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人关系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人关系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人关系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人关系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人关系特点

——以王弼的天人观为例

摘要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一对基本问题,它关注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人之为人存在

的依据,为人的生命层次的提高提供理论上的回答。天人关系的哲学命题可概括为“天人

合一”、“天人感应”与“天人相分”三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是中国哲学一直遵循的

思想主线,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天人和谐是中国哲学

追求的共同理想,但是不同的时代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蕴含着不同的社会历史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特点突出的表现为“玄学”,玄学的产生是具体的时代的产物,玄

学致力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力图实现天道与人道的完美统一。王弼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

人物,他的天人观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色彩的天人观有着截然不同的进路,呈现出了一种新型的天人关系,为后来的天与人的贯通提供了借鉴,也为当时的人们摆脱

困境提供了一条出路。本篇主要分为三大部分:首先,介绍天人关系问题的理论背景,先

秦两汉时期的天人关系的发展进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人关系的形成必定会产生一定的

影响。其次,着重阐释王弼的天人观,王弼认为名教本于自然,建立了自己以“无”为主

的哲学体系,用“无”取代了“道”,落实到实践层面上,提出了“崇本息末”、“体用

不二”与“得意忘言”的方法论,力图实现儒与道的贯通,他的这种理想成为当时人们的

共同愿望,为后来的竹林玄学与西晋玄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条思路。最后,王弼的天人

观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论证“天人合一”为解决人的生存困境与生存危机提供了重要的

思想支持,也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关键词:天人观玄学自

然与名教贵无论崇本息末

一.引言

哲学关注的是人,力图解决的是关于人的一切问题,包括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继而继续追问,人从哪里来,人又要到哪里去,人的终极目标在哪里,人的生命的意义是

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每个哲学家都无法逃避的问题,对于它们的回答是哲学家们自

身的理论素养与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作为一种在世的存在,他

要面对的基本关系就是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天人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基本关系,对于天人关

系的回答是每个哲学家开启其哲学思想的根基,即每个哲学家都必须对此作出回答,以求

给现实中的人类提供摆脱困境的方法,它也是让哲学更实践化的一种方式,哲学的确是解

释世界的一种方式,但哲学中的天人关系无疑为人类改造世界打开了一个缺口,由天人观

而开出的改造世界的方法是有着极强的道德实践意义,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

也为现实社会的继续发展呈现了一条明晰的道路。

康德曾提出关于人的三大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能希望什么,由此构成

了他写作三大批判的动机。无论是东方与西方,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致力于实现人与

世界的和谐,实现人类的终极幸福,哲学进路虽不同但大致目标相同。西方走的基本道路

是天人二分的道路,从一开始,西方就以一种主客二分的思想来透视这个世界,带着一种

人特有的理性去审视世界,对世界作出解释。从最基本的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到伦理实践

领域的“事实与价值”问题,都表达了一种最基本的主客二分的思想,将人与自然的关系

诉诸于人的理性,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无一例外地都是在为人的理

性与自由辩护。新康德主义也着重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区分,狄尔泰、李凯尔特等人强调人

与自然的二分,人是带有价值目的的存在,而自然是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到了17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了更大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区分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到了休谟这里,留

下了著名的“休谟断头台”也被称为“休谟问题”。“休谟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人与

自然的二分导致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是”与“应该”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与价值有着

无法逾越的鸿沟,无法沟通,由此而来道德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人们陷入了另一种恐慌

之中。由休谟这里开始,到摩尔为代表的一些元伦理学家对此问题的探讨,以

及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这些都显示出了西方的人与自然二分的思想所造

成的理论危机。到了马克思,为解决休谟遗留下来的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历史难题,为人类

道德寻求理论依据,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将人的实践放在了突出位置,在

社会实践的角度成功地沟通了事实与价值,为人的伦理道德成功的寻找到了安身之所,但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找到的这条安身立命之所的出发点仍然是依据人与自然二分的视角

