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外交的反思与俄罗斯对外政策_袁胜育

冷战研究国际观察　2004年第1期苏联外交的反思与俄罗斯对外政策

袁胜育

摘　要　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反思,是俄罗斯外交思想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反思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随着“民主化”、

“公开性”的推进即已展开,并且成为苏联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推动力。这种反思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继续进行着。如果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反思主要是为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提供理论依据的话,那么,到这一时期,这种反思又构成为俄罗斯外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背景。

关键词　苏联　外交反思　俄罗斯　对外政策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4)010007379

一、亲历者的回顾

苏联解体后,曾经在苏联时代掌握外交决策权、参与对外政策的制定、从事外事工作的人物,纷纷著书立说,结合自身的经历,对苏联时期,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评述。

从戈尔巴乔夫下台后一系列著述和言论可以看出,他显然是极力为自己执政期间实行的改革进行辩护。虽然他同时也承认犯有错误,认为“六年的改革是充满着探索和发现、收获和损失、思想和行动上的突破,同时也充满着错误和失误的六年”,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对外政策领域有过什么重大的失误,相反是充满成就感地谈到自己执政期间苏联在外交方面的成绩,并且认为“改革的历史记载着今天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答案”。

戈尔巴乔夫认为,“过去我们对世界及其发展趋势和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的概念,是建立在很深的意识形态教条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教条使我们根本无法实行务实的政策。需要打破这些概念,制定对国家和周围世界发展的崭新的观点”。“这项工作的结果就是新思维。它成了改革年代国家全部内外政策的基础。新思维的出发点就是不从狭窄的阶级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是从人的利益优先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从日益扩大的世界整体性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相互依存性的立场上,从经过许多世纪形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改革的实践,这就是抛弃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和过去的教条,它要求对世界、对自己具有新鲜的、不带有偏见的看法,要求考虑已经呈现出来的未来的第三个千年的去向”。[1]

曾担任戈尔巴乔夫国际事务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冷战时期美国和北约对苏联的现实核威胁并不存在,更不用说其他什么进攻了,各种挑衅、关于西方参谋总部各种计划的情报的故意泄漏、用超级武器进行的威胁(它主要是由众多大公司为追求超级利润而刺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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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原来都是虚张声势的吓人手段,而莫斯科却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吓人手段的支配,并卷入了致命的螺旋式的军备竞赛,为之牺牲了一切,从结果来看,也包括牺牲了自己国家的未来。冷战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点和弊端的无法遏制的、并强有力的增长和加深。国家事实上变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几乎80%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资资源。[2]

曾担任苏联外交部中东司司长的格里涅夫斯基写道,从60年代到70年代,10年时间里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增加了6倍,弹头数量增加了19倍。苏联光是坦克的产量就大致抵得上所有其他国家坦克产量的总和。非生产性军费开支每年都要耗去国内总产值的15%—20%,而当时美国的军费开支只占国内总产值的6%,苏联巨人的双脚逐渐变成一对“泥足”。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都表明,70年代苏联的强盛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都已达到顶峰。然而,实际上它已经精疲力竭。苏联领导人个个年老体衰,因而没有足够的精力应对局势的变化。苏共中央国际部和克格勃提供给他们的是一些虚假的、有时甚至是荒诞不经的情报,政治局就是根据这样的情报作出一项又一项决定。入侵阿富汗的决定就是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及其他许多主宰国家命运的人听信了有关阴险狡猾的美国人和投靠他们的阿明怀有种种企图的可怕传说。此外,那种由意识形态决定、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观点———担心失去的不光是一个友好的邻邦,而是一个“准社会主义国家”———也起了致命的作用。[3]前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则更多的是对戈尔巴乔夫的外交策略提出了批评。他指出,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代表着所有国家共同的价值利益,即:防止核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结束冷战。这并不否认在我们的外交上有国家利益的存在,和在沿着这些路线前进的全面重新设计中要有必要的灵活性与想象力以克服老的教条。但戈尔巴乔夫一再地耗费掉苏联的谈判潜力,他公开地标榜“全人类的利益”并实际上据此不断地做出决定,同西方轻率地达成一些协议从而忽视了苏联的重大利益。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向西方做出了慷慨的让步,而本来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使苏联在欧洲安全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及苏联在欧洲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到。能够做到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对达成协议缺少耐心,加上过分的自信和被西方舆论的大加吹捧,使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常常被他们的西方谈判伙伴智取和击败。有时他们做出的让步远远超出了必需,像在签署关于军备控制、东欧、德国统一、海湾危机等协议中就是如此。在冷战进入最后的紧要关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缺乏连贯的、平稳和坚定的外交政策来结束这场冷战,这种结束应该是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恰当而又体面的方式来进行的。随着冷战的结束,平等将会是真实的,这种真实的平等将能创造出一种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国际关系将被改变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并将进入一个没有冲突的时代。在令人费解的仓促行动中,他们放弃了重要的地域政治和军事立场,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4]

