时的目的已不是单纯的为做官而做官，而是为了实现光宗耀祖、名利双收的人生价值。
作者总结认为：晋商在发展阶段就一直笃信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信条，经营理念上形成“重义轻利、贵理贱利”的主导思想。相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中可以体味到晋商儒家伦理道德的约束。他们崇尚儒学，重视教育，认为义利相合、儒贾相通；他们积极投身于社会各项活动中去，经世济世，用自己经商致富所得的财富回馈社会，为自己博取名誉和社会的尊敬；他们讲求诚信，在经商中杖信如介石，在创造属于历史的辉煌晋商奇迹后，也留下了为后世所传诵的诚信传说；他们也积极参与科举仕途，也谋求科考或捐纳买官入仕的途径，他们广泛结交官吏，既为自身经商铺平道路提供保障和便利，也使得自身地位上升而获得名利双收的可观效益。
晋商始终是在名利双收的价值观指引下决定着自己的选择，无论是经商还是入仕，最终都是为光宗耀祖、名利双收目标的实现。
张舒《晋商与关公》，他认为晋商精神与关公有着密切的联系。明清晋商非常崇拜关公。晋商足迹遍布全国各商埠、集镇，凡建晋商会馆必在馆内建关帝庙。
作者对于晋商之所以将关公作为自己的精神信仰主要有一下几个原因：
（一）关公是晋商的庇护神、精神偶像。晋商在外经商常常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因此，精神上企盼有神灵庇护，而地域亲情的关公，则是最佳的选择对象。
（二）上“酬神恩”下“联乡情”
晋商在外经商，天南地北，要打开局面，站稳脚跟，需要同乡互相照应，并在商界建立互信，关公是晋商的精神偶像，同时也是凝聚同乡商人并以诚信的象征，增强同乡凝聚力和山西地域商帮竞争力之目的。
（三）以关公信义规范商业行为。
信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关公一生行“义”，成为民众心中诚信忠义的化身。晋商崇祀关公为精神偶像，以关公的“义”来规范商业行为，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公的信义取信于民，摒弃欺诈、假伪商业行为，并且请神威广大的关公日夜监督其精神世界和商业行为。【8】
欧人《明清晋商商业伦理精神探论》（《现代财经》2001年第四期）本文试图本文试图从“商业伦理”这一层面透视晋商的精神特质，以揭示其价值意义。
本文着重论证了晋商旨在促成商务与伦理的结合、建构一种与传统文化及山西区域文化
相契合的商业伦理体系。认为山西商帮五百年的发展历史和经营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其在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旨在寻求商务活动与文化精神间的沟通,推进商业和伦理的结合，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和山西区域文化的价值效应，塑造商人的人格形象，以提高商业和商人社会地位和声名。
（一）吃苦耐劳：晋商的创业精神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境内山多川少“天寒地瘠生物鲜少”“岗陵丘草,硗薄难耕”。【9】，恶劣的地理环境威胁着山西人的生存，同时也磨砺了山西人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品质。在经商的刻苦性上，山西商人实居全国之首。
（二）以义制利：晋商的经营理念
山西商人并不忌讳自己从商的动机和目的，但强调商业行为应合乎“道义”的原则，倡导“以义求利”,即把道义制约和伦理规范引入商业活动,创设了“财自义生”、“因义取财”的商业经营新理念。以义制利，具体落实到商业活动中则表现为“重信”与“贵诚”。
（三）富而不奢:晋商的节俭精神
与山西商人的吃苦耐劳精神紧密相联的是晋商的俭啬。“晋俗勤俭,养殖于外”“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10】山西商人的俭约不仅表现在创业阶段，即使事业成功，家累万金后，仍能保持节俭的品质。
（四）崇奉关公:晋商的精神信仰
山西商帮有一个很有特色的文化现象即崇奉关公。所有各地的山西会馆及商人家中都悬挂关公的神像，有些地方还建立关公庙，定期举行祭祀活动。
三、晋商的历史地位
明清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纵横欧亚九千里，叱咤商界五百年，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稳固地确立了其在中国商界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
吴瑞娟《明清晋商的历史地位与会计成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0年1月）着重指出了明清晋商的会计成就。
(一)明清晋商的经济地位
山西商人在商界的地位在明代中期就已经基本确立。到了清代,山西商人群体越来越庞大,积累的财富越来越丰厚，在商界的地位越来越显赫。【11】
(二)明清晋商的文化地位
晋商不仅创造了中国商业经济的辉煌，也铸就了特有的商业文化品格。长期以来，山西商人不断开拓创新，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敢为人先、任人唯贤、重义轻利、重商轻儒、崇尚节俭的商业文化品味和商业思想。
（四）明清晋商的会计成就
一是委托代理的先驱；二是中国股份制的萌芽；三是中国期权激励制度的开拓者；四是中国传统会计假设的奠基者；五是中式会计四要素的缔造者
宋丽萍《论明清晋商对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贡献》（《山西省社会科学院》，2009年）她认为晋商的贸易活动推动了商业市镇的兴起和繁荣，促进了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山西票号开创了中国近代金融业，丰富了中国商人的经营理念；晋商对中国建筑和戏曲文化的贡献独特，影响深远；同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商业经营和金融活动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时，晋商树立了优秀中国商人的形象，提高了商人在传统社会的地位。
