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与文化

第二讲、国民党退台初期的调整措施

一、国民党来台初期所面临的情况

1、失去大陆，来到台湾这个陌生的岛屿社会

由于日本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50年，即存在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所以国民党未能将自己的有效统治延及到台湾，到1949年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才4年。在它统治过的中国各个地方中，惟对台湾最不熟悉。

国民党退台初期，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主要表现在：

经济方面：经济衰退，物资匮乏，人口激增，自然灾害，导致日用消费品奇缺，物价飞涨。整个台湾处在经济危机之中。

政治方面：政治统治处于危机状态。退台后，国民党高层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下层组织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党内和社会上失败主义情绪滋长。而省籍矛盾加剧了国民党当局与当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影响政局的稳定。

军事方面：国军60万，“虚张声势有余，英勇拒敌不足”。

外交方面：美国采取弃蒋政策，未派正式代表驻台。国民党当局在国际上所受到的外交支持十分有限。

2、蒋介石复出，提出“保卫大台湾”口号

在国民党退居台湾和中共掌握中国大陆后，中共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政治继续，也是当时中共对台政策的主旨。人民解放军便承担着执行这一政策的任务，并准备随时渡过海峡，解放台湾。所以，台湾面临着大陆的巨大军事压力，国共仍存在着军事上的对抗和较量。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复行“总统职权”，提出“保卫大台湾”的口号，台湾当局宣布“台湾进入战时”。“保卫大台湾”是为防止解放军可能随时而来的武力攻台行动。

二、五大调整措施

50年代初期，为了建立和强化自己在台湾的统治，国民党当局在“军事反攻”主导下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调整，采取了五项深有影响的重要调整措施，即：反共戒严、国民党改造、和平土改、地方自治和树立反共思想体系即重塑道统。

1、反共戒严体制

反共戒严体制是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初期所采取的最重要的调整措施。其法源有两个。

A、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48年4月,国民党政府在“中华民国宪法”后附上了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条款规定,总统有紧急处分权,从而大大扩充了总统的权力。本来,宪法规定,总统的任何决定需经“立法院”批准,再经“行政院”副署,方可生效。但“临时条款”却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得须行政院会议之决定,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所规定程序之限制”。在去台以后的历次“国民大会”上,“临时条款”不断修正补充,进一步强化了动员戡乱体制，没有限制地扩大了总统的

权力。

国民党认为,“临时条款”系宪法一种修正和补充,其效力和宪法相等,但它在事实上却冻结了宪法的部分规定。所以,在台湾,“临时条款”是准宪法,是实际上的宪法。如果说宪法还有一点资产阶级宪法中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精神的话,那么“临时条款”则把它们一扫而光。在退台之后，“临时条款”的实际作用是给反共戒严体制提供法律根据。

B、戒严令。1948年12月10日,蒋介石下令全国戒严，其主要着眼点是为在大陆地区与共产党进行内战。此后，国民党先后颁布过一系列的“戒严令”，包括在台湾地区颁布戒严令。1949年1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以安全设防为名开始对出入境实行管制。1949年5月,由国民党台湾省政府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颁布“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宣布全省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将台湾地区全面置于戒严体制之下。1950年4月和6月,国民党当局又先后公布实施《惩治叛乱条例》和《戡乱时期匪谍检肃条例》，以及有关出入境、山海防、交通、电信等多种法令、法规和条例。据统计,截至1987年“解严”前因实施戒严而制定的有关法令、法规和条例凡30种之多,而与“国家总动员”相适应的法令有170个。从1949年到1986年,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便是建立在反共戒严体制之上的。因此，台湾被纳入戒严体制，长达38年之久，直到1987年7月5日解严为止。

