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县文化志

龙山县文化志
龙山县文化志

《龙山县文化志》

概述

龙山县位于湖南西北边陲,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区。北与湖北省宣恩县、来凤县交界,西与重庆市酉阳县、秀山县接壤,东连桑植、永顺,南与保靖隔河相望。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北边沿,武陵山脉西北段,属我国地势二、三级阶梯的过渡区。县区西起东径109°49′,东西宽约32.5千米;南起北纬28°46′,北至北纬29°38′,南北长约106千米;总面积3131平方千米,占全省面积的1.47%,是湘西州第二大县。耕地面积41.28万亩,其中稻田24.59万亩,旱地15.76万亩。2002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达13.9亿元,实现财政收入1.6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50元,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县设47个乡镇,两个国营林场。2002年底人口总数为534907人,其中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口达360146人,占总人口的%。

龙山历史悠久,民风古敦,人物俊秀。据原里耶前街(今保靖清水坪)近期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来看,早在10至50万年以前这里就有古人类活动。那些以石斧辟地、用木棒猎食、筚路篮缕的土著先民,当是长期活动在酉水流域及武陵山区、自称为“毕兹卡”的中国土家族主要发祥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和特定的自然环境里,土家、苗、汉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形成了以土家族歌、舞、乐、剧和织锦等民间工艺为代表的县域文化特色。由于土家族有语言,无文字,其民族文化只能以语言为载体世代口碑相传。近代以来,随着汉文化的输入,大部分土家族的语言日趋汉化,其民族文化流失较大。而龙山地处湘省边陲,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封闭,使之减缓了被外来文化同化和取代的危机,在南半县的洗车、里耶等地区至今还普遍使用土家语,是中国土家语保存得最完整的地区。所以,这一带的土家文化传承丰厚,在土家族摆手、茅古斯、土家梯玛、土家织锦、挑花及打溜子、咚咚喹等民族民间文化中,都保留着较多的古文化信息。

清雍正七年改土设县以后,建文庙,设学署,文运新开,风化渐染。清道初年,以戏曲为代表的汉文化渐次传入,县内出现了本偶戏班和汉剧科班;清光绪二十年,知县李智俦为县购书五万多卷,以兴教化。民国二十七年,县设民众教育馆,以期开民智、裕民德、正民风,但因馆舍偏僻,设施简陋,其效甚微。

1949年11月,龙山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接管旧国民政府教育科;1950年

3月,成立县人民政府设文教科。1951年4月15日县文化馆成立,继而成立了县木偶剧团、县汉剧团,兴修了人民剧院、电影院、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乡镇文化也逐渐得到发展。全县文化工作者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在社会主义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革”期间,风刀霜剑,百花凋零,太平山等一批名胜古迹惨遭摧毁,片瓦无存,县汉剧团、木偶剧团被拆销。电影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影片遭禁锢,文化馆、图书馆馆舍几迁,损失严重。中国严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土家摆手及地方戏曲等大众文化得到恢复。全县文化工作者以弘扬民族文化不已任,积极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满腔热情地投入文艺创作,涌现了全国工艺美术大师叶玉翠、国家一级作家蔡测海、土家族音乐家田隆信等一批优秀人物。县文化部门曾三次晋京演出并赴波兰参加了第六届索斯维茨国际民间歌舞联欢节,县文化馆被评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单位”,荣获国家文化部授予的“标准文化馆”的称号;县图书馆评为“国家二级图书馆”,县新华书店荣获“全国图书发行成绩优异、服务优良”双优奖;县电影公司评为“全省十佳电影公司”;县文化市场稽查队、县文物管理所均跨入省州文化工作先进行列。至1998年,全县48个乡镇实现乡乡有文化站,站站有文化专干。龙山是地家族聚居区,土家文化底蕴十分丰厚,其中土家族溜子之乡靛房乡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全国民间艺术之乡”称号,土家族大摆手之乡农车乡和土家织锦之乡苗儿滩镇“三

棒鼓之乡”兴隆街乡分别被省文化厅授予“湖南省群众文化艺术之乡”称号。2000年底,经省文化厅验收,龙山率全州之先,达到省级文化先进县标准,2001年10月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文化先进县”称号。

2002年6月,龙山里耶战国古城一号井出土秦简36000多枚,这批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秦代简牍,成为我国继西安兵马俑之后的又一惊世大发现,引起历史考古学家和国家领导人的极大关注。2002年11月20日,国务院国函[2002]106号文件将里耶战国古城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一章文化行政

清代至民国初期,文化艺术事业隶属于社会教育,由县府教育机构兼管,没设专门的文化行政机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皆由地方民众自发举办。民国十八年(1929),湖南省教育厅为各县购发《万有文库》一套,即令各县成立民众图书馆,民国十九年(1930),县民众图书馆成立,隶属县教育局领导。民国二十三年(1934),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龙山创建革命根据地,领导龙山各族人民,印刷文告,书写标语,张贴传单,演唱进步歌曲,在龙山播下了革命文化的种子。民国二十七年(1938),县设民众教育馆,原图书馆并归其内,仍属教育局所辖。1950年3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始设文教科,在1954年4月召开的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作出了《关于加强农村经济工作和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决议》,1956年2月,县文教科分为文化科和教育科,1961年9月又合并为文教科。第一任文教科长朝霞致和,第二任副科长赵逸兴,第三任科长赵逸兴;第一任文化科副科长梁永兆。为了加强党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1956年5月,设县委文教工作部,1958年3月撤销,第一任副部长长江丰,第二任副部长胡靖宇。1966年“文革”开始,1968年10月“县革委”宣布撤销县直局级机构,直至1970年3月召开中共龙山县第三次党代会后,工作才逐渐恢复正常。1973年1月,根据“龙革发”[73]001号文件通知,恢复县文化局,第一副局长崔文彬,第二任局长崔文彬,副局长胡志祥、黄通监、贾明伦。1979年11月,根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之规定,撤销县革命委员会,恢复县人民政府,文化局为政府组成局,其历任领导有: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局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1979年5月,恢复了停办13年的县汉剧团,1983年2月,在全国土家族地区率先恢复了中断37年的农车乡土家族大摆手活动。至1983年5月,全县有社镇文化站37个,城乡图书室55个,图书发行销售门市部62个,城镇电影院6个,农村电影队93个。1982年局机关增设文艺创作室,由张

登赤、张心平负责抓创作室工作,每年安排经费4000元,以资开展创作活动,出人才、出作品。1993年,县人民政府把被烟厂作仓储用的清代建筑南岳宫拨给文化局作建立文物管理所用,并在其内设土家族民俗文化展览馆。1997年3月,龙山县委、县政府下发了《关于在全县开展创建“文化先进县”活动的通知》,提出了文化建设的任务和目标,使全县的文化建设出现了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发展势头。为改变农村文化设施相对薄弱的现状,县文化局多方筹资,从1994年以来,先后为桂塘、茅坪、召市、西湖、石羔、农车等乡镇文化站修建了新站舍,并出资对里耶、石牌、红岩、茨岩塘等乡镇文化站进行了维修。建筑面积1700多平方米的文化局综合大楼已于1998年12月交付使用,建筑面积2132.31m2的县文化馆新馆舍亦于2000年9月竣工使用。文化局现辖47个乡镇文化站和文化馆、图书馆、电影公司、文物管理所、文化市场稽查队、文化经济公司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外,所余皆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全局事业经费由1978年的万元增加到2000年万元。在1998年度全州文化工作会议上,龙山县文化局及其所属的各二级机构均被评为全州文化工作先进单位,局长吴善文评为全州优秀文化局长;1999年局机关评为全县“最佳六星级单位”,2000年评为全县“行政执法先进单位”,2001年10月龙山县被省人民政府授予“湖南省文化先进县”称号。

第二章群众文化

第一节组织机构

民众教育馆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县设民众教育馆于文庙,文庙又称圣庙、孔庙,建于清雍正十一年。先后有六位清朝皇帝为圣庙题写匾额:乾隆帝题“与天地参”,嘉庆帝题“圣集天成”,道光帝题“圣协时中”,咸丰帝题“万世人杰”,同治帝题“圣神天纵”,光绪帝题“斯文在兹”。民众教育馆设在这里,旨在承扬裕教,以文化人,以期“开民智、裕民德、正民风”。对其具体任务,湖南省教育厅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下达的来四字第21394号训令规定为:“民众教育馆为实施社会教育之中心场所,凡民众补习教育之实施,文化水准之提高、民众

组训之协助、地方自治事业之推进、康乐活动之指导、民众生庆副业之推广、党义、政令之宣传以及其他各种社教工作之举办,均应负责办理。”当时,县民众教育馆有图书4500余册,其中木版线装书800余册,《四库全书》蒙帖影印文渊图本1700余册,其他为社会言情小说和《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馆里有工作人员三人,由于馆舍偏僻,藏书多为典籍,曲高和寡,且设施简陋,除图书阅览外再无其他文化娱乐。加之陌生人借书要押金和铺保,故读者廖廖,门可罗雀。

文化馆

1951年4月15日,龙山在接收旧民众教育馆的基础上建立县文化馆。它是政府为了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组织、辅导群众开展文化活动而设立的综合

