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作为危机的一种解释的局限性

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作为危机的一种解释的局限性

一、明斯基时刻

除凯恩斯外，似乎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像刚刚去世的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那样从2007-2008年金融危机中如此获益。次贷市场崩溃的2007年8月被贴上了“明斯基时刻”的标签，许多人也将金融体系的崩溃视为对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费里和明斯基(Ferri and Minsky)，1992；[1]明斯基，1993)[2]的一种肯定。

例如，2007年8月，次贷市场崩溃后不久，《华尔街时报》就将一整个首页版面用来介绍明斯基的理论(拉哈特(Lahart)，2007)[3]。2007年11月，一位保守的金融经济学家领军人物查尔斯·克罗米里斯(Charles Calomiris)[4]联同美国企业研究院，为主流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V ox EU博客撰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明斯基时刻尚未到来。尽管克罗米里斯辩争该时刻的性质，明斯基及其非正统理论观点仍是讨论的焦点。2008年9月，《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tin Wolf)公开支持明斯基：“是什么发生了异常？长话短说，明斯基是对的。”[5]《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5]于2009年5月发表一篇题为“重读明斯基之夜”的博客，而这也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所做的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演讲第三场的题目。[6]

二、明斯基理论真的能解释此次危机吗？

明斯基充满智慧的贡献理应受到广泛认同。作为一名有着深邃洞察力的理论家，明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金融推动繁荣泡沫及其破灭的倾向。而此次危机也印证了他的许多观点。本文也认为，明斯基理论只是为当前危机提供了一部分，并不是完整的说明。

讨论中本文将重点聚焦在对危机的解释持对立观点的进步经济学家：一方面，列维研究所(Levy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简·克雷格尔(Jan Kregel，2007，[7]2008a，[8]2008b[9])、查尔斯·惠伦(Charles Whalen，2007)，[10]以及兰德尔·雷(Randall Wray，2007，[11]2008，[12]2009[13])争辩道，此次经济危机是一个典型的明斯基危机，是能够用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进行充分解释的纯粹金融危机；另一方面，是持新马克思主义(New Marxist)观点的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Foster and McChesney，2009)、[14]持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以下简称SSA)观点的科兹(Kotz，2009)，[15]以及持结构凯恩斯主义(Structural Keyensian)观点的帕利(Palley，2008a，[16]2009[17])。后一种观点在实体经济发展中探求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分析方法与前一种在根本上是不同的。

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和结构凯恩斯主义观点追根溯源，将此次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底特律条约》下增长模式的弃用，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的采用。①该观点的本质是认为，1980年后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依赖于债务扩张和资产价格膨胀来填补由工资停滞和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造成的总需求不足。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解释了金融市场如何填补以及如何以超合理预期水平弥补此不足。

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论证的机制是理解新自由主义时期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但并非全部。新自由主义模式总是不可持续且将逐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的作用就是解释为何新自由主义总是比预期中的走得更远。

通过赋予明斯基金融创新机制、金融不受管制、管制规避和对金融风险不断提高的偏好以极大的自由，政策制定者(如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延长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生命。他的做法所引发的消极影响直到最后才显露出来，即当金融市场最终达到极限之时危机更严重、爆发更剧烈。如果没有金融创新和金融不受管制，早在10年前新自由主义模式或许就已陷入没有金融危机的停滞。

金融创新及其不受管制扩大经济力量和金融业向各部门渗透的过程被冠以“金融化”(见帕利(Palley)，2006b[18])的名称。金融化是将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同新马克思主义和结构凯恩斯主义关于新自由主义下工资与收入不平等经济政策导致需求不足理论相结合的一个概念。

关于此次危机的解释与政府开出的应对危机的政策处方关系重大。假如此次危机只是一场“纯粹”明斯基危机，那么我们需要做的仅是对金融体系进行重新规制，将投机活动和过分偏好风险置于合理范围之内。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正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Geithner)和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19]建议采用的方法。他们认为金融过度是唯一问题，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经济就能实现正常增长。

