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 近代峰峰煤矿史述略

地方志 近代峰峰煤矿史述略
地方志 近代峰峰煤矿史述略

近代峰峰煤矿史述略

李春社

前言:一提峰峰,人们就会和煤矿联系起来。的确,峰峰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煤炭工业史。峰峰有响堂山文化、磁州窑文化,峰峰还有一种文化,未被人们所注视,那就是煤矿文化。峰峰50万人口中,有一半的人口是煤矿职工和其家属。煤矿做为一种职业、文化、生活方式,已经为峰峰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本文从煤矿史、煤矿工人的生活方式等多种角度,叙述峰峰煤矿文化,以便让峰峰人更全面地了解峰峰煤矿、了解我们峰峰人自身。

一、怡立、中和煤矿公司的创办

峰峰的近代民族煤炭工业,始于清末的“洋务运动”。

光绪元年(1875年),天津广隆洋行英国商人海德逊,来磁州彭城镇采办瓷货,见到这里不仅烧造陶瓷,而且盛产煤炭,当时小煤窑的井架随处可见,于是,回到天津后,向北洋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在直隶采煤的报告。李鸿章得到这个报告后,马上向清廷提出开办磁州官矿的建议,并得到批准,拟在磁州彭城镇设厂,仿用洋法开办煤矿,并委托江南制造局冯俊先和天津机械局吴毓兰筹建直隶磁州官矿。同年十月,磁州官矿委托海德逊到英国定购机器,延聘矿师,但在复查资源时,得出了资源不旺的结论,同时,又与英国商人海德逊在购置机器上因吃“回扣”意见不合,导致开采计划放弃。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重开矿务局,中途因金融风潮,集资未及一半,再次停办。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直隶总督王韶文又建议开办磁州煤矿,

并招商集股,次年由候补知府陈忠俨、候补知县叶竣光正式成立直隶磁州煤矿,并在峰峰村设立地方公所,相继在峰峰村、西佐村东和街儿庄到东纸坊、临水一带,长20华里、宽3.5华里、面积66平方里的地域上进行名义上的采煤。之所以说是名义上的开采,就是直隶磁州官矿并没有在所划矿界内挖掘一个井筒,出过一筐煤,但却利用自己申办了矿照的权力,霸占矿权,以此渔肉地方小煤窑和商股煤矿。后来北洋政府在此成立“北洋磁州官矿有限公司”,换汤不换药,依旧鱼肉地方,清政府倒台后,磁州官矿改为官商合办“磁县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实质上仍是官僚资本经营,直隶省长充任经理,对地方剥削更甚。在这样的背景下,峰峰村从一个平静的农耕小村,被卷入到近代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存的历史旋窝中。

改变这种状况的,是商人杨以俭开办的怡立煤矿公司。杨以俭原来在北京前门开设“临记洋行”,经营洋货,因受国人抵制洋货运动的影响,改为在北京玉泉山开办汽水公司,由于当时中国开放程度不够,对汽水这种新的饮料没有认同感,他开办的汽水公司敌不过当地的大碗茶,不久就倒闭了,那时,他的哥哥杨以德在北洋政府任巡警道等职,通过他哥哥的关系,他了解到直隶磁州有一个官矿局,于是,他带着商人的胸心壮志,来到峰峰,任官矿局总办。本以为可以在官矿局好好地大干一场,实现做一个企业家的夙愿,及至到了峰峰,才发现磁州官矿根本没有煤矿,所谓的煤矿就是在他的“煤矿区”强行收购小土煤窑,这本来已经让他非常泄气,更让他泄气的是,官矿局将强行收购的小土煤窑再租给地方,从中抽分得利,而经办的小煤窑

又经常有矿界纠纷,还有商股折扣纠纷,这是一个鱼肉乡民的地方,一个官痞子在此混日子吃饭的地方,这与他哥哥杨以德所从事的警务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而他是要避开他哥哥的道路,想找一个从商成大业的地方,他绝望了。

在绝望中,他遇见了峰峰村人张庭璧。那时,张庭璧与峰峰村的几户农民,在峰峰村与人合伙搞小煤窑。峰峰一带的小土煤窑叫“山坡窑”,开采历史非常悠久,东汉末年,曹操在邺城修建三台(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在冰井台中就藏有煤炭,那煤炭就采自峰峰一带,晋代文学家陆云的书信、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及《邺中记》都有此记载,从此一直延续一千多年,宋代的磁州冶铁、磁州窑陶瓷,都是用峰峰一带的煤炭做燃料。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峰峰一带的小煤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土法采煤技术。其提升技术尤其富有特点,在井口用两个倒V字形的粗木杆,支着一根大木杆,木杆上安装着一个直径达1.5米的大辘轳,辘轳的两端各安装着一个绞把,那绞把很长,提升煤炭时,两头各用两个人,共四个人,对着脸一块绞辘轳,提升用的绳子是一根粗麻绳,绞着一只荆条筐,井口直径约2.5 米,当煤筐被绞上来后,旁边的人用一只铁勾子,把筐勾过来,勾到煤堆上。窑场上干活的全是男人,在井上绞煤的只穿着裤叉,在井下干活的好多人,连裤叉也不穿,光着身子干,所以,窑场不让女人靠前,到中午吃饭时,女人来送饭,就送到窑场不远处,向窑场上的男人们喊:“送来饭了!”女人们喊过之后,把盛饭的罐子放到地上,转身就回去了。男人们等女人走远了,才去把罐子提过来,坐到窑场上吃饭。

杨以俭在窑场上见到张庭璧,与他坐在窑场上聊起窑场上的事情,后来,他又走访了许多小煤矿,从小窑经营中,他得到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私人开办煤矿。这个地方煤藏丰富,交通方便,向东约二十公里,就是新通的平汉铁路,且有小煤窑开采的经验,当地劳动力充足。于是,杨以俭以一个商人的头脑,发现了开办商业煤矿的商机。但在清末的中国封建社会,商业煤矿还很少,在峰峰村南部、距峰峰村约三十华里的观台镇,有一个著名的煤矿,叫“安阳六河沟机器官矿公司”,是安阳人、候补道台马吉森创办的,因为经营不善,后来落入比利时人和德国人之手,成了外国资本的商业煤矿。要创办一个中国的民营商业煤矿,需要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杨以俭以一个民族工业企业家的气魄和胆识,决定在峰峰村北、原西佐村南,开办“怡立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他利用其兄杨以德在直隶省任警务处长兼保安大队长(评剧《杨三姐告状》中杨厅长的原型)的关系,让其兄联络北洋政府、直隶省、磁州等地的官员入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杨以俭、杨以德和李晋等人资本为主,以曹汝霖、黎元洪、曹锟、冯国璋、白崇禧等人资本为辅,集官僚私人资本与商业私人资本,共集白银二万两,在官僚们的支持下,公司终于成立了。因此,怡立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由商人和官僚联合创办的。