性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辅导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和业余文化、艺术、娱乐活动,辅导、培训文化站辅导员和群众文艺骨干,搜集、整理、研究当地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管理民间职业、半职业、业余文艺团体和民间艺人。建馆时,辖县收音站、县人民书店、印刷厂和里耶、洗车两个国办文化站,馆站干部共7人,有周学开、李振亚、田顺友等,1952年,常德、华容等地文工团整编,省文化局选派32人至湘西充实各县文化馆力

量,常德刘燕西来龙山任文化馆馆长,同来的有饶剑琴等。建馆以来历任负责人有:

建馆五十年来,龙山县文化馆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中心工作中,组织洗车及县城群众排演了《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等歌剧,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1953年,全县第一个农村俱乐部在花桥乡诞生,至1957年,全县农村俱乐部发展到357个。1958年11月,苗市公社苗星俱乐部评为全省文化工作红旗单位,老艺人向德明及其女儿向官秀赴省出席积极分子代表会。是年秋,随着公社化的实施,全县建立公社文化馆15个,大队文化站31个,不到一年,终因缺乏经济基础而夭折。1963年,群众文化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导下,全县48个社镇建立了文化站,每站配不脱产辅导员一名,每月由文化馆发给误工补贴8至12元。1964年,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农村俱乐部工作的指示》(试行草案),全县农村俱乐部(文化室)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1966年,“文革”开始,文化队伍遭清洗,文化馆舍被侵占,全县文化工作陷于瘫痪。1973年恢复县文化局后,文化馆、站才随之恢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馆里先后招入、调入张心平、刘能朴、蔡测海、田隆信、米显万、杨文明、尹忠胜等担任文学、戏剧、音乐专干,业务力量得到加强。至此,县文化馆设有文学、戏剧文学、民间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曲艺、文物管理等专业。还从知青中择优招工14人分往各重点乡镇担任文化辅导员,全县群众文化工作呈现蓬勃生机。

1981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即中发[1981]31号文件;1983年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城市、厂矿群众文化工作几点意见的通知》即中发[1983]34号文件;1982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总纲”中明文规定:“国家要发展文化馆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把发展文化馆事业写进国家的根本大法,从而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对文化馆事业的高度重视。1982年,省文化厅拨款修建了县文化馆宿舍;1991年,省文化厅、省民委、省计委和县人民政府投资在马家沟新修了占地1920多

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800多平方米的文化馆馆舍,内有业务办公用房、会议室、排练厅、剧场、舞厅、投影厅、卡拉OK厅、展览厅、游艺厅、餐馆和酒吧等,1992年9月,被国家文化部授予“标准文化馆”称号,1993年被省文化厅授予“湖南省一级文化馆”称号。

龙山是土家、苗、汉、回等多民族杂居区,民族民间文化底蕴丰厚。1959

年冬,龙山县文化馆与省、州联合组成土家族民间艺术调查组,搜集资料10多万字编辑成《湘西土家族艺术资料》;1962年又与省、州联合搜集整理民间艺术资料100多万字。从1978年以来,在各级党政领导和文化主管部门重视下,抢救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更形成系统工程。先后搜集、整理、出版了《民间文学(故事、歌谣、谚语)三集成》、《民族民间器乐集成》、《曲艺志》、《传统花鼓词选编》及土家民俗手册一《一片缠绵摆手歌》等,协同县民委编写的《中国土家族习俗》一书已于1994年4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因经费制约尚未付梓的有《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土家族还土王愿全堂法事译本》及《土家织锦》等,在民间文学三集成工作中,龙山文化馆被评为全省先进集体,民间文学专干田永瑞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工作先进工作者”,原靛房乡文化辅导员张光庆搜集整理的《靛房乡民间故事集成》油印资料本获“湖南省科技成果奖”;舞蹈干部易芳文在参加《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湖南卷》编撰工作中,于1988年8月荣获文化部、国家民委、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授予的“纪念奖”。

文艺创作是繁荣群众文化的基础工程,从1983年以来,仅由文化馆业务人员创作的音乐、舞蹈、戏剧作品在县以上获奖的就达160多件,其中国家级3件,省级8件,省厅级26件,州级46件,县级72件,从而促进了群众演唱活动的蓬勃开展。

1999年6月18日,在修建民安工业品批发市场时,经县委、县政府协调,县文化馆原落成于1991年7月1日的“标准文化馆”舍被开发商“宝龙公司”撤除重建,现馆舍座落在“龙烟花园”东侧,共6层,一楼占地面积仅232.15平方米,设7个商业门面;二楼舞厅面积323.15平方米,其余皆为办公用房,面积达1576.27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132.31平方米,路面124平方米,合计2256.31平方米。

至2000年底,全馆共有干部职工33人,其中退、病休11人,在岗22人,中级职称6人,初级职称人,专业技术人员占%。

1990年12月,龙山县文化馆评为“全省先进文化馆”,1991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和人事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化工作表彰大会,龙山县文化馆被评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受到国家文化部、人事部表彰。1992年8月,副馆长欧阳建刚出席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民族文化工作经验交流会,龙山县文化馆被列为全国十家典型发言单位之一。1995年,在创办“龙山娱乐城”时,盲目投资,负债经营,债务高逾百万元。从1996年以来,全馆人员,节支增收,五年偿还债务60多万元。1998年、1999年分别被评为“全州先进文化馆”、“全州文化馆工作先进集体”和“全县双文明建设六星级单位”;馆长张光庆评为全县模范共产党员、全州文化工作先进个人;副馆长尹忠胜、杨芳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频频受县嘉奖。

文化站

1950年秋,里耶镇商会自筹资金创办了湘西第一个文化站,1951年5月收归为国办文化站,工作人员有周学开、符大庚等人,成立初期,在驻军四二二团文工队的辅导下,广大群众大唱革命歌曲,跳翻身秧歌,古镇活跃空前。1953年2月,里耶民间艺人阳世富随湘西代表团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湖南省首届民间艺术观摩会演,1956年10月,张友寿、胡远德演出的传统花灯《双盘花》、杨再红等演出的现代小戏《一篮草籽》在自治区会演获奖。1956年里耶文化站更名为里耶民族文化馆,馆址在镇政府附近,1958年改为公社文化馆,1959年冬撤销,馆舍占为他用。

1950年4月25日,中央龙山县委、县政府由县城迁至洗车河,驻县剿匪部队四二一团随驻洗车。在部队文工队的辅导下,镇文艺宣传队先后排演了《白毛女》、《兄妹开荒》、《嫁衣恨》、《刘胡兰》、《半夜鸡叫》、《钢铁战士》、《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节目,对当时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1951年5月,县文化馆在洗车设国办文化站,在李振亚、刘荣湘、罗千里、彭丕承在这里工作过。1956年3月25日至29日,在湖南省第一届文化馆(站)、电影院(队)表模奖优大会上,洗车镇业余文艺宣传队成为龙山第一家受到省委表彰的文化工作先进单位,省委宣传部奖励大幕一面,上绣“党的喉舌”四个大

字。1956年11月14日至次年1月16日,该队在长沙参加了“湖南省农村群众艺术观摩会演”,花灯歌舞《渔蚌缘》获优秀节目奖,演蚌姑的陈振芝获优秀演员奖;1958年8月,该队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中南军区民兵会演,由刘能朴作词,刘一能、吴盛英演唱的土家族民歌《百鸟朝凤凤朝阳》获优秀节目奖。

1958年,里耶、洗车两站与全县所有社镇文化站一样,全部转为民办公助。1969年因受“文革”冲击,社镇文化站全部撤销,1974年后才逐渐恢复。1979年县文化局招收14名正式职工分往各重点站担任全脱产文化辅导员,至此,全县已有全脱产文化站14个,三分之一时间脱产文化站23个。为提高文化辅导员的业务素质,1979年至1983年县文化馆每年举办一期“辅导员业务培训班”,为每站赠阅《群众文艺辅导丛书》一套,共分戏剧、舞蹈、音乐、美术、曲艺五大类,并经常组织辅导员参加表、导演实践活动,使全县文化辅导员成为州内实力较强的一支群众文化工作队伍。

1981年全县社镇文化辅导员

1982年11月3日,在全州文化工作首届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里耶文化站、石羔文化站、咱果文化站和张光庆、黄光远、尚本馨、彭顺海、向万富、田芳娥等受到大会表彰;1988年10月,州文化局组织“全州群众文化先进事迹报告团”巡回讲用活动,靛房乡文化专干张光庆作了经验介绍。在八十年代,各乡镇文化站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讲求实效,在文物调查、民间文化艺术资料搜集、农村文化队伍的创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洗车、靛房里耶、苗市等乡镇先后创办业余艺校,培训农村文艺骨干,农村文化很活跃。1991年以后,已转干的文化辅导员渐次调入局馆充实业务力量,农村文化严重滑坡。“九五”期间,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乡乡有了文化站,站站有了辅导员,其工资全部纳入县财政预算。文化局与各站签订责任书,实行目标量化管理。但农村文化设施简陋,至2000年,全县47个乡镇文化站,有站舍的仅占20%。

第二节群众文化团体

民间剧团

据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溪州司地就有戏班与戏曲活动。明代史官严守升的《田氏世家容美宣慰使田九宵世家》载:嘉靖二十八年(1559),“会倭平班师,胡公(即浙直总督明宗宪)张筵饯送,时与宴者,永顺宣慰彭翼南、桑植安抚向鹤峰……酒酣,命席间讴歌为乐,及向歌[楚江秋]、彭歌[大江东]各一调,胡公笑曰:‘我固谓彭宣慰面似梨花,果然矣。’盖彭在家常演戏为乐。”