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结构凯恩斯主义对此次危机的“金融化”解释则更为悲观。为保证经济稳定性，金融管制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并不是说金融是引发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也不是说只要实现了充分就业就能恢复增长。

三、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

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认为，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存在一种趋向金融不稳定的内在倾向性。这种倾向可以概括为：“成功是成功之母，也是失败之母。”或者“成功是金融过度之母、失败之母。”

明斯基的理论框架是一种建立在两个不同周期性过程基础上的、演化的不稳定性。第一个周期可称为“标准明斯基周期”，第二个可称为“超明斯基周期”。

标准明斯基周期关注融资秩序模式的演变，描述企业与家庭收支平衡表中暴露的金融脆弱性现象。该周期始于“套利金融”，此时借贷者预期收入足够偿付利息和贷款本金；当收入只够偿付利息时，该周期进入“投机金融”阶段；最后，该周期以“庞兹金融”结束，该阶段债务人收入不足以偿付利息且只能依赖于资本收入来偿还债务。

标准明斯基周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心理学的商业周期理论。经纪人逐渐变得乐观，表明他们开始看好资产和联合收入流的估价，并在形势将一直向好的信念下愿意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这种乐观心理对债务人、债权人及市场各方而言都是不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市场准则被逐步淘汰的危险越来越高。

在商业周期扩张引发“商业周期消失”的讨论方面，乐观情绪的日益上涨过程非常明显。20世纪90年代，关于“新经济”以开启一个生产率持续加速增长时代为标志，从而消除商业周期的言论曾一度盛行。21世纪前10年又出现了认为中央银行通过基于理论上对经济现实的新理解来改进货币政策，从而熨平商业周期的“大稳健”理论(Great Moderation)。上述观点构成了印证标准明斯基周期的旁证。此外，这些言论对管制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都产生了影响。例如，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2004)[20]本身就是“大稳健”理论的信奉者。

标准明斯基周期存在于各商业周期中，作为补充，超明斯基周期则跨越数个商业周期。超明斯基周期是一个改变商业制度、政策制定惯例和包括管制的市场治理结构的过程。这些结构对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性是关键的，费里和明斯基(1992)[1]称之为“遏制制度”(Thwarting Institutions)。

制度的破坏与转型过程耗费数个标准周期，从而使得超周期相对标准周期而言会经历更长的时间。二者同时进行，因而每个标准周期中制度破坏与转型都能得以继续。然而，当超明斯基周期破坏了经济的“遏制制度”时，就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甚至会威胁到经济的生存力。在这些危机中，经济经历了较为有限的金融膨胀—破灭周期。一旦爆发了全面经济危机，就进入了遏制制度重建阶段——正如目前所处的建构新规章制度时期。

从分析方法角度看，超明斯基周期可被看做是允许该体系中存在日益积累的金融风险。周期涉及“规制放松”与“风险水平提高”的双重发展，这也提高了风险供需水平。

管制放松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考察。第一个方面是规制俘虏，借此制度可以规制，减少过度

风险偏好。在过去的25年间，当华尔街加速其游说努力并同美联储、证券与外汇委员会和财政部等规制机构大玩猫捉老鼠游戏时，上述过程就显露无遗。

第二个方面是规制松懈。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监管者同投资者一样受到记忆丧失和对历史重新解读的限制，因此，监管者也忘记过去的教训而轻信商业周期消亡说。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认为事情已发生改变且规制已无必要的条件下倾向于削弱规制。这些做法有其意识形态基础，正是通过诸如“大稳健”及自我规制可行性等理论，经济学家变得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第三个方面是规制逃避。通过规制逃避，金融风险在金融创新中被大大提高。由于已成文规制条文中未涉及最新的金融产品及实践，因此金融创新逃避了规制。

伴随着规制俘虏、规制松懈和规制逃避过程的是债务人所承担风险的增加。第一，金融创新产品使得债务人能够承担更多债务。例如房屋净值贷款，以及偿付初期利率低，之后利率提升到较高水平的抵押贷款。