怡立公司成立之初,购买的是峰峰村的一个小土煤窑,这个小土窑就是张庭璧在光绪十五年与人合伙开办的小煤矿,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被水所淹,张庭璧及合伙人,都无能力排水自救,他们便转售给了怡立公司。怡立公司利用机械排水,开始恢复生产,谁知

刚生产不久,磁州官矿公司就以侵占其矿界为由,打起了官司,同时,当地农民也因为占地补偿等原因,也与怡立公司进行交涉,在这种情况下,杨以俭为了与地方处理好关系,借助张庭璧在峰峰一带的威望,想让张庭璧也入股,因为张没有钱入股,就让张庭璧到公司任职,挂名“交际员”,实际上就是协调公司与峰峰地方的关系,同时,还将峰峰村另一个人物,名叫张鼓峰的,也招入公司里做交际员,这张鼓峰是一个大地主,在峰峰村有很大的势力,杨以俭招他进入公司,纯粹是为了拉拢他,不让他给公司找事。

怡立公司在今峰峰村北约三百米之处,与原中西佐村相邻,位置在今峰峰集团五矿所在地。张庭璧在怡立公司当交际员时,与怡立公司管理层一个高级职员相识了,这个人姓李字墨卿,名翰章,山东省招远县人,在怡立公司做会计。他出身于农村,因为农村的破产,他跑到北京拉黄包车,因为与杨以俭沾点亲戚关系,后来跟随杨以俭在北京“临记洋行”当职员,以后,与杨以俭一同开办玉泉山汽水公司,又一同来到峰峰创办怡立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在他与张庭璧的相识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怡立公司名为商办,实为官僚所办,所得利润多为那些大官僚所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最后都是在为那些官僚们挣钱。时间长了,李墨卿很佩服张庭璧的为人,认为他懂法律,有威望,性格坚毅,在峰峰一带有着协调各方面的能力,而张庭璧也佩服李墨卿的为人,认为他出身底层,同情弱者,有正义感,另外,这个人非常聪慧,遇事一点就通,看问题能看到本质,还有,这个李墨卿虽然出身于农民,却善于学习,懂得市场规律,有经商的经历,

眼界开阔,处事稳健,有着经营一个大矿的本事。两人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谈起时事,往往是一拍即合,常常谈话到深夜,有时,李墨卿来到张庭璧家,一边喝酒,一边谈话,竟谈话到天明。共同的志趣,让一个从北京来的商人与峰峰村的一个乡绅联系到一块了。

那时,李墨卿已经与杨以俭有矛盾了,他们的矛盾就在于利益分配上的不同,杨以俭受其兄杨以德影响,把公司的大部分利润分配给当官僚的股东,而李墨卿主张将更多的利润用于更新设备和管理者的工资,以及工人们的工资。随着矛盾的日益激化,终于有一天,在张庭璧家,李墨卿对他说:“你是不是能给咱在这一带找个地方开煤矿?我去北京弄矿证,咱们合伙也开个煤矿。”这个决定让张庭璧好久没有说话。李墨卿说,我们要创办一个真正的民营商业煤矿,我们再也不为那些官僚们挣钱了,我们要为自己挣钱。他见张庭璧好久不说话,又说,凭着我多年的经商经验和管理煤矿经历,自己管理一个煤矿没有问题,而你又是当地的一个有名的乡绅,可以协调各方关系,咱们两人是天作之合。张庭璧伸出一只大手,与李墨卿握到一起,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然后,两人用另一只手对拍到一块,两人同时喊:“干!”这年是宣统元年(1909年)。

李墨卿是一个公司职员出身,并没有多少资本,他回到北京,只能求助于他的第二房太太柳玉珠。他的大太太是山东招远县老家人,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妇女。他的二房太太出身于华侨,其父在东南亚经商,资本雄厚,这个女人之所以愿意做李墨卿的“小老婆”,主要是看中了李的人品和才气,李墨卿个子高挑,身材匀称,面目白净,

说话条理,办事干练。经过他的小老婆凑集资本,李墨卿开始在北京跑矿照,但李的能量不够,往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工商部跑了无数次,费了无数的口舌,农工商部的办事员张着血盆大口,向他索要贿赂,他舍不得出钱,办不成矿照,最后还得求助于他的小老婆。他的小老婆柳玉珠是北京城里的“交际花”,通过她上下打通关节,以“人情网”的关系,终于办成了矿照。李墨卿带着矿照回到峰峰村,一进张庭璧的家门,就把矿照放在张庭璧面前。张庭璧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过身,从柜子里拿出来自己的房产证和地契,放到李墨卿面前:“我用房地做抵押,窑场占地的事我来办。”

民国二年(1913年),经过三年的筹备,由李墨卿为总办、张庭璧为主要股东的“中和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经北京农工商部批准,终于成立了。由于资金少,采用的是土法生产,窑场所占的地,就是张庭璧以房产证和地契做抵押担保,再以他平时德高望重的人格威望的影响,说服了地的主人,公司终于开工了。打的第一眼矿井起名叫“松字窑”,矿址在峰峰村南约100米处,即今峰峰集团机关所在地。

在打第一眼井的过程中,张庭璧一家人都捏着一把汗。那时打井,并没有详细的地质资料,全凭当地会看煤头的“窑匠”看,峰峰一带最著名的窑匠叫李进财,是张庭璧的好友,他根据峰峰一带多年开采的小煤窑情况,来了解地质,判断煤的走向,他在窑下用木棍朝井壁上一敲,就能判断出此处有无煤或瓦斯及地下水,但窑匠毕竟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判断的,实际上,峰峰一带的地质复杂多变,有时窑匠也判断失误,打井费了很大劲,打不出煤,也是常有的现象。中和公

司家底薄,第一眼井,决定公司的成败,也决定着张庭璧一家将来的命运,其妻对还不太懂事的孙子张学孔说:“要是窑上出煤了,咱就有时光了;要是出不来煤,咱就绝地要饭了。”张庭璧把房子、田地都押上了,如果没有见煤,他将在峰峰村无法立足,他天天往窑场跑,终于有一天,窑底见煤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兴办实业成为一种时尚,各地工业相继兴起,煤炭除民用外,工业用煤量开始大增,加上平汉铁路畅通,为煤炭的销路提供了便利,中和公司虽是土法生产,也有不赀的利润。次年,公司又进行了改组,矿区面积达到6方里320亩5方丈。直到此时,怡立公司的董事长杨以俭才知道是自己公司的李墨卿创办了中和公司。李墨卿没等杨以俭说话,就自动辞职,公开地办起了中和公司,不久,李墨卿的小老婆又在北京设立了总公司,把李墨卿招回打理总公司的业务,中和公司的事务便由李墨卿的哥哥李秀卿来主持。李秀卿是一个农民出身,没有受过文化教育,办事大大列列,带有农民习气,最典型的一件事,是李秀卿做为一家公司的经理,有一次竟与几个职员一块,到公司附近的辛寺庄村偷南瓜吃,被村里的农民逮住扣押了,张庭璧只好通过他在辛寺庄大女儿的婆家说情,把李秀卿放了回来。因此,公司的实际事务只能由张庭璧来管理,但张庭璧非常尊重李秀卿,称他为“大总办”(将他弟弟李墨卿称为“二总办”)。