至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敌,更是对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基扬诺夫认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存在决定了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依然存在。在一定历史阶段,阶级矛盾会激化,有时会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西方曾许诺戈尔巴乔夫,让苏联融入西方文明社会,这实际上是一场骗局,而且这种骗局还将继续下去。原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认为,苏联发生的事件不是解体,而是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指出,戈尔巴乔夫在国际问题上独断专行,大肆向西方出卖苏联在卫国战争获取的战略利益。他提到,德国总理科尔曾打算以1000—1500亿马克的代价换取苏联撤军。但科尔和根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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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访苏期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却背着亚佐夫与科尔达成了几乎是无条件的撤军协议。在与美国的军控谈判中,戈尔巴乔夫也处处迁就美方,致使苏联军力严重受损。[5]

二、俄罗斯领导人的观念

有关俄罗斯政界人士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思考,首先得提到叶利钦。一般而言,叶利钦作为第一任俄罗斯总统、俄罗斯的“民主之父”和“自由旗手”,对苏联70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在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在叶利钦看来,“在全世界,苏联的形象与军事力量的形象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联。‘苏联人’和‘苏联坦克’这两个概念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纷繁复杂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他认为,“曾几何时,苏联与其他整个世界对抗,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许多国家,把许多国家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苏联扮演过世界宪兵的角色。但没有必要描绘成历史环境里的重大的传统角色和正确角色,也没有必要说成是英明的和在战略上经过认真验证的决策。”“因为这曾是一种虚幻的,甚至是滑稽的角色。”[6]

曾先后出任过叶利钦政府外交部长和总理的普里马科夫在回忆录中谈到,“没有永久的敌人,但却有永久的国家利益,这一大多数国家曾经遵守并且到今天仍然遵守的共识不是今天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我们发明的。苏维埃时期我们总是在这一原则问题上退让。结果是,我们的国家利益经常牺牲于同‘永久的敌人’的斗争或对‘永久的盟友’的支援中。”但同时,普里马科夫也认为,俄罗斯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不能牺牲在俄罗斯的全部历史当中其中包括在‘帝俄’时代以及‘苏维埃’时期积累下来的积极的价值观和传统”。[7]

普京对苏联时期的态度表现得较为审慎客观,比较尊重历史。他在批评苏联时期的错误和总结教训的同时,也对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适当的肯定。在其1999年12月29日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他指出:“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8]

普京政府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总结和反思,在现任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所著《俄罗斯新外交》一书中有着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它指出,苏联对外政策留下的遗产是“超级大国”心理,极力参与各种各样的国际进程,有时甚至付出国内资源难以承受的代价。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新因素和继承因素错综复杂地聚合在一起。俄罗斯同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已经一刀两断,但又有意识地将苏联对外政策遗产中所有符合国家利益的积极的东西拿来所用。新俄罗斯对外政策在国际“阶级斗争”理论造就并导致同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尖锐冲突的那些方面,不能继承苏联的衣钵。这种对立不仅导致尖锐的国际危机,包括将世界推向核冲突边缘的加勒比危机(1962年),而且使苏联经济在军备竞赛中潜力耗尽。最终所有这些都成为苏联解体和世界社会主义体制崩溃的一个原因。然而,如果仅仅将苏联时期的对外政策经验归结为意识形态冲突的话,那也是错误的。苏联作为俄罗斯国家存在的一种历史形式,根据自己所理解的国家利益确定了对外政策。这首先涉及到苏联外交为防止全球核冲突,解决国际危机,为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与合作创造条件所进行的努力。这条道路上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就是联合国的创立,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署以及苏美双边和国际性的控制军备和裁军条约与协定的制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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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党和学术界的论点

俄罗斯政坛政党、组织和运动,根据它们的政治主张和活动情况,择其影响较大者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左翼政党,主要是俄罗斯共产党、共产主义工人党、共产党联盟—苏共等;第二类是中派政党,包括“团结”党、

“祖国—全俄罗斯”运动、“俄罗斯地区”以及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和其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第三类是右翼政党,包括“右翼力量联盟”、“亚博卢”以及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等。