第二，市场参与者也存在逐步的记忆丧失问题，使其愿意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因此，时间的流逝导致了对之前金融危机的遗忘，这也触发了对风险的偏好。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对购买股票十分谨慎，而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却成为了股票的热衷投资者。

文化发展过程中风险偏好的变化也十分明显。电影《华尔街》中，作为“贪婪是个好东西”文化缩影的虚构人物戈登·杰科(Gordon Gecko)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他的例子还有：当日交易中作为娱乐的一种形式的投资的出现；以吉姆·克莱默(Jim Cramer)为代表的电视名人的出现；以及将房屋所有权的功能解释为不仅提供居住场所，而且提供投资机会的态度的转变。重要的是，关于风险和记忆流失的态度转变对市场双方(即债务人和债权人)而言都有影响，以致市场准则蜕变成为在遏制过度热衷风险方面毫无效果的保护机制。债务人和债权人携手共同陷入了危机的深潭。

金融不稳定假说背后的理论架构是简明且吸引人的。该假说融合了制度、演化动态及利己主义和人的易错性。根据历史经验而言，金融不稳定假说能够很好地解释过去30年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经历了三个商业周期(1981-1990年，1991-2001年以及2002-2009年)。每个周期均由一个标准明斯基周期为标志，其中债务人和债权人承担日益增长的金融风险；而整个时期又构成一个超明斯基周期，其中涉及金融创新、金融去监管化、规制俘虏和投资者对待风险的态度转变。

明斯基的支持者如克雷格尔(Kregel，2007，[7]2008a，[8]2008b[9])、惠伦(Whalen，2007)[10]和雷(Wray，2007，[11]2008，[12]2009[13])认为，金融不稳定假说似乎为当前危机做出了一种全面的、完整的解释。过去的25年中，借贷和风险偏好实现了巨幅增长，从而在个人及系统层面上提高了金融脆弱性。超明斯基周期的运转逐渐侵蚀了保护此体系的遏制制度，同时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在庞兹骗局影响下，房地产泡沫覆盖了整个银行体系，并在华尔街引发了草率的风险承担行为。2006年中期住房价格攀升到峰值和2007年次贷抵押市场爆发危机时，银行体系和华尔街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四、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以及结构凯恩斯主义对此次危机的解释

明斯基关于此次危机的解释引发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普遍关注。而新马克思主义(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Foster and McChesney，2009)[14])、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科兹，2009)[15]和结构凯恩斯主义(帕利(Palley)，2008a，[18]2009[17])的解释则认为，此次危机的根源在实体经济。

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Foster and McChesney，2009)运用巴兰一斯威齐(Baran-Sweezy，1966)[21]的垄断资本分析模式来解释此次危机，认为此次危机代表了向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历史趋势的回归。科兹(2009)则采用与福斯特—麦克切斯尼方法十分类似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分析模式。二者均认为此次危机是由近30年来工资停滞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所引发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增长模式与资本积累之间存在矛盾的表现。此次危机中金融扮演了重要

角色，因为最初金融助长了需求的增长，并抵消了新自由模式下的工资停滞趋势。

由帕利(2008，2009)发展了的结构凯恩斯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在许多方面拥有共同点，特别是都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凯恩斯主义分析侧重于总需求，而这正是结构转变与新自由主义共同影响经济的渠道。

顺便提一句，结构凯恩斯主义与如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和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等“老凯恩斯主义”(Old Keynesianism)经济学家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将阶级斗争纳入到其理论分析框架中。老凯恩斯主义也同样关注金融不稳定性及需求不足问题，但他们的分析往往忽视了由阶级斗争产生的收入分配对总需求的影响。