企业修志总结

修志总结 自***年**月,***成立史志工作领导小组和史志办公室以来,***至今已完成三部处志的编撰印制。分别是***年**月由山东省出版社总社***分社出版的第一部《***志》(1959-1985),***年**月印制的第二部《***志》(1986-2006),***年**月印制的第三部《***志》(2007-2011)。在集团公司的正确领导下,***编撰工作人员本着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编撰原则,严格落实公司对志书的要求,充分利用有限条件,结合志书编撰特点,集中精力,内查外调,多方征集资料,同时召开座谈会,论证考察,走访老干部、老工人,查阅多种档案资料等多措并举,经过全体编撰人员的积极工作和不懈努力,三部***志先后问世,很好地记录了***的发展历程和前进步伐。 在三次处志编撰过程中,为写出高质量的志书,我***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领导牵头,人员及时到位,基本做到了“一纳入、五到位”(对所有参与处志编撰人员高标准、严要求,将修志工作纳入各部门各单位的年度目标考核,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处主要领导担任处志编撰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从各部门、各单位抽调工作认真细致、具有优秀文字功底的工作人员,设立专门的编撰体系,并对全体编撰人员进行合理的编撰分工,结合自身特

点,经过精心的准备工作,统一思想、统一计划、统一安排、统一步骤,严格按照公司领导的要求对志书编撰工作提纲进行细致拟定。 二、各单位资料收集工作紧张有序,遇到问题团结一心群策群力。志书资料收集过程中,我处处志办公室得到了集团公司史志办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多次到现场进行检查指导,同时也得到了处党政领导的关心,有关单位、部室的支持,许多热心处志编撰的同志的帮助,特别是许多离退休老同志为处志编撰提供了大量资料。在第一卷处志编制过程中,史志工作领导小组和处志办公室积极联系相关部门和兄弟单位收集资料,努力发动处内干部、工人踊跃供稿,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充分发扬不畏艰苦、攻坚克难的精神,终于成功高质量完成了处志的编撰。 三、对待资料坚守存真求实的标准,坚持质量至上。资料是修志的重要基础,也是志书的生命和价值所在。资料的有无、多寡、真伪、正误,是影响志书质量的重要因素。我处在编写处志的过程中,始终牢固树立质量意识,一步一个脚印,坚决杜绝草率从事、敷衍塞责的情况发生,文体、文字、修辞乃至标点符号都认真钻研,特别是对上级给予的参考指导资料和文体样本重点学习,掌握要义和要求,尽可能做到所写志文可信可靠可用。在三卷处志的编撰过程中,我们的做法概括起来就是:广收资料,精心筛选,认真考辨,

地方志-近代峰峰煤矿史述略

近代峰峰煤矿史述略 春社 前言:一提峰峰,人们就会和煤矿联系起来。的确,峰峰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煤炭工业史。峰峰有响堂山文化、磁州窑文化,峰峰还有一种文化,未被人们所注视,那就是煤矿文化。峰峰50万人口中,有一半的人口是煤矿职工和其家属。煤矿做为一种职业、文化、生活方式,已经为峰峰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本文从煤矿史、煤矿工人的生活方式等多种角度,叙述峰峰煤矿文化,以便让峰峰人更全面地了解峰峰煤矿、了解我们峰峰人自身。 一、怡立、中和煤矿公司的创办 峰峰的近代民族煤炭工业,始于清末的“洋务运动”。 光绪元年(1875年),广隆洋行英国商人海德逊,来磁州城镇采办瓷货,见到这里不仅烧造瓷,而且盛产煤炭,当时小煤窑的井架随处可见,于是,回到后,向北洋直隶总督鸿章提出在直隶采煤的报告。鸿章得到这个报告后,马上向清廷提出开办磁州官矿的建议,并得到批准,拟在磁州城镇设厂,仿用洋法开办煤矿,并委托江南制造局俊先和机械局吴毓兰筹建直隶磁州官矿。同年十月,磁州官矿委托海德逊到英国定购机器,延聘矿师,但在复查资源时,得出了资源不旺的结论,同时,又与英国商人海德逊在购置机器上因吃“回扣”意见不合,导致开采计划放弃。光绪八年(1882年),鸿章重开矿务局,中途因金融风潮,集资未及一半,再次停办。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直隶总督王韶文又建议开办磁州煤矿,并招商集股,次年由候补知府

忠俨、候补知县叶竣光正式成立直隶磁州煤矿,并在峰峰村设立地方公所,相继在峰峰村、西佐村东和街儿庄到东纸坊、临水一带,长20华里、宽3.5华里、面积66平方里的地域上进行名义上的采煤。之所以说是名义上的开采,就是直隶磁州官矿并没有在所划矿界挖掘一个井筒,出过一筐煤,但却利用自己申办了矿照的权力,霸占矿权,以此渔肉地方小煤窑和商股煤矿。后来北洋政府在此成立“北洋磁州官矿”,换汤不换药,依旧鱼肉地方,清政府倒台后,磁州官矿改为官商合办“磁县煤矿股份”,实质上仍是官僚资本经营,直隶省长充任经理,对地方剥削更甚。在这样的背景下,峰峰村从一个平静的农耕小村,被卷入到近代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存的历史旋窝中。 改变这种状况的,是商人以俭开办的怡立煤矿公司。以俭原来在前门开设“临记洋行”,经营洋货,因受国人抵制洋货运动的影响,改为在玉泉山开办汽水公司,由于当时中国开放程度不够,对汽水这种新的饮料没有认同感,他开办的汽水公司敌不过当地的大碗茶,不久就倒闭了,那时,他的哥哥以德在北洋政府任巡警道等职,通过他哥哥的关系,他了解到直隶磁州有一个官矿局,于是,他带着商人的胸心壮志,来到峰峰,任官矿局总办。本以为可以在官矿局好好地大干一场,实现做一个企业家的夙愿,及至到了峰峰,才发现磁州官矿根本没有煤矿,所谓的煤矿就是在他的“煤矿区”强行收购小土煤窑,这本来已经让他非常泄气,更让他泄气的是,官矿局将强行收购的小土煤窑再租给地方,从中抽分得利,而经办的小煤窑又经常有矿界纠