总结：反共戒严体制是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长期推行的，由戒严令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国家总动员法”等共同构成的一套完整的政治和法律体制，它成为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在本质上，反共戒严体制是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实行威权主义统治的重要表现；在手段上，它采取了军事管制的特殊做法。从法律意义上讲,戒严体制是军事管制,戒严法在英文中等于“战时法”（Martial Law）。它以极端的形式将台湾置于军事管制体制之下，使台湾政治成为一种典型的威权政治。由此，在长时间里，台湾的政治发展严重异化，即造成长时间内台湾民主化的不发展，台湾人民的基本民权和其他政治势力的政治参与均被剥夺。反共戒严体制在台湾实行了38年,为此台湾当局被称为世界“戒严冠军”，台湾也曾被列为“世界最被具有人权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当然，反共戒严体制也有对付大陆的一面,对长时期内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两岸双方仍然处于交战状态，并继续延续着内战的逻辑。正是在实施反共戒严体制的时间里，两岸之间所呈现的是一种少见的政治对立、军事对峙、经济封锁和相互隔绝的状态。

2、国民党改造,重建政权核心

（1）背景与提出.

1949年去台后,国民党余部组织混乱,人心涣散,“只见党部,不见党员”,党的功能严重退化,不利于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蒋介石意识到，不对国民党进行一次大的手术,消除内部的隐痛,排除出党务、政务和军队系统的旧势力，政治统治的核心无以形成，在台湾也难以站住脚。蒋介石在总结大陆失败原因时说,“在大陆戡乱的失败,是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一般党员对三民主义之信仰的动摇”。另外,就是国民党各派系的倾轧争斗,特别是桂系的挑战和CC系的干扰，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团结和功能。蒋介石痛定思痛,认识到为了挽救危局,重新控制国民党,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基地”,“必须彻底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革命组织”。

1949年9月20日,蒋介石发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同志

研讨改造方案。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设立“革命实践研究院”,蒋介石兼任院长，希望通过其培养一批新的中高级干部,重建自己的党政班底。同时,研究院积极开展研究党务改造方案,为全面改造国民党作组织和理论上的准备。

50年代初,蒋介石复出后即着手正式公开整顿国民党组织。1950年7月22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会议,蒋介石作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的讲话,他称,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因党的“组织瓦解,纪纲废驰,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所以,对国民党必须进行“彻底改造”和“整顿”。会议通过了“党务改造案”,后公布为《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8月5日,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由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蒋经国等16人组成。知名地理学家张其昀为秘书长。该委员会代行六届中央委员会职权,督导改造事宜,实际上成了过渡时期的权力核心。

9月1日,“改造委员会”宣布《本党改造纲要》,随即正式开展了国民党改造。1950到1952年被称为国民党政治权力“改造和重建”阶段。两年之内,实行党员归队和党务革新,在“整肃腐恶分子”、“清除派系观念、地域成见”和“建立组织”的口号下,将国民党内部影响较大的CC系、桂系和政学系等排除出新建的国民党政治权力核心。大批党务、行政系统的“党国元老”和要人,被迫退出政治舞台或仅具象征意义(如担任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和国策顾问等)。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举行七大,宣布完成改造工作。

（2）改造方针和办法

纲要作为推行改造的根本方针,首先提出改造的目标是要确定中国国民党是“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以民主集权制为党的组织原则”的“革命民主政党”。改造运动“以实现主义、尊重组织、坚持政策、深入民众、讲求效率、精诚团结”为整顿作风的准则,“以原则领导、一元领导、民主领导”作为推动工作、发展组织和执行政策的方针。并强调要“以思想结合同志,排除派系观念；以政策指导行动,铲除官僚作风；以工作考核党员,打倒地域观念；以原则解决一切问题,抛弃人情、派系、地域一切牵挂”。