与新马克思主义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观点一致，结构凯恩斯主义认为，金融在通过债务及资产价格膨胀而非工资增长来维持需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除此之外结构凯恩斯主义的解释还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对金融创新及不受管制促进需求增长的功能意义的肯定和强调。这一点为将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融入到对危机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理论解释提供了渠道。另一个特征是对美国贸易赤字及其参与全球经济的错误模式在引发此次危机中所起作用的论证。这不仅涉及工资挤压效应，而且还有将国内需求转向美国经济外的国外市场带来的影响。美国参与全球经济的错误模式造成了对进口品的支付、国内工作岗位丧失和新投资外流等后果，加速了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的内在停滞倾向，引发了此次危机。

五、新自由主义、失衡的世界经济与此次危机

1.新自由主义及此次危机的根源

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和结构凯恩斯主义理论分析的共同特征是关注1980年前后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的兴起。这个转变引发了一段持续30年的工资停滞、收入差距扩大时期。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和结构凯恩斯主义都将此次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经济范式的改变。

1980年之前，经济政策总是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和工资跟随生产率增长，即所谓的《底特律条约》模式。《底特律条约》模式开创了增长的良性循环。与生产率绑定的工资增长意味着总需求的旺盛并促进了充分就业，充分就业刺激了投资，而投资又反过来提高了生产率从而提供更高的工资。

1980年之后，经济政策放弃了充分就业的承诺，同时切断了生产率增长与工资之间的联系；相反，政策制定者还确立了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该模式中总需求的增长以借贷和资产价格的膨胀而非工资增长为动力。

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带来的后果已被整理总结出来(见米歇尔等(Michel et al.)，2009[22]），即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均及工人工资与生产率增长的脱钩。工资—生产率之间联系的切断是由于以下因素造成：对充分就业的忽视而过分关注通货膨胀；强硬的工会、劳动力市场保护措施、最低工资；以及全球化导致的在国际竞争中对美国工人的替代。

经济政策在上述后果的产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削弱工人力量的同时巩固了企业的地位。这些新政策如同围栏将工人困住，围栏的四周分别是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小政府和对充分就业目标的放弃。

全球化推动了将工人推向国际竞争的生产国际化。对政府合法性的攻击又推动了私有化、规制撤销和减税计划，由此进一步恶化了收入不均，挤压了政府开支和公共投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计划打击了工会以及包括最低工资、失业救济、就业保障和员工权利在内的劳动力市场保护措施。控制通胀目标的确立导致关注通货膨胀更甚于关注充分就业率，同时也将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的管理权移交给了金融势力。

最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广的“华盛顿共识”，使得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散播，在被几乎所有国家采纳后其影响力大大增强。这些国家工人工资被压低，工资竞

争加剧，要求撤销规制的压力日益增加。

2.明斯基理论是如何与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结构凯恩斯主义取得一致的

关于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起初还完全忽视了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鲍尔斯等(Bowles et al.)，1983；[23]戈登(Gordon)，1996[24])，这个因素就是借贷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与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理论家不同，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斯威齐和马格多夫(Sweezy and Magdoff)，1978a，[25]1978b[26])认识到了借贷的重要性，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金融系统在保持扩大信贷供给所起的作用，这也正是他们迷惑于新自由主义能够持续如此长时期的原因。而这一点也恰恰印证了明斯基理论的重要意义，因为明斯基理论解释了金融系统扩大信贷的能力，同时指出了在停滞的酝酿过程中金融的不稳定性。

信贷在工资停滞和收入差距扩大情况下为消费者提供了维持消费水平的条件，而金融泡沫则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了由信贷融资支持的消费支出。信贷和金融泡沫的重要作用反过来又为将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同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和结构凯恩斯主义的相关论述相结合提供了途径。

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中存在着一种将收入从工人阶级向拥有更高收入的管理人员的工资及利润转化的逻辑。在工资停滞条件下，工人只能靠借贷维持消费水平，而非金融企业通过回购股票和融资买入推动了金融泡沫的膨胀。这不仅造成了股票价格的上涨，而且使家庭持有基金增加。这解释了家庭及公司分别以债务收入比和债务股权比两个指标衡量的负债的增长，而负债的增长则又解释了利润向金融部门的转移。

