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随着CPI系数的增长，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却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另外，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根据相关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0.4的警戒线，高达0.45以上。由此看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一个凸显的社会矛盾。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行业间收入差距较大。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经济数据可知，中国行业最高收入与行业最低收入的比值是6倍，而国际上的收入差距标准大约为3倍,这说明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已经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最主要的高收入行业集中在金融、电力、电信、保险、烟草等领域，这类行业的收入要比其它行业的收入高出2~3倍。这仅仅是实际工资的对比，如果将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等相加起来，则这种差距将会扩大到6~10倍。且在工资增长速度方面，高收入行业要比建筑业、采掘业、农林牧渔业等行业高出很多。不难看出，在行业垄断的背景下，只有那些垄断行业才有能力大幅度增加员工的工资、福利，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工资分配秩序的“潜规则”。

再次分配机制落后。当前，我国的再分配机制相对落后，这主要集中表现在几个方面：税收制度残缺,“偷、漏、逃、抗税”等非法现象普遍，执法部门打击力度不足等。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税收不断增加的同时，我国的税收流失额也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措施最先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下初次分配方面的公平缺失，但对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而言，却有着“逆向调节”的作用。通常情况下，高收入群体缴纳的个税只占个人所得税总体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中低收入者则是纳税主体，很多高收入者却没有自觉履行纳税义务。

区域收入差距显著。我国地域辽阔，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地域经济、文化特色。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较，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尤其是近年来，东西部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还在不断上升。由于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居民自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另外，在外资流入量较多的地区,居民收入的增长空间也会相对较大。根据相关的报道，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上海，最低的地区则是贵州，两个地区的人均GDP之比为1：9.6。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受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差异的影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要比农村快很多，于是就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8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额的绝对值为11020元，城乡收入比高达3.35倍。若在经济统计分析中，将城镇、农村居民所拥有的福利及其实物补贴，如公费医疗、财政补贴、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等也计算内，那么，城乡收入的差距则会更大。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体制原因,也有政策原因。认真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助于针对性地寻

找缓解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按劳分配被看成是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唯一原则。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逐步放松了对其他分配方式的限制,个人分配原则超越了单一的按劳分配,而先后经历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同时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改革过程,无论是“主体一补充”、“主体一并存”还是“结合起来”,其改革的真正用意不仅在于使分配原则不断接近市场经济通行的分配法则,而且更在于它承认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不同阶层经营的积极性,促进效率提高。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改革也使得非劳动收入在居民个人收入中的比重迅速膨胀,而非劳动收入的获取是有条件的,诸如居民选择职业的自由度、经营能力的大小、占有资产或资金的多少、文化程度的高低等,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位居民均等拥有,因此,每位居民得到的非劳动收入的多少也不均衡,拥有条件相对较多的居民收入就多一些,反之则少一些,甚至没有。由于拥有获取非劳动收入条件的差异性,从而造成收入的多寡不一,无疑拉大了居民间收入差距。

(二)国家政策效应

政策效应在任何时候都是显而易见的。“一五”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重工业建设,而重工业建设的核心放在东北三省,在产业政策、生产力布局政策、投资政策上国家对这三省倾斜优惠,使得东三省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后的政策效应更加明显。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靠西移,梯度推进”政策效应。国家在实施这一政策时,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发区等东部地带,在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实行了区别于中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加之该地区的经济和地理优势,使这一地区率先引起国外资金和技术,吸引内地人才和资源为其所用而迅速发展起来,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也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分配上的表现是,土地承包户在完成生产任务后所得到的最终成果中,除去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上交集体提留的公共积累和其它费用之后,全部归承包户所有。这一政策的实施,使那些经营有方的种田能手和种田大户收入大幅度提高,而那些无力经营、不善于经营的农户则相对贫困,从而造成农民收入水平的悬殊。第三,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配政策的变革。在企业和非财政全供的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与单位效益挂钩;在国家机关和财政全供的事业单位中,职工人个人的工资水平与工作岗位挂钩,这些改革政策也成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三)市场自发倾向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市场配置资源比计划配置资源更加合理有效,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但市场经济本身还包括一种难以抑制的自发倾向,即自发地使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收入趋于分化。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不但不能消除贫富悬殊,相反有可能扩大这种差距。我国要建立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自发倾向必然显现,因此,需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来矫正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建立规范和约束市场在收入分配方面自发倾向的法律制度和其他分配措施。但由于当前仍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政府矫正市场自发性的宏观调控措施还不到位,致使一些人利用侵吞国有资产、偷税漏税、走私贩毒、制黄贩黄等非法手段暴富起来。就关税而言,每年因走私就损失约150亿美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流入私人腰包。少数人利用分配机制不完善的机会非法暴富,不仅削弱了人们对分配制度改革的信心,也加剧了居民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四)竞争起点不公平