进入的,只不过它们在后天的社会历史实践的层面上实现了融通。

而透视中国哲学,从最开始就是以天人合一的思路开始的,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主

张人与自然的圆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西方所谓的

“理性危机”,因为从一开始的哲学进路都不同,中国哲学家们力图实现的是天人合一的

大境界,落实到具体的个体心灵人性体悟的层面,这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大境界强调

每个个体内心自由自觉的道德自觉意识,从心灵的发源处就意识到我与万物是一体的,万

物与我本来就无二分,以开放的心胸去看待自然的一切,自然的生命的张力与人本身的生

命是同样值得祝贺与赞誉的,由心底而生发的对自然的友好就是这样一种天人观的外在表

现形式。不同的哲学家对天人合一的论证过程是不一样的,儒家就是从“亲亲之仁”开始,由“亲亲”到“仁民”再到“泛爱万物”,以这样一种次第的差等顺序实现了天人合一的

理想。道家则是从本体论的层面出发,从“道”的立场出发,以“道法自然”的视角实现

了域中四大即“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圆融统一。

本篇就是基于上述基本天人关系的视角切入,去探讨特定时期的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

系的具体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秦以后我国持续分裂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玄学的兴起

是其间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玄学之中蕴含的天人关系是值得引人深思的,玄学铸造

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命境界与生活情趣,中国文化的面貌因此焕发生机。王弼

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他开启的新的天人关系对于了解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想是有着积极

意义的。

目前学界对于魏晋玄学的研究是比较多的,大致都认同魏晋玄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

是正始玄学,以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玄学为代表;其次是竹林玄学,以阮

籍、嵇康为代表的自然论玄学,竹林玄学是玄学发展的高峰时期;最后是西晋玄学,

西晋玄学以裴頠的崇有论玄学和郭象的独化论玄学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余

敦康在《魏晋玄学史》中认为,魏晋玄学中谈论的“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中国

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而又永远不能解决的天人关系问题。他认为,“自然即天道,是外

在于人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之理,名教即人道,是内在于人的受人的意志所支配

的应然之理”1,由此而引发天人关系的争论。道家偏于天道而明自然,儒家偏于人道而

贵名教,儒道两家形成对立的两极,魏晋时期玄学的特点就是力图实现儒道的统一。刘文

英在《中国哲学史》中谈到王弼的哲学思想时,主要着重介绍了王弼的“贵无论”哲学,

包括“以无为本、崇本举末”,“平章孔老、兼宗儒道”,“体用不二”以及“得意忘言”的哲学方法论。并且认为,“王弼后来居上,在思想深度上超过了何晏,不仅成为‘正始

玄风’的主要代表,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也为整个玄学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石”2。丁怀真、丁怀超在《略论王弼的天人新义》中认为,王弼作为一代新学的开辟者,突出的贡献在于,他以理性的头脑去把握天与人的相互关系,通过论证人的尊贵地位,推翻了“天人感应”

的神学目的论体系,强调了人的自觉,把汉儒的那种天与人相互颠倒的关系又颠倒过来。

褚雯在《试探王弼天人之学》中提到了王弼的“新天人之学”,他的“新”就体现在是相

对于董仲舒的“旧天人之学”而言的,王弼一扫经学的神学之风,运用本末之辨、有无之辨、言意之辨,开启了探讨现象世界背后的形而上的哲学思潮——玄学,赋予“天人之学”新的涵义。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魏晋时期的天人关系的特点试图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以王

弼的天人观为例,对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想进行透视。本文行文思路是围绕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思路来进行的,力图对王弼的天人关系的阐述有清楚的洞察。首先,介绍天

人关系的由来,由先秦至两汉,天人关系一直是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延续到魏晋,结合当

时时代的具体内容,天人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王弼1参看余敦康《魏晋玄学史》,第2-

5页。“儒家批评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道家批评儒家蔽于人而不知天。事实上,道家言