清《龙山县志》嘉庆版卷七载:“邑无梨园嶂村市演剧皆来自外境。”在外来的傀儡戏、荆河戏、辰河高腔等剧种影响下,乾隆年间就出现了酬神还愿的傩愿戏班和以唱青苗戏、土地戏、目连戏、观音戏等祭祀戏为主的木偶戏班。傩愿戏分布在县北洗洛、白羊、大安、乌鸦河一带。清·乾隆《永顺府志》载:“永俗酬神,必迎师巫唱傩戏……至晚,敲锣打鼓,人各纸面,有女装者,曰孟姜女;男装者,曰范七郎。”清同治九年所修的《龙山县志》亦载:“供傩神男女二像于堂,荐牲牢馔醴,巫者戴纸面具。演古事如优伶,逾日乃已。”据县文化馆1990年9月在大安乡五星村调查,该村健在的傩戏艺人尚有陈南清、王海清、徐子贞、徐家福、徐家贵、黎仲生等,保存的传统剧目有《发苍》、《打路》、

《开山》等“傩增正戏”和“傩增外戏”中的《姜女戏》、《龙女戏》、《庞女戏》及《张梢子打渔》等小戏。该戏班的活动区域北至宣恩、来凤,西至桑植上河溪、河口、杨州池,南至红岩,东至龙山县城,于1956年中断。

木偶戏班最早见于清嘉庆末年创办的洗车东平街的“郭家班”和靛房街上的“吴家班”。郭家班第一代班主艺与“星子”,第二代班主艺号“月亮”,第三代班主名讳不详,第四代班主郭光照,第五代班主郭光明,字丙斋,续弦坡脚里彭氏,光绪三十年(1905),收继子侯才玉为徒,才玉聪慧好学,尤善旦行,学成后回坡脚里开创“侯家班”;民国元年(1912),郭丙斋复收10岁童文隆海为徒,文唱做兼优,又随师兄侯才玉跟班参艺,成年后回家乡岩冲大湾另创“文家班”,成为县南最活跃的木偶戏班。与洗车郭家班、靛房吴家班同期创立的有牛行堡“陈家班”。牛行堡,时称牛厂,即今华塘乡“流芳村”。嘉庆《龙山县志》卷七载:“牛厂在县治北六七里,川贵牛友聚集陆续驱至辰常以及长沙,大半从此市去,有市至桃源者亦此间贩去得也。”牛市兴,南北杂耍纷陈,陈家班活跃在城区一带,经常在南岳宫设台演出。道光初年,他砂里贾家南创办“余家班”,班主余昌银、余昌维兄弟,在外潜心学艺多年,广泛吸取昆腔、高腔艺术,因乡后以唱腔正规、行当齐全,剧目丰富而独树一帜。其支派有猛西湖的“余家班”、二梭里的“向家班”、明溪里的“向家班”、土车“高家班”等,活动远及川鄂。光绪年间,有县衙退役班头杨典字明卿者,聘“玉福班”名艺人张海洲领班科徒,在首善镇创办木偶戏班“杨家班”,杨不惜耗尽多年攒积,购置了全新苏绣戏装,素有“锦衣班”之称。

清道光初年,桂塘坝二厅岩创办了湘西第一代戏剧科班“凤鸣班”,乡人称之为“人大戏”,以区别此前用木偶表演故事的“木脑壳戏”。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这里又开办了第二代汉剧科班“九红班”,出科名角有张九寿,李宏高等。清光绪十一年(1885),张九寿、李宏高在二厅岩开办了第三代汉剧科班“玉福班”,科出生行张海洲、净角李玉龙等。班主张玉福,善生行,工于武戏,传说他在荆州演《三国》戏时,把个刚勇正直、英武神骏的关云长演得唯妙唯肖,彼以他作模特,在关圣庙塑制“关圣勒马望荆州”神像。民国三年(1914),县城“同春堂”才能板郑雄出资,谐蒋瑜开班,聘请“玉福班”名角张海洲、李玉龙及耋耄之年的李宏高任教,在县城南岳宫开办了第四代汉剧科班“同庆班”,艺徒有常同庆、徐同武、夏同荣、孙同禄等10余人,角色齐全,唱红一方。1916年后,地方多乱,百业凋敝,同庆班维继艰难,有的寄篱张海洲的木偶戏班聊以为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江水运中断,津通巴蜀,水达辰沅的龙山成为“川盐济湘、湘棉输蜀”的中转站,县南水陆交结的里耶、隆头、洗车,舟船络绎,肩挑背负贩运者往来如蚁,民间剧团亦随之兴旺。民国二十八年(1938),里耶成立“戏剧研究社”,1943年更名为“里耶教定剧团”,曾连续几年举办“抗日劳军募捐演出”,宣传抗日,支持抗日。1946年至1947年,著名荆河戏名旦“烂棉絮”在里耶科班教戏,“烂棉絮”名陈化龙,艺名陈喜凤,石门县人,曾在贺龙办的“红军剧社”任旦角,故深得里耶民众敬重。所授艺徒有阳世富、朱能金、彭天元、王华胜等,文武场面有刘渠珍、杨孝先、盛安孝等。鞭办班经费主要靠里耶商会及在进而耶关帝宫开赌场的秀山石堤人彭正和等资助。民国二十年至三十八年间,著名汉剧艺人王老容曾几度在洗车河科班教戏。王老容,原名王业容,字礼臣,靛房乡人,生于1886年,8岁随文王基会学戏,从13岁起,先后拜汉剧艺人金龙贵、戴金容、吴寿满为师,后随“玉福班”名角李玉龙参师演出。他博采各家之长,功底深厚,戏路广,能记一百多本传统正戏。在洗车先后徒王基发、罗双余、陈南阶、刘维阶、刘芳宾、文太章、陈立文、徐国柱、彭家富、江正菊等。其中生角刘维阶的《荥阳城》、武生刘芳宾的《凤鸣山》、净角文太章、旦角陈立文的《凤仪亭》等都深有功夫。时有覃应洪在苗儿滩、李玉龙在招头集设汉剧科班,永顺艺人童第周在捞车朱家寨及捞田溪一带设阳戏科班,县城有朱康生、张武涛、刘焕然等人组成的汉剧班子,各地演出十分活跃。抗战期间,先后有津市世人杜福彩、兰魄生、王元刚、杨发兴及荆河戏名净来龙山搭班唱戏,对地方戏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戏班唱戏,其费用多由商号,乡绅捐筹,按日定本计价,亦有在剧场门口置一水桶,凭观众随意往桶内丢几枚铜币,艺人们过着近乎靠施舍的“下九流”生活。除舞台演出的“高台班”,各地另有围鼓班,逢婚丧喜庆,戏曲爱好者围鼓坐唱,无粉墨表演,以唱念为主,伴以京胡、唢呐、锣鼓,活跃气氛,此风今以县城及南半县为盛。1949年10月以后,全县民间剧团蓬勃发展,至1957年底已达51个,剧种以汉剧为主,亦有阳戏和灯戏。多分布在洗车、里耶、召市等区,以洗车区最多,达42个。“文革”期间,洗车镇业余剧团龙明德等因唱传统戏被打成“黑剧团”,各民间剧团偃旗息鼓,噤若寒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废俱兴,民间剧团重振旗鼓。县文化局根据各团演出实力,先后为里耶镇、洗车镇、召市镇、苗儿滩苗星、六合、隆头杉树坪、靛房乡燎原、先锋、干溪支家、猛西泽果、贾市高田等11个民间剧团发了演出证,准予从事营业性演出。为解决民间剧团演员青黄不接的问题,县文化馆先后在洗车、里耶、苗儿滩、靛房等地举办戏曲演员培训班,民间亦有

贾市高田、凤溪拉西洞、泽西坪、坡脚松岭、农车茶园等地延师科徒。1982年9月,县文化局在里耶举办全县首届民间剧团会演,涌现出一批戏曲新秀,如洗车易芳玲、彭勇妹、陈明珍、谢开花,召市胡世雄、翟万霜、翟万玉,水坝彭素莲,高田彭金枝等。1983年召市汉剧团被评为全省优秀民间剧团,受到省文化厅表彰。1993年2月,退休老干彭南清回乡创办了靛房乡中心阳戏团,在坡脚、靛房及保靖普、龙溪一带演出10多场。1995年8月,苗儿滩镇六合村由黎直达领班组建六合汉剧团,当10月至次年9月共演出128场,上演剧目有《状元打更》、《呼杨合庆》、《金蝉记》、《四郎探母》、《秦香莲》40多个。除演出汉剧外,还根据各地观众喜好,上演阳戏。上演的阳戏剧目有《牧羊山》、《白罗裙》、《店房会》、《韩文玉下科》等20多个。主要演员有梁光娥、魏小菊、陈友国、朱彩蝉等。演出地点有本县南部及秀山县的石堤、龙池、宋农、酉阳县的大溪、后溪及泸溪、石门等地,2000年在张家界市风景区定点演出7个月,每日两场,演出400多场。2000年,退休教师陈教枝毛谐汉剧艺人杜辉奎胡世雄重组台市汉剧团,得到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是年底,被评为全省“百佳民间剧团”。