我国市场取向改革,为不同经济主体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提供了体制保证。这种同一起跑线的公平竞争,不仅包括进人市场的时间平等,而且包括在政策尺度、自然资源、资金投入等条件的拥有上大体平等。但由于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各经济单位对公有资源的不同垄断程度和各经济主体对国家投资的不同受惠程度等原因的影响,使得各经济主体进入市场竞争时所拥有的初始条件不公平、不均等,从而使得占有这些优势的企业“效益好”,职工收入自然就高。从价格体系上看,多年来,石油、煤炭、重型机械等产品价格偏低,使这些行业长期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而石化、电子等产品价格偏高,这些行业持续保持着较高的盈利水平。从对公有资源的占有程度上看,由于邮电、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等行业垄断经营,使公有资源成为这些行业获取本该归国家所有的垄断性收入的手段和条件,形成了部门间公平竞争初始条件的重大差异,由这些差异性因素产生的地租性收益,必然使占有、支配和使用该资源的部门、地区、行业的效益较高,职工收入也必然大幅度提高。从各经济单位对国家投资的不同受惠程度上看,差异也相当大。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大型特大型企业,因使用国家几十年巨额资金投入所形成的庞大固定资产,使得这些企业和其它企业相比,在同等经营水平和经营环境下,获利成本较低,企业收益明显,职工收入较其它企业丰厚。

(五)社会保障面狭窄

社会保障是国家依法建立、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民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系统,故又称为“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运作,具有相对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集体企业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职工却很少享受,尤其是占我国人口75％以上的农民几乎不能享受,城乡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

非均等性,使国家长期执行工业偏向政策而形成的城乡居民间、党政机关、全民企事业与其它企业职工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上述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中,有一些是合理的,今后应继续坚持和不断完善。如分配原则的渐进改革,它承认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既符合市场经济分配法则的要求,也是对过去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否定。中央在改革中采取的许多政策也是合理的,只不过今后在改革中应随情况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的着眼点。还有一些原因,如市场自发倾向、竞争起点不公平、社会保障非均等化等,是不尽合理的,需要我们通过体制改革和健全法制来逐渐解决实现收入分配科学化的有效

策略

发挥宏观调控机制的调节作用。第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我国应该将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放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来，以保证整体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可以利用规范收入分配行为、加大再分配等措施积极构建“中部大、两头小”新分配格局。例如，可以运用分配制度改革措施来增加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管理人员等群体的工资，避免出现社会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并且，还有必要针对国有企业实施限薪措施，防止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高。第二，建立工资管理机制。最低工资制度是劳动和资本间分配关系优化的重要前提,能够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而，在制定科学合理工资指导线的过程中，应该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调整,建立起政府主导、工会推动、劳资互助的协商处理模式，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维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积极调整再分配机制。第一，增强再分配支出力度。对于城镇居民基本的福利、补贴应采取货币化措施,针对农民的养老、医疗保险等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应该给予低收入群体更多的救助补贴和优惠政策。国家应逐渐增大对农村与经济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尽最大努力提升新型农业技术含量、提升规模农业的竞争力和农民的实际收入。此外，还应合理运用再分配处理措施调节部分人群收入过高的问题，促进分配秩序的规范性。第二，改革税收分配制度。国家需要制定一套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分配制度，并且保证个人收入规范化、合理化的实现。这一政策可先在高收入行业实施,然后不断推广给全社会。在法治层面，立法机关应该积极推动税收方面的法律制定工作。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必须坚持公平原则，将重点目标定位在高收入人群，并做好相关的调整工作。尤其是对于高收入行业的从业人员，全面做好征税规划,严厉处罚逃税、漏税等非法行为。在税率方面，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实情及时做出调整，以保证我国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三，建立完善的第三次分配体系。为鼓励富裕阶层积极投身于公益、慈善事业,要适当减免捐款的所得税。通过发展慈善事业,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调配,以此缓解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加大教育、医疗、养老体制方面的改革。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国比较重视经济发展，但对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社会体制建设和发展重视不够。近年来，国家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发展政策，但并未取得十分理想的效果。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惠及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老百姓不敢轻易地将历年来的积蓄花出。因此，建立和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加大农村改革力度。第一，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样可以增加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通过提供各种鼓励政策,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从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第二，加大农业支持，增加农民收入。继续完善当前的各种惠农政策,各级政

府应当定期组织农民参加农业知识培训，引导农民进行规模经营，从而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三，户籍制度改革。要建立积极的公共政策，主动接纳农民进城，构建新型的现代城市户籍制度。

结语

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关我国战略目标实现。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高度重视改善民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快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作者单位：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