地方志年终工作总结

地方志年终工作总结 《地方志年终工作总结》看完如果觉得有帮助请请下载。篇一:20XX年度地方志工作总结 农林科学院 20XX年度地方志工作汇报 20XX年,农林科学院在地委、行署、林业集团公司的正确领导下,在地志办的业务指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地方志工作,紧紧围绕科研中心工作,按照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狠抓落实,努力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领导重视,认识到位 年初以来,我院就把地方志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做到“领导到位、机构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布置地方志工作,充分认识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明确由党委书记主抓,由专人负责此项工作,认真抓好、抓紧,狠抓任务落实,经常研究、解决撰志工作中的问题,确保撰志工作保质保量按期完成。 二、合力攻坚、层层落实 撰志工作是一项纷繁的工程,只靠一个部门的力量是无法在短期内完成的。因此,我院采取多种方式,认真搞好撰志工作。一是加强与地志办的沟通。在纲目增设、修订过程中主动与地志

办进行联系。二是建立科学的分工负责制。明确编写任务,给具体撰写人员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责任目标,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把责任具体落实到人。 三、切实加强部门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撰志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 为使撰志工作进一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我院始终把加强部门自身建设,范文写作提高撰志干部队伍素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一是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撰志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确定专题进行认真地讨论和交流。认真学习《地方志工作条例》、《大兴安岭地方志书年鉴编纂行文规范》。学习中,我们注意结合工作实际,查找存在的问题。二是加大了对撰志干部的培训力度,积极参加地区组织的业务培训。上述措施,使自身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明显提高,为搞好撰志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认真做好资料的收集、考证、初稿编纂工作 资料是撰志工作的基础,做好收集资料工作是保证年鉴质量的重要环节,也是年鉴顺利完成的关键之所在。我们认真做好撰志工作的前期准备,通过到查阅、走访等形式,搜集大量的档案资料,保证了文稿质量,做到了图文并茂,为编纂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到目前为止,已按要求完成了年鉴的编写和上报工作。 农林科学院

方志立三书议

方志立三书议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惧人以谓有意创奇,因假推或问以尽其义。 或曰:方志之由来久矣,未有析而为三书者。今忽析而为三,何也?曰:明史学也。贾子尝言古人治天下,至纤至析。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梼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献五书,太师又陈风诗。详见《志科议》,此但取与三书针对者。是王朝之取于侯国,其文献之征,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阙其一,则古人不当设是官;苟可合而为一,则古人当先有台一之书矣。 或曰:封建罢为郡县,今之方志,不得拟于古国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则,未尝稍异于古也。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人见春秋列国之自擅,以谓诸侯各为制度,略如后世割据之国史,不可推行于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轨之盛治,侯封之禀王章,不异后世之郡县也。 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今论三史,则去《书》而加《礼》,文中之说,岂异指欤?曰:《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也,《竹书》虽不可尽信,编年盖古有之矣。《书》篇乃史文之别具,古人简质,未尝合撰纪传耳。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所征典实,即贡、范之类也。故《周书》讫平王, 《秦誓》乃附候国之书。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继也。左氏合,而马、班因之,遂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汉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后人不解,而以《尚书》、《春秋》分别记言记事者,不知六艺之流别者也。若夫官《礼》之不可阙,则前言已备矣。 或曰:《乐》亡而《书》合于《春秋》,六艺仅存其四矣。既曰六经皆史矣,后史何无演《易》之流别欤?曰:古治详天道而简于人事,后世详人事而简于天道,时势使然,圣人有所不能强也。上古云鸟纪官,命以天时,唐、虞始命以人事;《尧典》详命羲、和,《周官》保章,仅隶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详略之概矣。《易》之为书也,开物成务,圣人神道设教,作为神物,以前民用。羲、农、黄帝不相袭,夏、商、周代不相沿,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朝之创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后世惟以颁历授时为政典,而占时卜日为司天之官守焉;所谓天道远而人事迩,时势之不得不然。是以后代史家,惟司马犹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地方志近代峰峰煤矿史述略

近代峰峰煤矿史述略 李春社 前言:一提峰峰,人们就会和煤矿联系起来。的确,峰峰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煤炭工业史。峰峰有响堂山文化、磁州窑文化,峰峰还有一种文化,未被人们所注视,那就是煤矿文化。峰峰50万人口中,有一半的人口是煤矿职工和其家属。煤矿做为一种职业、文化、生活方式,已经为峰峰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本文从煤矿史、煤矿工人的生活方式等多种角度,叙述峰峰煤矿文化,以便让峰峰人更全面地了解峰峰煤矿、了解我们峰峰人自身。 一、怡立、中和煤矿公司的创办 峰峰的近代民族煤炭工业,始于清末的“洋务运动”。 光绪元年(1875年),天津广隆洋行英国商人海德逊,来磁州彭城镇采办瓷货,见到这里不仅烧造陶瓷,而且盛产煤炭,当时小煤窑的井架随处可见,于是,回到天津后,向北洋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在直隶采煤的报告。李鸿章得到这个报告后,马上向清廷提出开办磁州官矿的建议,并得到批准,拟在磁州彭城镇设厂,仿用洋法开办煤矿,并委托江南制造局冯俊先和天津机械局吴毓兰筹建直隶磁州官矿。同年十月,磁州官矿委托海德逊到英国定购机器,延聘矿师,但在复查资源时,得出了资源不旺的结论,同时,又与英国商人海德逊在购置机器上因吃“回扣”意见不合,导致开采计划放弃。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重开矿务局,中途因金融风潮,集资未及一半,再次停办。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直隶总督王

韶文又建议开办磁州煤矿,并招商集股,次年由候补知府陈忠俨、候补知县叶竣光正式成立直隶磁州煤矿,并在峰峰村设立地方公所,相继在峰峰村、西佐村东和街儿庄到东纸坊、临水一带,长20华里、宽3.5华里、面积66平方里的地域上进行名义上的采煤。之所以说是名义上的开采,就是直隶磁州官矿并没有在所划矿界内挖掘一个井筒,出过一筐煤,但却利用自己申办了矿照的权力,霸占矿权,以此渔肉地方小煤窑和商股煤矿。后来北洋政府在此成立“北洋磁州官矿有限公司”,换汤不换药,依旧鱼肉地方,清政府倒台后,磁州官矿改为官商合办“磁县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实质上仍是官僚资本经营,直隶省长充任经理,对地方剥削更甚。在这样的背景下,峰峰村从一个平静的农耕小村,被卷入到近代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存的历史旋窝中。 改变这种状况的,是商人杨以俭开办的怡立煤矿公司。杨以俭原来在北京前门开设“临记洋行”,经营洋货,因受国人抵制洋货运动的影响,改为在北京玉泉山开办汽水公司,由于当时中国开放程度不够,对汽水这种新的饮料没有认同感,他开办的汽水公司敌不过当地的大碗茶,不久就倒闭了,那时,他的哥哥杨以德在北洋政府任巡警道等职,通过他哥哥的关系,他了解到直隶磁州有一个官矿局,于是,他带着商人的胸心壮志,来到峰峰,任官矿局总办。本以为可以在官矿局好好地大干一场,实现做一个企业家的夙愿,及至到了峰峰,才发现磁州官矿根本没有煤矿,所谓的煤矿就是在他的“煤矿区”强行收购小土煤窑,这本来已经让他非常泄气,更让