金融创新及金融去监管化不仅使得信贷变得便利并不断扩张，同时也是推动金融系统继续运行的关键。因此，新自由主义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支持金融去监管化，而且需要金融去监管化所起到的作用。金融创新和金融去监管化一道保证了新的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出现，使杠杆率不断提高，可抵押资产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大。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包括住宅股权贷款、零首付等特殊抵押贷款，以及可凭借其用以借款的401(k)养老金计划等。

由于房屋价值的升值，使得贷款者可以凭此再次借款，住房价格上涨因此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住房价格上涨使增加住房融资可得性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去监管化变得特别重要，因为住房融资的增加又推动了住房价格上涨。这也解释了为何住房价格上涨与新自由主义时期经济扩张如此紧密相关(帕利，2009)。[17]

然而，当普通家庭收入受到挤压时，若债务和住房价格同时上涨，二者之间的平衡仍是内在不稳定的。一旦由于到达借款上限或借款数额超出住房价格而无法进一步借贷时，住房融资体系很快便无法继续运行，而这正是为家庭提供支出来源并刺激建筑繁荣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时所发生的。

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的重要性体现在它解释了为何新自由主义模式能够长期避免经济增长停滞的发生。金融创新、去监管化、管制规避和风险偏好的增强，使得金融系统能够提高债务上限并增加信贷供给。这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延长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生命，并使其能够以繁荣的光鲜外表示人。第二，由于上述手段的采用增加了债务并提高了杠杆率，当危机最终爆发时后果更为严重。假如没有长达25年的债务推动增长及债务融资资产价格膨胀，新自由主义模式将陷入爬行式的停滞状态(Creeping Stagnation)中。相反，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所证明了的过程延缓了停滞，但当金融过程最终走到尽头时，结果便是超规模的金融崩溃。这解释了为何当前停滞(现在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也开始承认)以一次大规模金融危机为开始。②

以上的原因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与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结构凯恩斯主义关于危机的观点完全一致的证据。的确，不能脱离上述理论来解释历史上发生过的历次危机。但一个严重的危险就是将此次危机解释为一次纯粹的金融危机并忽

视其新自由主义根源。避开该陷阱要求我们认识到，此次危机之所以以金融危机形式发生，是因为金融过度被用来牵制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停滞趋势。

3.美国参与全球经济的错误模式和此次危机

结构凯恩斯主义理论同新马克思主义及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相比，具有的第二个特征即关注美国参与全球经济的错误模式。新马克思主义和结构凯恩斯主义关于此次危机的解释都将原因归咎于全球化及其对工资的挤压效应。然而，基于其凯恩斯主义基础，结构凯恩斯主义的解释特别强调贸易赤字及离岸外包对总需求的影响。

根据结构凯恩斯主义理论(帕利，2009)，[17]假如不是因为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失误，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或许还将维系更长的时期。通过逐渐削弱对支撑借贷和资产价格膨胀而言所必需的收入和就业这两个基础，该政策加速了对实体经济的侵蚀。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通过以下政策和措施使企业的全球化策略更加具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NAFTA，1994)，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WTO，1996)，东亚金融危机后采取的“强势美元”政策(1997)，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2000)。以上措施加速了企业及其华盛顿智囊团所游说的全球化模式的推行。而极具讽刺意味的则是，他们满心期望盼来的结果却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加速瓦解。

这种观点的根据是全球化新模式所导致的“三项损失”。第一项损失是对进口品的支付。对进口品的支付使出口国而非美国的收入提高，美国债务负担加重的同时不断继续借款。

第二项损失是美国国内就业机会的向外流失。这主要是由全球化新模式所推动的离岸业务导致的，就业机会的减少直接影响家庭收入。此外，即使就业机会没有因离岸业务而减少，离岸业务的存在也对工资具有抑制作用，从而降低了收入并削弱借款能力(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2000[29]；布朗芬布伦纳和卢斯(Bronfenbrenner and Luce)，2004)[30]。

全球化新模式导致的第三项损失是新投资的缩减。不仅原有工厂关闭并向外转移，新投资项目也同样向国外转移。这引发了双重后果：美国既丧失了新工厂创办所带来的就业机会，也失去了经营这些工厂所需的就业岗位。