民间曲艺

清《龙山县志》嘉庆版卷六载:“四五月芸草,数家趋一家,多至三五十人,一家芸毕又至一家,陇畔击鼓鸣钲以催功,随芸随歌,以助欢悦,谓之薅草锣鼓。”清同治《龙山县志》亦载:“群体翻耕、插秧、芸草”,“间有鸣钲击鼓、歌唱以相娱乐者,亦古田歌遗意然。”又载:“夏日芸苗,数家人合在一起,被此轮转,以次而周,往往数日为曹。中以二人击鼓鸣钲,迭相歌唱,其余芸者进退作息,皆视二人为节,闻歌欢跃,劳而忘疲,其功较信”。薅草锣鼓,又称挖土锣鼓,是流传在县南土家族聚居区的一种古老曲艺,由土家族渔猎农耕时祭山神土地用的祭祀歌演变发展而成。全曲分歌头、请神、扬歌、送神四个部分,“扬歌”是其主体所在述事道情,或褒贬勤怠,或扬柳善恶,谈笑风生,激扬士气。其传统曲目有《东山郎西山妹》、《白果花》等,清代以来,扬歌吸收了《三国》、《水浒》等话本故事,显得更为充实。唱词通俗易懂,音乐结构为单曲体的上下句,著名艺人有坡脚乡的彭武猛、向闯阁,靛房乡的田复敬、彭继振、田永贵等。

龙山俗有“北半县的花鼓南半县的戏”之说。花鼓,又称“三棒鼓”,以表演者轮番抛动三根嵌有铜钱的鼓棒击鼓,边敲边唱而得名。明田艺蘅《留青日扎》记日:“吴越间妇女用三棒上下击鼓,谓之三棒鼓,江北凤阳男子尤善。”龙山

三棒鼓即凤阳花鼓经鄂西传入,起于清末,成于民国时期,盛于1949年以后,著名花鼓艺人刘玉林,石羔山人,生于1884年,幼时读书,15岁投师学艺,一生鼓不离身,曲不离口,在湘鄂渝边区颇负盛名。他编写的《解放大军到龙山》、《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好》等曲目,产为传唱,对当时各项中心工作起到了宣传鼓动作用。1952年,花桥乡三棒鼓艺人胡家玉、田和卿赴省城参加曲艺会演。此后有茅坪全善哉、新城向次柏、朱贵卿,桶车胡松林、黄有堂,石牌姚时林、田贵林等花鼓班子在民间活动频繁,其中全善哉最负盛名。全善哉,又名全有缘,茅坪光荣村人,编有《天宝图》、《马前复水》、《屈原》等曲目,其思维敏捷,出口成曲,在全县花鼓艺人中享有盛誉。1981年以后,在县文化馆的组织,引导下,全县花鼓队伍发展到55个,其中肖泽贵、肖泽润、宁国胜、庄国庆、杨紫山、张桂云、姚玉兰评为全省优秀民间艺人,肖桂芝等评为全州优秀民间艺人。他们配合中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989年仅兴隆街乡等花鼓队伍在宣传《森林法》、《计划生育条例》等活动中就演出439场。

除三棒鼓而外,境内流行的曲艺形式还有渔鼓、莲花闹、九子鞭及土家溜子说唱等,里耶杨胜博打渔鼓功有独到,贾坝盲艺人鼓继阶的莲花闹誉满里巷。1976年9月,由刘能朴创作,舒丁友、彭志山等表演的渔鼓群《铁骨红心》参加了全州会演,1976年3月由沿道和创作,韩湘北表演的莲花闹《智取炮楼》参加了全省曲艺调演。1983年10月,由田隆信创意、尚道和作词、张清寿、田隆信作曲的土家族溜子说唱《老光棍成亲》参加了全国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会演,1985年参加全省广播文艺节目比赛,获二等奖,1993年5月又在全省曲艺调演中获三等演出奖、编导奖。

农村文化服务队

1954年,县文化馆组建春节文化服务队,由馆长刘燕西带队,到全县各地巡回演出,成员有蔡碧桃、晏玉桃、沈家珍等;1955年至1956年,在修建永龙公路时,为活跃工地文艺生活,县文化馆组建了“永龙公路文化服务队”,由李能珍带队,成员有陈振芝、兰碧云、刘辉珍、梅玉洁、刘能朴等,指挥部先设在畚箕坡,后迁至凉风洞,1957年通车后撤销,陈振芝等部份演员招入县汉剧团。1981年5月,龙山县文化馆以馆、站人员为主体,成立了龙山县文化服务队。这支乌兴牧骑式文艺轻骑,既是演出队又是群众文化工作队,担负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三下乡”任务。所到之处,多是偏远山寨,山高谷深,交通不便,演出道具服装多靠肩挑背负。1990年4月18日去面山演出,暴雨倾盆,公路被山

洪冲毁,车子受阻于山下,队员们背着行李,冒雨徒步三十里,如期赶到山上演出,山上群众,倾巢相迎,竞自感激涕零,是年5月27日,在去比溪乡途中,车出故障,队员中工人受重伤,5人受轻伤。因九日前海报约定,晚上面对从各个村寨按时赶来的2000多名观众,演员们有的缠着绷带有的贴着胶布,进行了一场感人至深的演出。1981年12月,龙山县文化服务队被评为“湖南省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1983年11月7日至15日,该团声乐演员周绍良、邱放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湖南省首届音乐周”,获二等奖;1983年10月,该队参加了全国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会演;1996年6月,由刘能朴编剧、田隆信作曲、张孝龙执导、米显万、向锦花、何培玉主演的现代小戏《憨三戏妻》在参加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举办的“湖南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艺调演中获优秀节目奖。

苗市民族艺校

1984年4月26日,县文化局派刘能朴协同苗市乡文化站李志强创办的苗市民族艺校正式开学。在县文化局没有分文投入的情况下,他俩承包了苗市乡园艺场的83亩工地,向粮店赊销花生种1000斤,在洗车农技站覃平、向清万暨当地汉剧艺仙肖忠鳌、肖忠华、程家瑞、田清明等人的支持下,艺校坚持“边生产、边学习、边演出”的办学方针,先后招生学生135人,设戏曲、歌舞两个班,兼学农技和文化。一年后实现生活全自给,排演了《三夫人》、《王宝钊》、《穆柯寨》等仅剧节目和两台土家歌舞,在全县巡回演出,深得好评。1985年7月,苗市艺校被评为“湖南省群众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受到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民委、团省委和省总工会的联合表彰,是年8月26日,省文化厅社文处正式行文在该校建立“土家族业余实验艺术团”,文件明确指出:“它的任务是排演土家族民间艺术节目;研究、发展土家族表演艺术;搜集、整理土家族民间艺术;演出并保留湖南省大家族表演艺术获奖节目”。并下拨6000元开办费以资购买服装、乐器。实验艺术团以苗市艺校为依托,坚持“以场养团,团校结合”的办团方针,立足在土地上,扎根在民族中,活跃在山寨里,为群众文化生活服务。先后有中央电视台、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及湖南、湖北电视台来这里拍摄土家族歌舞节目。1986年9月在昆明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民族文化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州文化局副局长周文光就苗市艺校情况作了典型发言;随之,中央文化部派少儿文化司司长申溪来艺校看望,并拨款2万元给予扶持;省民委亦拨款扶持苗市艺校,州县文化部门经常派员来艺校辅导,使该团成为县里撤销剧团

后,“专业垮了业余补”的主要力量。后因上级所拨经费分别被县文化局和乡政府挪为他用,艺校难以维继,实验团亦随之解散。有彭大兵、彭德文、向官涛、李宜文等8人于1991年8月聘入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从事土家民俗表演至今。

1996年9月,县文化局、教育局采取联合办学的方式在第一职业中学附设一所享有中专学历的文艺职校,又在职中挂牌成立“龙山县土家族实验艺术团”,由县文化馆派员在职中担任音乐,舞蹈专职教师,但无实质性演出活动。

文学社团

里耶文学艺术研究会,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月,里耶成立文学艺术研究会,它是由里耶失学青年自发组织的“求知读书会”发展而成的。会员有张觉夫、杨楚珩、陈国权、张怡平、吴乾坤、张维珊、唐开富、宿炼夫、彭无忌等60余人。其宗旨是:培养青年文学艺术兴趣,开发里耶地方文化,普及科学知识,抵制封建迷信,倡导移风易俗。研究所有图书近4000册,除四节五经、古典小说,亦有少量自然科学书籍和当代名著,如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等。办有壁报型会刊《求知月刊》,其中宿练夫的《论楚汉相争何以汉兴而楚亡》等文章在当时的《国民日报》、《神州日报》上发表。当时沈从文先生就称赞:“里耶出现文学艺术研究会,这是湘西文学艺术研究组织史上一大创举。”周边的酉阳、秀山、保靖、来凤等县民众教育馆都派人来里耶参观,保靖县民众教育馆馆长陈泉斌说:“这是加强民众教育的好形式。”但因战乱连年,里耶文学艺术研究会兴旺两年便告撤销。