左翼政党和学者一般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在共产党领导下在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持肯定立场,相应地对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做出了积极评价。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其《十月的意义和事业》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的改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在这一改良过程中取得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成果。法西斯主义企图倒行逆施,是苏联人民的伟大功绩再一次挽救了人类。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在1995年的成立宣言中指出,苏维埃文明开创了国际社会发展中全新的社会方向。在它的影响下,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发生了重要的进步。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为使世界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苏联社会主义的存在也促使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久加诺夫和社会主义学者协会也都提到,在帝国主义国家并未减弱的战争威胁及其策动的“冷战”的背景下,苏联未能处理好发展国家防御综合体与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其他迫切任务之间的关系。西方大国蓄意把苏联拖进军事对抗和无法抑制的军备竞赛之中。这导致苏联经济的高度军事化,阻碍了民用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和人民财富的增加。[10]

俄罗斯右翼政党和学者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持全盘否定或基本否定的立场,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也就相应地提出较多的批评与指责。如持“民主派”观点的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沃尔科戈诺夫在所著《七领袖》一书中评价道,苏联每个领袖都按自己的方法了解国家、社会和自己的人民,但所有人的思维都是对抗性的、阶级性的。共产主义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处在斗争中:同内外敌人斗争、同大自然斗争、同其他的体系和意识形态斗争。亚夫林斯基指出,70年代苏联将大量的物质财富用于支持动力消耗量大的、材料消耗量大的和超级军事化的经济部门,用于补贴东欧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实际上转为为国防需要服务,但是经济对此已越发不堪重负。日里诺夫斯基则认为,西方国家一直对苏联采取敌对行动并在进行间谍活动。这种破坏活动不是西欧和美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反共产主义的结果,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把俄罗斯从“布尔什维克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和使俄罗斯回到“自由世界”的愿望的结果。实际上,西方过去和现在不是在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而是在同俄罗斯进行战斗。所谓的“改革”是西方国家的特工机关,首先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在从未停止过的“冷战”中的一次精心配合的破坏活动。以打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借口,列强势力的走狗对西方的主要地缘政治竞争者实施了打击。[11]

俄罗斯中派政党和学者的立场居于左派和右派之间,他们一般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持批评态度,但不完全否定苏联在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的成就,肯定斯大林在二战中领导苏联人民打败德国法西斯的功劳,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有保留的肯定态度。社会民主党人尤?克拉辛认为苏联70多年的历史里,救世论观点实质上一直未变:向第三世界施加影响,优先帮助那些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势力。但这种观点是缺乏理论根据的。其根源是早期垄断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的革命浪漫主义。阶级对立的方法论在理论和政策中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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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结果,现实对不切实际的政策实行了残酷的报复,目的与结果大相径庭。政策的意识形态化导致对这些国家不能一视同仁,只把赌注下在那些高喊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领导人身上。但在他们这些冠冕堂皇的幌子下掩盖的是极权制度。[12]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劳工党主席罗伊?梅德维杰夫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的主导思想是搞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是一个大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通过各个支部搞革命。要搞世界革命,这是高尚的,但也是空想。后来,苏联的外交政策演变成对外扩张政策,特别是二战以后,搞成了超级大国政策,想在莫斯科解决国际共运中的所有问题,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他们都想在世界各地找到自己的代理人。苏共的这种外交政策,一方面遭到了各国内部的反抗,同时苏联也耗资巨大,使苏联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不能提高,引起人民不满。当时西方推行反苏政策,实行“冷战”,这不可否认,但苏联可以不花那么多的财力,不让人民过那么紧张的生活。从50—80年代,苏联用于军事的开支不下于年度预算的20—25%;但是用于军事工业、用于宇航及对同盟国家的军援、用于军事科研工作、用于情报机构以及国家安全系统的直接和间接支出不下于国家预算的50%。苏联是靠损害和限制非军工部门、削弱经济增长潜力和条件的办法,来维持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和现代化武器的生产。[13]

四、苏联对外政策的反思与俄罗斯外交政策

俄罗斯领导人及对外政策的制定者、政界人士、学者对苏联对外政策的反思,对俄罗斯外交政策思想的转变和重塑具有重要影响。当然,在对苏联对外政策的反思上面,既存在着为不同的政治家、政治派别和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也存在着不尽一致的观点,有的甚至存在很大分歧。正因如此,各种对苏联对外政策的反思,对俄罗斯外交理念和决策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比较而言,凡是那些得到较为普遍地认同的观点,往往就对具体的外交决策和实践产生较为明显的、长期的影响,而那些具有争议性的结论,虽则并非全然没有在具体的政策中得到体现,但其对外交实践的影响显得相对不那么明显,或者说其影响力呈现出某种阶段性的差异。

比较而言,在俄罗斯领导人及对外政策的制定者、政界人士、学者对苏联对外政策的反思中,得到较为普遍认同的,或者说较少受到挑战和质疑的观点主要有:

其一,认为在国家对外战略的基本定位上,苏联高估了其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和正确性,扮演世界宪兵的角色,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许多国家,把许多国家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结果造成苏联与其他整个世界的对抗。

其二,过于强调国家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存在着对军事战略均势的过分崇拜,夸大了它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太多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被用于增强苏联的军事力量,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三,从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的角度,对苏联时期的外交路线,不论是推进世界革命,还是霸权主义、大国主义进行了反思。主要是对于苏联时期对世界革命形势做出的盲目乐观的判断并据此确定的对外战略,同美国的争霸战略,在与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存在的大国主义等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

其四,在具体的外交政策实践方面,对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苏联外交存在的缺点和失误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如斯大林在二战前后的错误判断和决策;赫鲁晓夫时期与美国的核对抗政策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尤其是对阿富汗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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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苏联外交的反思还存在着很多有争议的领域,既体现为对于相同的历史事实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评判,如对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评判上,在多数人主要注重于否定和批判的调门中,也可以听到对苏联外交在防止全球核冲突、解决国际危机和推动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赞誉之词;也体现在随着反思的进一步深化,对原来做出的某些评判又重新有了新的认识,如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反思方面,提出戈尔巴乔夫过于强调所谓“全人类性”,并据此发展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时的幼稚和天真,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对苏联安全环境造成的损害,等等。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苏联、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

如果说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面表现为同西方的冷战对抗,那么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东西方关系实现了由对抗向对话与合作的转变,冷战走向终结;叶利钦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经历了一个探索与调整的过程,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作为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主要方面,经历了改善与倒退相伴、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过程;而普京时期则是俄罗斯对外政策走向成熟、最终定位的时期。尽管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俄(苏)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的特征,但各个不同阶段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继承性更为鲜明,而这种继承性又是与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对外政策的反思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的。

从俄罗斯(苏联)对外政策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反思在这个过程中打下了鲜明的烙印。转型时期,苏联(俄罗斯)最为重大的转折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而俄罗斯外交则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的遗产。俄罗斯对80年代后期苏联外交政策理念的继承性,从反思苏联对外政策的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是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的,这种继承性相应地也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国家的基本外交战略定位方面,尽管不放弃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理念,但对于俄罗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具有的地位和影响,有了一个现实的估价。在并不直接涉及到俄基本的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俄罗斯力求避免同外部世界发生对抗。

其二,较为客观地评判国家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据此确定国家基本的发展战略。在确保国家生存的前提下,放弃对军事战略均势的追求。

其三,力图摒弃对外政策指导思想上的意识形态化色彩,在强调对西方文明的认同的同时,发展同所有国家和地区间的正常关系。

其四,在外交活动的基本方向上,美国、西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

当然,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随着俄罗斯人对苏联外交反思的深入,如对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评判又重新有了新的认识,对戈尔巴乔夫的对美政策、东欧政策也存在争议,而这些新认识和分歧点,也程度不同地在俄罗斯具体的外交政策和实践中有所体现。

自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步调整到最终定位的过程,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除了现实的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需要就对外政策做出调整之外,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对外政策的重新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在具体的对外政策上面,这些调整和转变体现为:

其一,在国家的基本外交战略定位方面,在力求避免同外部世界发生对抗的前提下,更加强调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影响,更加坚定地维护俄基本的国家利益。

其二,在不寻求军事战略均势的同时,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极力阻止俄战略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苏联外交的反思与俄罗斯对外政策

其三,在摒弃对外政策指导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造成并导致同外部世界尖锐冲突的因素的同时,强调继承苏联外交的合理遗产和复兴俄罗斯的外交传统。

其四,在继续实行面向美国、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外交的同时,注重发展与世界上其他重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

总之,尽管说俄罗斯对外政策是为“现实生活所驱使”,“是在解决直接涉及俄罗斯国家利益具体的、相当复杂的国际问题过程中产生的”。[14]但是,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反思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坐而论道,而是构成俄罗斯对外政策思想成就的重要来源之一。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无不打下了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对外政策反思的烙印。

注释:

[1]　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1—76页。

[2]　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2—14页,第622页。

[3]　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外交秘闻》,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2—4页,第272页。

[4]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710—719页。

[5]　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111页、108页。

[6]　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04页。

[7]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8]　弗?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9]　伊?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对外政策十年》,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7—15页。

[10]　引自《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第77—78页、89页。

[11]　引自《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第161—162页、167页、177页、190—191页。

[12]　引自《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第143—144页。

[13]　罗伊?梅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21—24页。

[14]　《俄罗斯新外交:对外政策十年》,第6页。

(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生,上海,200062)

收稿日期:200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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