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环境法的调整对象

浅论环境法的调整对象

其次，从哲学层面上讲，人与人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人而言，也是同等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提到：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又说，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产物也是这样。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关于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关于肉体组织的观念。这样，生命的产生——无论是自己生命的产生(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命的产生(通过生育)——立即表现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主要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们对自然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3)……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界定了三种关系的存在: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二是物与物

的自然关系,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以上三种关系中,能够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涉及到人的利益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人

的社会关系,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融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了,人类才能正常地生存与发展.可见,这两种关系对于人而言都尤为重要,不可偏废.然而,历史和现实又无

数次的证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正常与稳定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共生为基础的.

98年发生在我国境内的特大洪水,至今令人不堪回首.我们在欣喜中华民族团结力量的伟大时,也遗憾的发现,在洪水肆虐下,社会变得动荡与不安.少数不法分子趁火打劫,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旦遭到破坏,则不得不波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最终触及到人类的根

本利益.

可见,法律的调整范围应当也必须涉及到两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

2 环境法对传统调整论的发展

传统的法律调整理论认为法律只能调整社会关系。这是为什么呢?在法律层面上，那是因为在法律作为调整工具出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人与自然关系主要是以和谐为背景的情况下,在自然的反作用对人的利益损害不大的情况下,法律都是以调整社会关系为主的,一旦社会关系稳定,有序,和谐了,利益则将得到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就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法律天生就不只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它还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旦条件成就,调整的时机到来,法律将理所当然地担当起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任务来.我们不能用停滞的眼光来看待法律的调整功效,想当然地认为:长久以来法律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那么它就只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属性.或者说,即使法律调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视而不见,一味地我行我素,生拉硬扯地将这一关系统

归于社会关系.很多法学大师们囿于传统,在调整论上面难以有突破和创新.

从哲学角度来讲，长期以来，在笛卡尔的人为主体，自然为客体的主客两分所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人类否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仅把其当作工具盲目地使用，更不假思索地自以为是地将其排斥在法律主体之外，在法律关系模式型构中把人与自然主客体截然两分，以人类所谓的理性与自信，抱着功利的心态，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只顾人的生存与发展，为最大限度地谋取和占有眼前的物质利益，贪婪，自私地对大自然进行征服和掠夺。最终的恶果则是愈演愈烈，令人触目惊心的环境危机的降临，也使得法律的调整对象范围自然地缩小了。

诚如笔者上文所言,法律本应调整两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其根本任务是实现人类利益的最大化.环境法以部门法的形式出现以前,法律多以调整社会关系为主,当然,也有少量法律以零星的形式调整过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半场8世纪)规定了对林木,牧场的保护,还规定了鞋匠住在城外,以免污染环境;在俄国彼得大帝时规定

了严厉的保护森林的措施,某些树种和水资源被宣布为禁区,1719年,首次对污染,堵塞涅瓦河和其他河流规定严厉的处罚措施等;在我国,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制度和法令并没有因朝代的反复更替而废止,在<<六韬.虎韬>>中记载了中华民族最早的环境立法——炎帝颁布的为了维护生态的

禁令，“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谨修地利，以成万物，无夺民之所利，则民顺其时矣。”西周时候更制定了严厉的保护生态的法令，其《伐崇令》中规定“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又如，西汉的景帝曾下诏：“令郡国务勤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4)等等。虽然这些内容零星，分散，但业已证明了法律在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作用。法律的这种调整作用，当以环境法表现地最为充分。

笔者以为,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产生,其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恶化和对立.它又是在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增长和难以调和的基础上得到发展.随着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传统的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目的的法律部门已难以对人类利益作出充分和完整的保护，于是，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就日益显露，并集中体现在了环境法这一代表性的法律部门之中。可以说，环境法就是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为目的的，以最广泛地保障人类利益为使命的所有调整人类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而产生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渊源的有机组合.

对于环境法调整论的事实证明，可由以下例子作出。

在一条河流的上下游，分别有A和B两家企业。A是造纸厂，B是一家大型渔场。A企业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向了河流，使河流水体受到了污染，以致B企业大量种鱼死亡，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这时候，由于相关的环境法律的介入，迫使A企业的污水达标排放或A企业关闭，从而减少了对河流的污染，水环境不仅得以恢复，也减少了B的损失。在这一过程中，该相关的环境法律作为调整的主体，而调整对象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排污者和与河流污染有利益冲突的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河流污染有利益冲突的人与河流水体之间)因为环境具有共

有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所以，确切地说是调整了整个人类与该河流水体乃至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上述例子形象地说明了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双重性。亦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与非人自然物是否成为法律主体无关，当法律未加以调整时，不论是人还是自然都不是法律主体，而一旦法律对人与自然进行调整，人与自然则都成为了法律关系的主体。

环境法对传统调整论的突破和发展，是对旧有的人类思维模式，思考习惯以及价值追求和处世方略的修正。虽然正处于发展阶段，方兴未艾，但却已在人类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及法律关系模式的重新构建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 新调整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环境的思想，是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调整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概括说来，马克思主义早就内蕴了新调整论的思想。

第一，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基本条件。“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5)，“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6)。等等。

第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不断发展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能存在了” (7) 。

第三，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前提和影响的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以人自身的活动首先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8);“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关系和联系;只有在这些社会关系和联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9)

第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理想目标。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马克思在《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0)

第五,社会科学应该与自然环境这一基础相协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人与人的关系

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综合,是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正如恩格斯所言: “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11)马克思也说: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2)

第六,法与自然关系密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指出: “法律只有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成为真正的法律.” (13 “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14);人们往往忘记了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15)

上述观点,为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为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环境法学理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4 发展中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对环境法调整论的影响

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是以人与自然平等共生,和谐共处为哲学基础的。

在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这一哲学基础的雏形“天人合一”的理念。尔后,这一理念经过中国历代哲学家所遵循和发展,成为了中国近代环境伦理哲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