卧龙文学会,1984年5月,石牌乡文学青年李万隆、黄汉民、甘平、向玉培、唐恢波、刘锋等创办卧龙文学会,所办的铅印会刊《竹鞭》很有影响,受到省、州文联称赞,后因成员相继调入县城而终止。1986年元月,由柳丛梦、杨荣文、贾美福、韩地等牵头,在县城组建“卧龙文学会”,会员达30余人,得到县委宣传部、县民委、团县委、文化局和县总工会的支持,团县委书记担任名誉会长。文学会以团结文学青年,繁荣文学创作为宗旨,办有会刊《卧龙文学报》,涌现了一批文学新秀。会员柳丛梦以散文而斐声文坛,他的散文写得细腻而空是,融理性于感觉之中,其作品《梦中的故土》、《白河板罾》在国内评价很高;贾美福的报告文学很有深度,以抗美援朝退伍军人为题材的《不落的太阳》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后显露锋芒,在湘西州庆祝建党七十周年征文中荣获一等奖;李明圣的诗歌《泪罗江边》于1988年9月在参加第一届全国屈原杯文学作品竞赛中

获鼓励奖;李万龙的短篇小说《火焰熊熊》在“民族文学”上发表。后因柳丛梦调往湖南日报社贾美福、李万隆相继调离龙山,卧龙文学会停办。

龙山风文学社创办于1991年,成员有陈娅丽、段方、彭世厚、李明圣、易芳平、刘炳彦等10余人,皆为州作协会员。以出作品出人才为宗旨,定期召开作品讨论会。1992年7月,在县文化馆的组织下,协助武警龙山消防中队创办全省第一份基层消防报《小桥》,借其副刊“小桥流水”为园地,不仅活跃会员创作,同时使《小桥》报也办出了特色,受到省州消防部队好评。

1984年至1992年,里耶、内溪先后创办“四月文学社”和“酉水文学社”,会员有田晓路,彭昌辉等。

白崖诗社成立于1990年9月,初为县政协学习委员会领导的群众性文艺团体,诗社被接纳为湖南省诗词协会团体会员,孙一今被选为省诗词协会理事,张开炬、田绍文、唐德卿、黎直义、谭奇、王家鼎、魏承先、薛朝友、向绍光、尚本立省诗协。1994年经县民政局批准,成为独立的文学社团组织,诗社公推王本亮为名誉社长,聘请田德隆、谭奇、唐德卿、张登亦、胡发根、吴开华为顾问,选举孙一今为社长,田绍文、黎直义、赴逸兴、尚本立、张开炬为副社长,发展诗社社员50人,其中8人参加了中华诗词学会,办有铅印会刊《白崖诗词》,从1991年3月至2000年5月。已出版10辑,发表诗词一万余首。1997年7月,龙山成立县文联、白崖诗社纳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诗词协会,经县文联任命,孙一今任主席,尚本立、黎直义、肖佐才任副主席,田绍文任秘书长。从诗社成立以来,仅诗社会员创作的诗、词、曲、联就达3000余首,其中在国家级和北京、南京、广州、湖南等15个省市以及日本、泰国、法国等中文报刊和诗词专集中发表的作品就达800余首,并多次获奖,孙一今获首届中华诗词民间邀请赛“金星奖”和第二届亚州国际汉诗大赛“中国最优秀奖”,出有个人诗集《涌泉集》三卷。会员个人诗集有黎直义的《桑榆集》、尚本立的《酉溪新吟》、向恒兴的《酉水兴吟》田绍文的《一渔诗草》等。

第三节群众文化艺术之乡

全国民间艺术之乡——土家族溜子之乡靛房镇土家族打溜子是流传在龙山、永顺、保靖三县边的一种古老的民间打击乐,以靛房及其吡邻的坡脚、他砂、农车为盛。土家人称“家伙哈”,汉语俗称“打桥钹”,由四人分执头钹、二钹、

马锣、大锣四件铜乐器演奏,亦有加进唢呐配成吹打乐的。多用于年节、喜庆、请代土家族诗人彭勇行的竹枝词《里社》所写的“迎亲队伍过街坊,小儿争相爬上墙;‘叭叭隆隆’花轿到,唢呐巧伴得配当”即此。土家族自古生活在山区,拟万籁而入律,形成土家溜子绘声绘意绘神的自然美特色及其独特的乐汇、乐句和曲牌,仅流传在靛房、坡脚、他砂一带的溜子曲牌就达百余种。一般不外传,多是子承文艺,近代亦有舅甥相传的。据1990年普查,靛房乡有溜子队伍28队,有以文子、兄弟为伍的,有以姊妹妯娌结队的。为使其得到区域性保护,1993年12月,靛房乡被省文化厅授予“湖南省群众文化(土家族溜子)艺术之乡”称号;1995年12月,又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全国民间艺术之乡”称号。

湖南省群众文化艺术之乡——土家族大摆手之乡农车乡土家族摆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现象,是土家人用歌舞戏剧酬报先祖的重要赛会。它以集歌、舞、乐、剧于一体的艺术载体,表现开天辟地、人类繁衍、民族迁徒、狩猎捕鱼、刀耕火种、桑蚕绩织、饮食起居及神话传说、古代战事等广泛而丰富的社会内容。按其规模和祭祀形式,分为大摆手、小摆手两种,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国仅存五个土家族大摆手堂,除古丈的田家洞、其农车、马蹄寨、柏那、着落湖均在龙山、农车乡占了两个。这两处大摆手堂约建于明代的隆庆至万历年间,清代几经修葺,并设庙田以资香火及活动费用。每年正月初九开堂,十一圆散,届时各路容商纷至沓来,多达数万众。《龙山县志》嘉庆版卷七载:“男女聚集跳舞长歌,名曰摆手,惟董补,五集二里最盛,屡出示而禁不止,亦修其教不易其俗,而依照其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因兵荒匪乱而中断。1983年1至2月,县人民政府拨款2.5万元,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本亮任组长,成立了恢复农车乡土家族大摆手活动领导小组。县文化馆全力以赴极力抢救,才使中断37年的土家大摆手得以恢复。按传统正月初九开堂,十一圆散,观众多达10余万人次。中央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央电视台、中央音乐学院,舞蹈学院、湖北省军区等43个有关单位和各级新闻记者远道而来,参加了这次文化盛会。中国舞协作了全程录像,《民族画报》1983年第五期开辟《土家族大摆手》专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之音”播放了长篇通讯《一片缠绵摆手歌》、《满堂歌舞满堂春》,文化部民族文化司副司长并耕在农车乡主持召开了“发展土家族大摆手歌舞”专题座谈会。1986年,首都18家记者来这里秉风,1991年10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李通在常务副州长欧阳松、县长向后兴等州县领导陪同下,来到农车观看了土家摆手,对这里男女老少皆能歌善舞赞不绝口。1997年10月,农车乡被省文化厅授予“湖南省群众文化(土家族大摆手)艺术之乡”称号。1998

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趋向

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趋向 摘要:影像民族志通过影像的方式去记录和描述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方式。通过客观真实地再现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像民族志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我们通过讨论其变化趋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展影视人类学。 关键字:影像人类学,国际化,网络化,社区影像,专业化。 影像民族志是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的影像民族志工作者生产了大量以少数民族历史、社会制度、经济模式、生活习俗等为题材的影像作品,奠定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影像民族志的底色,为中国影像民族志的未来发展打下了不可撼动的基础。影像民族志发展到今天,其拍摄理论上和拍摄技术上已经比较成熟了,随着全球化浪潮和现代浪潮的发展,民族影像志也需要适应其发展,并呈现出一些发展的趋向。 第一,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特征是继续国际化、全面融入全球资本系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制作主体、拍摄内容以及资金来源日益多元化、服务目标日益国际化,近20年来的少数民族纪录片实践给予了阐释。一是纪录理念和影像交流的国际化。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走向了世界,重点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交流播映,从90年代至今,这一步伐明显增快,大力模仿西方纪录理念,加强国际影像交流。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在与国际接触中,一直在尝试着上述各种主题摄制,具体影片如《姆山下》《马散四章》《德拉姆》《沉默的怒江》等。 第二,除了需要进行国际化和全球化之外,必须认识清楚的是,影像民族志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特点,是建立在一个极为崇高的思想基础之上的,通过科学性的表现手法加以展现,并要表现出对人文情怀和人文伦理的关注。知识的公共性追求是影像民族志的重要使命,因此,作品的“客观性”始终是衡量科研成果的重要标准。客观性是对其表现的影像内容真实性的。研究方法的客观性是研究成果是否有效的保障。以文字为主的经典民族志和以视频为主的影像民族志之间除了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之外,线性思维的经典民族志所展现的“客观性”体现在对“史料”的归纳、演绎分析方面,而非线性思维的影像民族志的“客观性”表现在形象思维本身所拥有的客观性上,仅一个镜头就可以忠实地呈现复杂的空间关系,因此它具有文字所不能替代的表现力,具备了影像民族志特有的“独立人格”。影像民族志要真实地记录历史、记录时代、记录文化,不能歪曲、虚构甚至捏造,如著名纪录片导演陈汉元所言:“在评估纪录片史料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时候,应该把史料价值放在第一位。”电影和影像民族志是不一样的,人们一直在讨论民族志的电影性,实质上电影和影像民族志是完全不同的,电影的情节是可以虚构的,电影的叙事手法和剪切手法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而影像民族志是社会现象的真实的反映,必须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记录时代、记录文化。是学术性的是专业化的影像史料。因此,其电影性的表现无非是使用拍摄电影的工具和通过非线性编辑软件进行剪辑,而实质上的拍摄手法和表现手法却决然不同。今后的影像民族志走向更加专业化和学术化。 第三,自世界少数族裔题材纪录片产生以来,它们或是在“看与被看”东方主义以及人类学视野下被讨论,或是对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细节进行观察再现,或是在“维权运动”的层面上被分析。二是社区影像“边缘发声”与“文化赋权”理念开始影响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制作。国外对“社区影像”的定义是明确的,即社区内外的社会组织将摄影机器交给社区内部民众,让他们去记录现实生活,并将所摄制影像在社区内部放映,这样的纪录状态或方式即为“社区影像”。其中,影像的创作主体是社会组织与当地居民,因此,社区影像也被叫