国民党改造首先从“党员归队”和对党员整肃开始。针对组织涣散,系统混乱，在改造运动中,中央改造委员会发布大量文件,号召党员归队,并掀起党员归队运动。1950年9月,制定《党员归队实施办法》。各县市相继成立“改造委员会”,限期办理“党员归队登记”。规定：“脱离组织之党员,一律纳入组织”,并重新编队,逾期未归队参加组织者受党纪处分,办理党员归队一方面使脱离组织的党员能再度纳入组织,一方面即趁机清除“动摇腐化、信仰不坚分子”。党员归队纳入组织后,按照规定,则开始整肃运动。在所通过的《党员整肃办法》中规定：“凡有叛国投敌、跨党变节、毁纪反党、贪污渎赃、生活腐化劣迹显著、放弃职守不负责任、信仰动摇工作弛废、作不正当经营以牟取暴利”等行为者，皆为整肃对象，一律予以淘汰。当然，更重要的是党务改造，即重新整顿组织,对各级组织进行层层“改造”,对党务人员进行培训，重建国民党各级党部和组织系统。同时,注重从本地人口中吸收新党员,增加了党员人数,以加强了国民党对本地社会的控制。

（3）改造的结果

第一，通过改造运动,重建了国民党各级党部和组织系统,稳定了国民党内部,并相对扩大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在改造运动中,从中央党部到地方党部、职业

党部和军队党部均有效建立起来，组织系统趋于完善和有序。由于有计划地训练党的高级和中级干部,确定了各级党部的监察制度，党内骨干力量得以形成。同时，大量吸收所谓“爱国的革命分子及优秀青年入党”,又从本地人口中吸收了新党员,党员人数有所扩充。特别是通过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党员人数比例大幅度增加,改变了党员成分，给国民党充实了一定的新鲜血液。据1951年统计,国民党中农民成分占37.7%,知识分子占61%,而30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占41%,初步实现了国民党的知识化和年轻化。由于强化了组织,国民党对岛内的统治能力有所提高，对稳定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统治具有一定的作用。

其次,通过改造运动,蒋介石重新在意识形态上建立起了其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共抗俄、把台湾建成“复兴基地”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清除了退台初期弥漫全党上下的失败主义思想，稳定了人心和党员的情绪。通过肃清“分歧错杂的思想和行为”，恢复固有的“思想体系”和“精神道德”，蒋介石在思想上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控制，奠定了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思想基础。在思想改造的感召下，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混乱情况得到扭转，在岛内民众中的声誉也有所好转。

第三，对蒋介石来说,改造运动最主要的成果, 是加强了他本人对国民党的控制，重建了新的领导核心。改造运动排除了国民党内几大非蒋系的政治力量，代之以较为年轻一辈的心腹嫡系。原来在大陆期间党内的强势派系，如CC系、政学系及军界的何应钦、白崇禧、阎锡山等均在改造运动中出局，在党内不再能对蒋介石发挥制衡的作用。而一些与蒋家关系密切、被称为“天子门生”的人被起用要职,从而强化了蒋氏父子在党内的地位,加强了对国民党的直接控制。从统治层的结构看，改造运动后形成了以蒋氏父子为核心，陈诚系和黄埔系等大陆籍官僚为主体，联合地方派系的权力体系。就此，由于重新确立了领导核心和完成了上层权力的分配,蒋介石和国民党稳住了在台湾的阵脚，很快度过了党政军浑然难处的阶段。

3、和平土改，稳定政局，调整社会关系

国民党去台后，台湾社会面临着经济危机，吃穿问题严重,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并未改变传统的经济地位，社会关系中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解决吃穿问题和农民问题成了稳定政局的关键,也成了理顺整个社会关系的突破口。国民党不得不在其向来忽视而又最不拿手的农民问题上下功夫。国民党在大陆时就是因为土地问题败在共产党手下，这一点对国民党印象很深。

（1）基本背景：土改前农村租佃关系

日据时期,地租率高是农村中的突出问题。例如，1940年,台中地区的平均租率高达55.1%。而且口头租约盛行，约占81.4%。口头契约所规定的事项大多为佃农的单方面义务,租期不定,地主可随时提出解约、撤佃和加租等要求。所以，佃权不稳，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不断引起租佃纠纷。