以上三项损失是企业全球化模式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后果，而企业全球化模式的目标并非建立一个出售美国产品的全球市场；相反，它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企业可在其中进行生产，并将产品出口到美国的全球生产区域。在这个目标指引下，无怪乎美国会遭受持续增长的贸易逆差、就业机会向外流失和投资的转移。

全球化的新模式还解释了为何企业支持强势美元政策，即美国进口品的成本降低。由于美国企业出售产品价格不变，而用币值被低估了的外国货币为进口产品进行支付，美国企业的利润率自然上升。

最后，美国参与全球经济的错误模式也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此次危机的全球性质。美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模式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推行出口导向增长政策，美国的全球化模式鼓励投资及制造业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外，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迎合了发展中国家压低币值以便保持出口竞争优势的需要。

美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发展中国家经历了10年的快速出口导向增长，获得了大量贸易顺差，掌握了巨额外汇储备并得到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然而，这种促进全球经济靠单一引擎实现飞速增长的新体系，也使得全球经济与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消费者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美国经济由于房地产价格泡沫的破灭而低迷时，全球经济也受累放缓。和许多经济学家声称的建立一种不互相挂钩(de-coupled)的全球经济完全不同，该体系还紧密联系并展现出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之后还会有其他经济体受影响而出现衰退。

六、结论：为何解释很重要

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和大衰退已被普遍解释为一种明斯基危机。本文上述已证明，这

种解释具有误导性。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所证明了的过程在此次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所起作用只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主导下重大经济变革的一部分。

新自由主义模式宣告了一个工资停滞时代的到来。该模式下需求增长并非依赖工资增长的刺激，而是依赖于借贷扩张和资产价格的膨胀。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但金融创新及其不受管制以超出人们预期的期限延迟了该增长模式的停滞趋势。泡沫和债务的上限往往难以预测，这也是为何在该模式终结前对该模式的批评早于对其的预测的原因(参见帕利，1998，第12章)。[31]

1.政策含义

在当前时刻，对此次金融危机和大衰退所做的解释对经济政策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此次危机被解释成为一个纯粹金融危机，即从狭义的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角度出发，我们得到的政策启示将会是调整金融体系，即改革过大的杠杆率、过度风险偏好和过低的资本充足率，以及削减银行家和金融家的过高收入，而无须对实体经济进行改革，因为实体经济并非问题根本。

这种解释导致的政策建议与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Geithner)的建议相类似。这同样也是前IMF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的观点(约翰逊，2009[32]；约翰逊和夸克，Johnson and Kwak，2009[33])，他关注于华尔街说客的政治势力以及规制俘虏的问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将作为非正统思想者的明斯基放置在了最正统的政策制定集团的位子上。

假如与上述分析不同，而是通过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结构凯恩斯主义视角对此次危机进行分析，得到的政策启示将会更加深刻且更具挑战性。为解决不稳定性投机、政治俘虏、金融行业过高收入和资源无效配置问题，金融部门的改革仍然是十分有必要的，但这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即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

恢复稳定的、共享的繁荣要求用新的模式取代新自由主义模式以重建工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联系，而这又必将要求采用新的劳动市场日程表，重新推动全球化，扭转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失衡状态以及恢复充分就业的目标。

如果只是改革金融部门而不对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进行改革，经济势必停留在停滞阶段，因为当前条件下停滞在逻辑上是新自由主义发展必经的阶段。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金融发展过度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主要推动力量，仅对金融部门进行改革将会加剧停滞，而这个推动力量却即将被消除。

2.明斯基理论与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对此次危机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些进步经济学家之间产生分裂的原因。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描绘了一种纯粹金融现象的资本主义危机，该危机由金融领域的投机倾向和借款者与放贷者的过分乐观推动发生。这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停滞解释为实体经济所发生问题的反映，即由于资本应用强度的增加而导致的利润率下降在金融领域的反映。