影像与社会 - 北京大学

影像与社会(Images and Soceity) 授课教师:新闻与传播学院吴靖 时间地点:周二12:30 – 14:20 pm,二教411 办公时间:周二14:30 – 15:30或另外预约 影像是一种传播方式,与文字、声音一起构成了我们社会的表意体系。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影像充斥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感知范围与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又补充或替代了许多传统的表达方式,比如文字和交谈。与其他各类表意方式相比,影像的诱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带给我们直观、感性、轻松和奇观式的表意体验,成为许多社会传播所青睐的媒介,而广告、新闻、宣传、娱乐等活动对视觉符号的偏爱又进一步推动整个社会走向影像爆炸,影像已经超越现象成为一道独特的社会文化景观。 这门课为喜爱和关注影像文化以及影像的社会角色的学生设计。课程的重点在于介绍和讨论组成当代社会视觉文化的重要媒介—摄影、电影和电视—以及这些媒介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本课程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简单介绍上述三种媒介出现、发展和成为重要传播媒介的文化与社会史,重点在于这些媒介社会使用模式形成的过程和原因;二是探讨视觉表意的技巧和方式,人们解读和体验视觉符号的过程,以及观看所造成的社会关系;三是讨论影像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互动,考察影像如何维护、质疑或改变现代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观念,比如性别观念、有关自然和科学的观念、民族意识、阶层意识等。三个方面相互穿插,构成对影像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批判性考察。 教材: [美]阿瑟·阿萨·伯杰,《眼见为实─视觉传播导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英]理查德·豪厄尔斯,《视觉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课程安排: 3/2 课程介绍:影像文化与社会 3/9 视觉文化关键词 3/16 怎样理解影像语言 3/23 摄影小史 3/30 摄影与社会控制 4/6 日常生活中的摄影 4/13 电影:技术、工业与艺术 4/20 电影、奇观与大众社会

被淡忘的民族志电影

被淡忘的民族志电影 陈湘,王珍 中国民族报2007.8.10 (4) 【阅读提示】 把寄往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筹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信投到邮筒里,74岁的刘达成舒了一口气,他退休之前是云南省社科院的研究员,曾经参与拍摄了民族志电影——《独龙族》。“接下来只有静候佳音了。”他说。 在写给4个部门的信函中,刘达成和曾经在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参与拍摄民族志电影的老同志以及几位新一代影视人类学专家呼吁:借“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在中国举办的机会,由有关部门牵头,思考如何充分挖掘和发挥这批影片的特有作用。这位古稀老人,期待在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埋藏了40年的愿望:让更多人了解和利用这批民族志电影,让它们真正发挥其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50年前的民族志电影 “年青一代可能已经不知道50年前的那批民族志电影了。”7月16日,当年参与拍摄民族志电影的杨毓骧、徐志远、刘达成齐聚在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基地,感叹地说。50年前第一部民族志电影开始拍摄时,他们还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如今都已年逾古稀了。 “1950年,中央访问团到云南考察,发现云南少数民族众多,而且分处各不相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有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农奴社会等,是研究民族学、历史学的活材料。访问团回到北京以后,向中央做了汇报,希望赶紧抢救,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全国人大民委开始着手准备民族调查。1956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全面启动。一年以后,中央指示,在此基础上,要用电影的方式把各民族原来的面貌拍摄记录下来,为制定民族政策作参考。”原云南省文联秘书长、现已94岁高龄的谭碧波老人回忆。 在刘达成保留的1958年文化部的批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情况的影片目前是迫切需要的,不仅对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史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尤其是目前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发生激剧的变化,如不及时拍摄,即准散失,很难补救。”文化部同意立即摄制记录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情况的影片。 这批总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拍摄。第一批影片涉及云南的有3部,分别是《佤族》、《景颇族》和《独龙族》,这几个民族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谭碧波负责组织拍片,撰写文学脚本,影片的要求是重点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前那些民族的社会面貌。 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组成《佤族》、《凉山彝族》、《黎族》3个摄制组分赴云南西盟佤山、四川大凉山、海南五指山拍摄。从1957年到1966年,全国一共拍摄了15部民族志影片,这些影片是:《黎族》、《凉山彝族》、《佤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苦聪人》、《独龙族》、《西藏农奴制度》、《景颇族》、《新疆夏合勒克乡的农奴制》、《西双版纳傣族农奴

摄影史学习报告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07 级“摄影史” 摄影史学习报告 导师:何华 学院:艺术学院 专业:0 7 摄影 姓名:耿红伟 学号:070200617 二○○九年四月一日星期三

风光摄影的应用及拍摄 一、风光摄影的应用 举凡艺术,风光是个大门类。连音乐,绘画都会以描述自然风光为基准所进行的创作。摄影,自是挡不住这诱惑,消费在风光上的胶片,想必是大半有过。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摄影人,估摸有85%以上以风光摄影为主,算是拍摄最多的一个图片类型了,其余的也会多少涉足其间。风光摄影似乎是摄影爱好者的启 蒙课程。国内外知名的风光景点,也已经被 摄影师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每个角度都 有摄影师拍摄过的痕迹,每寸地方都有摄影 师留下的脚印。 众多的图片库中,比例最大的就是风光 类型的图片,摄影师给图片库提供了很多风 光类型的图片,但是又达不到商业用途的标准,很多的图片就这样的被掩埋在图片库的最底层,造成了图片资源和价值的搁置和浪费。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求摄影师在拍摄时候,要是更加注重作品的内在品质和和它所具备的商业价值的呈现。 风景摄影的意义: 1、风景摄影的美学价值;风景摄影就是以大自然为拍摄题材、记录大自然壮美,利用大自然的景色来表达摄影者对大自然的认识,进而反映个人的内心感受。 风景摄影沟通有形世界(大自然)与无形世界(意识),借景抒情,拍摄与个人情感相符合的景色。 风景摄影使人更加亲近大自然更加接近山、水,从自然中吸取灵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近山者仁、近水者智。 风景摄影是满足人心灵上和视觉上的美感追求。 2、风景摄影的艺术价值;大自然在时间上的久远,空间上的广大,与人有限的生命形

影视人类学概论

影视人类学概论 第一讲:光影联姻:人类学与影像的百年恋情 一、何为影视人类学 1、Visual Anthropology 视觉人类学影像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影视人类学运用动态(即影视手段)来记录和表达人类学的知识与理念。 二、影视人类学视域中的人类文化 三、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定位与价值 四、机械影像诞生之前的视觉文化 1、岩画 2、绘画 (一)视觉暂存原理 (二)心理补偿原则 (三)幻觉 第二讲 一、影视人类学视域中的人类文化 视觉人类学从逻辑上源于此种信念:即文化是可以通过可视性的符号显现出来的。这些符号存在于社会或自然环境中的人类姿态、典礼、仪式以及人工制品当中。 文化可以被设想为通过情节性的脚本自我构建,拥有台词、服装、道具和舞台的男、女演员居于其中,而文化本身便是人们参与其中的所有场景总和。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文化,那么研究者们就可以运用视听技术记录下来,作为可分析与呈现的资料。 ———————美《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

三、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定位与价值 无论是照片、录像带、电影胶片还是手绘,都是一种观察方法。但更为重要,它还是一种提出问题,分析资料的手段。 它提供了一种通过镜头观察文化的新视角,一条研究与理解文化、社会、身份与历史的新途径。它只会引发进一步的探究,而非得出定论。 影视人类学家将他们的观察成果与其他人的人类学、社会科学家共同分享,并融入到各自的研究领域当中。 ——————美《人类学百科全书》 四、机械影像诞生之前的视觉文化 1、岩画 是指在岩穴、石崖壁面和独立岩石上的彩画、成刻、浮雕的总称。古人在岩石上磨刻和涂画来描绘人类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愿望,构成了文字发明之前,原始人类最早的“文献”。 五、影像方法与人类学的联姻 影像与人类学同行,需要若干相互作用的前提条件: (一)静态与动态的摄影技术的发展与发明 1、1893年法国人路易·雅克·曼德·达盖尔发明银版摄影术,这种借助于机械,并由光学作用和化学原理生成的图像,最终成为影视人类学的直系先祖。 第二讲:图像先祖:用影像记录人类文明的先行者 一、拯救人类学与民族志影像 1、“拯救人类学”(salvage Anthropology) (1)时代变迁与即将要消失的前工业文明。 (2)为了给后代留存“文化标本”须对濒危的社会与文化进行抢救式的调查与存证。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