台湾光复后,农村租佃制度大致承继了日据时期的遗规, 台湾社会仍普遍存在高地租率和佃权不稳的情况；且由于战时工业破坏大,农村人口迅速增长,地租增加,农村中的纠纷冲突事件时常发生。

必要性：农业和农村问题突出。1949年是台湾局势极度混乱的一年，为了解决统治危机，在以农业为主的台湾，必须在农村建立起可靠的统治秩序，这就首先必须解决日趋严重的土地问题。

可行性：阶级结构不同于大陆社会，国民党与台湾地主没有任何关系。由于国民党政权本身与大陆封建地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后者是其统治的社会基

础，它无法利用国家机器和权力触及封建地主的利益。而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后，与当地的显贵和地主没有过多的经济联系和承担任何政治经济义务，因而获得了较大的政治灵活性。当地的封建地主不但不再是它的统治的社会基石，相反这些封建地主还有可能凭借其经济实力来反抗“中央政权”。因此，当局有可能着手解决土地问题。

（2）土改三部曲

A、三七五减租

台湾当局从1949年1月开始准备，4月19日颁布了《台湾省私有地租佃管理条例》，随即开始具体实施“三七五减租”。在实施过程中,动用了各级各类人员2.6万多人,县市和乡镇两级成立了租佃委员会,由当局、人民团体的代表、自耕农和地主的代表组成，委员任期3年(类似于大陆的土改工作队)。

主要内容：

限定耕地租额最高不得超过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37.5%。原约地租不及此数者依原约。租用耕地一律订立书面租约,租期不得少于6年。期满必须续订租约,以保障佃权的相对稳定和提高农民改良土地与增加生产的兴趣。同时,对地主收回耕地作了限制,佃农的押租金等一切额外负担均予废除。并规定地主不得预收地租,如耕地因遭自然灾害以致歉收时,佃农可依法申请减租。如歉收的收获量不及三成时,应予免租。另一方面,当局对佃农也作了硬性的规定,规定耕地租约在租期未满前,如果佃农地租积欠两年之总额时,地主可以撤佃。

三七五减租在同年7月基本完成。1951年5月,“立法院”通过《三十七点五减租法》,以立法形式予以巩固。7月,省政府颁布《三七五减租条例》，作为三七五减租的实施细则。

B、公地放领

1951年6月,省政府公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将“国有”及“省有”耕地的所有权(日本人的公地)以出售方式转移给农民所有。所有权转移的对象首先是承租公地的现耕农,依次为雇农、承租耕地不足的佃农(雇农和贫农)。公地所有权的转移并非是无偿转移,当局规定,地价按照该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总量的2.5倍,以实物计算,免受货币贬值影响。全部地价由受领农户十年内偿付,不负担利息。根据“公地放领”规定,受领农民只要连续交纳十年地租,每年交纳的租额正好等于每年应交纳的地价,十年期满,即取得耕地所有权。

这项措施自1951年开始,继而在1952、1953年和1961年分五期办理完毕。通过受领公地，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

C、耕者有其田

为了防止地主隐瞒耕地,省政府在“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技术和经费帮助下,于1952年1月到1953年4月,预先进行了全省地籍总归户,将同一所有权的土地,归入一户之下,由一乡而一县以致于全省,从而使每个地主的土地,不论在一地或散于各地,均会有明确记载,消灭了遗漏和隐瞒现象。

在此基础上,“立法院”于1953年1月,通过《耕者有其田法》。省政府于4月颁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主要内容：1、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以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超过之土地一律由政府征收,转放于现耕地农民受领。2、政府补偿地主被征收的土地之地价,其标准定为征收耕地的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以实物土地债券七成,公营事业股票三成,搭配补偿。3、