怎样编写企业大事记

怎样编写企业大事记 薛玉梅 张玉明 (来源:C N K I中国知网)企业大事记就是企业的史志,现成的体例.是传统方志中听没有的。怎样编写企业大事记是新时期修志工作中需要研究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根据自己的实践和探索.所见如下。 一、企业大事记概况 企业大事记是按一定的时间顺序和方法.对企业或企业集团内生产经营及为生产经营眼务的各方而大的重要的事件做言简意赅的记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蒸蒸日L.改革开放一派大好形势。盛世修志,在中央的倡导之下,各地大、中、小型企业也加入到轰轰烈烈地修志队伍中,掀起编修企业志、大事记的热潮。编修大事记,首先得认识企业大事记。 (一)企业大事记的特性 企业大事记是大事记的一个属类,它除具有大事记“以时系事”有选择性、文字言简意赅、述而不作的共性外,还有以下几个特性。 1、企业大事记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新中国的企业大事记记载着党和国家兴办工业企业的政策演变情况,记述着国营大、中、小型企业曲折发展的道路,每一件事都有时代的烙印。 2、企业大事记有着明显的行业特点。大事记是以生产经营为中心,以技术进步为龙头来写.就必然体现行业特点,反映行业的共同点及行业内各企业的特殊点。 3、企业大事记有着一业为主,广泛记载的特点企业大事记必须坚待以生产经营为中心,涉及政治、文化、自然等方面。这是因为新中国的企业,特别是特大骨干企业.占地面积大,人口众多,有的本身就是一座城市。辖区内企业是一业为龙头,百业兴旺,这就决定着企业大事记内容广泛的如同地方志大事记一般。就是其他企业也是个人肩负重担,除生产经营外,得为职工家属的生死婚嫁,子女入托、入学、就业等福利及本不该由企业承担的许多事而搅尽脑汁。.‘企业办社会”是中国企业的一大特点.大事记应该反映这些方面的情况。 4、企业大事记具有独立性。企业大事记可以是企业志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独立成书,反映企业的历史与现状。

方志的起源

方志的起源(中国文化网) 方志的渊源,历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大体有以下几种说法: 1.方志起源于史。如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清代方志学家章家诚从“志为史体”角度出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后代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史书,类似后来地方志,具有地方志的雏形,应称为方志之源。 2.方志脱胎于地理著作。即所谓方志来源于《禹贡》、《山海经》之说,认为方志是从舆地学科(地理书)演变而成的。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作者不详,著作时代无定论,近代多数学者认为约在战国时。这部书用自然分区方法,记述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况,把全国分为九州,假托为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详细记载了当时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长江、淮河等流域也有记载,但较为粗略,是我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共有18篇,是由《山经》、《海经》、《大荒经》等3部分组成,作者不详,各篇著作时代亦无定论,近代学者多数认为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14篇是战国时作品。《海经》内四篇则为西汉初年作品。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话。事实上,从体裁到内容,这两部地理书对方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致使历代地方志,多与地理书混杂相兼。 3.《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为方志的鼻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从这几本书的体例和内容更近似方志而言的。认为方志应兼史、地之长。因此,清代方志学家洪亮吉在《澄城县志》序中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越绝书》15卷,为东汉袁康所撰,记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地方(今浙江和江苏一部分地区)的历史沿革、城市建设、山川、人物、生产情况和风俗习惯等内容,与后世方志的体例、内容很相近。《吴越春秋》全书15卷,为东汉赵烨撰,记吴越二国兴亡始末,今存10卷,前五卷叙吴,起自太伯,迄于夫差,后5卷记越,始于无余,终于勾践。是书只记人物,不载地理及都邑,就方志而论,虽比不上《越绝书》充实和周备,但对后世影响也很大。为此,范文澜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烨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掌故,开方志的先例。《华阳国志》,晋常璩撰,全书12卷,附录一卷,记述以巴蜀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对于政治、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记载尤为详尽。也有些学者认为它是方志的前身。对此,谭其骧教授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史”与“志”不同,东汉的《越绝书》、《吴越春秋》以及《华阳国志》,与隋唐以后的地方志不同,是地方史。近来,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方志应当出现于秦汉统一的国家之后,它发端于《地记》。 4.方志多源说。以上几种说法,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故长期并存,但却互相排斥。现在不少的地方志专家、学者认为,一门新学科的诞生,往往不会突然出现的,而是在相当长时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方志就是由史、书、志、记、录、传、图、经等各种不同体裁的书籍,互相渗透和逐渐融合而来的一种特定体裁的著作。因此,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起自多源。我国地方志,是在历史的长江河中,从各方面汲取源泉而逐步演化而来的。

企业40周年征文10篇

企业40周年征文10篇 企业40周年征文10篇 篇一 铁轨和枕木铸就了我的身躯,来来往往的车皮点燃了我的生命。四十年前我安家于这块荒凉、寂静的土地,貌似无声的我却记下了 这块土地上的点点滴滴。 一帮南腔北调的人汇聚在这里,劳动的吆喝声、机器的轰鸣声以及虫鸣鸟啼声打破了这的寂静,一片片汗水的洒下筑建起一栋栋厂房、一个个沥青灌。我迎来了我的伙伴:葫芦吊、柏油桶、大锅炉、污水池、废油池,还有那杂草丛中便于车辆进出的专线公路。我们 建立了大家庭,在这帮南腔北调的人指挥下,大家相互鼓舞、相互 努力、相互配合,组建了全省第一也是唯一的渣油氧化基地,全省 第一条柏油路上的柏油就来自于这里,我们骄傲、我们自豪。 渐渐地这块土地繁荣起来,这帮南腔北调的人们在这繁衍着子孙,挥洒汗水辛苦工作的间隙他们开拓了土地,种植了蔬菜、建起了篮 球场、足球地。那年月,日子的艰辛让他们的孩子学会了锅炉出渣 池抢早刨煤渣、小沟小渠里捕鱼捞虾,自娱自乐的生活让他们扎根 这块土地、热爱这块土地。渐渐地父辈年岁大了,他们的孩子接过 了父辈的扳手、焊枪,当然还有那耕作的锄头、菜籽以及那片菜地…..夜半时分不再是南腔北调的粗狂沙哑的声音,时而飘出这帮少 男少女灌装柏油时的甜言蜜语,即便是远处的飞蛾也羡慕这里,成 片成片地、不远万里地飞奔过来献身于这里。 渐渐地我的伙伴一个一个悄然消失,葫芦吊不见了、柏油桶不见了、水泥氧化壶不见了、甚至沥青罐、污水池也都没了踪影。呵, 这帮大胆的年轻人重新给我招来了新的伙伴:万吨的沥青灌、电子 控制室、液压地磅、保温罐车。就是孕育他们生命的生息地也让他 们拆除建起了成套的楼房,他们不再在工作间隙去刨煤渣、捞鱼虾,他们建起了图书室、活动室,文体生活显现了他们的才艺。原来污