天未尝不及于人,儒家言人往往上溯于天,他们的思想体系始终没有脱离天人关系这根主轴,从两家运思的方向及其所欲达到的目标来看,都是着眼于天人之合的。但是,由于天

人关系问题是一个善变的怪物,一当说它是合,立刻就分了,这就使得两家都免不了陷入

某种矛盾片面,或偏于天道,或偏于人道。”2参看刘文英《中国哲学史》(上卷),第306-317页。

的天人观是开启了一种新的视野,它的天人观对于当今社会也有借鉴意义。

二.天人关系的理论背景

上文提到过,天人关系的基本形式有三种,一是“天人合一”,其次是“天人相分”,第三种是“天人相与”,这三种构成了中国哲学史上最基本的天人关系的哲学范畴。中国

哲学家坚持“天人”关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有机整体,并要在天人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

论中西文化的 “天人关系”(一)

论中西文化的“天人关系”(一)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天人关系 论文摘要:中西方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话题,特别是在“天人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是“天人合一”思想,西方文化主流是征服自然和“天人二分”的思维方式。“天人关系”理论的阐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关系”论述 在“天人关系”上,主张人与自然的调和、协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仅作为中国文化主干,而且后来也成为东亚区域性学说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都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合一”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来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孑L子所说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许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修德进业基础上的人本主义,它可以对人们提高其作为“人”的内在品德方面贡献于社会;道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减损欲望基础上的自然主义,它可以对人们顺应自然、回归人的内在本性方面贡献于社会。儒家的“仁论”和道家的“道论”哲学以及它们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同样可以贡献于今日人类社会。这就是说,中华文化不仅可以在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可以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就其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形上层面也会对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行动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老子从对宇宙自身和谐的认识出发,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它提示了一种应该遵循的规律,人应该效法地,地应该效法天,天应该效法“道”,“道”的特性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人应效法“道”的自然而然,顺应“自然”,以“自然”为法则。“(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为什么要效法“道”的自然而然呢?这是因为老子认为,“人为”和“自然”是相对的,人常常违背“自然”。人违背自然,人就会受到惩罚。所以老子说,作为宇宙规律的“道”,由于它的特性是“自然无为”,它对天地万物并不命令它们作什么,人就更加不应该破坏自然了。庄子还提出了“太和万物”的命题,意思是说天地万物本来存在着最完满的和谐关系,因此人们应该“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人应该顺应“天”的规律,按照五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自然的要求。为此,在《庄子》一书中特别强调人应顺应“自然”,如他说:“顺物之自然”,“应物之自然”等等。他认为,远古时代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时代,那时人类社会是“莫之为而常自然”,不做什么破坏自然的事,而经常是顺应自然的。 2西方文化“天人关系”论述 在“天人关系”上,西方文化主张是人与自然的分离,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对立,征服自然,强调“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人的理性思维是源于对自然关照形成的,特别是柏拉图开创“理念”论哲学后,西方哲学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人居于主导地位,人认识自然的方式是通过人类理性来进行的。西方文化的传统,特别是近代哲学恢复了人和自然的地位后,过分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把人当作主体,把人之外的东西当作人认识的对象——客体,延续了柏拉图时代的思维方式——“分离”,又一次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的远离。没有将人类自身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将人类看成了自然万物的主宰

