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地的悲剧

共有地的悲剧

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国家的居民在为环保而游行示威。其中参与者最为投入的是一些社区的居民为反对某个有污染的或令人厌恶的设施而进行的抗议。在一些生活富裕的地区，人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一些公共设施如加油站、变电所、垃圾处理场，以及污染性火电厂、核电厂的建设，都难免要与当地居民发生剧烈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虽然抗议的形式和对象各不相同，但所发出的呼声是一致的：“不要在我家后院……”

这就是真实的人性反应，抗议者不仅是在呼吁环保，而且是在维护自己的环境权不受侵犯。换言之，所谓环境问题绝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必然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自然已经被资源化，由不同的人使用，使用者的价值取向、利益抉择不同，决定了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的不同，因此，具体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群体以自然和技术为中介的社会关系。

最能够体现人的自私的本性是人们对待公共资源的态度。每个人家里的水池都是非常干净的，至少畅通吧，可公共食堂的水池却几乎永远都是堵塞的。人类生物学家盖瑞?哈定（G arret Hardin）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共有地的悲剧”。

图7.1 哈定

1968年，美国加州大学的哈定教授就人口资源等问题撰写了一篇题为“共有地的悲剧”的论文，深刻地说明了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和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导致共有资源枯竭的问题。“共有地悲剧是一个具有一般性结论的故事：当一个人使用共有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使用。由于存在这种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当今社会，

资源的枯竭，环境质量的退化，与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和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共有地的悲剧”这个典故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英国。那时，大多数村庄的边缘都有一片“共有地”。附近的村民都可以在上面放牧。如果他们能够明智地使用这些共有地，就可以逐渐增加自己的财富。但是，人口增加以后，出现了过度放牧的现象，许多共有地终遭毁坏。

假想在一块共有地上，最高的牧养能力为100头牛，有10名村民在放牧，每人有8头牛。这时，每在共有地上多放牧一头牛，就可以增加村民的个人财富，而不会伤害到他人。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可以假定，每个人都有10头牛，大家从共有地上获得了最大的实利——假定为100个单位的财富。如果再增加牛的数量就会使影响草的生长，对大家不利。但是，因为共有地没有人进行管理，人们仅从自己的立场进行盘算，他们只知道谁增加牛的数量，谁就多得一份利益，而只分担公共利益中的一部分损害。哈定在《共有地的悲剧》中写到：

农夫们的结论是，他们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再加进一头牛。再加一头：再加一头……但这是每一个农夫所个别做出的结论。每个人都被锁入一个体系而被迫使他必须无限制地扩增自己放牧的牛的数量……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急急忙忙地自取灭亡，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高利益，且相信这是共有地的自由。共有地上的自由会导致群体的败亡。

图7.2 共有地图片一

图7.3 共有地图片二

图7.4 共有地图片三（农夫们的做法）

试图单靠纯技术手段来避免它，或消除它是不可能的。因为，技术方法，如改良草种、增加施肥等措施，只能提高草场的“载畜量”，从而推迟“共有地的悲剧”发生的时间。但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共有地的悲剧”（环境问题）的发生。

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上，每天都在演绎着这样的悲剧。人们只能看到比自己家后院远不了多少的地方，把路边的大树放倒，往河里倾倒废物。环境的灾难就是在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对公共利益的侵犯中产生的。工厂为了节省费用，使用含硫量高的燃料，但它们释放出的二氧化硫却会造成酸雨，使一千公里以外的森林遭到毁灭。对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在给少数人带来暴利的同时，却使当地成为不毛之地，全球的气候也因此变得极不稳定。

哈定认为，解决问题的现实出路在于：我们必须找到大家同意，且互利的原则来使我们免于毁灭性的生态大灾难。随着人口的增加，“共有地”的分配矛盾日益加剧，我们必须找到限制对公共资源过量消费的办法，使作弊者受到惩罚。

出路何在呢？哈定为此提出另一个隐喻——刺轮效应。哈定认为，自然界本身存在一种调节机制，一旦某个种群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就会造成该族类的绝灭，使大自然恢复平衡。例如，当狼等鹿的天敌严重减少的时候，鹿的数量就会急剧增加，超过一定的自然负荷量以后，就会出现食物短缺，又使得鹿的数目减少，直到其自然增长率恢复到自然可承受的限度上下。人类也与此相类似，一旦某地区的人口数量超过当地的负荷量，就会因粮食短缺而发生饥荒、疾病，甚至会为争夺资源而爆发的战争，结果会使人口数量恢复到当地负荷量左右。

哈定指出，假使有人出于善意对这些地区伸出援手，使他们暂时摆脱饥荒，情况反而会更加糟糕：人们会继续无节制地繁殖，直到大自然不堪重负，更多的人会因此挨饿、生病或死于纷争，外界的善意人士必须花更大的力气，才能改善这种更为恶化的状况。这些人再度获救之后，又会重新陷入新一轮的放任繁殖——饥荒——救助循环。所以，哈定认为，对那些人口过剩地区伸出援助之手，只会造成更加悲惨的结局。他强调：“我们如何帮助一个国家摆脱人口过剩的压力？显然最愚蠢的做法就是送食物过去……。送些原子弹过去都还仁慈些。长痛不如短痛，对大多数人而言，痛苦很快就结束，只剩下少数幸存的人必须忍受痛苦”