明斯基理论与早期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分析视角也有所不同。早期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理论最初关注充分就业和利润挤压问题，然后关注新自由主义工资挤压和剥削(鲍尔斯等(Bowles et al.)，1983[23]；戈登，1996[24])。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样，早期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理论也将停滞视为一种纯粹实体经济现象，并归因于收入分配引起的总需求不足。因此，明斯基关于危机的纯粹金融解释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最初的纯粹实体经济解释之间就存在着认识上的本质差异。

新马克思主义(斯威齐和马格多夫，1978a[25]，1978b[26])的解释介于明斯基理论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理论之间，既认识到了实体经济的作用，又给予债务充分肯定，认为债务在经

济中扮演着维持经济运行的角色。然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将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阐明的机制纳入到其分析框架中。

结构凯恩斯主义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视野。首先，该理论继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工资挤压和收入分配关系恶化的基础是实体经济出现问题，工资和收入变化最终导致凯恩斯主义总需求问题的出现。这就是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hi)的伟大之处，他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将凯恩斯主义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联系在一起提供了桥梁。

其次，结构凯恩斯主义认为，金融通过推动资产价格以及能够填补由工资挤压导致的需求缺口的借贷发生膨胀，在维持新自由主义模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观点为将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纳入分析框架开辟了途径，即承认金融过度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结束其停滞趋势的手段。而这也说明了当危机发生时以金融危机形式爆发的原因。然而，事实是金融过度已经成为了实体经济这个基础所存在矛盾的一个补救措施。

3.危机和进步经济学

上述分析显示，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和结构凯恩斯主义对于此次危机的解释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点。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认同必须扭转新自由主义模式并重建工资和生产率之间联系的观点。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三者有差别的话，那么什么是他们的本质区别？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危机源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利润率下降。新马克思主义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学者则从消费不足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受限于工资过度挤压所引发的需求不足。如果利润率下降，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阐述的需求不足阻碍了经济在一个充满活力的水平上运行。之前新马克思主义者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学者由于在是否将金融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方面有争议而相区别，现在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学者也开始承认这些因素的重要性。

新凯恩斯主义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还在经济政策方面起主导作用的老凯恩斯主义由于信奉收入分配边际生产率理论而忽视了消费不足和工资挤压问题；相反，他们将资本主义在投资支出活力方面的问题归结为企业家精神的动物性及本质不确定性。他们还认为可通过积极货币和财政政策维持充分就业。

结构凯恩斯主义承袭了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总需求在决定资本主义经济进程中的重要意义的观点，但他们摒弃了新凯恩斯主义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认识到了工资挤压和消费不足引发停滞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在保持充分就业方面仅有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不够的。

综上所述，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同新马克思主义者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学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理论分析层次。新凯恩斯主义和结构凯恩斯主义之间也是一样。然而，一旦将金融因素纳入分析(包括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新马克思主义者、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学者和结构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分析就将取得更广泛的一致；即便有所不同，也将会是乐观程度上的差别。结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结合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理论，就有可能设计出一套合适的制度来避免资本主义停滞趋势并实现充分就业和共享繁荣。新马克思主义者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学者对于资本主义进程、避免停滞的能力和社会市场的可能性则更为悲观，因此，他们的制度设计将会包括更大规模和国有化程度更高的公共部门，尤其是金融部门。

注释：

①《底特律条约》是美国汽车业工人工会与底特律三家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于1950年签订的五年工资合同。该合同标志着在工资与生产率增长有效挂钩的工会主导的美国经济下，一个新的工资体系时代的来临。

②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预测了停滞的持续时间。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纽约时报》，2009年10月1日)[19]在一次为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所作的演讲中宣称：“我们必

须承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经济中的需求不足将会是影响产出和就业的一个主要因素。”[19]哈佛大学教授、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罗格夫(Ken Rogoff，2009)写道，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将会是“一个明显低于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增长率的平均增长率。”[27]保罗·克鲁格曼(2009)写道：“将来数年就业市场将继续维持低迷状态。”[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