浅析庄子庄子哲学中天人关系

浅析庄子哲学中的天人关系 张云天 摘要:天人关系是我国古代哲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对于全面理解我国古代哲学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庄子以“自然”来说明天的含义,首次提出天与人的矛盾关系问题。通过“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理论的提出,庄子从二者的统一性与对立性两方面全面论述了天人关系,深化了理论基础,使天人关系这一古老的哲学论题焕发了勃勃生机。本文从庄子的天人关系理论出发,对其理论进行简要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庄子及其思想。 关键词:庄子天人关系天人合一天人相分 一,中国古代哲学中“天”观念的变化 现代中国的哲学家冯友兰教授曾经将中国的古典中出现的“天”的类型分为“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五种,日本现代学者也将其分为“宗教的立场”、“哲学的立场”、“科学的立场”三种类型。今年来,我国学者主要把“天”的概念分为三种进行研究,第一种作为巫术性、宗教性的主宰者或鬼神的“天”;第二种作为哲学性、伦理性的规范或规律的“天”;第三种作为科学性、物理性的天空或法则的“天”。 1.周代的“天”观念及“天命”思想 天的观念最早出现于西周初期,它原本是西周时代的主宰神,其先驱就是商代被称为“帝”或“上帝”的最高神。《尚书·大诏》曰: “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诗经·邺风·北门》曰: “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左传·哀公二十九年》有云“天祸郑久矣”。从这些关于天的记载来看,西周时期所说的天与殷商时期所说的“上”和“帝”具有相同的意义,也是一个宗教概念,指能够主宰人事吉凶祸福的人格神。这些作为具有超越自然界与人间一切事象力量的神而被信仰,称为了后来中国的各种各样“天”思想之源。 与商代不同,周代的“天”除了巫术和宗教意义上外,还具有伦理价值上的尝试,给有德者赋予“天命”一类的吉福,带给不德的为政者以夺取“天命”一类的凶险。殷纣王因不德的缘故失去了曾经有的“天命”,而被驱逐下了统治天下的王位,而周武王则是因有德的缘故新受了“天命”而即位为新的天子。为了确保“天命”,维持王朝,使国家安定,就需要有被“天”承认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要实行祭祀和礼乐教化等制度。 2.春秋战国时期“天”观念的变化和天人关系的提出 西周末年,无神论思潮流行,至春秋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上帝的权威衰落,宗教意义上的天命论遭到批判。随国季梁以重民思想否定神的权威,他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周内史叔兴说:“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他将人事与天灾区分开来,否定了天的意志;郑国子产也说:“天道,人道迩,非所及也”,表现出天人之分的思想。 到了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天人关系的论争更加活跃,孔子强调人的理性自觉,尊重人的主体性,注重人为。孔子重视作为人们都应该知道的对象“天命”,在《论语·为政》中说道:“五十而知天命。”同时他虽然承认“天命”的存在而使用了这个词语,但却革新了其中所包含的旧内容。他在《论语·先进》中面对颜渊死时,说道:“噫,天丧予,天丧予。”这里的“天命”更侧重于存在人间力量的彼方,起作用的社会规律。[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人关系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人关系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人关系特点 ——以王弼的天人观为例 摘要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一对基本问题,它关注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人之为人存在 的依据,为人的生命层次的提高提供理论上的回答。天人关系的哲学命题可概括为“天人 合一”、“天人感应”与“天人相分”三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是中国哲学一直遵循的 思想主线,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天人和谐是中国哲学 追求的共同理想,但是不同的时代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蕴含着不同的社会历史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特点突出的表现为“玄学”,玄学的产生是具体的时代的产物,玄 学致力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力图实现天道与人道的完美统一。王弼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 人物,他的天人观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色彩的天人观有着截然不同的进路,呈现出了一种新型的天人关系,为后来的天与人的贯通提供了借鉴,也为当时的人们摆脱 困境提供了一条出路。本篇主要分为三大部分:首先,介绍天人关系问题的理论背景,先 秦两汉时期的天人关系的发展进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人关系的形成必定会产生一定的 影响。其次,着重阐释王弼的天人观,王弼认为名教本于自然,建立了自己以“无”为主 的哲学体系,用“无”取代了“道”,落实到实践层面上,提出了“崇本息末”、“体用 不二”与“得意忘言”的方法论,力图实现儒与道的贯通,他的这种理想成为当时人们的 共同愿望,为后来的竹林玄学与西晋玄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条思路。最后,王弼的天人 观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论证“天人合一”为解决人的生存困境与生存危机提供了重要的 思想支持,也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关键词:天人观玄学自 然与名教贵无论崇本息末 一.引言 哲学关注的是人,力图解决的是关于人的一切问题,包括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继而继续追问,人从哪里来,人又要到哪里去,人的终极目标在哪里,人的生命的意义是 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每个哲学家都无法逃避的问题,对于它们的回答是哲学家们自 身的理论素养与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作为一种在世的存在,他 要面对的基本关系就是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天人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基本关系,对于天人关 系的回答是每个哲学家开启其哲学思想的根基,即每个哲学家都必须对此作出回答,以求 给现实中的人类提供摆脱困境的方法,它也是让哲学更实践化的一种方式,哲学的确是解 释世界的一种方式,但哲学中的天人关系无疑为人类改造世界打开了一个缺口,由天人观 而开出的改造世界的方法是有着极强的道德实践意义,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 也为现实社会的继续发展呈现了一条明晰的道路。