哈定将他的伦理思想称为“救生艇”伦理。“共有地的悲剧”和“刺轮效应”这两个隐喻都是为了进一步阐述“救生艇”隐喻而提出的。救生艇隐喻描述了这样一种场景：世界如同一片大海，海上飘浮着少数几个救生艇（富国），四周围满了即将沉没的人（穷国的人民）。由于每一艘救生艇容量有限，只能救起少数即将溺水者，否则自身不保；而且，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最适当的人数还应该略低于最大容量。哈定声称，当前富国正好拥有最恰当的人口数量，或许还稍微超过了一些，如果再负担起其他穷国的人民，就会伤害自己。因此，他认为富国应该严格控制移民，避免穷国人口蜂拥到富国这个不再有多余承载力的救生艇上，至于对穷国的支援，自然也在坚决反对之列。

救生艇伦理是一种新马尔萨斯理论，其荒谬是毋庸置疑的。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富国由于穷国的贫穷落后而获得了数不清的好处，他们不太愿意改变这一现状。从早期的殖民掠夺到现在的世界贸易不平等，富国就是通过与穷国的不平等交往，使世界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在实际运作中，富国不仅以救生艇伦理作为对穷国袖手旁观的借口，还时常据此对少数支援对象提出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附加条件。

对于穷国来说，救生艇伦理固然应该坚决反对，但人们也应该从中看到在人口增长等方面进行自我控制的必要性。当然，人口控制的治本之道还在于发展经济，提升产业结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从而使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兴趣增加，从根本上降低对人口数

量的追求。天助自助者，当世界还是依据强者的逻辑运转时，人首先必须能够自助，才有可能寻求有意义的帮助。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悲剧上演？表面上看是由于草地的使用是免费的，放牛人可以“搭便车”。实际上，深层次原因是由于负外部性问题没有解决。即当一个家庭的牛在共有草地上吃草时，降低了其他家庭可以得到的草地数量。在经济人假设下，每一个放牛人都有加大牛的数量的冲动，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且不用考虑这种做法带来的负外部性，过度放牧。而大自然恩赐的草地的数量的有限性使其难以承受牛的数量的不断扩张，必然导致“共有地的悲剧”现象出现。

针对这种负外部性问题，现代经济学给出了三个解决办法：一是对牛征税，按照每一个家庭拥有的牛的数量征税，把负外部性问题内在化，以限制其数量扩张；二是根据草地的载畜量拍卖牧牛许可证，通过市场准入限制过度放牧；三是界定产权，将共有草地这一共有资源私有化，把公共资源变为私人物品。

这一案例告诉我们，政府在解决公共资源配置问题上，至少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税收征管；二是市场准入；三是产权明晰。

如果产权不明晰，就会产生“共有地的悲剧”：草场为共有资源，村里的人都去放牛；由于牧牛过度，草场最终会变得寸草不生。

形成共有地的悲剧的原因是人们的行为具有负的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使用过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其他还有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排他性公共物品，如加密电视节目，具有收费性和非竞争性）、混合物品、地方公共物品、全国公共物品、世界公共物品（如大气层保护）等。环境污染也叫公共坏物品。

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因此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很难在这里见到：人们不珍惜环境；生产者将污染的成本转嫁到社会，转移到环境这样的公共物品上；生产者的行为产生负的外部效应（也叫负的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diseconomy），即生产者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

由此可见，环境污染或破坏的原因是由于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集体消费的特征；在环境中缺乏明晰的产权。

经济学中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一是明晰产权。如在共有地的悲剧中，把土地分给家庭，使土地成为私人物品而不是公共物品，就可免于过度放牧。二是直接控制，禁止污染，取消污染单位，迁出污染工厂。三是间接控制，让污染的企业交税，以使“外部性内在化”。对污染所纳的税叫庇古税或纠偏税（庇古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四

是逼迫企业投资排污，达到标准，免交排污税。五是形成“污染权市场”———当企业被容许购买或出售政府颁发的容许一定污染的许可证时，称之为形成了污染权市场。容许企业买卖污染许可证，企业就可以选择是排污交税还是治理污染；选择治理污染，就可把污染许可证卖给别人。可见，可以用市场的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保护生态环境，还必须建立公民参与的文化。有文章称：“环境问题从条件恶劣、资源匮乏的外部危机正凸显成为社会失范和文化失落的内部危机，实际上表明我们缺乏足以调动和满足主动参与感的社区生活，缺乏足以应对环境危机的公民文化，沙尘暴其中心在我们心中。只靠高高在上的指手画脚，而缺乏社会底部的积极主动参与的制度保证”。所以，我们不应当满足于政府行为：2002年国务院紧急投资540亿元治理沙尘暴；每年的植树造林形式重于实效。但如果没有民众的自觉的广泛的参与，环境很可能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因此，建立一种民间广泛参与的制度和文化乃中国的长远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