史志办年度工作总结

史志办年度工作总结 史志办年度工作总结 一、夯实责任,完成目标任务 1、4月1日,重刊明·康海《XX县志》珍藏版已与读着见面。从去年5月份,我办组织力量对明康海《XX县志》重新进行了整理点校注解,变横排为竖排,变简体字为繁体字,采用线装印刷。精装印制了5000册。 2、按照省、市要求,我办同志加班完成了《陕西年鉴》(XX县)部分3500余字、《咸阳年鉴》(XX县)部分17000余字和《XX市地方志志》(武功部分)3000余字,已上报XX市志科。 3、编辑室加快进度对交来的专业志稿进行审核。截止目前,全县涉及专业志供稿的101个县级部门和镇(中心),完成资料征集并定稿的63家,37家正在修改和编纂;编辑人员加班加点进行总纂,已完成57个单位。到今年年底完成二轮县志的总纂和初审任务。 4、我办编辑人员经过认真编写、精心校对、严格审定,共计741461文字、300余张图片的《武功年鉴》(2012—2013卷),已交付印刷厂排版印刷,预计将在11月底与广大读者见面。 5、武功是修志大县、名志之乡。据史料记载,从明朝至民国先后有7部志书问世。整理旧志,抢救挖掘武功历史文化也是我们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明康海《XX县志》和民国《XX县志》(稿簿)已经整理完成于4月份已与读者见面,今年三月份开始,我们多方走访、

搜集资料,开展清朝康熙元年《XX县续志》的整理工作。经过今年6个多月的艰辛努力,由时任XX县令李绍韩主修、张文熙编撰的《XX 县续志》整理完毕,目前正在征求意见阶段。可望在12月中旬印刷出版。 6、我办经过多方努力,收集整理了康万民(康海孙)《苏蕙璇玑回文诗解读》一书,并送交有关领导征求意见,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准备于年底精装印刷。 7、今年3-5月份,成功举办了“传承历史文脉,弘扬武功精神”读志用志知识竞赛。本次竞赛由中共XX县委、XX县人民政府主办,县志办承办。竞赛分笔试和口试竞答两个部分,全县60个单位,462个同志参加了竞赛活动,属全省读志用志首创模式。省志办主任张仁华,市志办主任杜建儒到会并颁奖。通过竞赛活动的开展,宣传了武功的历史人文知识和当今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成就。 8、继续完善地情网站信息,做好地情网的维护、资料整 理归档和图文上传工作。 二是精心组织,全面完XX县上中心工作 1、扶贫帮困“4411”工作中,县志办领导先后6次深入帮扶户长宁镇李鹏斌和王联会家,送去米、面、油、棉被、电热毯、暖手堡等生活用品及慰问金,并帮其除草、浇地,大力支持他们参加各种技能培训,树立他们战胜疾病和困难的信心。 2、支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按照县委的要求,响应组织部门的号召,

解析近代上海方志中的物产概念和文本书写

解析近代上海方志中的物产概念和文本 书写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何谓物产?主流辞书中的定义大体一致,即天然出产和人工制造的物品,或各地所产之物品。0其中有一部分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并无直接关联,例如乾隆《江南通志》卷八十六《食货志?物产》篇“虫之属”中的螳螂、蜘蛛、蚊等。②但是在实际运用和理解中,物产的概念往往有所收缩,用于强调那些与人类的生存、生活和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或非自然物品。③晚清黄遵宪(1848—1905)曾提出兴自然之利以养民的观点,阐述了“殖物产、兴商务”的重要性。①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在各种救国图强的理念和实践中,物产贸易也备受重视。在1937年由当时的交通部邮政总局编纂出版的全国性物产志中,形形色色的各地物产无不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货品,而其编纂之初衷,即在“此外患内忧之非常时期”,“促进物产之流通”,“充实国力以杜漏厄如此,历史时期物产的概念不仅有所变化,其自然、经济和社会意义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中国数千种传世地方志内容极其丰富,其多重价值已成学界共识。③方志中素有记录一地物产之传统,也因此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物产信息。过去涉及方志物产的研究,多集中在对相关资料的直接利用层面,(3)对历史时期物产的内涵和外延之变化给予的关注较少。而且,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浪潮亦对传统方志中物产信息的呈现产生了影响。⑤这种影响有时会使纂修者写下令人费解的例子,例如民国《上海县续志》(1918)在卷八《物产》篇“菌藻之属”中记录了“酵母菌”“ 细菌”等在当时而言具有明显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背景的内容。⑥无论其合理与否,这都促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方志中传统的物产概念和知识体系,及其在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变化,甚至古今方志编纂体例的变化过程。作为我国开埠最早的城市之一,上海也是受西学影响最深的城市。⑦本文即以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地方志中的物产内容为中心,对其文本书写层面加以考察,进而兼论新旧知识,以及东西方知识体系在此文本阵地上的融合情形。 上海的历史,若自天宝十年(751)置华亭县起,至今已有1260余年,而上海的地方志的纂修传统,也可追溯至北宋的《华亭图经》。⑧晚清和民国上海官修方志并非每种都含物产资料,如光绪《金山县志》(1877)、

近代北京历史事件

近代北京历史事件 北京拥有大量的地方志,不同历史时期修纂的地方志对北京民俗的记述,为当下进行北京历史民俗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翔实、今天给大家整理了近代北京历史事件,谢谢大家对的支持。 近代北京历史事件一: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自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2日集兵两万从天津沿运河两岸进发,在廊坊受义和团围攻(史称廊坊大捷),兵败后加大兵力一举占领廊坊;8月14日凌晨来到北京城外向北京发起总攻;至16日晚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逃往西安,派奕劻和李鸿章与联军议和。9月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来华。联军陆续增至十万,由京津出兵,分侵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内。此间,俄国又单独调集步骑兵十七万,分六路侵占中国东北。12月联军提出《议和大纲》,迫使清政府全盘接受,并于1901年9月7日签署了《辛丑条约》。后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分常驻京津、津榆两线外,其余撤兵回国。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表面上向列强各国“宣战”,暗地里却破坏义和团运动,向侵略军妥协投降。1900年7