论述《诗经》中的天人关系

《诗经》中的天人关系论述 社会学院历史学许萍 0803401031 内容摘要:天人关系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社会发展到今天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科学问题。天人关系纷繁复杂,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在不断的变化发展。天人关系产生于原始社会,与农业耕作有紧密的联系,并伴随着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天人关系也发生变化。 关键词:《诗经》天人关系天 《诗经》作为中国先秦伟大的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先秦乃至原始社会的民生民情,同时也表现了那个时期的哲学思想。本文试图研究《诗经》中的天人关系,并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一个简要的总结。 “天”的哲学意义 对“天”字的形、义分析,发现“天”字体现了三种哲学意义,即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人文精神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观。① 从“一”的本义来看,不管它是指万物的本源“道”,还是指由“道”派生出的原始混沌之气,这都体现了古代人们的一种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离开了人,脱离了物质世界的某种“客观”精神。“天”字从“一”,自然而然也就体现了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 “大”的小篆形体是人形,其哲学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人文精神,体现了先人们的主体意识和对自我的认识。中国方块汉字的产生、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这从汉字的形体构成,特别是其偏旁部首可以看出。“天”字从“大”,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这种人文精神。 “一”、“大”组成一个整体“天”字,“天”字下有人形(大),人形上有一,这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 天人关系的产生 人类现实的天人关系是从先民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各种现成物以满足自己生活需要开始。人类产生之初,生产力低下,只能用自身各种器官和肢体直接从自然界中的各类现成对象索取,从而感知自然,认识自然,接触自然,利用自然,尽一切办法维持人类自身的生存。而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还需要自觉、积极地认识各类自然现象,掌握自然的运动规律,只有在充分认识自然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利用自然。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类的认识能力慢慢提高。但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类并不能清楚地认识自然,当人们在现实地利用和认识自然活动中遭受挫折时,物质需求就难以实现,心灵会受到伤害,这时就需要一种精神安慰。这时,先民就创造了一个“天”。“天”看管着每个芸芸众生:“天之生我,我辰安在?”②“天”在先民的眼中是整个世界的主人,它直接掌握着人的命运, ①《“天”字的哲学意义》朱丹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9卷总第34期) ②《春秋以前天人关系问题的产生》周锋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年9月第18卷第3期