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 戴应新 中国玉器饮誉世界,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地下的发现不断充实和更新人们对这部史书的认识,同时也促使我们对它所反映的礼制进行探索。 本文介绍的石峁玉器共127件,编号SSY1—SSY127,是陕北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的一部分,为笔者1976—79年在该遗址调查试掘时征集所得,现珍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其中19件发表于《考古》1977年3期(1),引起中外学人的关注。 一 石峁玉器形制多样,色彩绚丽,有黑、青黄、红、深绿、碧绿、紫、灰、白诸色,玉质温润缜密,光泽灿然,晶莹可爱,在同类遗址中实属难得。可惜“生不逢时”,出土于十年浩劫之际,绝大多数被当作玉料卖给了高家堡农副公司,据负责收购的段同志说总计有两大筐,不下四五百件,且都是质料精美者,我们征集的是其中未相中的那部分而已。真是“黄钟毁弃”啊! 现存这批玉器,计有牙璋、圭、斧、钺、戚、戈、刀、璧、璜及艺术雕刻。有几件玉器显然是其它器形改制的,还保留原器形的某些特征,兹分述如下: 牙璋28件,编号SSY1—SSY28(图一,2)。墨玉质,油黑如漆,惟刃口薄处色较浅呈深茶色。器表有水蚀斑垢。形似铲,首部岐出如两个齿牙相对,或内凹成月牙状,刃在里侧。体扁平而长,柄作方形前方正中透穿一孔,末端一边往往斜行。柄体连接处向两侧突出体外,有的还附有齿状侧饰,除SSY17号刻有阴线花纹外,其余均为素面,首部和体与柄结合处最宽,体干平视呈亚腰形,只有SSY15号璋的首部反比柄部为窄。

图一 SSY10、13、15号璋刃鲁钝,SSY18号璋刃口稍浑圆,仅比其外侧的扉棱薄些,没有开刃,由知璋牙的刃只有某种象征性意义而无实用价值(图版壹,1)。 1.牙璋

影视人类学概论

第一讲:光影联姻:人类学与影像的百年恋情 一、何为影视人类学 1、Visual Anthropology 视觉人类学影像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影视人类学运用动态(即影视手段)来记录和表达人类学的知识与理念。 二、影视人类学视域中的人类文化 三、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定位与价值 四、机械影像诞生之前的视觉文化 1、岩画 2、绘画 (一)视觉暂存原理 (二)心理补偿原则 (三)幻觉 第二讲 一、影视人类学视域中的人类文化 视觉人类学从逻辑上源于此种信念:即文化是可以通过可视性的符号显现出来的。这些符号存在于社会或自然环境中的人类姿态、典礼、仪式以及人工制品当中。

文化可以被设想为通过情节性的脚本自我构建,拥有台词、服装、道具和舞台的男、女演员居于其中,而文化本身便是人们参与其中的所有场景总和。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文化,那么研究者们就可以运用视听技术记录下来,作为可分析与呈现的资料。 ———————美《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 三、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定位与价值 无论是照片、录像带、电影胶片还是手绘,都是一种观察方法。但更为重要,它还是一种提出问题,分析资料的手段。 它提供了一种通过镜头观察文化的新视角,一条研究与理解文化、社会、身份与历史的新途径。它只会引发进一步的探究,而非得出定论。 影视人类学家将他们的观察成果与其他人的人类学、社会科学家共同分享,并融入到各自的研究领域当中。 ——————美《人类学百科全书》 四、机械影像诞生之前的视觉文化 1、岩画 是指在岩穴、石崖壁面和独立岩石上的彩画、成刻、浮雕的总称。古人在岩石上磨刻和涂画来描绘人类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愿望,构成了文字发明之前,原始人类最早的“文献”。 五、影像方法与人类学的联姻 影像与人类学同行,需要若干相互作用的前提条件:

龙:中国文化的象征

龙:中国文化的象征 太极图的S曲线正是龙的身形。如果说,在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字是道,最有代表性的图是太极图,那么,最有代表性的象就是龙,龙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在古籍里,8000年前的伏羲人面蛇身,还未成龙,但蛇与龙有最亲缘的关系,成为后来龙构成中的主要成分,蛇也称为小龙。6000年前的黄帝就有与龙联在一起,《史记》“正义”说黄帝“日角龙颜”。而4000年前的夏王朝,开国之君夏启开正式地“乘两龙。因此可以说,从伏羲到黄帝到夏的4000年的历史,就是中国文化龙的形成史。从考古实证看,刘志雄、杨静荣的《龙与中国文化》(1992)指出了龙的七个典型资料: 1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半坡型6800-6000年年遗址出土的“水鸟啄鱼纹”; 2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后岗型6400年前M45号墓的“龙虎蚌塑”;(图1-5) 3甘肃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庙底沟型5500年前出现的“鲵纹彩陶”; 4内蒙翁牛特旗三星它拉村红山文化5000年前出土“玉龙”; 5内蒙赤峰巴林右旗红山文化“玉龙猪”,(图1-6) 6浙江余杭良渚文化(5000-4800年前)出的“龙首镯”; 7汾河流域龙山文化陶寺型(4500-3900年前)出现“蟠龙纹彩陶盘”。(图1-7)

以上七例中(2)(4)最具“龙”的特征。其中(2)具有重要的形象学意义。再加上相当于夏朝的二里头的龙纹陶片和玉青柄的龙头,三星堆的龙袍,说明了龙有一种共认的形象特征。而其它材料,(1)似鱼、(5)似猪,(6)似兽,(7)似蛇,则说明着龙的来源的多源性。严文明先生认为,新石器中晚期,中国存在三个经济文化区(旱地农业,水稻农业,狩猎采集)其中,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在其周围有五个文化区(甘青,燕辽,山东,江浙,长江中游,[1]1[1]以上七例考古资料中的龙纹分布在其中的四个文化区中,猪纹在燕辽区,鲵纹在甘青区,虎纹在江浙区,渭河鱼纹,漳河鳄纹,汾河蛇纹在中原区。各种图象向龙的形象靠拢,向龙的形象融和,呈示着一种一种文化共识的出现和演进。苏秉奇《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7)正是把6000-4000年前这一邦国众多的炎黄尧舜时代为确定存在一个“中”的“共识中国”时代,当然这一时代又是以从8000年前的伏羲女娲到6000年前炎黄众帝为基础的。如果我们把夏的大一统的完成看成是居天下之中而可以治理天下的“中国”的形成,那么这个文化中国的形成是与龙的观念和形象的形成相一致的。邦国众多的三皇五帝时代仍是一个图腾形象及其原始仪式仍起着重要作用的时代。也就是一个《尚书·尧典》所描绘的“百兽率舞”的时代。上面的举的材料也呈出来动物类型的多样性。也许可以问一问,在这从8000-4000年间龙腾、虎跃,凤舞、马奔的百兽共舞的漫长时间中,为什么是龙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也许这要从龙的形象本身找答案。在中国的图腾时代,可以看到一个地上动物与天上星辰一体的时代,日与鸟的一体,蛙与月的一体,星座就是动物,动物就是星座是世界共有的现象,但中国的动物终于与星辰脱离,而只变成纯人间的动物。月中虽然有蟾蜍,但只是居住者,而非月亮本身,连嫦娥都变成是从人间跑去的,作为北斗的猪很早就在文化观念体系中消失了,而日中的金鸟也终于蜕变为下界的凤凰。(只有作为群概念的四象,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作为整体观念还存在着。)在中国文化的观念演进中,动物形象的优势性,既是中国思维理性化的结果,也体现了中国文化脚踏实地的倾向。在下界动物中,为什么是龙登上了最高的宝座呢?在图像资料和古籍记载中,图腾型动物不完全是自然界的原样,而是按照一种观念在塑形,从鱼向龙的转变,猪向龙的转变,凤与龙趋同,龙与虎的同构,蛇与龙的同性,如此等等,可以知道,各部落文化在大一统的共识中,有一个共同的观念,正是这一观念决定了各种动物塑形向着龙的方向演进,正是这一观念决定了不是其它动物而是龙,才能成为共识中国的大一统的象征。这意味着,在龙的形象中,包含了中国人的观念和

龙山文化古玉赏析

龙山文化古玉赏析 兽面纹玉琮,底面直径约6.4cm,高4.9cm。 兽面纹玉琮,形制外方内圆,天圆地方;琮中孔为管钻对穿而成。琮身饰兽面纹,纹饰以四角线为中心,分成四组,以相同的纹饰饰于琮上,射上的纹饰分两节,两节之间用弦纹分开,上面是较完整的兽面纹,下面为简化的兽面纹。玉材为透闪石质玉石,质地不纯,玉琮横向中间有较透明的玉筋,沿玉筋有横向绺裂发生,亦可见多条较明显的沿玉质结构发生的过渡自然的绺裂。玉琮包浆浑厚统一;有土黄色、赭色、黑色等沁色,沁色符合龙山文化分布区域含铁元素较多的土壤特征,且沁色深入肌理,过渡自然;玉琮大部分钙化,开窗部分玉质油润细腻;各入土特征在阴线内外统一,过渡自然。兽面纹玉琮兽面纹玉琮环绕视图一兽面纹玉琮环绕视图二兽面纹玉琮环绕视图三兽面纹玉琮环绕视图四兽 面纹玉琮环绕视图五兽面纹玉琮环绕视图六兽面纹玉琮环 绕视图七兽面纹玉琮环绕视图八兽面纹玉琮顶视图兽面纹 玉琮底面图兽面纹玉琮顶面透视图兽面纹玉琮底面透视图 兽面纹玉琮底部绺裂沁色观察图玉琮底部土蚀土咬观察图 玉琮孔内壁打磨痕迹及土蚀土咬观察图绺裂在弦纹上的延续、包浆、白化观察图一绺裂在弦纹上的延续、包浆、白化观察图二绺裂在弦纹上的延续、包浆、白化观察图三绺裂在