月14日天津失陷后,清政府于8月7日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乞和。列强各国本想以武力瓜分中国,在中国人民的反抗下,没能得逞;同时,各国各有打算,互不相让,矛盾重重,使得它们需要继续利用和维护清政府,通过清政府间接统治中国。 1900年12月,列强各国(除了出兵的八国外,又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三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后又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2)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赔罪;(3)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建立、参加抵抗侵略军的各种组织;(4)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九亿八千万两白银;(5)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区内居住;(6)摧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的炮台;(7)各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 近代北京历史事件二:七七事变日本军队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自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1937年7月7日深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居然擅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谎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这显然是蓄谋已久的挑衅行为,中国守军当即严词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立刻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予以还击。这便拉开了中国全

2015-2-26 我是怎样第一次写企业史志的

我是怎样第一次写企业史志的(2012-07-31 08:50:36) 1994年上半年有一天,我正在任职的学校师资科办公室办公,大学时的班主任、当时的同事王庆安老师突然走进来,很正式地问我:有个为一家企业写史志的活,你能不能接一下。尊重老师是我一贯的作风,既然老师有求于我,没话可说,便满口应允下来。 没承想王老师也是受人所托,是大学时教外国文学课的尚永善老师和教写作课的陈少松老师让他来找我的,见我应允下来,一天,三位老师一起出面更加正式地邀我到延安二路一家小酒店小酌,就在饭桌上,把给山东外运写40年发展史的活交代给我。 我从三位老师手里接到了一部分油印稿件——山东外运的一些情况介绍,并交代我先熟悉材料,按照“昨天今天明天”的思路构思,争取三个月出初稿。 隐约地感到自己被当枪手了,老师们搞论文、搞专著、搞创作,没兴趣写这枯燥的史志,便找到了我。实话讲,这之前写过发过论文,对于写史志,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并在酒桌上听王老师悄悄告诉我,先前尚老师、陈老师找了一个在《青岛电视报》当记者的学生写,不过,事过几个月,该记者却只字未动,理由是没时间搞,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找到了我头上。由于自我感觉文章之事文理是相通的,便没太在乎面临的困难,欣然接受了老师们的要求。 写山东外运史志得先了解其状况,接受任务便要抓紧,于是,没白没黑地阅读了老师给的材料,整理出阅读笔记。尽管有企业的沿革、一些孤立的事情,但支离破碎、缺少佐证、内容空乏。便恳请老师们联系上山东外运总经办,抽出时间到公司调研情况:与总经理约谈,录音他对公司发展蓝图的描绘;查阅公司档案室存的年度工作总结,一一作出查阅摘要(根据保密要求,档案不能拿出去);为了图文并茂,从档案室借出了一些老照片;调出上级对公司班子成员的任命文件、公司名称变更的文件;与公司几位资深退休干部的座谈;整理出一摞纸的调研材料,逐步补充、完善、扩展心目中山东外运的企业形象。不过,材料还是不够丰富,但迫于当时的情况,我只能获得这些。 有了一手材料,便考虑动笔写提纲:根据老师与山东外运领导确

地方志的概念和性质

一、地方志的概念 什么是地方志?要准确理解“地方志”的概念,还必须从地方志这三个字说起。 所谓“志”,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日:“志者,记也”。《辞海》的解释是,“记事的书或文章”。可见,“志”,作动词,是利用文字记录事物的行为。作名词,则是一种记述式的写作文体。简单的说,志书,就是客观的记录事物的一种文体或书体。古代除专门的志书外,正史中也有“志”,如《三国志》等。 所谓“方”,即地方,方域。所谓“方志”,即“地方志”的简称,古代也叫“地志”、“志乘”、“书契”。如《郑志》、《晋乘》等,乃是春秋时诸侯国的国史。 “方志”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成书的《周礼》(即《周官》,一本关于典章制度的书)。该书第十六卷“司徒教官之属”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东汉郑玄在《周礼注》中注解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谓之方志。”意指记载各诸侯国古今情况的典籍(国别史)。这里所说的“方志”,与今天的志书虽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只能看作是“史书”。但是,古人的史书与志书的概念,是分的不那么清楚的。梁启超就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古代方志的概念,较之现代方志的概念,宽泛的多。凡记载一个地方客观事物、风土人情、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的书,都可叫方志。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学的进步,史和志后来逐渐演变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文体。 方志之名后来被历朝历代相沿袭用,如晋代左思所写《吴都赋》中说:“方志所辨,中州所羡。”唐太宗李世民称赞当时的地理著作《括地志》时,说该书“博采方志,得于旧志”。可见,方志一词遂成为省、府、州、县等所编各种志书的总称,是对一个地方的记载、记述。一个地方、地区的记载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一部完善和成功的方志应是一个地区的综合性资料书,它要求对该地区的全部已有事业、客观条件、社会状况等作如实记载。简而言之,方志者,地方之全史也。它属于史学范畴,但又不是国史、正史,而是地方史;由于它记载面十分广博,故推而论之,方志亦可称地方的百科全书。现存最早的全国性地方志,是公元813年唐代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后因图佚,改名《元和郡县志》),共40卷,后有部分散失。它以唐代的47镇为纲;每镇一图一志,详细记载了全国各州县的沿革、地理、户口、贡赋等。南宋以后,地方志大量增加,尤以明清两代最多。据1976年统计,我国仅现存的地方志即达8000多种,约12万卷。 但是,地方志在古代一般只称“志”或“志乘”、“方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始有“地方志”之称,如1935年朱士嘉编有《中国地方志综录》。 地方志的地方,不仅仅是相对中央的那个地方,也不只是行政区划界定的区域,而是广义上的某个区域。它既可以是某个行政区域,如省域、市域、县域、乡域、村域等。也可以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江河的流域、山脉所在的区域、海域等。还可以是国域,国外的某个区域,如某个国家、某个国家的某个区域、跨几个国家的某个区域等。 地方志发展到今天,其概念又有其特定的含义。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给地方志的概念作了明确的定义。《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指出:“本条例所称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地方志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纂的地方志,设区的市(自治州)编纂的地方志,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编纂的地方志。” 由此可见,今天地方志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狭义的地方志是指地方志书。 二、地方志的性质 地方志的性质,是指地方志本身所固有的本质属性,具体说就是地方志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记载的对象、内容究竟是什么。地方志的性质,决定着地方志的编纂原则、体例、体裁、篇目、编纂方法、收录内容等,它直接关系到地方志的编纂质量。 关于方志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界的讨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分别为启动期(约1981—1989年)、发展期(约1989~2003年)、成果期(约2004~2006年)、持续期(2006年至今)。对方志性质的界定由传统方志学的属性认识发展到定义概括,虽由《地方志工作条例》作出结论但仍持续进行学术性研讨。参与研究的人员,早先主要是学者,之后逐渐以修志专家为主。方志性质的研究推动了方志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化。归纳起来,主要的