中国传统农学“天人关系”论

适应和改造:中国传统农学中的“天人关系”略论 曾雄生 摘要:天人关系指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农业中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天、地、稼的关系。本文从环境对农业的影响、环境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人对环境的改造和人对环境的适应(应对)等五个方面讨论了中国传统农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变迁也引起过中国农业的波动,但真正决定中国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环境的适应和改造。土壤耕作和物种选用,以改造和适应自然环境,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两条并行不跛的两条腿。全部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环境的改造,更是对环境的适应;改造与适应相结合使环境及其变迁对农的不利影响缩小到最底限度。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学中的天人关系。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是普通关注的问题,人们对于这一问题关注的目的在于可持续发展。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中华文化之所以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而不衰,可持续。近代工业文明以前是为农业文明。KING称以中国为中心的农业为可持续农业。探讨中国传统农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天人关系。从中得到启示。 天人关系指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1]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农业中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天、地、稼的关系。故《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为之者,人也”。其中天和地是大自然的代表,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环境,人和稼生于天地之间,天人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过其中加入了稼的因素,稼同时具有自然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人按照需要与可能选择和种植作物。 传统农业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过去在研究农业史时,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对于环境的改造,过份地强调人及其技术的作用,而技术又过分地强调土壤耕作技术。原始农业中刀耕农业和耜耕农业阶段的划分;传统农业中北方旱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方水田技术体系的形成等,都是主要以土壤耕作技术为依据来划分的。现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重新用审视的目光看待人与自然环境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开始强调环境对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重新祭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大旗,[2]受此影响农业史研究中,一些学者过多地把目光指向环境及其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指向农业对于环境的破坏,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保护[3]与改造,更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适应。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历史的实际。 我们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变迁也引起过中国农业的波动,但真正决定中国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环境的适应和改造。 一、环境对农业的影响

透视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关系

专题二:透视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主要讨论的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由此并进一步讨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和“人”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问题是历史上我国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时,他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宋朝的思想家邵雍说的更彻底:“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常言道:如果做学问不讨论天人关系,那就不能叫做学问。今天我们通过天人关系的学习,可帮助大学生树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大宇宙观念,突破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即面向“人”,关注人的命运和处境,把伦理道德作为哲学思考的重点,并且把道德观与世界观、认识论交织在一起,确立“人道”和“天道”的关系。总体上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天人相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想。 一、天人相分 这个观点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是荀子。荀子是先秦儒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哲学家,他虽然被认为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儒,但是,很显然他和孔子、孟子不同,而且在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上地位都不是很高,常常被认为是儒家的歧出,也就是说是一个离经叛道者。譬如说,在人性问题上,儒家的主流是主张人性善的,而荀子则认为人性是恶的;同样在天人关系上,主流的儒家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但是荀子则主张天人相分的思想。在历史上,荀子的思想曾经在文革时期得到重视,因为从哲学的党性原则,即唯物和唯心的角度来讲,荀子被划分在了唯物主义的阵营,而且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今天要讲的关于天人相分的观点。 (一)天人各有其职 荀子认为,自然界(天)和人各有不同的职分:自然界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能用自然现象来解释社会治乱;人的职分在于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利用规律来控制自然,获得自由。荀子说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礼论》)表明天地万物的生

内经的天道观及天人关系

《内经》的天道观及天人关系 【摘要】《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对中医学有深刻影响,同时《内经》又是古代自然哲学著作,其天道观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为早期中医学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又有历史局限性,其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不彻底的.整理《内经》天道观,吸取其合理成分,对指导养生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内经天道观天人关系 《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为汇集众多医家论述而成,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内经》又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著作,其根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经》原封不动地引入了自然哲学的概念和原理,如阴阳五行学说,原气论.阴阳五行的内涵与哲学概念一样,没有特殊规定,因而在中医学中阴阳五行的外延大得几乎没有边际,五行生克原理与哲学也完全一样.尤为重要的是:《内经》移植这些哲学概念与原理,不仅对医学认识起指导作用,还起证明作用.二是自然哲学原理引入中医学后,对许多生理病理现象的解释不是以事实观察为基础进行归纳和分析,而是以自然哲学原理直接推演和解释,对临床新的现象视而不见,也不必深入寻求新的具体认识,这样《内经》既是中医学最高理论,也是最终理论. 古代一些学者也将《内经》视为医学与哲学双重著作,宋.林亿认为《内经》为“黄帝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