弦纹上的延续、包浆、白化观察图四兽面纹眼部观察图一兽面纹眼部观察图二首先,从入土特征分析:玉琮包浆浑厚统一;有土黄色、赭色、黑色等沁色,沁色符合龙山文化分布区域含铁元素较多的土壤特征,且沁色深入肌理,过渡自然;玉琮大部分钙化,过渡自然,放大图上可观察到白化现象,开窗部分玉质油润细腻;各入土特征在阴线内外统一,过渡自然。其次,从加工工艺分析:符合龙山文化期加工工艺的特点。 1、玉琮中孔为管钻对穿而成,孔内壁再经人工反复打磨,从顶视图上看,琮孔非正圆; 2、琮身饰兽面纹,纹饰以四角线为中心,分成四组,以相同的纹饰饰于琮上,射上的纹饰分两节,两节之间用弦纹分开,上面是较完整的兽面纹,下面为简化的兽面纹。从整体图上观察,上而的兽面纹眼部周围有弧形轮廓,且管钻加工的眼部由于人为管钻受力不均出现了倾斜,后又经减地阳起弧形轮廓,眼部周围的玉质被打磨去掉部分玉肉,从而管钻加工的眼部基本明显呈现不完整的圆。 3、从弦纹放大观察图看,阴线底部较宽较圆润,有深浅不一、宽窄不一、长短不一的打磨痕迹,有接砣和起落砣的痕迹。这与“良渚文化的玉琮主体用细阴纹刻细"神人"图形和云雷纹,阴线用利石刻划而成,线条坚挺”的刻划痕迹不相同,工艺上更符合龙山文化期的加工工艺的痕迹。

影像文化志

“纯粹”局外人 ———浅析影像文化志的记录视角关键词:影像文化记录视角局内人局外人 一、所谓“影像文化志” 当我们提出“影像文化志”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已经将镜头的视点从叙事性作品、抒情性作品转移开来,对准生活中真实的研究对象,用影像的创作原理,尽可能全方位的对其进行记录和摹写。 用张雅欣老师的观点,“所谓影像文化志,就是通过照相机、摄像机或摄影机的镜头,对田野调查中的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尽可能全方位的影像记录(声音与画面);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结构、编辑和制作,以期能够为学者与普通观众提供在文化层面上的影像资料以及恰当解释。影像文化志是采用影像的科技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视觉与听觉的‘深度扫瞄’。”○1或许可以把何为影像文化志以及为什么要做影像文化志的缘由阐释清楚。 影像文化志是一种区别于文字文化志的记录方法。影像文化志运用科技的影像手段,对人类行为中具有科学意义的可触知性进行视觉和听觉的记录。 二、文化志的研究者视角 当我们以做文化志为目的,对某一种文化进行记录时,这种记录和普通的记录就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是,在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基础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即当我们在做文化志研究的时候,我们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身份进行?身份决定我们的视角,同时更制约着结果的呈现状态。 通常,文化志的研究者,根据与被研究对象的关系,又被分为了“局内人”(insid er)和“局外人”(outsid er)。 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曾在其文章中指出,“一般来说,‘局内人’指的是与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或比较类似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局内人’之间通常共有比较类似的生活经历,对事物往往优比较一致的视角和看法。‘局外人’指的是处在某一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与这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2 在这样一段文章中,我们看到了截然对立的两种研究者立场。但实际上,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说,二者之间的对立是相对而言的。江苏省社科院的研究员马岚曾在其文章中指出“真正的‘局内人’是不存在的,只有站到一个与自己的同胞不同的观察视角上,才有可能看清楚自己的文化。”○3这个观点恰巧印证了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其人类学时所说的寻去局内人所无法看到的文化中的模式。这也是马林诺夫斯基坚持认为访问者都应该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 陈向明教授也提出“由于再心理和空间上与研究的现象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局外人’比‘局内人’往往更加容易看到事物的整体结构和发展线索。因此在研究时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客观’的心态,在为研究做结论时也比较容易保证一种相○1张雅欣《影像文化志通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 ○2陈向明著《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载于《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6期; ○3马岚著《“局内人”与“局外人”》,载于《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影像中的哲学

影像中的哲学: 留白, 少即是多 在中国,古人的审美情趣大多寄情于山水。他们在一石一木,一丘一潭,一曲一溪间,探寻着生命的哲理。他们从中享受到人生中许多不可言传的快乐,在重新审视一切的过程中,找回了那个真实的自己。 说起古人的寄情山水,最直观的表现莫过于中国画。它不仅是一种绘画表现形式,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有机融合。与西洋画重形似不同,中国画更重神韵,故而有,西洋画为剧,中国画为诗。 在中国画中要表现出这种神韵,最常用的一种手法便是留白。留白,又叫“余玉”,它不是简单的空白,中国画中的空白,是有很大学问的。 这种空白,可以理解为一种气,它会随着画中所绘,形成一种运动着的势,这种势人们叫它“气局”。这就像太极八卦中的黑白鱼图式,解读着世间万物的生发变化、循环往复、无穷无尽。所以画不在大小,而在乎气局。有的画仅咫尺间,却有千里之势;有的画尺幅巨大,内容琐碎而凌乱,气是散的,更形不成局。 理解了”留白”,那么把这种美学原则运用到今天的摄影中,就能收获画面元素之外的意境。它能让影像产生气运之妙;让静止凝固的画面,产生动感、局势。即所谓的“无画处皆成妙境”。

▲ 譬如这张照片,焦内是梅花绽放,构成画眼,焦外是杨柳依依,形成竖向的气局,这气始于画中,溢于画外,趋势灵动,如人之呼吸,连贯和谐。

▲ 再比如这张照片中,荷叶与蜻蜓为眼,湖面上流动的白云倒影为气,画面四角,有守有放,不板不死,在空白与虚实间构建出中和之美。 其实,今天不少摄影人一提到中国风,就会想到用后期手段把画面处理成水墨画风格,似乎唯有这样的中式符号才能诠释出中国风。但不知怎么,每每看到这些总让我想起某大导演的印象系列和最忆某某这些“神作”。 我理解的中国风绝不该是中国符号的堆砌,它不是土气和艳俗的,更不应该矫揉造作。国风神韵的精神内涵是优雅与空灵,是无往不平形于外,是高山仰止蕴其内。这种优雅与空灵的表现手法依然还是留白。笔到为实,飞白为虚,隐与显、藏与露、多与少、浓与淡在画面中对立统一,最终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龙山文化陶器刻划装饰几何纹样的特点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3215547553.html, 龙山文化陶器刻划装饰几何纹样的特点 作者:鞠月 来源:《艺术科技》2013年第06期 摘要:龙山文化的命名,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今济南市章丘市)发掘之后提出的,属中国新石器时期的一种彩陶文化。龙山文化陶器的造型千姿百态,端庄优美,欣赏价值极高。本文从龙山文化陶器装饰纹样的变迁来探讨龙山文化陶器装饰几何纹样的特点。 关键词:龙山文化陶器;刻划几何纹样 0 引言 陶器的使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陶器的历史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是文明发展的历史,陶器展示了艺术的起源、发展的历程,显示了艺术发展的许多特征,体现了早期艺术的风格面貌,为认识艺术的意义、艺术发展的规律提供了重要条件[1]。 1 龙山文化陶器装饰纹样变迁溯源 龙山文化是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龙山镇,距今约4000~4600年。因出土器物以轮制漆黑光亮的黑陶和蛋壳黑陶为主,为区别于以红陶为主的仰韶文化,当时曾被称之为‘黑陶文化’[2],这在当时也被看作是起源于东方而与仰韶文化分属于不同系统的文化遗存。据考古资料记载龙山文化是由大汶口文化传承发展而来。作为陶器的一部分,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了解史前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探索原始社会人们生存之谜的一把钥匙。龙山文化的装饰纹样比较简洁、朴素。它是对之前陶器纹饰发展的一种升华,是对生活和艺术美的一种提炼。龙山文化陶器延续使用了几何纹样,并根据器身的需要将其进一步发展,不再使用彩绘,取而代之的是与器身同色的凹凸的单线或者是复线弦纹形成一种质朴的美和明快的节奏感。龙山文化陶器的纹样变化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表现,它删繁就简,为陶器量体裁衣,因器施饰,重在表现黑陶本身的材质之美,同时根据不同的部位装饰不同粗细的线,成为陶瓷装饰本身发展的典范。 1.1 轮制工艺与纹样的关系 朴素、单纯之美是龙山文化陶器在纹样装饰上的特有风格。龙山文化陶器其装饰纹样延伸和发展了彩陶艺术中的几何纹,但其纹样不是用彩绘的形式来表现,而是在弦纹的框架下用刻划的直线来组织,其装饰纹样的风格与轮制工艺的使用有直接的联系。弦纹是龙山文化陶器中最常见的一种纹饰,弦纹粗细不同,细弦纹是一条细长的线,粗弦纹呈宽带状,中间形成凹槽,形如板瓦,亦称瓦纹。两种纹饰有时同时出现在一件器物上,有时弦纹与其他纹饰配合使用。轮制工艺的应用使弦纹的制作更容易,通过陶轮的旋转很容易制作出凹凸、粗细、深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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