（一）晋商树立了优秀中国商人的形象，提高了商人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明代初期，一大批山西人依托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的物产资源和地理优势，在商机出现的瞬间，抓住机会，捷足先登，依靠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精神，遵守诚信敬业和开拓进取的经商理念，创造
出明清晋商“海内最富”的奇迹，让国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事实。【12】（二）晋商的贸易活动推动了商业市镇的兴起和繁荣，促进了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晋商活动范围广，时间长，在几百年的经营活动中，走南闯北，广设店铺，贸通有无，千里贩运，对一些地方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山西票号开创了中国近代金融业，丰富了中国商人的经营理念。
山西票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平遥日升昌票号诞生。【13】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领域活跃了整整一个世纪，并且在一段时间里充当了清朝政府中央银行的角色。
四、明清晋商的经商成功之道
张正明《晋商成功之道》（《今日信息报》2008年9月24日B2版）。张正明作为明清晋商研究的一个权威他认为明清晋商成功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进取精神。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敬业精神。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14】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
（三）群体精神。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15】
张志文《创新机制的变化与明清晋商的兴衰》（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商业时代》2009年第10期）。
本文以晋商的创新能力的变化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晋商的成功关键在于其创新精神，进行了包括区域文化创新、管理制度创新、经营技术创新等一系列改革创新实践，而其衰败也能从内部创新机制的停滞找到根源。
晋商对区域文化的创新：
（一）“学而优则商”的价值观念。把商与士、农、工同等看待，同样敬重，甚至提出“学而优则商”。【16】“以学保商”等观点，形成浓厚的重商文化。不能不说是晋商价值观念的一个创新。
（二）“以义至利，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无论是经营商号还是钱庄、票号，都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讲道义，重诚信，把“诚信”和“道义”作为经商的道德规范，是晋商在经营理念上的一大历史性贡献。
（三）“以人为本，合作竞争”的企业文化注重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
（四）“积极开拓，敢于冒险”的创新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企业家精神”的要义是：“首创精神、成功欲、甘冒风险、精明理智和敏捷、事业心”。摩根·威策尔在《管理的历史》一书中将“企业家精神”形容为“一种稀缺商品”。他说：“……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是冒险、动力和智慧的结合。”从晋商的成长史看，“积极开拓、敢于冒险”【17】的创新精神，始终是晋商成功的关键要素。
晋商对管理制度的创新：
1、创新资本运营制度，因时应变的早期资本合作制度。
2、创新产权制度，最早运用“股份制”。
3、创新经营制度，实行严格的“东掌制”。
4、创新激励制度，首创员工“顶身股”分红制度。
5、创新人才选拔制度，采用“用本地人战略”。
6、创新人才培训制度，实行严
格的“学徒制”。
创新的停滞与晋商的衰落：
晋商的衰败是多种因素引起的，国势的衰微、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和掠夺、官府的压榨等是导致晋商衰败的主要社会原因。然而，清朝末期的晋商因循守旧、不敢冒险、缺乏创新，创新机制的停滞是导致其丧失崛起良机乃至一蹶不振的直接内部原因。1、晋商的封建性阻碍了晋商的创新能力。2、“思想僵化，墨守陈规”削弱了晋商的创新动力3、“守成求稳”的地域文化导致晋商创新精神不足。
任雪梅《明清晋商兴盛的关键》（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作者认为抓住机遇, 积极进取是晋商兴盛的关键所在。
（一）明初，抓住开中制实施的契机，以“极临北边”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兴起于北方。马文升说: “我之所持以捍御北虏者，惟大同、宣府二镇，以为藩篱”史称:“明中叶，益兵增将，营帐星罗棋布，饷用既饶，市易繁盛，商贾因此致富者甚多。”【18】（二）明中后期，社会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并且开中纳粮改为开中纳银，晋商趁此天时，施展宏图，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晋商在明代中后期的发展，既是明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更是晋商抓住时机，积极开拓，勇于进取的结果。
（三）清代，首创山西票号，并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闻名于国际商界，晋商进入了鼎盛时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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