公司志编撰详细模板

关于编纂《建设集团公司志》的方案 为庆祝建设集团公司成立10周年,回顾建设集团公司自2001年9月成立至今,公司20年来的发展和运营历程,总结工作经验,充分展示企业形象和丰硕成果,全面反映建设儿女的时代精神风貌。根据工作安排,公司拟将开展编纂《建设集团公司志》(以下简称《公司志》),现拟定编纂《建设集团公司志》的建议方案(初稿)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公司志》编纂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力求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全面、系统、真实、科学地记述建设集团公司的历史与现状,充分反映建设集团公司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和广大员工的精神风貌。 二、背景、目的和意义 从2001年到2020年,是建设集团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的20周年,迫切需要通过一个载体完整记录公司成立20年来的风雨历程、发展成就和文化传承。 编纂《公司志》不仅是公司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企业管理的一种手段,也是加强员工教育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开展《公司志》编纂工作,就是要把城集团公司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载入史册,填补公司史志工作的空白,全面、系统地反映公司经营、

管理和发展的全过程。《公司志》也将成为反映建设集团公司全景风貌的专业综合性、大型资料工具书,使其不仅具有资治、存史、教化、传媒的基本功能,还有着为现实服务的特点,以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推进公司跨越式发展进程。 三、编纂体例 (一)参照志书体例,并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可读性较强的体例进行编纂。 (二)本次编纂《建设集团公司志(2001-2011)》,后每5-10年可续修一次,相应称之为《建设集团公司志(2011-2020)》 四、编纂机构 《公司志》的编纂工作是一项追述历史时期长、内容涉及面广、十分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保证编纂工作的正常运行,在质量和效率上能有大的突破,成立《建设集团公司志》编纂委员会,并设立办公室,编纂办公室成员由各职能部室中抽调并安排专人组成,另外组织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进行汇编。编纂委员会负责对《公司志》编纂工作的领导,《公司志》编纂办公室负责编纂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日常工作。《公司志》编纂工作实行工作责任制,并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公司各部室及相关责任人的月、季度、年度绩效考核范畴。 五、编纂步骤 (一)前期准备阶段(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主要工作是技术咨询、编纂《公司志》框架大纲、确定《公司志》编纂思路、确定委托相关编纂专业机构等。

文史通义关于方志学

卷六 外篇一 方志立三书议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惧人以谓有意创奇,因假推或问以尽其义。 或曰:方志之由来久矣,未有析而为三书者。今忽析而为三,何也?曰:明史学也。贾子尝言古人治天下,至纤至析。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梼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献五书,太师又陈风诗。详见《志科议》,此但取与三书针对者。是王朝之取于侯国,其文献之征,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阙其一,则古人不当设是官;苟可合而为一,则古人当先有台一之书矣。 或曰:封建罢为郡县,今之方志,不得拟于古国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则,未尝稍异于古也。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人见春秋列国之自擅,以谓诸侯各为制度,略如后世割据之国史,不可推行于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轨之盛治,侯封之禀王章,不异后世之郡县也。 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 今论三史,则去《书》而加《礼》,文中之说,岂异指欤?曰:《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也,《竹书》虽不可尽信,编年盖古有之矣。《书》篇乃史文之别具,古人简质,未尝合撰纪传耳。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所征典实,即贡、范之类也。故《周书》讫平王,《秦誓》乃附候国之书。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继也。左氏合,而马、班因之,遂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汉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后人不解,而以《尚书》、《春秋》分别记言记事者,不知六艺之流别者也。若夫官《礼》之不可阙,则前言已备矣。 或曰:《乐》亡而《书》合于《春秋》,六艺仅存其四矣。既曰六经皆史矣,后史何无演《易》之流别欤?曰:古治详天道而简于人事,后世详人事而简于天道,时势使然,圣人有所不能强也。上古云鸟纪官,命以天时,唐、虞始命以人事;《尧典》详命羲、和,《周官》保章,仅隶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详略之概矣。《易》之为书也,开物成务,圣人神道设教,作为神物,以前民用。羲、农、黄帝不相袭,夏、商、周代不相沿,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朝之创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后世惟以颁历授时为政典,而占时卜日为司天之官守焉;所谓天道远而人事迩,时势之不得不然。是以后代史家,惟司马犹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经演而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方州蕞尔之地,一志足以尽之,何必取于备物欤?曰:类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于元裳一章,斯为极矣。然以为贱,而使与冠履并合为一物,必不可也。前人于六部卿监,盖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户不侵礼,虽合天下之大,其实一官之偏、不必责以备物也。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 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藉资于百国宝书也,又何可忽欤?

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

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作者黄燕生) 方志的起源 中国的地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方志起于何时,渊薮所在,历代学者曾经作过多方面的考辨,并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宋代学者王存、程大昌、王象之等人推《禹贡》、《山海经》等古代地理书为方志之祖,同代人司马光、马光祖则认为导源于《周礼》记述的古方国史;还有学者以多源的观点阐释方志的产生,如《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以晋挚虞所作《畿服经》为例,称该书合《禹贡》、《周官》例而成。宋代地理学家欧阳忞纂《舆地广记》,序称:"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元人黄溍则将方志归结为古地志与古地图的合流。明清以来,溯方志之源于史书的说法较为盛行,章学诚力证《周官》外史所掌"四方之志"即是当时的地方志,洪亮吉认为,汉晋霸史《越绝书》、《华阳国志》是方志之始。建国以来,对于方志起源问题的讨论,虽未完全统一认识,但方志多源,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地方志内容包罗万象,宋代以前出现的各类名目纷繁的地方史籍、地理杂著、人物传记、诗文选集均与定型方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其中,以《山海经》、《禹贡》、《周官》和古地图对方志的定型与成熟影响最大。 《山海经》,18卷,分为《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作者不详。全书仅3.1万多字,却包括了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等多方面内容。由于奇谈甚多,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形法家之首,明人胡应麟称其为"古今语怪之祖",清《四库全书总目》也谓其为"小说之最古者",并置于小说类;但该书的多数内容涉及山川地理,唐刘知几《史通》以及《隋书·经籍志》等历代史目又置其于地理之属。宋代一些全国区域志的编纂者述及修纂缘起,每每提及《山海经》。北宋元丰间,王存纂《九域志》,朝廷诏秘书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政和间,欧阳忞纂《舆地广记》,《山海经》也成为参照之书。此外,《隋书·经籍志》记载南齐陆澄聚《山海经》以来160家以为《地理书》。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只1193字。《禹贡》假托夏禹治水之后,将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以此为纲,分叙各地山岭、河流,物产、贡赋、交通等项。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全国区域志。历代言地理者,大都推《禹贡》为祖。元代志家张铉即将此书列为方志源头之一。《禹贡》比之《山海经》,不仅有明确的行政区划作为纲领,其记述内容和形式也更趋近于后世方志。如每州分叙山川、湖泊、土壤、物产,尤详于田赋等级、贡品名目的记述。加之此书较少怪异之谈,记实色彩较浓,因而受到历代 方志学家重视。 《周官》即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是一部记述周代官制的著作。是书多处提到"方志"一词。《地官》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

相关主题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