流,而荐绅先生罕言之”;“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广生于无穷.”(《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这样抬举《内经》,不但是医学著作,更是治国之策了。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文化空前繁荣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宣扬各自的观点,在学术争鸣中关于天道观的争论成为先秦哲学中一个中心问题,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先秦哲学史也主要是透过天道观来分析各家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倾向的,成书于春秋至西汉时期的《内经》也论述自己的天道观。 天道观是关于天地万物生成变化原理的观念,不同于世界观,其范畴比世界观小,古人尚没有近代哲学家表述的世界观,《内经》对于天地万物生成原理论述分散在各篇中,但轮廓还是清晰的,1天地是朴素的万物之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天地本身并无神秘,上者为天,下者为地.2天地的形成是物质性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天地,清净光明者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天地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形成是由于阴阳;3万物生成变化是阴阳矛盾的结果。《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段经文说明阴阳运动规律是天地间最根本的规律,也是万物生成变化极精神活动产生原因,是万物分类的方法;4反对天地有知鬼神观念.《素问·五脏别论》明确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总结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内经》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朴素的客观

儒释道三教对天人关系的基本理解

儒释道三教对天人关系的基本理解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研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国最重要的三教儒释道对此做出了深刻的思考。 一、儒家的天人观 儒家天人观的主旨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也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与统一。孔子对天有着很深的敬意,但他对天的理解还具有生命意义的自然界这层含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兴焉,百物兴焉,天何言哉。”这里所说的天就是自然界。他所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比附,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因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人与自然在生态关系上是一致的。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是孟子。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他认为人与天相通,人的善性是天赋的,认识了自己的善性便能认识天。要求通过尽心、养性等途径,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 而荀子却提出了“天人相分”的思想。荀子说:“制天命而用之”,他认为人类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去参与自然的创造和化育过程,使得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在荀子看来,与其高喊“惟天为大”而仰慕它,不如把天看作自然的物质而控制它;与其“顺天”、“从天”而歌颂它,不如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与其仰望天时而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因时制宜地利用天时;与其消极地听任物类的自然增多,不如积极地施展人的才能而促进物类的化育繁殖。因此,他认为只要发挥“人治”的作用,善于经营管理,就能提高生产,增加收获。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天人合一”要求在处理人类和生态环境关系上追求和谐、圆润、统一的境界,而“天人相分”又要求人类征服自然,但其实征服自然和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不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征服自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没有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就没有人类的文明。事实上,人与自然本来既有合的一面又有分的一面,没有“天人相分”的“天人合一”是不健全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是互补的矛盾统一体。 二、释家的天人观 在禅宗来看,人性本来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 真如本性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他们提出“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佛教本不是中国的本土文化教派,但在宋明三教合一的时代风气下,佛教对儒、道两家的思想有说吸收。金刚经里的“般若波罗蜜”意指借助一种智慧实现梦想,这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不过这里的“天”“人”的含义与儒家的不同,这里的“天”指的是梦想,而“人”指的是追求梦想的思考者。佛教有云:“世间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有外物所见,均是无常的,是变化的,均无法改变内在心意,因为心中所思正是世间本原真理,是永恒的;而外物在各种存在的矛盾影响下,不得不改变,不得不变幻存在形式。 三、道家的天人观 道家的天人观是“天人一体”这种提法的根据来自《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家所理解的“天”有“外在之天”和“内在之天”两个层面的含义。“外在之天”指大自然,它具有客观必然性和不可战胜性,人在它面前只能陷入不可解脱的悲剧;“内在之天”指人的“天性”,这种“天性”源于大自然。因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与大自然具有相同的物质基础,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与大自然具有同一性和同构性。面对“外在之天”的无穷、无限与变化不居,人生是如此渺小、短暂与无常,天人之间存在的矛盾是如此深刻而难以调和,人只能顺从“天”而不能违逆它,人生充满了悲剧意蕴。而“天人一体”就是要求人们充分