政府发行实物土地债券,水田以稻谷,旱田以甘薯,分10年20期兑付本息。公营事业股票则由政府原属公营之台湾水泥公司、纸浆和造纸公司、工矿公司、农村发展公司的股票充之。4、政府征收的耕地,一律放领于现耕佃农或雇农,放领地价与征收地价相同,加算年息4%,由受领农民于10年内分20期偿付。

耕者有其田的具体实施,由1953年1月开始,其动员各级人员3.2万人,完成土地转移手续。地主土地被征收者占台湾地主总户数的60%，受领耕地的农户占承租私有耕地佃农的65%。

（3）效果

和平土改对台湾社会影响十分重大,对稳定政局、改善社会关系及推动农业和工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政治社会意义上看，和平土改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吃穿问题，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政局。吃穿问题的解决缓和了当局因此受到的政治压力，由于获得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其在台湾初期的统治有了依靠。而且，土改采取“和平方式”(而非大陆的阶级斗争方式),基本上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没有引起较大的社会震荡。加之地主和农民在土改中同时获得好处,照顾了社会关系的协调,不仅没有激化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反而缓和了农村中比较尖锐的阶级矛盾。特别是,通过土改在农村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成为稳定政局的关键之举。

在社会关系上，和平土改变地主所有制为农民个人所有制。土改后，封建地主经济基本解体，大量无地农民(佃农)因获得土地而成为自耕农。据统计，当时自耕农即已占到农户的80%以上。这样，不仅农村中土地过于集中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自认为，通过土改实现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在经济方面，和平土改提高了农民生产与投资的意愿，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产品产量随之增加。土改后，农村生产力重新获得解放。为了发展生产，获得土地的农民愿意增加劳动的投入和财力的投资，以增加农产品的产量。1952年农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最高年产量1939年的水平。农产品产量的增加,特别是粮食的大幅度增产,使突然涌入台湾100多万军政人员所造成的供应压力大为缓解,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面临的危机。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和平土改促进了对工业经济部门的投资，初步建立了工业化基础。和平土改使台湾农业资本发生分化，在大量佃农转为自耕农的同时,大量的富农转为商人,地主因获得公营企业股票,摇身一变为持有股票的资本家。而那些大地主通过购进廉价股票,加速了股权的集中,为以后组建集团企业奠定了基础。和平土改不仅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成为后来经济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推行工业化的“逻辑起点”。

4、调整省籍关系，推行地方自治

（1）基本背景

国民党是以统治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到台湾的,因此它一来就和台湾人民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开始是以省籍隔阂的形式出现的。特别是，二二八事件造成了国民党当局与台湾本地人之间深深的裂痕，产生了各种相互间的不信任和台湾人独有的心灵创伤。在这方面，省籍(大陆与台湾)矛盾的突出是影响政局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

国民党退居台湾后,迫切需要调整省籍关系，化解省籍矛盾。因为要想在台湾扎根,并使之成为反共基地,就必须稳定住占人口大多数的台湾当地人。为此，国民党一方面建立戒严体制,加强统治和全面控制；另一方面,为缓和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省籍隔阂和对立情绪,笼络人心,争取台湾地方派系和政治势力的支持,也采取了安抚性的措施。具体措施就是推行地方自治。

（2）具体做法

A、以行政命令方式，而非“宪法”、法律形式，由台湾省政府自制自颁“地方自治纲要”，在台湾试行台湾自治。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已提出地方自治问题,根据宪法,“省县自治通则”是实行地方自治的根本法,只有等到该通则颁布,台湾才可以据此制定“省自治法”,使台湾取得“自治地位”。但国民党在大陆时,“省县自治通则草案”虽已在“立法院”二读通过,但并未经三读通过成为正式法律。退居台湾后，国民党当局以处于“非常时期”,“省县自治通则”无法适用全中国为由,将三读之最后一读,长期搁置起来,仅以台湾省政府订立的“地方自治纲要”作为实施地方自治的根据。