如何看待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的关系

如何看待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关系论是关于人与宇宙自然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自古天人关系就是哲学史上一个广为讨论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最为大众化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想成了两种广为流传的思想潮流,可以用“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来作概括。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与“天人之分”说相对立。所谓“天”,一种观点认为包含着如下内容:1,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2,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3,天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对象;4,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5,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天”就是“自然”的代表。“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先秦儒家亦主张“天人合一”,《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成为二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但“天人合一”思想存在着不少违背科学的地

方。强调“天”是最高者,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间统治者的权力是天之所授,因此历代帝王都以天子自居以此来使人们屈服于自己的统治也就间接地屈服于天道,如老子所主张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崇尚自然的基础上,将人道与天道统一起来。 “天人相分”是荀子自然观方面的主张。荀子肯定“天”是自然的天。自然界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受人的意志支配。同时天也管不了人事。这种论证“天”与人类社会的治乱毫无关系的“天人相分论”,第一次从理论上把人与神,自然与社会区分开来,是对天命论的有力批判。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系统。《天论》开篇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社会的治乱“非天”、“非时”、“非地”,自然运动不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也决定不了人间吉凶祸福。也就是说天人各自有其职分,天人各具其道、各行其道。例如战国时代的荀子肯定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倡“制天命而用之”,即利用自然规律造福人类。显示出开发自然的进去精神。但天人相分过于强调“不求知天”的思想暴露了它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反对对自然规律做深入探索。 “天人合一”是整体直观思维,它与“主客二元”(即“天人相

浅论中、西传统文化中天人关系思想对当代的影响(一)

浅论中、西传统文化中天人关系思想对当代的影响(一) 作者:张红梅王伯达王晶涛周方昌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主客二分 论文摘要: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这些思想对当代的影响;提出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挑战,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们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道德系统的高级生物。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的主宰,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应当和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就会自毁家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对自然的恐惧、取媚、亲和,到人与自然的分化、对自然的探索和征服。当人类终于可以高昂着头颅蔑视自然的时候,也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最终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人性的发现、人类崇高地位的确立,是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奴役的精神力量。而当人类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坏和掠夺的时候,猛然醒悟已经走到了绝路。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势态,不得不考虑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就必须确立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理念。 当然,要纠正人们长期形成的错误认识,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理念之前,有必要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被称为天人关系。东方民族习惯于或者说更擅长于将“天”与“人”置于一个彼此相连的大系统中,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气”等哲学命题,都体现了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有三种表现形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论”;以庄子为代表的“天人交融论”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天人相分论”。 “天人合一”观念产生较早,殷商时期人们把有意志的“天帝”看作宇宙的主宰,凡征伐、狩猎等重大人事活动,都要通过占卜来揣摩天意,再作决断。殷商时期的这种宗教思想,经孔孟升华为哲理性的天人观。 孔子维护“天”的至上尊严,主张以“天意”建立人间尊卑秩序,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天人思想,他首先论证了天赋道德论,进而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命题,这种“天”与人性、内心的统一,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以求接近人与天的和谐。汉代董仲舒进一步肯定了“天人合一”论,认为人事与自然规律有类别同形和序列的同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学说,这一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社会人事,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完全淹没在天道王权的体系之中。宋明理学继承了秦汉以来由董仲舒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论,程朱、陆王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天理”与“心性”相结合,人性成为联结天和人的纽带,从而把“天人合一”改造为心性之学。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内心道德要求,使人们致力于向内修身养性,而不是向外探索自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虽希冀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但却成为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庄“天人交融”思想更为深刻。老子建立的天人关系是基于无为状态的与天和谐的理想。庄子以“气”作为沟通天人的物质基础,认为天地、物、人都是阴阳之气的对立与合成,故日“通天下一气耳”。这种人和自然交融的观念是对人和自然默契关系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的,要求人无条件地顺从自然。 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对立,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有天人相分的一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是分属不同范畴的问题。荀子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

相关主题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