1950年4月,省政府公布了“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作为在台湾实行地方自治的基本法规。根据这一基本法规,还陆续制定了“台湾省各县市议会组织规程”、“台湾省各县乡镇县辖市民代会组织规程”、“台湾省县市公职人员选举罢免监察委员会组织规程”及“台湾省妨碍选举罢免取缔办法”等法规。

B、举办地方选举，试行有限度的地方自治

纲要规定：县市设县市议会,县市议员由县市公民选举之。1950年7月,开始办理第一届县市议员选举,县市议会议员之任期原定为2年,自第三届起,改为3年,连选得连任,但以一次为限；第六届改为4年。

第一届县市长选举于1950年10月开始分期办理,县市长任期原定为3年,自第四届起,修改后的新法规规定为4年。

1950年9月,“行政院”颁布“台湾省临时省议会组织规程”及“台湾省临时议会议员选举罢免规程”。据此,于11月举行第一届临时省议会议员选举。选举采取间接选举方式,以各县市议会现任议员为选举人,选出省议员。1953年,国民党当局鉴于县市议员为直接方式选出,乃修改有关法规,将临时省议员之选举也改为直接选举,同时,将议员任期由2年改为3年。1958年6月,台湾省临时议会改称“台湾省议会”，将省议员任期由3年改为4年。

C、延揽台湾省籍人士，局部开放地方政权，尤其笼络地方上层社会

1949年1月,蒋介石给台湾省主席陈诚拍发电报,要“多方引用台湾学识较优,资望素高之人士,参加政府”，“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以“有效愈合因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同胞之间造成的裂痕”。去台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一些安抚性的措施,延揽一些台湾籍人士,扶植亲蒋地方势力和大财团。

但这基本上限于地方权力机构，具体做法：一是扩大台湾人士在省府委员会中的比例。从1949年5月到1957年8月四届台湾省政府委员中,台湾籍人士委员一般占70%左右。二是开放省政府中农林厅、民政厅、建设厅、粮食局和卫生处等主管职务，让台湾人担任。在同期四届省政府厅局处长总人数中,台湾人比例为20%或30%左右。

此外,国民党还提拔极少数台籍精英到上层党政军权力机构任职,以作点缀。如,1950年3月,蔡培火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同年12月,黄国书担任“立法院副院长”,后来为院长。8月,连震东(连战父亲)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

1957年10月,黄朝琴、丘念台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

他们均属年轻时到大陆同国民党有特殊渊源的“半山派”(连战出生在西安),或家庭具有特殊背景,在地方上有名望。由于当时国民党的统治权力控制在大陆籍官僚集团手中,少数台籍精英受到国民党礼遇,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如军队由大陆籍管),是怀柔软化的一面。

（3）效果

国民党当局推行地方自治,举办地方选举,是对其威权统治的一种点缀，但对当地人民采取怀柔政策在客观上有助于缓解省籍矛盾。1951年完成的直接民选县市议员及县市长,就是要取得当地人的支持,减少疏离感的重要政治措施。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注意对地方势力采取分化、利用和疏导的政策,导正地方派系的功能，这对于争取地方势力及政治人物对国民党当局的支持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民党利用地方派系搞选举，“绑桩脚”，从而使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能够服务于国民党的治台方略和地方选务。国民党自认为,地方自治促进了政治安定，调整了省籍间纠纷,成功地“整合”了来自大陆的“国家精英”(national elites )和本省的地方领导人物(local politician)，有效愈合了二二八事件的创伤，使台湾的省籍关系开始步入和谐的状态。虽然地方自治调整了省籍关系，安抚了台湾当地人，但也应看到，某些地方人士，包括少数非国民党籍人士由此获得了参与政治的“合法”管道。他们通过选举方式能够取得县市长、省议员或县市议员的职位，这使他们在后来的政治竞争中可以对国民党当局发挥制衡的作用，并使地方层面的政治中出现了若干民主成分。

5、修补反共思想体系，重塑道统，并使道统与法统达成统一

（1）背景原因

退居台湾后，蒋介石开始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他承认国民党失败了,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失败了,而且在思想、伦理、文化和教育方面也“惨重地”失败了。特别强调失败归因于国民党缺乏“革命哲学作基础”,“思想不统一”(过去强调政令军令统一,而未重视思想统一),“徒有完美的主义,高尚的哲学(民生哲学)而不能实践笃行。尤其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坠落,气节丧失,把本党50年的精神道德,摧毁无余”。“一旦与敌人作战,自然如摧枯拉朽”。可以看出，在蒋介石对其失败教训的总结中,检讨国民党思想文化方针占了很大比重。他十分重视国民党在大陆时代控制社会思想文化所遭到的失败。因此，修补反共思想体系,重塑道统，也成了蒋介石在台湾维系其统治的当务之急。

50年代初，蒋介石发表《反共抗俄基本论》、《三民主义的本质》、《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等一系列文章和演讲。1953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遗》，完成蒋记三民主义思想体系。1956年12月，完成《苏俄在中国》，成为反共宝典。

（2）主要做法

主要是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系统攻击马列主义，把台湾社会的思想纳入反共轨道，也要建立起国民党统治的道统。

孙中山。被称为“国父”，因为他提出了中国现代的立国精神，蒋介石可以利用他在全中国的威望，也可以利用他的学说中的某些部分。孙中山关于中国新文化的基本口号是“伦理、民主、科学”，明显看出比五四新文化口号多了一个“伦理”，且放在第一位。这反映了孙中山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一方面，中国文化是伦理文化，孙中山强调中国文化的伦理特征。另一方面，孙中山受过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和博爱、平等观念的熏染。二者相加，说明孙中山的思想和学说带有二元论的特征。从积极方面讲，其思想和学说是中西合璧；从消极方面讲，二元论的倾向即意味着他的学说是个大拼盘，是一门较松散的思想体系，怎么解释都可以，容易被人利用。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即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刻意挖掘孙中山学说中的中国传统文化部分，以为自己在台统治确立思想基础，也以此表明自己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和“法统”之所在。

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范畴和思想体系，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

关于新旧三民主义：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会议确定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治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根本大法，以此取代一大宣言，取消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即等于回归旧三民主义，违背了孙中山遗嘱，否定了孙中山晚年思想。这一过程的理论准备是由国民党主要理论家戴季陶完成的。戴季陶主义即将孙中山学说引入中国文化框架内，是孙文学说的原教旨主义派（Fundamentalism）。戴季陶利用了孙中山理论体系和学说弱点，装进了国民党统治所需的东西。戴季陶更多是将三民主义中国化，适应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国情”,即适应国民党建立统治的需要。故蒋介石承继这一理论脉络，以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为其威权统治提供思想依据，重塑官方哲学即道统。

中国文化。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他把孙中山、他自己和国民党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耸人听闻地说：随着国民党1949年在大陆的失败，“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也要随之毁灭了”。他攻击共产党的思想是外来的，“必欲摧灭我五千年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为此，国民党要重振“四维八德”，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调整过来，从正面肯定：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用蒋介石自己的说法，宣扬“四维八德”，目的就是“发扬我们固有的道德”，使青年成为国民党“继绝存亡的圣贤英杰”。

注：所谓“四维八德”即孔孟的浩然之气。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3）蒋介石做法的效果

强化了已脆弱至极的官方哲学，使法统和道统达成统一。所谓强调道统和“法统”的统一，是为了宣扬国民党政权不仅是中国“法统”之所在，而且是中国道统之所在，借以为反攻大陆，重新恢复在全中国的统治确立思想和道义支撑。特别是，当时国民党的“法统”已不具有“全国性”，唯以道统来解释“中华民国”即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彰显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统治的不合法性。当然，也需要看到，强调“法统”和道统的统一，对中国未来统一有好处，因为在政治上讲，这与国民党长期以来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